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路明珠：中外交流與敦煌文化

丘濂

“敦煌文化是多元文明之間對話、相互影響的結晶。沒有外來文明的滋養，也不可能在這樣的邊陲之地形成如此豐富絢爛的洞窟藝術?！?p>

敦煌在古代是總綰中西交通的“咽喉之地”

莫高窟的秋天舒服極了。天空每天都是瓦藍的，空氣潔凈而干燥。敦煌研究院里，辦公樓上爬山虎的葉子紅得像火燒，常書鴻雕像前的花朵還在怒放著。大泉河的水引來灌溉院子里的草木，淙淙地在溝渠里流淌。和樊錦詩走在辦公區里，聽到她總是感嘆：“你看，現在的條件多好??！”

53年前，莫高窟的秋景也是這樣美，只是初來乍到的樊錦詩有些發愁如何度過漫漫長冬。住的房子都是土坯的，沒有電燈，也沒有自來水。簡陋的環境和上海的家和北京的學校形成極大反差。好在洞窟近在咫尺。走進去，一個個五彩繽紛，令人目不暇接。這樣的藝術寶庫讓她逐漸能夠接受生活中的艱苦。

她把最美好的時光都留在了大漠。今年3月，樊錦詩正式卸任了敦煌研究院院長的職務，擔任名譽院長。這不意味著休息，反而是沒有行政事務牽扯精力后，能夠全身心投入研究工作的開始。

將敦煌放置于絲綢之路上中外交流的背景中來研究，是樊錦詩近幾年的一個興趣點。她做過幾場相關講座，已經發表了《從敦煌莫高窟文物看古代中國與日本的佛教文化交流》一文，最近還在準備另一篇文章《從莫高窟圖像和文獻看古代波斯》的材料。本以為談起這個話題她會駕輕就熟，沒想到她在采訪前都一直準備到凌晨。

敦煌文化奇特而博大。她喜歡引用兩位學者的話來說明。一位是季羨林：“世界上歷史悠久、地域廣闊、自成體系、影響深遠的文化體系只有四個：中國、印度、希臘、伊斯蘭，再沒有第五個。而這四個文化體系匯流的地方只有一個，就是中國的敦煌和新疆地區，再沒有第二個?！绷硗庖晃皇侵芤涣迹骸岸鼗唾Y料是方面異常廣泛，內容無限豐富的寶藏，而不是一門有系統成體系的學科?！?/p>

面對這樣的文化，樊錦詩執迷一生，也永遠飽含敬畏之心。

絲路重鎮

以今天的眼光來看，敦煌的交通算不上發達，但這并非古代的狀況。

敦煌的石窟文物保護研究陳列中心里有精美的復制洞窟供游客參觀

敦煌位于河西走廊的最西端，是一塊地處沙漠邊緣的小綠洲。距今2000多年前的春秋戰國時期，有月氏、匈奴等游牧民族在這里活動。漢武帝時，出于抗擊匈奴的需要，派遣張騫于公元前138年和公元前119年兩次出使西域，這使得中國與歐亞大陸的交通線全部打通。公元前111年，河西走廊自東向西設立了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郡。

拿漢代的中西交通為例：由敦煌向東，穿越河西走廊可到達中原長安和洛陽；由敦煌向西南，出陽關南行，或由敦煌向西北，出玉門關北行，是絲綢之路的南北兩條經典線路。到了隋代又增加了中道，因此，敦煌成為漢唐時期“絲綢之路”上聯結歐亞非三洲的樞紐，被稱為總綰中西交通的“咽喉之地”。在13世紀古代海運暢通之前，陸上通道都是中國與西方交通的主要通道，敦煌也就很長時間以來一直處于重要的戰略位置。

關于“敦煌”這個名稱含義的由來，目前人們的認識還不一致。漢文“敦煌”一詞最早出現在《史記·大宛列傳》所記載的張騫自西域歸來后給漢武帝的報告。東漢的應劭最早對這個名稱加以解釋，認為“敦，大也；煌，盛也”。但“敦煌”這個漢語名詞在敦煌設郡之前就已經出現，所以應劭等人的解釋難免是望文生義的附會之說。近年來學者多認為“敦煌”是建郡之前居住在當地少數民族對于本地區的稱謂，但譯自何種語言在東漢時就已失考。

建郡之后，敦煌呈現出一片繁盛的景象。敦煌東部61公里處的懸泉置遺址便能說明這種在政治外交上，中原和西域使者往來不絕的面貌。懸泉置是一個驛站兼接待站。這里出土的西漢昭帝（公元前87～74年）以后的簡牘表明，敦煌曾是接待過來往于漢王朝和西域之間的安息、大月氏、康居、大宛（今烏茲別克共和國境內）、龜茲、于闐、罽賓（今克什米爾）等29國使節。

敦煌關鍵的地理位置，使它成為在古代中西貿易的中轉站。西域胡商與中原漢商通行于“絲綢之路”。比如，在莫高窟第296窟的壁畫中便描繪了中外商人。一些西域客商長期住在敦煌一帶。本世紀初，敦煌長城出土了一封4世紀的粟特文書信。它是在此經商的粟特商人寫給他在中亞撒馬爾罕（今烏茲別克斯坦）的主人和親屬的，信上說：中國的洛陽被匈奴人燒了，我們現在敦煌、酒泉、武威一帶經商。又如藏經洞中的8世紀《沙州都督府圖經》記載了敦煌以西“興胡泊”的地名，即胡商聚居之地。藏經洞的寺院賬目中登記了高檔織物、金銀器、寶石、香料、珍稀藥材等許多西方來的舶來品。這些西方物品都是西域胡商通過絲綢之路帶來的商品。另外，莫高窟北區石窟發現了當時流通的5世紀波斯銀幣。

樊錦詩今年3月開始擔任敦煌研究院的名譽院長

南朝人劉召在注解《后漢書》時，引用《耆舊志》形容敦煌：“華戎所交，一都會也?！庇纱艘部梢姸鼗妥鳛檫呞镏劓傇谏虡I交往和文化交融上的盛景。

營建莫高窟

來到敦煌的還有東來傳教的西域僧侶和西行求法的中國僧侶。佛教傳入中國的路線有陸、海兩條，但早期應以陸路為主，這樣的路線也就經由敦煌。在懸泉置曾出土了這樣一支漢簡，它的釋文是：“少酒薄樂，弟子譚堂再拜請。會月廿三日，小浮屠里七門西入?！彼喈斢谝粡堁埡?，“弟子譚堂”邀請對方到“小浮屠里”這個地方來做客。值得注意的是“小浮屠里”這個地名?！案⊥馈庇蟹?、佛塔的含義，這說明在早在東漢時佛教就對敦煌地區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在莫高窟第323窟發現的唐代李克讓修復莫高窟佛龕時寫下的《重修莫高窟佛龕碑》記述了莫高窟始建的緣由：“（前）秦建元二年（366），有沙門樂僔”，“嘗杖錫林野，行止此（三危）山，忽見金光，狀有千佛”。樂僔和尚被這種奇異的景色感動了，認為這是圣地，所以就募人在莫高窟“造窟一龕”。這樣的景象我在1995年時曾經親眼見過。那次剛下過大雨的傍晚，因為擔心發洪水，我指揮保衛處的人去抗沙包。在低頭說話時，我眼睛的余光中忽然覺得前方有金燦燦的光，抬頭一看，正是空中出現的金光，金光下的三危山看上去都發暗了。同事趕回去拿相機的工夫，金光就便消失不見，空中接著出現了“雙虹”。這些奇特的折射現象在佛教信徒眼中必定充滿了神圣的宗教色彩。

從366年開始，開鑿石窟的工程一直持續了1000多年。直到明朝朱元璋修筑了嘉峪關長城和肅州城，之后敦煌被關到了嘉峪關之外，大部分的開窟人員和當地居民搬進了關內，敦煌才開始陷入沉寂和無人管理的狀態。1000多年的修建造就了輝煌燦爛的敦煌洞窟藝術。經過統計，莫高窟共有735個洞窟，4.5萬平方米壁畫，2000多身彩塑。它位于距離今天敦煌市區25公里的鳴沙山東麓斷崖上，面朝東，南北長1680米，高50米。洞窟分布高低錯落、鱗次櫛比，上下最多有5層。

為什么莫高窟有如此高的研究價值？其中之一的原因就是世界沒有一個地方，保存有10個世紀都不間斷的美術作品。上世紀40年代，張大千來到敦煌臨摹壁畫，1944年在成都臨摹展的序言中，他寫道：“大千流連畫選，傾慕古人，自宋元以來真跡，其播于人間者，嘗窺見其什九矣。欲求所謂六朝隋唐之作，世且笑為誕妄。獨石室畫壁，簡籍所不在，往哲所未聞，千堵丹青，遁光莫曜，靈蹤既閟，頹波愈騰，盛衰之理，吁乎極矣！”這就是說，世間流傳的畫作，宋元時代較多，張大千自認為基本都看遍了。隋唐以前的繪畫其他地方都找不到，張大千發現它唯獨保留在敦煌石窟中。佛教由絲綢之路經由敦煌傳入中原，中原的畫風反過來又會影響敦煌。漢唐時代，長安那樣的地方是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也是佛教傳播的中心?？梢韵胂?，南北畫家云集在那里，在寺廟的墻壁上創作了高超的繪畫?？墒墙涍^了朝代更迭與戰亂，城市中的寺廟被廢棄了，精美的壁畫都不存世。如今要看反而就要到一個“荒涼”的地方，那就是敦煌。

另外一個原因就是莫高窟藏經洞中保存的一批珍貴文物。藏經洞是莫高窟16窟甬道北壁的一間密室，當年王道士在清理積沙時無意中發現了它，里面保存有4世紀至11世紀的佛教經卷、社會文書、刺繡、絹畫、法器等文物5萬余件。此后藏經洞經過外國探險家和盜寶者的洗掠，不少文物都藏于海外。英國和法國已經將這批文物數字化后公開，我們做研究時還是能夠利用。這些文物被譽為是“中古時代的百科全書”和“古代學術海洋”。這里面約90%的文物都是佛教文獻。不少藏外佚經（即《大藏經》中未收佛經），不僅可補宋代以來各版大藏經的不足，還為佛教經典和佛教史的研究打開了新的門徑。敦煌佛經中還有不少被認為是中國人假托佛說而撰述的經典，即所謂“偽經”。這些疑偽經反映了中國佛教的特點，是研究中國佛教史的寶貴資料。敦煌文獻中的梵文、古藏文、回鶻文、于闐文、吐火羅文及與漢文對照的佛經，對摸清漢譯佛經的來源以及考證佛經原文意義作用很大。除了佛教經卷外，敦煌文獻中還保存了有關摩尼教、景教文獻，為我們了解古代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歷史證據。

九層樓的建筑已經成為莫高窟的標志，里面有34.5米高的大佛

1987年，敦煌莫高窟申請世界文化遺產。遴選標準一共六條，只要符合其中一條，便可以入選遺產，而莫高窟是六條標準全部滿足。據我所知，世界上六條標準都符合的文化遺產只有三處，一處是威尼斯，一處是泰山，還有一處便是莫高窟。

中外交流成就敦煌文化

由于所處的特殊地理位置，敦煌成為接觸西方不同文明的前沿之地。但需要強調的是，從公元前111年設郡，到366年開鑿莫高窟，這477年的歲月，也讓漢文化在這里深深扎根。開發敦煌和河西的過程中首先實行的是大規模的移民和屯墾，這就使得漢族成為敦煌居民的主體民族，內地帶來的農耕技術投入使用，取代了游牧為主的社會生活。敦煌逐漸出現了一批名門大族，推廣和傳播儒學經典。佛教和佛教藝術是外來的，但是在漢文化的土壤里發芽開花。在外來文化的接受上，敦煌是帶有選擇性的。在龜茲的克孜爾壁畫中，可以看到印度式“豐乳、細腰、大臀”、“遍體圓凈光”的裸體舞女和菩薩形象，但這些一來到敦煌便銷聲匿跡，代之以“非男非女”的菩薩、伎樂和飛天的形象。這不僅適應了儒家倫理道德和審美風尚，又沒有違背佛教“菩薩無性”的思想，是外來佛教中國化的體現。

敦煌莫高窟中仍然能看到印度佛教的不少影子。320年到600年是印度美術史中的笈多王朝時代，相較于之前貴霜王朝的犍陀羅和馬圖拉風格的造像藝術，它要更加本地化——佛教本身并沒有偶像崇拜，當它在印度發揚壯大之時便借鑒了希臘的造像風格。公元前334年到公元前324年，馬其頓國王亞歷山大東征，也將希臘文化帶到所到之處。笈多藝術則更加遵循印度民族的古典主義審美，創作出純印度風格的笈多式佛像。這種佛像的特點之一就是佛像身穿通肩式薄衣，衣紋是一道道平行的U字形細線，具有流水般波動的韻律感。薄衣緊貼身體，像被水浸濕了一樣半透明，隱約凸現出全身的輪廓。這種“濕衣效果”在莫高窟的早期造像中可以見到。另外，我們的石窟形制也受到了印度石窟的影響。中心柱窟的形式是對印度式支提窟的改造，即把中心的圓形佛塔改成方形塔柱，同時洞窟頂部的前沿部分改成了人字披頂，因為人字披是中國木結構房屋最具特色的形式。

莫高窟的藏經洞中保存有證明中印交流的文獻。編號為P.3303的法國人伯希和帶走的敦煌殘卷是一份關于印度制糖法的記錄。印度北部在世界上制造蔗糖最早，大約公元初年就有蔗糖輸送到希臘。這份記錄也表明了我國向印度學習制糖法以提高技藝的過程。

過去很多人會認為中國和印度的僧侶相互往來的現象在唐代最盛，比如大家都耳熟能詳的玄奘和義凈。唐代“安史之亂”之后還有沒有呢？不久前北京大學的榮新江教授在被英國人斯坦因拿走的、現在藏于印度的藏經洞文獻中就發現了一些用漢語或者藏語寫成的經書副本，他們是當時經過敦煌去印度的中國僧侶留下來的。還有一些抄本是從印度來到中國的僧侶寫的，他們有的是去山西五臺山巡禮，那里被認為是文殊菩薩的道場。這些都表明，從盛唐到中唐，再到晚唐、五代，一直到宋朝都有僧侶交流活動發生，他們在敦煌停留過。編號為S.383的敦煌藏經洞文獻是一卷叫《西天路競》的抄本，由斯坦因帶走，藏于大英博物館中?！奥犯偂钡囊馑际恰八涍^的路程”。這個抄本記錄的是宋太祖乾德年間，由皇帝下詔，派遣157位僧侶去印度求法的經過。他們的路線正是從北宋都城開封出發，到靈州，再到甘州、張掖，經過敦煌，再出玉門關。

敦煌莫高窟中也有來自波斯的影響。在西漢時，我們就與波斯建立了聯系。那是張騫第二次出使西域，當時的波斯帝國正處于安息王朝統治時期。安息派了使者給漢朝皇帝進獻了禮物。到了東漢，安息有一位叫安世高的僧人到洛陽翻譯佛經。莫高窟的壁畫中就描繪了和安世高相關的傳說。比如晚唐第9窟、五代第108窟和北宋454窟甬道頂部都繪有安世高赴江南途中所見的異事，情節是一條蟒蛇向安世高講述前世曾是他的同學，因為罪業化身蟒蛇，如今愿意捐出所有，請求安世高為他建造佛塔。這些和故事的廣泛繪制和傳播，都說明安世高在中國的知名度很高。

從漢代一直到明代，中原王朝和波斯都有往來。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和波斯間的來往頻繁?！段簳酚涊d，波斯使臣來中國交聘達數十次之多，給北魏皇帝帶來的各種禮品，有珍物、馴象等。西魏時，朝廷派遣張道義率團出使波斯。到達敦煌附近的瓜州時，正趕上內亂，滯留期間，還暫且代理管理瓜州事務，并將情況上報朝廷。波斯的薩珊帝國在632年起被阿拉伯軍隊攻擊。在651年滅亡后，薩珊王朝末代皇帝的兒子俾路斯曾逃到中國唐朝，請求唐高宗發兵抗擊阿拉伯人的入侵，唐朝護送其返回今阿富汗斯坦錫斯坦一帶，于661年建立波斯都督府，但到663年終為阿拉伯帝國所滅。

這些不間斷的交流活動都為莫高窟留下了諸多波斯元素。比如，西魏285窟有“五百強盜成佛”的故事畫。畫中官兵所騎的戰馬全身披掛形制齊全的馬鎧，從保護馬頭的“面簾”，到保護馬后部尻部的“寄生”一應俱全。這種保護戰馬的防護裝備便認為是源自波斯。又如隋代420窟彩塑菩薩的衣裙上繪滿了環形聯珠狩獵紋樣，每一枚環形紋樣的中心都畫有武士騎象舉棒形武器打虎的圖案?！杜f唐書·西戎傳》中說波斯國“其國乘象而戰，每一象，戰士百人”，可見它來自波斯人的形象。而像連珠紋這種裝飾紋樣，在波斯薩珊王朝時期非常常見。

敦煌莫高窟中還能看見來自中亞文化的輸入。像初唐220窟《藥師經變》的畫面里有中亞康居女子在小圓毯上表演快速旋轉的胡旋舞，舞者兩側為有打擊、吹奏、彈撥樂器組成的伴奏樂隊。

文化的傳播是個很復雜的過程，中間經過了若干次變化。敦煌壁畫從６世紀到13世紀都有豐富的日神、月神圖像，比如西魏285窟的日天和月天，馬車的駟馬兩兩相背而行。還有像是盛唐144窟畫的日神，騎在呈正面姿態的馬背上。這些形象里有印度和中亞的元素，又交織了希臘和波斯藝術的影響。當年亞歷山大東征時，可能將古希臘神話中的日神、月神及其坐騎的圖像元素傳入西亞波斯，產生了瑣羅亞斯德教的太陽神密特拉神及馬車圖像，再傳入南亞西北印度，又產生了印度教的日神蘇利耶神及馬車圖像；經由西北印度傳入中亞地區產生了佛教護法神日天、月天形象，接著繼續東傳道新疆和敦煌。另外一個例子是莫高窟經變畫中經常出現的人頭鳥身彈奏琵琶的伽陵頻伽鳥，最早的原型可以追溯到希臘神話中的海妖塞壬。它也是人頭鳥的樣子，會用自己動聽的歌聲，使過往的水手失神觸礁死亡。

敦煌文化是多元文明之間對話、相互影響的結晶。沒有外來文明的滋養，不可能形成這樣豐富絢爛的洞窟藝術。

敦煌與東亞

古代敦煌的交通是四通八達的，不僅可以向西出境，向東抵達長安、洛陽，還能往東入海后，到達朝鮮半島和日本諸島。相應地，對于絲綢之路終端的理解，也應該向東延長。

來自朝鮮半島的新羅人的形象在敦煌壁畫中就能找到。比如初唐220窟壁畫《維摩詰經變》中維摩詰前面站立的聽法的群眾中，就有頭戴鳥羽冠、身著交領大袖長袍的新羅人。這個人物的畫法和傳世的閻立本畫的《職貢圖》中的新羅人非常相像。又因為和維摩詰辯論的文殊菩薩面前，也有聽眾，其中聽法的帝王形象類似閻立本繪制的《歷代帝王圖》，由此可以推測，敦煌的畫師是受到中原閻立本畫風的影響。

在唐五代61窟的《五臺山圖》里也保存有朝鮮半島的資料?！段迮_山圖》展現了山西省五臺山至河北鎮州的寺院山川、商賈行旅的面貌。其中有一座“新羅王塔”，根據考證是為了反映新羅國王子慈藏大師，曾在五臺山出家、修行并建造此塔的經歷；還有一行五人的新羅送貢使，他們是代表信奉佛教的新羅國王，前往五臺山給文殊菩薩進奉貢品的使節。而另外一行三人的高麗王送貢使則規模較小，側面可以看出建國初期的高麗國國勢和財力都較為薄弱的狀況。

除了莫高窟壁畫中保存有來自朝鮮半島的人物形象，藏經洞中的文書也可以證明新羅僧人的確有經過敦煌去西域求法。被伯希和帶走的編號為P.3532的殘卷，羅振玉等考古大家認定是新羅僧人慧超寫下的《往五天竺傳》中的其中三卷?；鄢菑暮Ｂ愤M入印度，再從陸路回國。根據推測，這很可能就是他留下的一個副本，主本隨身攜帶走了。這本書的原書已經佚失，僅有的殘卷記錄了慧超從中國去古印度探求圣跡所經歷的數十個國家、地區、城邦，以及中國西北的地理、宗教信仰、佛教流傳情況及風土習俗等，是難得的史料。

敦煌與日本的關聯則更為曲折有趣。中國正史中極少有關于敦煌的佛教記載，即使在古代中國和日本交往最頻繁的隋唐時期，至今也沒有任何證據說敦煌和日本之間有發生過直接的來往。但是，為什么敦煌莫高窟的佛教和佛教藝術會被認為是日本佛教和佛教藝術的源頭呢？

中國的隋唐時代，正好對應日本的飛鳥、平安和奈良三個時期。這段時間里，敦煌的佛教藝術和日本同時期的佛教藝術呈現某種相似性。比如，我觀察到日本法隆寺金堂壁畫的說法圖，與莫高窟初唐220窟東壁的說法圖比較接近，金堂壁畫中飛天輕盈優美的飛舞姿態，與莫高窟盛唐321窟佛龕龕頂繪畫飛天相似。還有日本當麻寺的《觀無量壽經變》，它的內容、格局都和莫高窟盛唐171窟的《觀無量壽經變》相一致。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

那么是敦煌直接向日本輸出了這種影響嗎？隋唐時期，日本政府多次派遣學問僧入唐，為了能夠引入佛教各宗派的典籍與佛教藝術。他們都將長安作為目的地。正如學者方立天所說，長安作為隋唐時代的首都，得天時地利之便。長安佛教成為主導中國佛教的中樞，成為僧才凝聚、經典翻譯、佛教弘傳、宗派創立和文化交流的五大主要中心。而此時的敦煌，作為絲綢之路上一處重要的佛教圣地，也得到了來自中原朝廷的關注。如601年，隋文帝楊堅頒發《立舍利塔詔》，高僧智嶷奉敕送舍利到敦煌，并在敦煌弘法。還有藏經洞出土的初唐宮廷寫經《金剛經》、《妙法蓮華經》有53件。這當初是武則天為亡父母做功德而寫下各3000卷而頒行至敦煌后的遺存。這些都說明了位于長安的中原王朝對敦煌實行了有效的控制和管理，它在意識形態上與中原同步。

所以敦煌莫高窟藝術和日本飛鳥、奈良和平安朝的佛教文物呈現出相近性，是因為都受到長安為代表的佛教藝術的廣泛影響。如果說初期佛教經由敦煌傳入中原時在敦煌形成了中西交融的藝術，那么進入中原后已經高度本土化的佛教又反過來給敦煌以滋養。當時間推移，隋唐長安和中原地區的佛寺藝術早已湮滅無存，處于西北邊陲的莫高窟的壁畫雕塑和佛教典籍卻幸運地保存下來，成為古代中日之間興盛文化交往的見證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