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去串聯

胡平

關于文革初期的記憶，對我來說，稱得上愉快溫馨的還是有一段的，那就是串聯時光。

我小時候，大家擇校觀念沒那么強，我就讀的北京東城區西花廳小學是新建校，了無名氣。作為第一批入校生，我從一年級讀到六年級，畢業時考試，居然考上了二中。全校六年歷史上只有我們這屆有我和一個姓閔的同學考上市重點，當時為學校爭了光。幾年后小學老師悄悄告訴我，我升學考試的成績是雙百。

沒想到，在二中剛讀了一年，就來了文革，停課了，搞運動了，斗校長了，批判修正主義教育路線了，這樣我們就虧了，好學校白考了。二中隔壁有個七十二中，算個比較次的學校，校里一些學生貼出標語，把七十二中諧稱為“氣死二中”，十分歡呼——所以，文革是有它一定的群眾基礎的，不是毛主席一個人想發動就能發動起來的。社會上只要有不同利益和不同利益的分層，就總能找到搞運動的依靠力量?，F在的小說寫文革，總寫不像，就因為里面寫的造反派都是另類分子，極少數。其實不然，極少數能發動起文革來嗎？

但二中學生里人才多，仍成為中學紅衛兵的發起者之一，還率先發動了串聯，包括全國大串聯。串聯的意思是革命大串聯，先動手四處游說，把革命的火種灑向各地。毛主席的這一招很管用，一下子全國包括鄉鎮都熱鬧起來。

在中學，運動的主力是高中生，紅衛兵也主要是他們組織起來的，因為他們畢竟大幾歲。那時我初一，說實在話也看不懂周圍發生了什么，人家也不帶你玩，在運動中就基本是逍遙派，屬于看熱鬧的，當然有時也看得心驚膽戰。但有一件事是大家能看明白，都樂意加入的，那就是去外地串聯。一開始，異地串聯只有少數大學和高中紅衛兵，到后來，毛主席反復接見各地來京紅衛兵，報上發了社論，明確予以鼓勵，中學以上的學生就都有了介入的資格。

那是1966年10月的一個上午，我們照例零零散散地踱入教室，看看有什么事可做，這時教室里已有同學在熱烈議論了，說是只要有紅衛兵領頭，就可以自由組合去北京以外地區搞串聯了。這使我們很興奮，因為，我們基本都既未去過外地，也沒坐過火車，眼前竟然有這樣的好事來了，誰都不愿錯過。

那天上午的組合是匆忙而有效率的。用不著誰提醒，各自都會找平時走得近的同學商量，三一群、五一伙。二中是男校，組織起來更為方便。我和王小龍等五人是朋友，很快湊到一起，達成共識，臨時成立了一個命名“風雷激”的戰斗隊。那時，成立各種名目的戰斗隊是不需要批準注冊的。我們還需要找一個人做首領，他必須是出身“紅五類”的紅衛兵，而且跟我們合得來，于是就有人提出劉保華。劉保華據說出身“革軍”，但在運動中很低調，從未上臺慷慨激昂，也從未批斗過老師學生，所以給我們很隨和的印象。我們四處找他，還準備去他家，但他終于出現在樓道里，一臉惺忪，似乎昨晚沒有睡好。大家把事一說，他完全贊同，責無旁貸地擔任了“風雷激”戰斗隊隊長一職。我們立刻去校文革辦事機構開到了介紹信。那個年頭，還沒誰敢私刻公章，所以這封介紹信會是很管用的，信上注明劉保華等六位革命師生將前往廣州進行革命串聯，希望有關部門予以接待是荷。

家里人聽說我要去串聯，都很高興，似乎沒有太多的擔心。那時我14歲，雖然不大，但街上相同年齡的紅衛兵已經比大人還威風了，誰也不敢當小孩子對待。比我再小一點兒就不行了，我們院里另外兩個男孩差我一歲，上小學六年級，而對小學生的政策是能停課但不能串聯，所以他倆都很羨慕我。

已經記不得家里給我帶了多少錢和糧票，總之我們出發了，集合地點是北京火車站。這座火車站矗立兩座醒目的鐘樓，擁有寬闊的站前廣場。當年的那一天，廣場上密密麻麻坐滿了中學生和大學生，等候進站的時刻到來。我們手中的臨時車票上只印始發和終點站，不印車次，站里來一趟車放一撥人進去，我們起碼等了八九個小時。這座車站至今矗立在建國門西，一切竟還和當初一樣，毫無改變。我每經過那里，總還是會想起那一年那一天的情景。我把車站鐘樓視為我們的一座紀念碑，紀念我們14歲少年的獨立遠行之旅。

進站時是一通瘋狂的奔跑，爭取搶到座位，可我們只做到了六個人登上同一節車廂。100人的車廂必須擠進200多人，我們六個人有的坐在過道，有的占據廁所，有的睡在行李架上，有的躺在兩排座位之下。我是睡行李架的，那半空中的行李架很窄，需要側臥，上去了就不能輕易下來，防止被別人占據?？墒橇璩?，一泡尿憋得我實在難忍，只好把寶貴的臥鋪出讓，下地解手。廁所門下往外流著黃湯，里面便池旁也有人打盹?？吹杰嚿吓灿胁簧?，我沒搞清這種處境下她們是如何解決問題的。

這是一種有益的生存訓練，兩年多后，我上山下鄉去西雙版納，除坐四天火車外，又坐五天汽車。汽車是那種拉豬的帶篷卡車，知青密密麻麻地站在車上，一路紅塵滾滾，刮得滿面紅土，但沒人堅持不住，沒人太多抱怨，這大約就與串聯的演練有關。

我們終于熬到武漢站，深夜從車站步行前往武漢大學紅衛兵接待站住宿。四外空寂無人，路程顯得無窮無盡，一直走得心虛腿軟，走得無人說話。那一夜的情景至今歷歷在目，不知為何記得那么深刻。大約因為那段路正是我們初次走上社會的人生之路的開端吧。

接待站的住宿和伙食都是免費的，只需要交糧票，很有共產主義味道，也體現了毛主席的博大胸懷。次日，我們花了一天時間在武大抄大字報。武大是我父親的母校，環境幽美典雅，現已成為大字報的海洋。大字報的內容以揭發和攻擊為要務，引人注目，但看多了也會麻木。我們終于發現，偌大的校園里人頭攢動，沒人注意我們，也沒人需要我們，我們對這里一無所知，只能抄寫點大字報帶回北京，其實，帶回北京又能起什么作用呢？我們依然置于運動之外。明白了這個道理后，我們幾人就開始轉向參觀和游歷為主了。人性就是如此，當我們最初升起串聯的沖動時，潛伏的原動力已經就是旅行了。

不過，那時候的串聯旅游與現在的商業旅游還是有區別，串聯旅游更重視革命圣地、革命遺址，對純粹的游山玩水還是有點顧忌。為了避免廣大師生游山玩水，各地許多著名的風景點能關閉的都關閉了。我們住在東湖邊，卻沒有正經到東湖走一走，而是去了毛澤東舊居、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舊址、八七會議舊址等處。記得在農講所的大課堂上，我看到懸掛著兩面國民黨旗，感到很驚訝。

當然，去參觀長江和長江大橋不在禁止之列。我們很快趕到江邊，平生第一次親眼目睹到浩瀚的江面。那時的長江水比現在充沛許多，一望無際由天邊涌來，看得大家心潮澎湃。武漢大橋是我們見過的最宏偉的建筑，橋面江風很盛，我們在橋上跑了一個來回，興頭不減。身為一個少年，面臨那么廣大的場面，那么遼闊的視野，我自然而然生起許多關于未來的暢想。

我們拿到前往廣州的車票時，計劃中就包括經停武漢和長沙。能到長沙，當然要去韶山。如果劉少奇沒打倒，也可能去花明樓。

我們見識了長沙的湖南第一師范和愛晚亭，前者是毛澤東讀書的地方，愛晚亭是他青年時代與人討論天下大事的地方。第一師范沒什么意思，還是愛晚亭讓人留連忘返。它八柱重檐，三面環山，四外紫翠青蔥，流泉不斷，不愧為中國四大名亭之一。到了愛晚亭，自然到了岳麓山，到了岳麓山，玩水和游山還是都有了。

省里早就安排了龐大的汽車隊，確保全國師生隨時去往韶山。正是從1966年下半年起，參觀韶山的人數陡然激增，并保持著相當數量至今。毛澤東舊居是世界上所踏足跡最多的幾間農舍，房子寬敞，風水更好，參觀后，都相信領袖家不會是貧農。在門前的池塘邊，我用木棍蘸黃泥水在日記本上寫下紀念字樣，去年偶爾翻見，看到字跡依然清晰可辨。日期呢，算算已經隔過了四十八年。

此后，我們更加自由，到達廣州后，又從廣州殺向上海，從上海前往南京，從南京來到鄭州，從鄭州奔去西安，從西安到達延安，沿途見聞自然不可盡數。

那時我牙口很好，在廣州，可以毫不費力地撕咬一米多長的紫甘蔗，它和香蕉都五分錢一斤，叫人大飽口福。上海小吃的精致也給人留下深刻印象，城隍廟的一種素菜包和一種酒釀圓子，讓我回味了好長時間。上海的外灘和南京路，則象征著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高峰，人走在街上，顯得矮小了很多。面臨那種商業氣勢，心靈多少有些震動。后來，我在云南農場交了一些上海知青朋友，他們大都小我一歲，沒去過北京，而我到過上海，有能力和他們聊到上海的大世界和小吃，無形中占據了些許優勢。

在上海期間，我們認真討論了一下，是回北京還是繼續前行，最后大家一致同意接著串聯，足見人的求知和想見世面的欲望是難以克制的。忘記從何時起，我們不大關心大字報了，也不發怵提出去何方。都已經知道，只要有一張學生證，證上有相片，走到哪里都不發愁，還可憑這個證件借糧借錢。這張學生證我現在還保存著，上面蓋有各地的戳記，價值僅次于今天的身份證。

在西安古城，我們不滿足于只看街上的鐘樓和鼓樓，尋去瞻仰了大雁塔。大雁塔雖不開放，外觀卻無從掩蓋。那時我已能背岑參的“塔勢如涌出，孤高聳天宮。登臨出世界，磴道盤虛空”詩句，望著那恢宏的磚仿木結構的四方形樓閣式巨塔，心中不能不稱頌唐高僧的豐功偉績。

那時天已漸冷，在西安接待站，我們每人用學生證借到一件嶄新的藍色棉襖，幫助我們前往延安。

路上，幾個人走散了，結果到延安后有人住在楊家嶺，有人住在王家坪。夜里，我們跨延河去會合。那時四周萬籟俱寂，人走在河邊，竟能聽到河水流過卵石的叮咚響聲，如木琴般悅耳，加之望見身右寶塔山上塔身輪廓閃爍著的光芒，如入詩境。在那個情境之下，不知怎么我產生了將來要爭取去一趟佛羅倫薩的愿望。有這個念頭是很奇怪的，而且到現在也沒實現。

從延安到西安的路上，有一個叫銅川的地方，那里出產一種四瓣的柿子，像野柿，很便宜，又很甜，無澀味，從未見過。來回經過銅川兩次，我都在路邊買來吃，很喜歡。1973年，我在云南參加一個會議，遇到有一位姓田的與會者，就因為他是銅川人，和他談到了四瓣柿子，使我們倆一見就熟絡起來，此后保持了約一年的聯系。

必須承認，串聯是容易走火入魔的，我們嘗到了甜頭，很想走遍中國。也許因為太累了，也許因為怕家里不放心，終于還是在糾結一陣后于11月返回北京。當然，我們也約好，回京后歇一歇再出來。人是越跑越野的。

大家還是后悔了?；鼐┖笮蝿菥妥兞?，中央到底發現，這種大規模串聯所付出的代價、對社會經濟產生的沖擊過于嚴重，哪怕再持續半個月，后果都可能難以承擔。所以，普通學生的串聯被三令五申制止了，學校不停地發出“復課鬧革命”的通知。雖然回到學校的學生很不整齊，但再想出去是困難很多了。在家里的催促下，我去郵局把那件已洗干凈的藍棉襖寄回了西安。結束串聯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毛主席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燃遍全國的初衷業已實現。

對文革是該徹底否定的，首先是政治上的否定，倘若現在還找哪種理由為文革說話，我們這個民族就希望不大了。但文革中，只有串聯這一件事，使我心存好感。我知道，這是一種一己私利的感情，不顧國家大局的感情，不過也確實是一種感情。

有一次，到廣州出差路上，我和同行的評論家牛玉秋談起到過廣州幾次，得知我們初次來此都是在串聯中，時間也差不多。不同的是，我們只在廣州待三天，而牛大姐他們卻在廣州常駐下來，幾乎沒再去過什么別的地方，原因是他們參加了當地的運動。我笑起來，覺得他們虧了。又想到，我哥哥也是如此，他也是跟同學一起跑到山西，就在山西的一個小市扎下來鬧革命了——其實，他們才是真正的串聯。那么，牛大姐、我哥和我的區別在哪里呢？區別在于當時他們是大學生，而我只是中學里的初一生；他們已經有革命的頭腦和資質，而我對革命還懵懵懂懂。所以，我把串聯當成了玩的機會，也是奔著玩去了。然而，現在看來，牛玉秋和我似乎都同意：那時候，腦子里東西裝得多了倒可能不如沒裝多少，學的東西多了倒可能不如沒學過什么。

我們這一代后來被稱為“老三屆”，比之老大學生一代，過早地失去了就學機會，下鄉后沾染了不少農民氣息，工作了許多年還在補課。但我們也有一點點幸運之處，就是觀念上少了一些定型的東西，串聯中敢四處游到處跑，以后在工作中也少些框框。習總書記和幾個常委也是“老三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