荀子文藝思想與漢代文論關系新探

周新鳳

(河南理工大學 河南 焦作 45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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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文藝思想與漢代文論關系新探

周新鳳

(河南理工大學 河南 焦作 454000)

荀子奠定了中國傳統的文學觀，他的文藝思想對后世尤其是漢代文論影響深遠。漢代文論中情感論思想、功利主義文藝觀和“中和之美”的審美理想論、文質統一的觀點都是在荀子文藝思想的影響下建立與完善起來的。

荀子；文藝觀；漢代文論

荀子是先秦儒家與諸子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思想雖然在最后沒有被尊為儒家的正統，但他上接孔孟、開啟漢儒，是聯系先秦與漢代學術的重要紐帶，漢代大儒董仲舒就曾“作書美荀卿”，對荀學大加贊賞。從文論發展史的角度來看，荀子的文學思想對中國文論史的影響要遠遠超過他的前輩孔子和孟子。故郭紹虞先生說：“孔子以后，孟荀并稱，但是從文學批評來講，荀子要比孟子為重要?！臀膶W批評講，也是荀子為得其統。所以荀子奠定了后世封建時代的傳統的文學觀?！碧貏e是對兩漢文論的影響尤其深遠，比如漢代文論中的情感論思想、功利主義文藝觀和“中和之美”的審美理想論、文質統一的觀點都是在荀子文學思想的影響下建立與完善起來的。

1 “情”本位的文學觀

“詩言志”是先秦時期文藝理論的核心范疇?！渡袝虻洹分杏小霸娧灾?，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①的說法?？酌隙嗽谡勎乃嚨臅r候也多次將其與“志”聯系在一起，比如《論語》中“志”字出現了17次，其數量遠遠大于出現2次的“情”字，且《論語》從未將“情”與文藝聯系起來。荀子雖然繼承了“詩言志”的傳統，但他將這一理論進行了發展，在此基礎上加入了新的成分——“情”，并明確地提出文藝與情感的關系，將“情”與文學藝術的本質聯系起來，從人的感情角度論述文藝的產生及作用。他首先肯定了人的基本情感需求：“人之情，口好味而臭味莫美焉；耳好聲而聲樂莫大焉；目好色而文章致繁婦女莫眾焉；形體好佚而安重閑靜莫愉焉；心好利而谷祿莫厚焉?！?《荀子·王霸》。以下僅注篇名)認為口、耳、目、形體乃至人心都有基本的欲求，這都是人的基本情感需要，因而“必將撞大鐘、擊鳴鼓、吹笙竽、彈琴瑟以塞其耳，必將錭琢、刻鏤、黼黻、文章，以塞其目，必將芻豢稻粱、五味芬芳，以塞其口?！?《富國》)需要通過包括文學在內的各種藝術的滿足。在此基礎上，他進一步提出了文藝來源于人情的觀點。他說：“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無樂。樂則必發于聲音，形于動靜，而人之道，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是矣?！?《樂論》)認為詩樂等藝術來源于人的情感，是人的情感的自然流露，文藝是人類情感表達最好的方式。文藝不僅來源于情感，同樣也反過來影響到人的情感。荀子說：“君子以鐘鼓道志，以琴瑟樂心，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磬管?！蕵沸卸厩?，禮修而行成，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美善相樂?！?《樂論》)人們不僅可以通過欣賞文藝使自己“血氣平和”，修養了情性，美化了德操，而且能夠使君臣和敬、父子和親、長少和順，甚至能使“兵勁城固”(《樂論》)，外敵不敢侵犯。

漢代文論基本上繼承了荀子情本位的思想。關于文藝與情感的關系，《史記·樂書》與《禮記·樂記》中均言：“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必發諸聲音，形于動靜，人道也。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于此矣?！雹谡J為文藝來源于人的情感，是情感體驗的表現，這直接是對《荀子·樂論》的抄襲?！稑酚洝犯鼘嵲凇稑氛摗坊A上進一步提出了“物感說”：“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動，故形于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雹墼谖乃嚨淖饔蒙?，《樂書》與《樂記》皆曰：“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币彩菍Α稑氛摗返奈乃嚬τ谜摰闹苯咏栌?。

2 功利主義的文學觀

荀子的文藝思想，以實用為旨歸?！暗搅塑髯拥臅r代，則不僅百家之學眾聲喧嘩，而且儒學本身的發展也出現了不同的流派，故而他不僅要充當‘辯者’與‘立法者’的雙重角色，而且還要對儒學本身進行反思——思考如何超越儒學不為世所用的困境并尋求使之成為真正的經世之學的可能途徑。因此，對儒學本身的反思和在堅持儒學基本精神的前提下吸收其他學說的合理因素，將儒學建構成一種既有超越的烏托邦精神又具有現實有效性的社會意識形態就成了荀子學說的主旨所在?！雹苘髯邮冀K將文學藝術看成是道德教化的工具，認為文藝具有從個人修身養性到社會大同穩定的巨大作用，這就使他的文藝思想具有強烈的功利主義傾向。他說：“故樂也者，治人之盛者也?！?《樂論》)詩樂是治人的最有力的工具，具有從個人修養到維系社會穩定的巨大作用。又說：“樂也者，和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合同，禮別異；禮樂之統，管乎人心矣。窮本極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偽，禮之經也?！?《樂論》)“樂者，天下之大齊也，中和之紀也?！?《樂記》)禮樂是用來管人心的，其最終的目的是實現“天下大齊”，使世間萬物和睦共生。

漢初以黃老之學治國，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后儒學獨顯出來。儒家在文論上的功利主義思想逐漸被接受，儒者也越來越重視文學藝術的政治文化功能。漢儒對荀子功利主義文藝思想的接受除了上面所提到的《樂記》與《樂書》外，大儒董仲舒說：“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人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于和而本于情，接于肌膚，藏于骨髓?！薄胺步袒涣⒍f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雹轁h儒從維護封建政治秩序的立場來探討文藝活動，文藝的教化功能被抬到極高的地位，《毛詩序》中也說：“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矣。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雹尬膶W是重要的倫理教化工具之一，乃至于原本為男女愛情之歌的《關雎》被經學家牽強附會地解釋成歌頌“后妃之德”的教化之作，認為這首詩說的是“樂得淑女以配君子”。因此，如果說荀子在強調文學的政治社會功能的同時，也沒有忽視掉其感化人情的作用，尚且算一個不完全功利主義者的話，漢儒對文學價值的解釋則完全變成純粹的政治功利主義了。

3 “中和之美”的審美理想論

在談到文藝應該具備什么樣的審美規范的時候，荀子在借鑒吸收孔孟、《左傳》等思想的基礎上，做了進一步的發展，明確地提出了“中和之美”的審美理想論。他說：“《詩》者，中聲之所止也?！?《勸學》)“故樂者，天下之大齊也，中和之紀，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樂論》)何謂“中”？荀子認為“中”就是要中正，“中”的實際內容就是“禮義”：“先王之道，仁之隆也，比中而行之。曷謂中？曰：禮義是也?！?《儒效》)文藝的中正之道也就是儒家的禮義之道，文學藝術應該以禮義為標準，“貴禮樂而賤邪音”(《樂論》)凡是符合禮義要求的，便是中正的，應該大力弘揚的；凡是不符合的，便是邪僻的，理應批判與拋棄?！肮蕵氛?，審一以定和者也，比物以飾節者也，合奏以成文者也，足以率一道，足以治萬變?！?《樂論》)“和”首先是以“中聲”為基礎上實現的五音的諧和，其次也是文藝對個人、群體、社會的價值與作用：“且樂也者，和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合同，禮別異，禮樂之統，管乎人心矣?！?《樂論》)“禮”的“別異”與“樂”的“合同”互相牽制、相互配合，共同發揮著使“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樂論》)，使天下大齊的作用。

漢儒幾乎全盤接受了荀子“中和之美”的思想，《樂書》、《樂記》對《樂論》的大量抄襲就是最好的明證?！稑窌分姓f：“故樂者天地之齊，中和之紀”，《樂記》中也說：“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对姶笮颉分懈翘岢隽恕爸魑亩H諫”的中和之美的原則：“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雹摺爸魑亩H諫”即是說詩應該含蓄中和、欲吐而藏、蘊藉多義，既要發揮其諷諫的作用，同時語言又要符合禮義的標準，要溫柔而敦厚，不能犯上作亂。這就要求詩要“發乎情，止乎禮義”：“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雹噙@是用來說“變風”的，說的是這些亂世中的詩歌，雖然對現實生活有大量的揭露與諷刺，但由于能夠“止乎禮義”，因此能夠“不失其正”。這一說法同樣適用于所有的詩。詩是“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是個人情感正當性的抒發，故“發乎情”；但是個人情感的抒發必須符合“中”(禮義)的標準，故“止乎禮義”，用禮義來節制情欲的抒發，才能夠“主文而譎諫”，發揮詩歌美刺的作用?！对姶笮颉贰耙远Y節情”的說法與荀子“中和之美”的觀點，如出一轍。故李春青說：“如果說孔子的詩學觀念開啟了后世以詩歌作為陶冶個人情操的修身方式以及臣下對君主表達不滿的形式之先河，孟子開啟了一種詩學闡釋學之先河，那么荀子則主要是在理論上突出了以詩歌作為社會政治教化之手段的功用?！睹娦颉分械脑姼韫δ苷撜桥c荀子一脈相承的?！雹?/p>

4 情、文統一的文質觀

在文質觀上，荀子明確主張“情文俱盡”、文質統一。他說：“凡禮，始乎梲，成乎文，終乎悅校。故至備，情文俱盡；其次，情文代勝；其下復情以歸大一也?！薄拔睦砬橛孟酁閮韧獗砝?，并?而雜，是禮之中流也?！?《禮論》)“情”即感情、情實，“文”即文飾、儀式，“情文俱盡”即要求內容與形式的統一。禮的最高級別是做到“情”與“文”的完美統一。表現在文藝上，就是要做到“文而致實”(《非相》)，做到形式——“文”與內容——“實”的完美結合，具體的方法就是“稱情而立文”：“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因以飾群，別親疏貴賤之節，而不可益損也?！?《禮論》)即根據情感(“質”，內容)的不同與強弱程度，選擇合適的表現形式(“文”)，在文與質的關系上，先質而后文，使文與質密切結合在一起。

注解：

① 郭紹虞主編：《中國歷代文論選》(一卷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頁。

② 司馬遷：《史記》，中華書局1999年版，第1068頁。

③ 孫希旦：《禮記集解》，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976頁。

④ 李春青：《荀學與思孟學派的差異及荀子詩學的獨特性》，《三峽大學學報》，2004年第2期。

⑤ 班固：《漢書》，中華書局1999年版，第1902、1905頁。

⑥ 阮元：《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270頁。

⑦ 阮元：《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271頁。

⑧ 阮元：《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272頁。

⑨ 李春青：《荀學與思孟學派的差異及荀子詩學的獨特性》，《三峽大學學報》2004年第2期。

⑩ 蘇輿：《春秋繁露義正》，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27頁。

本文受“河南省教育廳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資助，項目名稱：“荀子詩學與漢代文論研究”(批準號：2014-qn-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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