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審《蕩寇志》的政教意識

重審《蕩寇志》的政教意識

·余夏云·

摘要

晚清小說《蕩寇志》，表面上雖因思想保守，而導致藝術成就乏善可陳，但實際上，這種缺憾，是歷史暴力的自然顯現，同時也是追求詩學正義的一種必然結果。它承襲著古本《水滸》的寫作傳統。折沖在剔除暴力和書寫暴力之間，《蕩寇志》不斷地泄露正義的變數，暗示忠君思想的移動性和“背叛”趨勢，即其所“忠”之君，并非冥頑不靈之君；而忠義之臣，也不必只是愚忠愚孝之士，他們暗示著一個新的現代主體的出現。

關鍵詞

《蕩寇志》歷史暴力詩學正義國家話語

“五四”的光環之下，晚清備受壓抑。近來的看法是要把它當作“世紀末”(fin-de-siècle)的潮流之一，既頹廢(decadence)，又華麗?！邦j廢”的是傳統節奏的中斷，時間被逼入下一個百年；“華麗”的則是“現代性”降臨，眾聲喧嘩。在前一種氛圍中，“氣數將盡”的情感彌漫，人人自危。不過，這種受創(trauma)意識，也相應地激起后一種可能，從而帶來峰回路轉的喜悅。

與這樣一種歷史的轉折形態相呼應，是文藝界的動蕩與變化。其中，續書潮流的風行，正是表征之一。不過，歷來的研究者對這方面不大注意。他們多關心翻譯和時新的創作，比如四大譴責小說、《新中國未來記》、《文明小史》、《恨?！返鹊?，反而對這些古典作品的仿作、續作缺乏興趣?？墒俏乙詾?，要談晚清的變化，就要從這些“新翻的楊柳枝”中去領會，像李歐梵說的：“晚清文化的特色不在去舊創新，而是在舊中翻新——舊瓶裝新酒，逐漸滿溢以后，才帶動一種質的變化?！?/p>

續書在晚清的大量存在，表明了一種要對話傳統的沖動是何其強大。無論這種沖動是源自政治、心理、時代，還是審美、理論、道德，甚或名利，它都為我們思考古典文化的“現代化”或曰“當下化”提供了重要線索。也許，它們在思想意識上劣跡斑斑，文學水準也差強人意，就如同本文所要討論的《蕩寇志》一樣，但是，它們代表了時代文學的某些側面。從文化研究的觀念來看，我們不能對它一概否定。在下面的討論中，我甚至要指出這些令今人看來大為不滿的方面，可能恰是歷史與文學本身的隱秘個性使然。這就是王德威所說的“歷史那頭怪獸”(themonsterthatishistory)，或者說“怪獸性”(monstrosity)。我的討論是從觀察“土匪”這個惡的形象開始的，我想指出這些“惡人”，如何一步一步地帶出有關“暴力的敘事”和“敘事的暴力”，同時也引起關于正義的話題，以及這個話題又如何從文學空間進入公共領域，同民族、國家的話語發生關聯。

一、續書與續命

俞萬春的《蕩寇志》是74部《水滸》續書中的一部。關于它的成書情形，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有精要介紹。他講：

道光中，有山陰俞萬春作《結水滸傳》七十回，結子一回，亦名《蕩寇志》，則立意正相反(指與陳忱的《后水滸傳》寫眾好漢星散海外的立意相反)，使山泊首領，非死即誅，專明“當年宋江并沒有受招安平方臘的話，只有被張叔夜擒拿正法一句話”，以結七十回本。俞萬春字仲華，別號忽來道人，嘗隨其父官粵?，幟裰?，從征有功議敘，后行醫于杭州，晚年乃奉道釋，道光己酉(一八四九)卒?！妒幙苤尽分?，始于丙戌而迄于丁未，首尾凡二十二年，“未遑修飾而歿”，咸豐元年(一八五一)，其子龍光始修潤而刻之(本書識語)。書中造事行文，有時幾欲摩前傳之壘，采錄景象，亦頗有施羅所未試者，在糾纏舊作之同類小說中，蓋差為佼佼者矣。

俞萬春延續金圣嘆腰斬100回本《水滸》而成70回貫華堂本的思路，提出“既是忠義，必不做強盜；既是強盜，必不算忠義”的見解，直接將水滸群英視為犯上作亂的豺狼虎豹、土匪盜寇。關于這一點，胡適在《〈水滸傳〉考證》中有一個清楚的解釋，他說：“不懂得明末流賊的大亂，便不懂得金圣嘆的《水滸》見解何以那樣迂腐。不懂得明末清初的歷史，便不懂得雁宕山樵的《水滸后傳》。不懂得嘉慶、道光間的遍地匪亂，便不懂得俞仲華的《蕩寇志》?！睋Q句話說，《蕩寇志》乃是一本“政治小說”，或者更準確地說是一本“時政小說”。它的用意十分明確，是要“使天下后世曉然于盜賊之終無不敗，忠義之不容假借混朦”。他使108人無一幸免，目的就是要以儆效尤，對當時此起彼伏的農民起義軍有所警示，其所反映的乃是典型的忠君愛國、封建衛道思想。

而在這一層政治因素之外，還另有一種文藝的因素，使得俞萬春要苦心孤詣地續寫《水滸》。這一點可以同后來梁啟超所謂的“小說與群治之關系”等量齊觀。在梁啟超看來，“小說有不可思議之力支配人道”，正面積極者，可以熏、浸、刺、提；反面者，則可以“傷風敗俗、毒遍社會”。俞萬春也曾持類似理念，認為《水滸》“淫詞邪說，壞人心術”，所以必除之而后快。他義正詞嚴地指出：“莫道小說閑書不關緊要，須知越是小說閑書，越是傳播得快，茶坊酒肆，月下燈前，人人喜能，個個愛聽”。正是在這樣一種文藝功能論的視角下，俞萬春決定續寫《水滸》，以《蕩寇志》的“熏、浸、刺、提”來同“原作”的“江湖盜賊之思想”抗衡，并為之作“結”。

歷來的看法已經指出，俞萬春的所作所為，實在是要提供一套官方的說辭，借著因緣果報的道德勸誡，來維系搖搖欲墜的大清帝國。但是，我卻想問，為什么他不另辟新章，而是接著《水滸》的思路往下寫？他反寫英雄神話，挑戰讀者的心理定式，到底是對“土匪”形象的污蔑抹黑，還是對這一形象的變相豐富和增益？以下我想從三個方面提出思考。

二、歷史的暴力

所謂“歷史的暴力”，不僅是指歷史書寫遍布對暴力的記載，也是指歷史本身就是暴力書寫的一種結果。從第一個層面來看，《蕩寇志》極寫各種暴力事項，渲染權力爭奪的血腥與恐怖，已經是不折不扣的暴力敘事了。更何況“土匪”、“盜賊”形象的屢屢出現，又進一步點明，民間和官方的斗爭，不只是兩種文化形態的沖突，而是整個社會運轉機制中本身就包含暴力因素。農民的失“地”，正是他成“匪”變“寇”的關鍵。所以，從這個層面上看，俞萬春寫土匪的“既除且治”，簡直就是一場以暴易暴的文字戰役。

《蕩寇志》中的另一種暴力形態，需要從俞萬春的重寫行為中去見證。這種暴力折射了亂世中士人位置和心態的變化。重寫行為，應該和傳統的解經學放在一起考察。它們都反映了士人如何通過控制文本來實現思想控制的思路。通過不斷地給原文添加注釋和解說，統治階級和他們的士人團體牢牢地掌控著閱讀的方向和思想的走勢。俞萬春對《水滸》的續寫，正是在這樣一個解經學的意義上發生的。所不同者在于，他解的不是傳統的儒家典籍，而是曾經一度被視為小道的小說。這種變化，很明顯地反映出士人文化的衰微，以及士人心態的轉折。他們已經無力控制那些經典，現在他們只能轉向控制那些曾經被他們視如敝屣的東西。就俞萬春而言，除了《蕩寇志》，他尚有軍事、器械、醫藥方面的論著，如《騎射論》、《火器考》、《釋醫學辨癥》、《凈土事相》等書。這些東西都曾被看作“奇技淫巧”，不過，在俞萬春這卻成了一生最重要的關注點，足證末世之際一代文人的凋落和無奈。這樣來看，他對“土匪”的唾棄和打壓，實在是為了一種心理的補償。在這個意義上，“土匪”是一種暴力化的心理修辭。

三、正義的詩學

再比如李逵，他曾經給我們留下過個性豪爽、耿直而不失孝心的正面形象，但是他也在51回里曾殘忍地劈死過一個小孩，且動不動就砍掉對手的馬蹄，是一個“見一個殺一個，見兩個殺一雙”的“天殺星”。我想，正是這些人物形象中的陰暗面目，直接造成了俞萬春對他們的口誅筆伐。許多人不明白，為什么同為土匪，陳希真等人和宋江等人的命運會如此不同，我想這個原因正要回到《水滸》本身去找。只有明白了宋江等人在《水滸》中的所作所為和個性分裂，才能理解俞萬春為什么在《蕩寇志》中要極力放大和夸張其不忠不義的形象。從這一點說，俞萬春的“土匪”是一個有著文學傳承的政治符號。在某種程度上，它見證了文學按照自身發展的一種形態和結果，可以被稱為“詩學的正義”。

四、國家的話語

如果說，以上的討論讓我們看到：“土匪”修辭如何見證“暴力”和“正義”的法術同“國家話語”發生關聯，并接受其“培植”和利用的方面，那么，我也將在下面指出，“土匪”敘事同時傳達出一種與國家話語相脫離的“背叛的美學”。

也許我們會說，塑造這樣一種美學化的土匪故事，是基于對某種特定歷史條件的反映。但是，一個顯然的悖論是，這些“背叛”之書，在升平之世也被廣泛閱讀。為此，我們必須要把它放在“千古文人俠客夢”這樣一種更具普遍性的心理補償的邏輯下來看待?！氨撑衙缹W”的出現，所反映的不只是特殊情境下的人對壓迫/啟蒙的被動抗爭和接受，也是對掙脫日常俗物，主動獲得心靈自由的一種憧憬。在這個意義上，讀者不會是盲目的受教者，作者所創造的“土匪”形象也不單單是以體制抗衡者的角色出現的，更是以充滿自我意識的個體方式呈現。宋江和陳希真這兩類不同的土匪，在俞萬春的筆下，或許正暗暗對應了這種分野。宋江等人的歷程，象征著底層民眾如何被歷史和社會的暴力所驅迫，并最終“理所當然”地走向“以暴易暴”的道路，他們對自己的人生缺乏“設計”和反思；而陳希真等人的生活軌跡，則逆轉了這種“理所當然”，改寫了“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的敘事程式，展示了個人積極、“正確”地進取如何能夠成功地擰轉不利，從而促成社會的有序流動，并最終確保國家正義的實現。也許，正是在這樣一種被動與主動的對照下，我們可以說，俞萬春雖然有其無可爭議的忠君思想，但也絕非冥頑不靈地愚忠愚孝，而是看到了，也預示了一個新的現代主體的出現——他們懂得規劃和判斷何謂“正確”的人生，盡管這種“正確”的前提依然是封建君王。

注：

②李歐梵《未完成的現代性》，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68頁。

④李忠昌《古代小說續書漫話》，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頁。

⑤魯迅《中國小說史略》，浙江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第115頁。

⑦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2)》，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409—410頁。

⑨[清]飲冰(梁啟超)《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陳平原、夏曉虹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第一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50—54頁。

*本文系第52批中國博士后科學基金“制作文本：晚清的文學形式與文化想象”(項目編號2012M520804)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西南交通大學藝術與傳播學院

責任編輯：王思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