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高安博物館藏元青花看元代蒙漢關系的演變

施泳峰

江西高安博物館收藏有19件元青花，在數量上僅次于土耳其托普卡比宮博物館和伊朗國家博物館，在全世界各大博物館收藏的元青花中排名第三[1]。

江西高安博物館收藏的這19件元青花始于20世紀80年代國內的一次考古發現。1980年11月，在江西省宜春地區高安縣的建筑工地發現了一處元代窖藏，共出土各類文物245件，其中有19件元青花。這是國內出土元青花數量最多的一次，隨即在國內掀起了一股元青花研究之風。由于在窖藏現場沒有出土窖券，因此無法知曉窖藏的主人。據高安博物館考證，這處元代窖藏歸伍興甫家族所有，伍興甫家族是高安當地的名門望族[2]。

元世祖忽必烈在統一全國后面對南宋殘余力量的抵抗，一方面加緊鎮壓，另一方面采取懷柔政策拉攏漢人為元朝效命。比如，公元1279年元軍進入江西瑞州高安縣，當地人伍大賢率眾投降，不久其子伍興甫奉召前往大都，充任皇帝的隨駕護衛。后來伍興甫因為護駕有功，功勛卓著，元世祖忽必烈以蒙古宗室的女兒也先忽都官為公主嫁給伍興甫為妻，并封伍興甫為駙馬都尉[3]。為了鞏固元朝的統治，對于漢族中的精英人物，如伍興甫等人，元朝統治者采取了拉攏的辦法，通過賜婚、聯姻或封官等方式，使他們效忠于元朝。

公元1294年元世祖忽必烈去世，隨后即位的元成宗鐵穆耳、元武宗海山、元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主要依靠蒙古人治理國家，而不是漢人。比如，禁衛軍高級將領、駙馬都尉伍興甫是忽必烈的女婿，地位顯赫，卻在公元1316年被元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派往松滋府（今湖北省松滋市）擔任總管，離開了大都，從此再也沒有返回大都。隨著元朝統治的穩定，曾經被刻意拉攏的漢族精英人物，如伍興甫等人，逐漸遠離了元朝的政治中樞。

從公元1323年到公元1333年的10年時間里，元朝更換了7位皇帝，尤其是在公元1328年先后有3位皇帝即位，變換了4次年號，元朝統治陷入混亂之中。伍興甫已于公元1325年去世，其子伍良臣在臨江路（今江西省樟樹市臨江鎮）擔任經歷一職。伍良臣推崇儒學，通曉中庸之道，致力于儒家經籍的研究，詩文暢達清潤，著有《中流一壺集》[4]。鑒于當時混亂的政治局面，伍良臣不得不棄官返回高安老家。隨著元朝統治趨于混亂，漢族中的精英人物，如伍良臣等人，被迫從元朝的政治舞臺上黯然退出。

伍良臣在返回高安老家時，將元朝皇室歷年賞賜的物品一并帶回，其中就有這19件元青花。這19件元青花中有9件高足杯、6件梅瓶、3件蓋罐、1件花觚。其中6件梅瓶的蓋內和器底分別用楷體墨書“禮、樂、射、御、書、數”，此為儒家經典《周禮》中提出的“六藝”。伍良臣雖然飽讀儒家經籍，但是報國無門，只能在御賜的元青花上表露自己的心跡。

元青花云肩牡丹紋梅瓶（見圖1）上所繪的云肩紋臨摹自元代皇家儀衛服飾的襯甲[5]，這與伍興甫曾經擔任過元世祖忽必烈的隨駕護衛的經歷相吻合。牡丹紋是唐宋以來的傳統圖案，有國家繁榮昌盛、人民幸福美好的吉祥蘊涵。

元青花云龍紋梅瓶（見圖2）上所繪的龍紋是四爪龍紋，元青花云龍纏枝牡丹紋獸耳蓋罐（見圖3）上所繪的龍紋是三爪龍紋，元青花云龍荷葉蓋罐（見圖4）所繪龍紋亦是三爪龍紋。據統計，19件元青花中有7件器物繪有龍紋圖案，其中3件為四爪龍紋，4件為三爪龍紋。在元代，龍紋屬于皇家專用，有三爪、四爪、五爪之分，其中五爪龍紋為元代皇帝使用，三爪龍紋、四爪龍紋為元代宗室或外戚使用[6]。這與伍興甫的駙馬身份相符。

元青花蓮瓣紋花觚（見圖5），仿古代青銅彝器造型，所繪圖案為變體蓮瓣紋，以粗細兩道線條勾勒出輪廓，雙肩折角明顯，蓮瓣間留有空隙。元代的蒙古貴族信奉藏傳佛教，因此作為佛教象征的蓮花紋在元青花的裝飾圖案中較為常見。

公元1333年，元順帝妥懽帖睦爾登上皇位，先后重用蒙古人伯顏、脫脫等人，強化元朝的統治。由于元朝統治者殘酷剝削和壓迫漢人，導致元朝的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空前激化，終于在公元1351年爆發了由漢人領導的農民起義。從公元1351年到公元1361年的10年時間里，元軍和農民起義軍在高安縣反復爭奪，使得昔日繁華的高安城變成了一片廢墟[7]。面對聲勢浩大的農民起義軍，作為元朝皇親國戚的伍良臣唯有選擇逃亡之路，在倉皇逃命之際不得不將無法攜帶的瓷器（含這19件元青花）埋藏在地下。只是伍良臣再也沒有能夠重返高安。

當初蒙古貴族出于狹隘的民族觀念，在統一全國后建立了不平等的民族等級制度，試圖以此來壓迫漢人，維持元朝的統治，達到長治久安的目的?？墒鞘屡c愿違，不平等的民族等級制度最終使得漢人揭竿而起，掀起了波瀾壯闊的元末農民起義的滔天巨浪。元朝統治迅速土崩瓦解，這或許是蒙古貴族做夢也想不到的事情。在江西高安出土的元青花窖藏，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元代蒙漢關系演變的歷程，為后人留下了一筆極為寶貴的財富。

注釋：

[1][2]劉金成：《高安元代窖藏瓷器》，北京.朝華出版社，2006年版。

[3][4][7]（清代）黃廷金：《高安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

[5]劉新園：《元青花特異紋飾和將作院所屬浮梁瓷局與畫局》，載《景德鎮陶瓷學院學報》，1982年第3期。

[6]劉新園：《元文宗—圖帖睦爾時代之官窯瓷器考》，載《文物》，2001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