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間的南京“一三”事件

王慶順

上世紀八十年代，我在寶鋼集團南京軋鋼總廠工作期間，結識了線材分廠的司磅員薛德元。也算是造化弄人吧，此時此刻穿一身藍布工作服的老工人薛德元在“文革”時期可是南京“八二七”主要負責人之一，他曾在造反派推舉下，在1968年至1976年期間擔任江蘇省革命委員會常委。我通過與薛德元的多次交談，兼之查閱了大量有關“文革”的資料 （官方資料和當年造反派小報），大致了解到1967年發生在古城南京震驚全國的“一三”事件和“一·二六”奪權的來龍去脈。

1967年1月3日夜，位于南京太平南路的江蘇飯店發生了一場大規模的武斗事件。這起事件是“文革”以來江蘇發生的首起大規模武斗事件，人稱“一三事件”?！耙蝗录卑l生后很快就震驚全國并驚動了以陳伯達、江青為首的“中央文革小組”。

這場大規模的流血事件是由武斗雙方發生不可調和的沖突引起的。沖突的挑戰方是“江蘇省紅色造反總司令部”（簡稱“紅總”）和“江蘇省工人紅色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總”）等造反派，而被迫卷入沖突的一方是“南京市工礦企業赤衛隊”（簡稱“赤衛隊”）。當時紅總和工總提出的口號是“懷疑一切，打倒一切！”“踢開黨委鬧革命！”“砸爛一切舊制度！”“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等。當時紅總和工總鬧騰最兇的下屬組織有“南大八二七”、“南無八一二”“南體一一四”、“五中八八”、“六中韶山公社”、“躍鋼八一八”、“南機井岡山”等。這些造反派四處鼓吹“停課、停產鬧革命”，到處搞打、砸、搶，嚴重擾亂社會秩序。而赤衛隊雖也打著造反的旗號，但該組織是由黨團員、勞模、先進生產者、敬業老工人組成的，他們反對打、砸、搶，反對“停課停產鬧革命”。筆者也是經歷過“文革”的人，據我所知，當年（1966年11月27日） 赤衛隊成立后，還是很有群眾基礎的，該組織在短短的個把月內，就發展到近30萬人。

由于紅總和工總的各下屬造反派組織成立在前，而赤衛隊成立在后，兩派的政治立場、訴求（當時稱“觀點”） 完全不同甚至針鋒相對，所以，造反派便認為，赤衛隊是打著“造反派”旗號的“?；逝伞?。造反派還無中生有地到處貼大字報、散發傳單，說赤衛隊是江蘇省委和南京市委暗中策劃成立的，該組織成立的目的是為了死?！芭f省委”和“舊市委”，與“砸爛舊省委、舊市委”為奮斗目標的造反派唱對臺戲。造反派還給赤衛隊貼了個“叛徒組織”的政治標簽。

赤衛隊成立之初還能與紅總和工總分庭抗禮，甚至還比紅總和工總的“人氣”要旺一些，但隨著中央文革小組的江青、康生、張春橋等野心家、陰謀家為了幫助聽命于自己的江蘇省各造反派，在公開場合表態，說赤衛隊是有“保守傾向”的組織，對赤衛隊的活動不予支持。與此同時，上海的造反派“工總司”頭目王洪文也到南京，向南大造反派“傳經送寶”。就這樣，南京地區的造反派組織在中央文革小組的慫恿下，在外地造反派的聲援下，變得越來越激進，越來越好斗。從此，紅總和工總便與赤衛隊勢不兩立，且不斷制造謠言，栽贓陷害赤衛隊，并不斷向步步退讓的赤衛隊展開攻勢，挑起事端。

為了徹底打垮赤衛隊，紅總和工總于1966年12月上旬組織了“江蘇省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團”，到首都去“揭發、控訴”“舊江蘇省委”的大大小小的“走資派”賣力執行“迫害造反派”支持“赤衛隊”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見造反派“惡人先告狀”，赤衛隊領導層決定先向江蘇省委請愿，再見機行事。12月中旬，數千名赤衛隊員有組織地來到江蘇省委大院，要求省委主要負責人接見他們，同赤衛隊簽一份協議，協議的核心內容是承認赤衛隊是革命群眾組織。由于江蘇省委已關注到中央文革小組對赤衛隊的表態，所以省委無法滿足赤衛隊的政治訴求。兩三天后，聚集在省委大院及其附近的赤衛隊員已達數萬人。赤衛隊領導層此時也注意到省委有難言之隱的苦衷，覺得這種政治訴求在省內是無法解決了，便決定進京“請愿”。

1966年12月25日下午，數千名赤衛隊骨干隊員在浦口火車站集合，臨時成立了“南京工礦企業赤衛隊赴京匯報代表團”。由于這數千名赤衛隊員臨時“加塞”，使當年因紅衛兵大串連造成的超負荷鐵路運輸更是雪上加霜。幾列北上的列車因嚴重超員而停開，津浦線一度中斷。這數千名赤衛隊員在情急之下，腦子一熱，決定步行進京。

江蘇省委獲悉數千名赤衛隊員徒步赴京“匯報請愿”的消息后，覺得此舉欠妥，便派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王楚濱于25日晚驅車急赴浦口火車站，勸說他們回城解決問題。經過一夜苦口婆心的勸說，只有少部分人愿隨王楚濱回城就地解決問題，大部分人仍決定徒步進京。王楚濱被逼無奈，只得隨同赤衛隊員一同北上，沿途勸說他們。經過一天急行軍，26日晚王楚濱隨同赤衛隊員來到安徽省滁縣。這時，陸陸續續涌進滁縣的赤衛隊員已達萬余人。當年的滁縣規模很小，一下子涌進這萬把人的“不速之客”，完全沒有能力接納。當時正值北風呼嘯、大雪紛飛的隆冬，廣大赤衛隊員不但無屋可御寒，連口熱飯都吃不上，處境非常惡劣。時任江蘇省委第一書記的江渭清從王楚濱打來的電話中獲悉這種情況，他怕凍出人命，忙向南京軍區求援，時任南京軍區政委的杜平當即指示軍區后勤部辦理此事。后勤部緊急抽調了20多輛汽車，將5000余床軍用棉被和部分軍大衣送往滁縣，時為29日。與此同時，江蘇省委和南京市委又派出一批政工干部和各工礦企的領導干部趕赴滁縣，配合王楚濱“游說”廣大赤衛隊員。經過多次推心置腹的勸說，這萬余名赤衛隊員在赤衛隊高層領導指示下，于1966年12月31日開始返回南京，這次“撤軍行動”至1967年1月2日結束。

返回南京的赤衛隊員回城后大多數都返回原工作單位或回家“待命”，但也有部分情緒激動的赤衛隊員不愿回廠回家，而住進了江蘇飯店，他們聲稱，他們要為赤衛隊是否是革命群眾組織討個說法，不達目的，誓不罷休。這些住進江蘇飯店的赤衛隊員有2000多人，其中有百余名女赤衛隊員。

江蘇飯店是省政府的招待所，2000余名赤衛隊員入住江蘇飯店的消息傳開后，造反派認為這里面有名堂。南京大學“八二七革命串連會”勤務組（總部）總負責人曾邦元從中窺伺可乘之機，他緊急約見“首都紅三司”、“上海工總司”、“全國革命造反串連會”等造反派駐寧聯絡站的頭目。曾邦元與其密謀后，對外謊稱，說是全國各地的工人赤衛隊頭目正在江蘇飯店開黑會，準備抄紅總和工總的總部，現在正有一批批手執武器的赤衛隊員在江北集結待命。曾邦元還說，南京各造反派組織已達成共識，要文斗，不要武斗，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如果赤衛隊膽敢先動手，造反派必將予以強有力的“自衛反擊”。由此可見，此時曾邦元和其他造反派頭目已為即將發生的“先發制人”的武斗開始大造輿論。為了“戰則必勝”，造反派還派人事先潛入江蘇飯店，刺探“敵情”。

1月3日晚10時許，突然，在江蘇飯店周邊的大街小巷響起一陣令人心悸的哨子聲，一撥撥埋伏在此的造反派手執紅纓槍、齊眉棍、大砍刀潮水般地涌出，將江蘇飯店包圍得水泄不通。

正在江蘇省委值班的省委副書記陳光得知此事后，忙向第一書記江渭清匯報了這緊急情況。他倆在和其他省委領導緊急磋商后，一致認為：必須設法制止這場即將發生的武斗。省委立即調動近400名民警奔赴現場，組成人墻，試圖將沖突雙方隔離開來。與此同時，省委還急派陳光、李士英、岳維藩、洪沛霖、宋超等領導同志趕赴現場，分頭做沖突雙方的思想工作。誰知，志在必得的造反派頭目根本就不買省委的賬，他們在扣留前來勸說的李士英和岳維藩后，隨即下達了向客居江蘇飯店的2000多名男女赤衛隊員發起攻擊的命令。毫無武斗準備的赤衛隊員被迫拿起凳子、拖把等生活、清潔用具進行抵抗?！皯鸸笨上攵?，2000多名赤衛隊員被數倍于自己的手執器械的造反派打敗。在這場沖突中，赤衛隊員有三分之一人員受不同程度的傷害。這起武斗事件就是當年震驚全國的“一三事件”?！耙蝗录卑l生后，赤衛隊與紅總和工總之間的矛盾更加激化。雙方都上街示威游行，控訴聲討對方，新的大規模武斗一觸即發！

“一三事件”發生后，南京廣大市民都處在觀望狀態，他們企盼了解“一三事件”的真相及沖突雙方的對與錯。1月6日，陳伯達以中央文革小組的名義給江蘇省委打來電話，陳伯達在電話中措辭嚴厲地指責南京赤衛隊在江蘇飯店制造白色恐怖，責令江蘇省委不得對此袖手旁觀，更不能幕后操縱，否則后果自負！

由于中央文革小組的介入，南京赤衛隊很快就垮了。不久，在上?！耙辉嘛L暴”的影響下，江蘇的造反派于1967年1月26日奪了江蘇省委的權，人稱“一·二六奪權”。由于奪權前后造反派內部矛盾加劇，有些造反派組織未被邀請參加奪權，奪權后又因權益分配不均，造反派徹底分裂為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組織。擁護“一·二六奪權”的這派由紅總和新工總組成，他們高喊：“一·二六奪權”就是好！人稱“好派”;另一派由老工總、東方紅、八二七組成，人稱“老東八”，他們強烈反對“一·二六奪權”，高喊：“一·二六”奪權就是好個屁！人稱“屁派”。

（選自《鐘山風雨》201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