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投行：一次國家集體表態

王璐瑤

近日，在眾多新興經濟體之外，西方主要國家代表英、法、德、意等美國盟友紛紛“倒戈”表態欲成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即“亞投行”）創始成員國，掀起外界熱議。一邊是美國高級官員指責英國“不斷遷就”中國，一邊是中國財政部長高姿態強調亞投行實行“區域開放主義”，歡迎區域外國家加入。至此，美國也面臨當初TPP之于中國的三難選擇，加入、觀望或者分道揚鑣。

亞投行熱的背后自然是全球經濟結構變遷下的博弈。以國際直接投資（FDI）為例，正在談判的三個大型一體化框架——TPP、TTIP和RECP——顯示了不同的FDI（外商直接投資趨勢）。與危機前（2005-2007）的平均水平相比，美歐之間的TTIP框架內FDI流入幾乎減半，其占全球FDI流入的份額從56%跳水至2013年的30%。TPP框架內FDI流入盡管得以維持甚至小有增幅，也是因為框架內新興經濟體的強勁表現彌補了美國的下跌。與美國主導和參與的TPP和TTIP不同，中國參與的由東盟十國發起的RECP在 2013年框架內FDI流入幾乎較危機前水平翻番。

此前中國曾連同其他金磚國家設立應急基金，以及力推“一帶一路”戰略并謀劃創建絲路基金，無一不彰顯其雄心壯志。因此，截至目前的32個（除中國外）意向成員國與其說是將“信任票”投給中國，不如說是投給未來潛力巨大的亞洲板塊的發展中國家首席代表。

有聲音認為，中國因不滿其在世界銀行（WB）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中的投票權重而決意另起爐灶。盡管中國在WB的投票權重在2010年提高至4.42%成為僅次于美國和日本的第三大股東國，但美國仍然保留否決權。

去年初，美國國會否決IMF的2010年改革方案，也意味著中國增加權重的希望近期無法達成。

然而，眾多國家的選擇也愈加凸顯包括原有既得利益者在內的各國對現有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不滿。除WB和IMF外，第三個支柱WTO，自多哈回合后便停滯不前，多邊規則的權威性和約束力受到挑戰。并且，新興大國和守成大國間的博弈加劇，WTO改革勢在必行卻又難以取得實質性進展。在此背景下，眾多國家選擇通過區域合作或構建新平臺的方式（如此前的G7/G8）另辟蹊徑設置國際議題并推進全球經濟整合與向前發展。

亞投行的實際運行可能遠非目前看來這般樂觀。疑問包括，中國倡議建立的亞投行是否可以在決策機制和治理標準方面展現全新面貌，中國作為發起人和第一大股東是否也會使外界產生一家獨大的顧慮，以及在透明度、議事效率和執行力方面能否滿足期待。畢竟，中國目前在全球治理和國際游戲規則設定方面幾乎沒有成功的先例。

此外，亞投行和已有的亞洲開發銀行（即“亞開行”）之間仍然存在微妙關系。盡管亞洲開發銀行行長中尾武彥在出席2015中國發展高層論壇時表示，亞開行與亞投行是合作而非競爭關系，亦有外媒報道指出日本實際上“不歡迎成立一家目的基本相同、由中國牽頭成立的另一家區域性銀行”。中尾武彥的表態很可能是“大勢所趨”下的不得已而為之。

日本和美國是亞開行最大股東，分別持股15.7%和15.6%。并且自1966年以來，亞開行的行長一直由日本人擔任?？紤]到中日、日美等關系以及日本官房長官菅義偉近日表示日本對加入亞投行持“謹慎態度”，未來兩行能否形成“合作性競爭”路徑尚不明了。

當然，無論前景如何，在3月底這一亞投行意向成員國加盟最后期限到來前，已經有30多個國家對新機構產生興趣。這未必是美國的噩耗，也未必是中國的福音，更不應當成為判斷其他國家有關外交政策的“站隊”標準，這可能只是全球經濟治理新機制期待下的一次國家集體表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