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創中心，需“創意”推動

山青未

日前，《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關于加快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的意見》出臺。人大如何推動科創中心建設？

比較出真知。20世紀70年代，加利福尼亞北部的硅谷和波士頓的128公路地區（以下簡稱128公路）同是世界電子工業主要創新中心，而128公路一度衰退。美國學者安納利·薩克森尼安在《地區優勢：128公路地區與硅谷》中認為，其根本差異在于硅谷有更適合高新技術企業發展的機制和文化。

128號公路興起得益于二戰及冷戰軍事需求，其管理機構致力建立、保持與政府密切關系，因依賴過深不適應市場變化。硅谷最初也受益于軍事需求，但遠離首都，技術上依托斯坦福大學。20世紀50年代斯坦福大學推動三項創新：成立被指責為“從實際利益出發探索科學，同大學傳統角色并不完全相符”的斯坦福大學研究所；通過“榮譽合作項目”向當地公司開放課堂；促進斯坦福大學工業園區發展。其產業合作計劃促進了大學與企業聯系。128公路的麻省理工學院只重視聯系成熟技術、與政府關系良好的大企業。

128公路風險投資多由大銀行、財團、保險公司提供，其政府背景強，但無專業技術、生產管理經驗，對投資創新公司過于謹慎。而硅谷風險資本家多半是由懂技術、會管理退休工程師或前任企業家組成，可較快地作出投資決策。

128公路的公司大而全，配件不通用，偏重于內部技術改進。硅谷形成以地區網絡為基礎的工業體系，專業廠商通過靈活競爭合作形式共同學習，調整互相需求，不同公司部件相容。

128公路的公司等級嚴格、僵化保守；因受政府扶持等，員工安逸較少流動。硅谷采取扁平式管理模式，員工持有股票或股票期權，共同目標與個人追求吻合，競爭與共享開放交融，瘋狂、奇葩想法沒人嘲弄，等級制無市場，盛行創新冒險、寬容失敗。加州執行商業秘密保護法律較為寬松利于跳槽，促進了技術流動。

綜上，與政府關系不同，是128公路和硅谷最具差異“基因”，如，冷戰后軍事開支減少，128公路衰退。有人認為，“硅谷不可復制”。而其“不可復制”，應主要來自與政府相對“疏遠”這一基因（特別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風險投資取代國防軍費支持成為硅谷主要資金來源）：高科技企業更多依賴市場，“野生”演化出生態系統；政府主要發力于服務支持，促進自由、多元、平等和競爭。

因此，首先，人大推動科創中心建設，關鍵是推動政府處理好與市場關系，念好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十二字訣”。其中較突出問題是優惠政策。如何處理好優惠政策與公平公正、市場決定性作用的關系？優惠政策制定實施如何防止權力尋租？如何確定政策支持的項目？人大是否應盡早立法確認優惠政策？需加強研究。

其次，探求科創中心發展規律，明確兩個發力范圍。其一，科創中心是個生態系統，要解決其痛點如人才、融資等，并打通任督二脈，促其良性循環。也許在其初創探索期，需更多通過監督加大督促支持，立法則側重于法規“改廢釋”以清障開道。要探索顛覆性創新，如，推動嚴格執法是否一概而論？硅谷商業秘密保護法律執行寬松，促進了技術發展，是否說明：員工有出有進平衡了公司損益？或公司已將執法寬松帶來損失視為可接受成本？此類現象需從立法執法層面研究。

其二，公平、廉潔、精神文明建設等也出生產力，科創中心需要良好的宏觀經濟社會發展生態環境，人大要把科創中心的理念要求貫徹到各項工作中。如，推動城市精神建設，給人“不排外也不排內”印象，以“海納”科創元素等。將上海打造為民主法治、改革開放、廉潔高效、公平正義高地，即便有些努力間接給力科創中心，但也許更具持久力、魅力。

再次，科技也是生產力，高科技發展必然要求生產關系等與之適應，要善于促其良性互動。在高科技領域，有公司聯合創始人稱：“沒有老板、沒有中間管理層、沒有繁文縟節，只有高度自覺、自我激勵的員工們，在一起創造各種很酷的產品?！眴T工主人翁意識強，敢于直面、成為、成就自己，很多人擁有改變世界的夢想，而不是把勞動當作謀生手段。為了合作、互助，或為大眾謀福利，競爭、知識產權保護也被“超越”為共享，讓他人獲利發展成為自身發展的條件。這都需要關注研究適應引導，讓科技人員在精神上也富起來，創新當家作主有效實現形式。

最后，說得“高大上”一點，可通過發揮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優越性推動科創中心建設，并從中汲取民主法治建設營養；結合上海實際，學習硅谷，利用后發優勢和“互聯網+”，走自己的路，而非復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