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義的“內爆”

摘 要：哈貝馬斯在其公共領域理論中雖然也看到權力和金錢對自由交流的影響，但他認為這只是資本的介入和傳媒自身組織化程度的提高的結果，其負面影響可以被公共領域在很大程度上過濾掉。而在鮑德里亞看來，現代公共領域的癥結在于，大眾媒體為了“公共性”生產“公共性”，這導致公共話語喪失了真實的語用學功能，變成了真假難辨的仿真的公共性。

關鍵詞：哈貝馬斯;鮑德里亞;公共話語;大眾媒體;內爆

作者簡介：王曉升，男，華中科技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從事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

中圖分類號：B516.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7504（2015）05-0019-07

在公共領域理論中，哈貝馬斯認為妨礙公共領域中自由交流的是權力和金錢，忽視了公共領域自身發展所產生的問題。鮑德里亞認為，意義的“內爆”使大眾傳媒失去了傳播意義的功能，嚴重限制了社會共識的達成。

一、哈貝馬斯對意義“內爆”的認識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常常遇見由于符號的過度生產而產生意義扭曲的問題，比如，電視臺為了提高收視率而選擇更吸引眼球的場面，作者為了吸引讀者而在作品中夸大其詞。這就是鮑德里亞所說的大眾傳媒中的意義的“內爆”。

在公共領域理論中，哈貝馬斯并沒有完全忽視這個問題。早在1990年版《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的序言中，哈貝馬斯就指出了這個問題。他說：“隨著商業化和交往網絡的密集，隨著資本的不斷投入和宣傳機構組織程度的提高，交往渠道增強了，進入公共交往的機會則面臨著日趨加強的選擇壓力。這樣，一種新的影響范疇產生了，即傳媒力量。具有操縱力量的傳媒褫奪了公眾性原則的中立特征。大眾傳媒影響了公共領域的結構，同時又統領了公共領域?！盵1]（P15）哈貝馬斯看到了傳媒自身的力量在加強，但對于傳媒自身力量的強化所產生的原因和后果，他的認識存在著嚴重的不足。在他看來，傳媒力量所產生的原因仍然是資本的介入和傳媒自身組織化程度的提高;由于資本的介入和傳媒自身組織化程度的提高，各種不同的傳媒之間的競爭加劇了，傳媒的中立性受到了影響，只是在這樣的情況下人們才會就過多的信息做出選擇?？梢?，哈貝馬斯仍然是在系統入侵生活世界的框架中理解傳媒的力量的。

這表明，哈貝馬斯對于傳媒自身力量的發展會導致意義扭曲的現象缺乏認識。對于他來說，大眾傳播領域中所出現的那些夸大其詞的做法具有積極的意義。對于他來說，這類話語可以起到造聲勢的作用。只有把一定的聲勢造出來，某些問題才會受到社會的足夠重視。哈貝馬斯說：“我把政治公共領域描繪為那些必須由政治系統來解決——因為在別處得不到解決——的問題的共振板。就此而言公共領域是一個預警系統，帶有一些非專用的，但具有全社會敏感性的傳感器?！盵2]（P445）按照哈貝馬斯的理解，公共領域是通過其公民社會的這個媒介而植根于生活世界的。它能夠敏感地捕捉到社會生活中的問題。但這些問題不會自發地引起人們的注意，于是就需要公共領域來傳播這些社會問題，讓人們關注這些問題。哈貝馬斯認為，公共領域“不僅僅覺察和辨認出問題，而且令人信服地、富有影響地使問題成為討論議題，提供解決問題的建議，并且造成一定聲勢，使得議會組織接過這些問題并加以處理”[2]（P445）。如果公共領域變成了一種造聲勢的力量，變成了一種巨大的社會力量，那么公共領域就不再是理性討論的領域了，而是制造議題的領域了。哈貝馬斯似乎并不否定這一點。

在哈貝馬斯看來，我們的社會之所以需要公共領域所具有的那種對問題的放大效應，不僅是因為公共領域扎根于生活世界，對問題具有一定的敏感性，而且是因為，無論政府還是議會，都是照章辦事的機構。這種“例行公事”的方法反映了一種權力格局，而要打破這種權力格局就需要使這種權力格局受到公共領域的牽制。他所提出的所謂“商議民主”就是要讓商議過程具有“權力”。這種權力不是處理問題的權力，而是要讓處理問題的權力受到公共領域的商議過程的牽制。對于哈貝馬斯來說，如果一個社會在制定法律、處理社會問題的時候都受到公共領域的牽制，那么社會中的權力格局就發生變化了。在這里公共領域的權力凸顯出來。公共領域的權力就表現在它把社會生活中的常規問題變成“沖突事件”。哈貝馬斯說：“許多證據表明，議會組織多數情況下是缺少力量靠自己來‘把事件變成沖突事件的?！盵2]（P443）這就需要借助于公共領域的力量把事件變成沖突事件，從而引起這個社會的足夠重視，而議會為了體現自己的政治責任也必須關注這些沖突事件。

然而，問題在于，如果某些人用自己的力量來操縱輿論工具，從而迫使社會對于自己所提出的問題給予足夠的關注，那么這不是背離了商議民主的基本原則嗎？在這種情況下，沒有平等的協商而只有受操縱的輿論所產生的社會壓力。如果說在傳統的民主社會中，人們靠游行示威來向社會施加壓力的話，那么現在則靠操縱輿論來形成社會壓力。哈貝馬斯也意識到這個問題。但是他認為，人們不能隨意“制造”輿論。也就是說，即使一個團體或者個人運用自己的影響力而提出某個符合自己利益的議題，但是這個議題也必須得到大眾的響應。哈貝馬斯說：“活動者通過公共交往所獲得的政治影響，歸根結底必須建立在一個結構平等的非專業人員公眾集體的共鳴甚至同意基礎之上。必須使公民公眾信服才行，而使他們信服的，必須是那些有關他們覺得與己有關之議題的可理解的、具有普遍興趣的提議?！盵2]（P450）這就是說，公共領域自身也有一定的過濾作用。在公共領域中，只有那些引起公眾共同興趣的議題才會引起人們的共同關注。

在公共議題的討論中，人們不能使用其他力量，而只能借助于理由的力量。哈貝馬斯認為，商議民主中所產生的權力根源于“理由”。哈貝馬斯說：“不管怎樣，利益團體的提議是容易受到那種其他來源的提議所沒有面對的批評的。那種僅僅由于暗中注入金錢或者組織權力才能造成的公共意見，一旦這種社會權力來源昭示于眾，其可信性立刻就化為烏有。公共意見可以操縱，但不可以公開收買，也不可以公開勒索?！盵2]（P451）這就是說，公共領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過濾掉權力的力量。在公共討論中，人們也不能用私人的理由來說服人，或者說，有些理由是不能公開說出的。由此，哈貝馬斯確認，雖然公共領域會受到經濟權力、政治權力或者社會權力的干擾，但是，它還是能夠保持自己的中立性的。在他看來，雖然人們可以策略性地利用公共領域，但是，在利用公共領域之前，公共領域已經作為相對獨立的東西存在了。當人們策略性地利用公共領域的時候，公共領域的獨立性也會被喚醒。哈貝馬斯說：“在被策略性行動的主體掌握以前，公共領域——連同它的公眾集體——就已經作為獨立的結構而形成了，并且依靠自己而再生產了?！盵2]（P451）

我們承認，公共領域確實像哈貝馬斯所說的那樣早就具有獨立性了。即使人們操縱公共領域是可能的，公共領域也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預防這種被操縱的可能性。然而，問題在于公共領域自身的獨立性也不能保證理性的討論得以進行。哈貝馬斯始終在系統入侵生活世界的框架中來探討商議民主的可能性，對獨立的公共領域自身所存在的問題認識不足。而問題的關鍵在于公共領域自身的“再生產”。

二、公共領域自身的再生產

在當代社會，公共領域自身的再生產與物質生活條件的再生產一樣，也會出現生產過剩的問題，而這種生產過剩導致的結果是公共領域自身的扭曲。

在物質生活必需品稀缺的年代，物質生產的極端重要的意義在于滿足人們的基本生活需要。這個時候的需要是人們在生活中自發產生的需要。滿足自發產生的需要是人們所進行的物質生產的根本目的，人們關注的是所生產產品的使用價值。然而，當生產能力出現過剩而需求不足的時候，生產商就要不斷地刺激人們的需求進而維持生產系統的運行。這種被刺激起來的需求與人們的自發需求是不同的，但又很難區分開來。比如，在日常生活中，別人有某種名牌產品（時尚的刺激作用），其他人也會羨慕不已，從而被刺激起來了需求，這種在時尚的刺激下產生的“自發”需求就變成了無法區分真假的需求。按照鮑德里亞的理論，這樣的需求可以被稱為“仿真”的需求。在這里，“真”和“假”中和在一起了。

為什么我們的社會要生產那些滿足非自發需要的東西呢？為什么我們要使用那么多的資源來生產那些可有可無的東西呢？我們這個時代的生產不是為了滿足人的需要，而是為了價值的增值;不是為了生產具有使用價值的東西，而是為了生產交換價值。按照經典的政治經濟學，交換價值是以使用價值為基礎的。當生產脫離了使用價值，而僅僅以交換價值為目的時，這樣的交換價值還是真有意義的交換價值嗎？當交換價值脫離了使用價值，變成了為交換價值而生產交換價值的時候，交換價值就失去了意義?；蛘吒鼫蚀_地說，交換價值的意義已經無法確定了，它只是“仿真”意義上的交換價值。

如果我們用這個分析思路來說明當代社會公共領域中意義符號的再生產，就會發現類似的情況。在公共領域中，當各種信息不能滿足人們對于信息的自發需求的時候，信息符號的生產是有意義的生產。這個時候所生產出來的信息是具有真實意義的信息。在這樣的情況下，人們需要借助于信息來相互交流，獲得新知識，理解新規范，體會被表達出來的情感。然而，當信息被過度生產出來的時候，社會就需要刺激人們對于信息（意義符號）的需求，這種被刺激起來的對于意義符號的需求就是“仿真”的需求，而這些被過度生產出來的意義符號則具有仿真的“意義”（相當于商品使用價值）。

既然意義符號生產過剩了，人們為什么不停止意義符號的生產呢？原因在于，這個時候的意義符號生產的目的不是為了“使用價值”，不是為了傳播知識、交流思想或者相互理解等，而是為了“交換價值”。那么意義符號的“交換價值”是什么呢？這就是它的“公共性”，就是為了被人知道。當大眾傳媒不是為了傳播知識、交流思想或者相互理解的時候，而只是要刺激需求，只是為了獲得公共性的時候，意義符號就“失去”意義，或只有“仿真”的意義。意義符號所具有的公共性只是仿真意義上的“公共性”。

哈貝馬斯關于公共領域的思考只是考慮到政治權力和經濟權力對于公共領域的扭曲和干擾。這種扭曲和干擾從公共領域的誕生之始就在不同程度上存在著，不是現代公共領域的特有問題，現代公共領域的特有問題是為了“公共性”而生產“公共性”的問題。也就是說，即使經濟權力或者政治權力不干擾公共領域，公共領域的自身再生產也會出現意義符號的“生產過?！钡膯栴}，也會出現“仿真”的公共性。在這種仿真的公共性中，意義的真假已經無法區分了。

在此，意義符號表達的目的發生了變化。原來有意義的符號是要描述現實，給出命令或者表達個人情感等。用哈貝馬斯的話來說，在公共領域中，話語是要滿足一定的語用學的功能的。[2]（P19-21）但是，當公共領域中的話語被過度生產出來的時候，話語生產轉變為話語的再生產。這個時候話語生產的目的發生了變化，話語的語用學功能消失了，而出現了一種“仿真”的語用學功能。這就是說，這種話語看上去是有語用學功能的，而實際上卻沒有，或者說，我們無法具體地確定，它究竟有沒有語用學功能。其中的一個典型的情況是：如果有人在電視節目中說寧愿坐在寶馬里哭不愿坐在自行車上笑，她的話有沒有表達意義呢？當然有，聽到這句話的人都知道這句話究竟表達了什么意思。但是，這句話果真有人們通常所理解的那種意義嗎？在電視征婚節目如此多的情況下，電視臺需要收視率，它是不是會鼓勵這個女孩這樣講，從而提高它的收視率呢？抑或這個孩子為了炒作自己而故意說這句話，實際上她并不贊同這樣的價值觀？或者這句話表達了她的真實想法？對此我們已經無法判斷了。試設想：如果沒有電視臺，沒有電視節目，而就是一個女孩看到了一個男孩，并打算跟這個男孩談戀愛。在這個過程中，一個女孩講了這句話，那么我們就不會懷疑這是她的真實想法，或者她在開玩笑。如果她在開玩笑，那么她也是進行了無意義的話語生產。

由此可見，當話語不是被用來真實地表達思想即不能滿足哈貝馬斯所說的話語有效性要求的時候，話語就有了游戲或表演的性質。由于話語是最容易進行再生產的東西，因此也是最容易成為游戲或表演性質的東西。這種游戲或者表演性的話語不僅在游戲或者表演中出現，也在日常生活中出現。電視臺上的征婚節目是真征婚還是假征婚呢？它看上去是真的，但是，實際上我們無法判斷它究竟是真的還是假的。我們不排除其中有真實征婚的可能性，只有當真實的征婚存在，征婚節目的再生產才是可能的。同樣，只有真實具有語用學意義的話語存在，話語再生產才有可能。在這里，語用學意義的話語生產是在話語的再生產中出現的。當話語的生產和話語的再生產融合在一起的時候，話語的生產和再生產已經無法被區分開來了。于是，我們在這里所面對的是一個超級現實主義的話語場景。在這種話語場景中，人們必須不斷地采用新話語、新詞匯、新表達方式，從而引起公眾的關注。

三、意義的終結與交流的中斷

根據上述情況，鮑德里亞認為，在意義符號過度生產的情況下，意義終結了，人們不能再借助于話語相互交流了。同樣，通過話語交流而確立起來的社會性也被吞噬了。他說：“信息吞噬了它自己的內容，也吞噬了交流和社會?！盵3]（P97）從日常的觀點來看，傳播出來的信息都包含一定的內容，這些內容至多會在傳播過程中發生信息的耗損或者信息的扭曲，但是信息卻不可能吞噬自己的內容。而在鮑德里亞看來，在當今社會，信息吞噬了它自己的內容。

鮑德里亞認為，信息吞噬自己的內容的原因在于，現代社會中的意義符號的生產是一種仿真的生產。其目的不是為了交流本身，不是為了傳達意義本身，而是為了展示交流（staging the communication），為了展示意義。意義符號的生產活動只有展示和表演的意義。鮑德里亞說：“信息不是要引發交流，而是在展示交流的行動中耗費自己，不是要生產意義，而是要在展示意義中耗費自己?！盵3]（P97-98）按照這樣的思路，我們可以說，雖然在媒介中會出現各種符號（這些符號本身也是媒介），但是這些符號卻沒有以表達意義為目的，而只是要顯示符號的存在，只是要顯示媒介的存在。鮑德里亞正是從這個意義上理解麥克盧漢的“媒介就是信息”這個公式的。在他看來，這是“仿真時代的關鍵公式”[3]（P101）。當然，這不是說作為媒介的符號沒有任何內容，而是說，其內容已經轉變成為仿真的內容，或者用鮑德里亞本人的話說，內容已經“揮發”掉了[3]（P102）。如果內容“揮發”掉了，那么符號也就不再是符號了。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媒介本身也“揮發”掉了，媒介在這里成為仿真的媒介。傳統意義上媒介或者信息在這里已經終結了。這種仿真的媒介可以被說成是信息，而這種信息（符號）也可以被說成是媒介。信息和媒介的差別被中和了。

鮑德里亞按照這個思路進一步推論：信息的傳播者和接受者也被中和了。既然傳播信息的人不是為了傳播信息而是為了展示信息，那么即使許多人貌似接受了信息，但實際上他們并沒有真正地接受到信息，因為，這里所傳播的信息是仿真的信息。而真正地接受到信息，知道這是仿真信息的人只有傳播者自己。這不是說信息傳播者不關心人們是否關注傳播出來的東西——他非常關心人們是否關注他所傳播的東西，只不過他不是關注人們是否真正把握意義，而是說他并不是要與接受者相互交流，相互理解。他所關注的是他所傳播的東西的公共性。作為傳播者，他只需要這種公共性。他作為傳播者就是接受者。不僅如此，信息和真實之間的差別也中和了。我們經?？吹诫娨曋械恼鎸嵤聦嵉膫鞑ィㄓ社R頭拍攝下來的事實）。但是這是事實嗎？它既不是信息，也不是事實，而是“真實”（the real）。它既不真，也不假，超越了“真假”。（傳播的目的不是要告訴“真假”。）于是，鮑德里亞說：“嚴格說來，這就是內爆的意思：對立的兩端中的一端吸收了另一端，在每一個意義系統的兩端之間發生了短路，術語和明顯對立被消除了，于是媒介和真實的對立也被消除了?！盵3]（P102-103）

如果符號不傳播意義，那么符號作為媒介有什么作用呢？難道它就是要簡單地顯示自己的存在嗎？當然不是，它不傳播信息，也“沒有”“意義”（字面意義）。因而，它也不是要與其他人進行有意義的討論。但是，它卻表現價值，進行判斷。鮑德里亞說：“沒有信息，媒介于是陷入了這樣一種不確定狀態，即變成我們的巨大的價值和判斷系統?！盵3]（P102）從這個角度來說，符號的傳播不是沒有意義，而是具有巨大的“意義”。它能夠引發巨大社會騷動，產生精彩的語言奇觀。在中國或者在其他任何地方都可能出現這樣的情況：一條簡單的短信、一段簡單的視頻可能會引發一些重大的公共事件。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各種傳媒具有巨大的“魅力”（fascination）。如果說媒介不生產意義，那么它就是用來生產“魅力”的。它所追求的就是被“圍觀”。而大眾傳媒所產生的這種魅力實際上是要“綁架”大眾。它把大眾作為“人質”來給社會施加壓力。正是因此，鮑德里亞把這種狀況說成是“恐怖主義”的行動。[3]（P106）正如恐怖分子綁架人質會引起整個社會的關注，從而吸引眼球一樣。（自殺式的恐怖分子并不要與社會談判，而是要吸引眼球。）不過大眾傳媒領域中的“恐怖分子”不是把某個無辜的人作為人質，而是把所有善良的讀者、觀眾、聽眾作為“人質”，并要求社會滿足這些恐怖分子的要求。（傳媒領域中的“恐怖分子”也不是要與社會談判，而是要吸引眼球。）而人質的死亡（不顧善良大眾的“愿望”），則將意味著社會良知的死亡，意味著社會的死亡。與恐怖分子手中的人質不同的是，這些善良的讀者、聽眾或者觀眾自愿地成為這些網絡傳媒中的“恐怖分子”的“人質”。

在這里，人們自然要問：既然這些東西既不真，也不假，既不是信息，也不是媒介，那么人們為什么還會參與呢？答案是，因為它是仿真的，它是有“魅力”的。在這里，人們把仿真的東西看作是“真實”。人們似乎非常理性地進行討論，但這種理性（reason）的討論卻顯示出極端的“不理性”。哈貝馬斯所說的那種理由（reason）已經失去了“力量”。因為理由已經失去了其可靠的現實基礎。如果回到自發的需求，回到自己的本真狀態，回到按需說話的狀態，人們就能夠回到真實，而不會處于仿真的狀態中。只有回到了真實的狀態，人們才有可能真正地進行理性的判斷，才真正有可能對真假進行區分。

當話語的交流進入一種仿真狀態的時候，當真假無法區分的時候，我們能不能回到真實狀態呢？或者說，我們能不能回到話語真實交流的狀態呢？這是很困難的。我們知道，話語是最容易過度生產的東西。我們在兒童時代見到人時經常所說的一句打招呼的話“吃飯了嗎”是一句客套話，并不是用來表達真實的思想的。這是一句流行開來而被相互模仿的話語。在我們的兒童時代，這種流行的話語還是非常有限的，我們還能區別真和假。當有人問“吃飯了嗎”，我們都知道這不是真實的詢問，而是一種禮貌的問候語。而在如今的現實生活中，我們不再使用這種粗樸的問候語，我們從電視中，從廣播中，從微信中，從網絡中學會了許多新的問候語。我們看到誰都很“親”。我們從大眾傳媒中學會了許多交流的方式。兒童從電視里學會了給媽媽送花。（電視中的表演成為生活，反過來說，生活又成為表演。）大眾學會了問候別人。春節期間，許多人直接從網絡上拷貝別人的問候語，并且群發同樣的問候語。模仿（simulation，即仿真）在這里被發展到極端。兒童失去了他的“童真”，成年人失去了情感上的真實，話語中的真實。在大眾傳媒的廣泛影響下，回到真實已經非常困難。

如果說在私人生活領域中回到真實都面臨著巨大的困難，那么在哈貝馬斯所考察的公共領域，這種困難會更大。本來，公共領域應該從私人領域中發現大眾共同關心的問題，并用公眾共同接受的理由來討論問題，從而過濾掉許多私人問題或者私人理由。但是公共領域恰恰無法過濾掉私人理由或者私人問題。即使沒有利益集團的炒作，沒有哈貝馬斯所說的經濟和政治權力因素的介入，大眾媒體也會炒作某個問題，當這些問題成為炒作的對象的時候，每一種真實都會受到質疑，每一個虛假都會類似于真實。炒作的目的不是傳達真實，而是要再生產影響力。在這里，人們進行著公共輿論的再生產，用鮑德里亞的話來說：“不再需要任何人生產輿論，而需要所有人再生產公共輿論?！盵4]（P85）這不是說炒作中沒有真實，而是真實和虛假已經無法區分。

四、出路何在？

面對著意義的終結和社會性的終結，我們能夠做什么呢？總體說來，我們可以有三種態度：

第一種態度是拒絕回應。鮑德里亞說：“沒有回應可以被理解為大眾本身在對付權力的時候所采取的一種反向策略，而絕不能被理解為權力策略?！盵3]（P105）鮑德里亞贊同這樣一種態度。按照這樣一種策略，沉默的大多數就會出現。在當代社會，一些人操弄輿論就是要獲得回應。任何一種形式的回應都意味著接受操縱。一些人故意走極端，從而引起別人的關注。對于他們來說，甚至批評性的回應都是一種引起關注的方法。他們甚至期待批評。批評使他們成為輿論的焦點，使他們永遠保持在公共領域的中心。策略性地利用公共領域，操縱公共領域成為現代公共領域中所出現的普遍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說，參與公共領域就意味著掉進別人所設計的陷阱中。在這樣的情況下，拒絕參與、拒絕討論恰恰是應對人們策略性地使用公共領域的最好方法之一。這是生活中大多數民眾的做法。

第二種態度是一種嬉皮士式的態度。既然公共領域已經被人們策略性地運用了，那么我們也可以用策略性的方法來對待它。既然別人可以用話語來刺激人們對于話語的需求，那么我們也可以如此。于是，人們極度地放大公共領域，讓生活中的話語極端地戲劇化，讓其中的表演性質徹底暴露出來，把其中的表演極端化。從《象征交換與死亡》的相關論述中，我們發現，鮑德里亞似乎也贊同這樣的策略。他說：“這些系統即使建立在徹底的不確定性上（建立在意義的喪失上），也會重新變成意義的獵物。它們將像恐龍化石一樣，被自身的可怕重量壓垮，然后立即腐爛。這是任何通過自身邏輯追求總體完美的系統所具有的命定性，追求總體完美就是追求總體背叛?！?他還提出，“用一種系統除非以自身的死亡和崩潰為代價才能回應的饋贈來對抗系統”[4]（P50）。比如，當大眾傳媒炒作伊拉克戰爭的場面的時候，鮑德里亞出版了《海灣戰爭沒有發生》這本書，用來解構傳媒的影響力。

第三種態度是回到普遍語用學的態度。這是哈貝馬斯所采取的態度。哈貝馬斯在本質上遵循了現象學的思路。他相信人能夠不受到公共領域中各種夸大其詞的迷惑，而返回本真狀態（資產階級公共領域的原初狀態）。對于他來說，即使人們會操縱輿論，那也只不過是要讓問題受到關注，使之成為議題。關注議題的人們不會沉淪于吵吵嚷嚷的話語世界中，而是會返回到生活世界中。在生活世界的共同背景下，人們會就這些議題進行理性的討論。只要人們遵循語用學規則，只要人們遵循對話的程序，公正的制度就會從這種理性的討論中產生。哈貝馬斯雖然承認了公共領域被操控的可能性，但是他相信，人仍然能夠借助于自己的理性力量來識破其中的奧秘。在我們的社會中許多人相信，公共領域可以借助于自身的力量來克服自身再生產的問題。很多人正在進行這種反思。

然而，問題在于，我們的社會究竟如何確證，我的這個反思不是虛張聲勢，是不是也在策略性地利用公共領域呢？在大眾生活潮流中，少數人所進行的討論最終也會被湮滅在流行的話語趨勢中而無法自清。鮑德里亞在分析各種時尚的時候曾經指出，在各種時裝流行的時代里，反對時尚的東西最后也會成為時尚，比如牛仔褲。[4]（P134）因此，時尚化是難以避免的趨勢。在公共領域中也存在著追逐時尚、追逐公共性的趨勢，雖然少數哲學家會反對這種趨勢，但是它最終也會成為這種趨勢中的一部分。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追逐本真也難免時尚化。哈貝馬斯所追求的公共領域的自由討論也會成為時尚話語的一部分。而在這種時尚的大潮中，理性的討論越來越困難。正如我們在前面所說的那樣，話語的生產在一定的范圍內是存在的，但是話語的生產被包含在再生產中，沒有話語的生產，再生產也不可能。應該承認，在一定范圍內的理性討論是存在的，但是，這種理性的討論與話語再生產無法區分開來。

鮑德里亞的這個分析從反面告訴我們一個道理，在社會公共問題的思考中，各種大眾傳媒已經不再是傳統上那種理性討論的空間，而是一個被炒作和操縱的領域。本文從一定程度上也是要告訴人們，對現代大眾傳媒中的炒作要保持警惕：理性的討論在現代大眾傳媒中已經變得十分困難。因此，每當出現公共性事件的時候，我們應對各種輿論的炒作保持警惕，而不要隨意參與其中，即使我們試圖用理性的態度參與討論，我們也無法避免使自己成為這種炒作的一部分。我們要拒絕成為“恐怖分子”的“人質”（雖然我們只是簡單地投了一個“贊”，但是我們實際上已經成為“人質”）。當所有的人都能夠以理性的態度來對待現代大眾傳媒的時候，理性的討論才成為可能。

今天，我們國家要大力推進“協商民主”，而協商民主中，大眾的參與當然是協商民主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這并不意味著，這種協商要聽從現代大眾傳媒的操控。恰恰相反，大眾傳媒只是提出問題的社會機制，而不是深入地、理性地討論問題的機制。雖然哈貝馬斯也談到了這種區分，但是他在“閘門模式”的討論中過分強調了公共領域的作用，強調了大眾傳媒領域中的商談的約束作用。[3]（P440-444）這種理性的討論需要在有組織的商議機制中進行，比如，法律案件需要在司法體系中討論，社會公共問題需要在政協和人民代表大會中討論。因此，理性的討論只有在大眾傳媒的熱炒之后，只有當大眾傳媒冷卻下來之后才是可能的。只有在熱炒作之后的冷思考中，我們才能回到真實，我們才能區分真假，我們才能有真正的協商民主。

參 考 文 獻

[1] 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南京：譯林出版社，1999.

[2] 哈貝馬斯：《在事實與規范之間》，北京：三聯書店，2003.

[3] Jean Baudrillard， In the Shadow of the Silent Majority or， the End of the Social and Other Essays， Semiotexte and Paul Virilio.

[4] 鮑德里亞：《象征交換與死亡》，南京：譯林出版社，2012.

[責任編輯 付洪泉]

“Internal Explosion” of Significance

——A Difficult Issue in the Public Sphere Theory of Habermas

WANG Xiao-sheng

（Philosophy Department，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Hubei 430074， China）

Abstract： Although Habermas finds the influence of power and money on free communication in his theory public sphere， he only admits that this is the result of the promotion of the intervention of capital and the degree of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media， whose negative effect can be filtered in the public sphere to a great extent. But to Baudrillard， the problem of modern public sphere is that mass media produces “publicity” for the sake of “publicity”， which leads public speech to lose its real pragmatic function and becomes a simulated publicity hard to be differentiated.

Key words： Habermas， Baudrillard， public speech， mass media， Internal Explos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