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題材　新英雄　新形式——讀《中國橡膠的紅色記憶》

○滕　艷

新題材新英雄新形式——讀《中國橡膠的紅色記憶》

○滕艷

薛媛媛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創作了中長篇小說《外婆》《我要去北京》《湘繡女》等近百余萬字。然而，2012年長篇報告文學《中國橡膠的紅色記憶》 （以下簡稱《紅色記憶》）的問世，卻是她創作的重要轉折。這不僅在于它是紀實體裁且獲湖南省第五屆毛澤東文學獎，更在于它從現實轉入歷史，將筆觸對準50多年前三湘兒女創造的中國橡膠神話，在創作和思維模式上都有很大突破，特別是在題材、思想與形式等方面進行了有效探索，從而為報告文學的發展做出了可貴貢獻。

一、題材的新開拓

報告文學與小說題材的要求截然不同：小說是“三分題材七分寫”，而報告文學則是“七分題材三分寫”。所以，“敏銳的洞察力和準確的選擇題材在報告文學創作中有著很突出的作用?！雹傩率兰o以來報告文學題材全面拓展，筆觸廣泛地伸向言說、批判的禁區，而薛媛媛則滿懷激情去尋覓留在茂密橡膠南國的青春足跡，填補“三湘兒女直達西南邊陲，圓中國百年橡膠夢”在歷史、文學中的缺席局面，從而大大開拓了報告文學的題材領域。

20世紀80年代以來，繼“知青文學熱”后，紀實文學中的“支邊題材”也悄然興起。如田翠芝的《河南支邊青年在西藏的歲月》《一個老西藏支邊青年的回憶》，楊眉的《兵團兒女》以及盧一萍的《八千湘女上天山》等相繼問世，揭開了邊疆建設塵封的記憶，再現了各地支邊人的情感歷程與坎坷人生。其中有關云南支邊的題材也有人涉及，如曾鍵的《風雨支邊四十年》，沈志明的《上山下鄉我在云南》以及由張家?？谑?、朱強整理的《醴陵人在南疆》等，都再現了支邊人在云南的生存狀態等。然而，卻幾乎沒有“種植橡膠神話”的專述。即使徐遲在《生命之樹常綠》中寫了中國橡膠的種植與發展，但也只是反映了科學家蔡希陶對植物學事業的探索與貢獻，而對湖南支邊人對中國橡膠事業的貢獻卻未提及。楊文杰在《風雨歷程中的橡膠樹》中雖高度贊揚了湖南支邊人對橡膠事業的貢獻，但篇幅短小，人物事件涉及有限。因此，薛媛媛多次遠赴云南邊陲，深入調查采訪后寫成的30多萬字的長篇《紅色記憶》，則不僅真正填補了此題材創作的空白，而且是其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與《八千湘女上天山》和《生命之樹常綠》等相比，《紅色記憶》在視角方面也有獨到之處。盧一萍有意識地將視點聚焦到“八千湘女”中“國民黨將軍的女兒”“大賈巨富的千金”“大學高材生”以及日后的“藝術家”身上，采用“口述實錄”的形式，以典型的“她們”來濃縮三千湘女的命運。而徐遲則忽視三湘支邊人對橡膠種植業的努力，只對具有較高社會地位的科學家蔡希陶等進行抒寫。相比之下，《紅色記憶》則從大處著眼、小處落筆，關心每個普通個體，通過對支邊湘人的集體回憶，結合西雙版納的自然、地理、文化與民族風俗等，對“支邊生活”進行了全方位的立體反思與追訴?？梢哉f，它是一部“云南橡膠開墾”的百科全史。

正是如此，作品就具有資料挖掘的深度與內容的厚度。本來，薛媛媛的創作一直保有關注現實、反思傳統的特點。如《湘秀女》寫出了現實的深重苦難，能真誠地直面生活的血淚和冷酷；《珍珠》描繪了超生家庭中孩子的成長故事，對國家的計生政策進行了深刻思考，揭示“成長是一種美麗的疼痛”；《六三班的成長報告》等，對教育的反思更給人以全新啟迪。而《紅色記憶》由于題材的特殊性和紀實文學的“非虛構性”，作者必須“穿越”到那個“激情燃燒的歲月”，去真實感受半個多世紀前的時代精神。因此，她儼然一位誠摯的科考者，耐心細致地尋覓，屏聲靜氣地發掘，在“前后七個多月的采訪中”，選取了“勐臘農場”“景洪農場”“勐捧農場”等“紅河3000多公里邊境線上的19個農場，34個分場，80多個生產隊”②，對一個個湖南支邊老人進行跟蹤采訪，從而收集了大量第一手資料，因而作品真實、可靠地還原了半個世紀前云南支邊湘人的農墾生活，且呈現出新的審美特質。如在作品中，作者旁征博引，條分縷析，對“關于熱區資源開發與保護”為焦點的爭論進行了全面、系統的理性思考。她站在“辯證法的立場上”，承認“當森林只有一種樹一種綠色生長茂盛時，就是讓萬種樹萬種綠色消失”，“就是嚴重違背自然規律”，讓“田園牧歌式的生活不可避免的成為歷史”。③尤其是作者結合《勐捧模式研究》的科研成果以及經濟學家馬世駿的學術觀點，將西雙版納“刀耕火種”的生存方式，“生態系統平衡”的機制以及“國家經濟發展戰略”等知識匯為一體，進行深刻、睿智而令人警醒的分析，并結合大量可靠數據，提出了“生態建設寓于經濟建設之中”的觀點。此外，還有如何認識知青返鄉與邊境毒品問題等，作者也運用扎實資料和數據，立足新的歷史與時代高度，重新給予了思考與探索?？傊?，較之其小說創作，薛媛媛在題材上繼續向歷史的深度掘進，其信息密度之大，涉及領域之廣，探討問題之多，充分說明了其創作的新發展與新成就。

二、英雄的新敘事

新時期以來，人們在清算“高、大、全”模式的同時，又在某種程度上走向了“世俗化”，或用“非英雄”規避“英雄”的方式諷刺“假正經”，從而付出了“矯枉過正”的代價。實際上，在當今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時代，重建崇高與尋找英雄，在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中具有獨特的重要意義。而《紅色記憶》正是這樣，它肩負起了重建崇高的莊嚴使命。它將眾多普通支邊種膠人置于時代與歷史風云，從弘揚時代和民族精神的維度，彰顯了普通人的“英雄本色”。這一點，又具體表現在如下兩個方面：

首先，是個體意識與愛國主義的有機統一。即作品中的英雄主義既有濃厚的歷史印記又體現了人性的本能，或者說，歌頌時代英雄與關懷個體人性是作品并存的價值指向。作品中的“支邊湘人”從個體來說是“草根人物”，是到云南又拿起鋤頭的農民工——農場職工。在奔赴西雙版納的艱難行程中，他們靠著“馬上就能摘香蕉，撿菠蘿，抓花生”的原始欲念頑強堅持。而在面對“蠻夷之地”“瘴癘之區”的惡劣環境時，他們深感失望，甚至嘗試逃跑。然而，正是這種個人與國家、“小我”與“大我”的情理沖突和考驗，才再現了真實的歷史時代與群體英雄，也才深刻凸現了人物的愛國主義精神。親情和家庭的暖流貫穿作品，不但不使人覺得世俗而有損形象，反而使英雄更可親可信。三湘支邊人在長達幾十年的艱難生涯中，以湖南人特有的“蠻勁”與毅力，終于以實際行動贏得歷史的承認，圓了“中國名列世界一流產膠大國”的夢，從而使作品既高揚了時代與民族精神，又使人不得不承認：“正是這些默默嚼碎了如許深重辛酸苦辣的人，才支撐起我們共和國的大廈?！雹?/p>

其次，是傳奇性與生活化敘事的有機結合。傳統的英雄敘事在本質上是傳奇敘事。在這種敘事中，人物性格的刻畫多通過事件來表現，特別是在面對生死存亡的重大事件時，往往依靠英雄所表現的不同于常人的壯舉來完成。而《紅色記憶》不同，它對英雄的描寫，始終以冷靜、客觀的筆調，并大量采用回憶者的直接對話，主要通過日常生活中極普通的事件和言行來實現。具體來說，一是以原生態的方式記錄了“湖南支邊人”在艱苦卓絕的環境中的衣食住行。如寫他們“吃在山，住在山”“一手握鋤頭，一手拿槍”，他們“天當被，地當床”“白天治坡，晚上治窩”；除了開墾種膠，還有婚姻、家庭生活等。二是對人物生命體驗的真實傳達。即作品中的人物雖然命運各不相同，但都有著類似的生命體驗——對支邊開墾的無限激情，對殘酷環境的無奈與失落，最后是幾十年如一日地開墾荒地，種植膠林，“獻完青春獻子孫”，驕傲地成為“毛澤東的家鄉人”。他們在象、虎、狼、熊等野獸面前的恐懼，忍饑挨餓的艱辛，橡樹遇災時的沉痛，割膠時的欣喜，等等，作者通過一個個小故事，將人物的真實體驗與心理感受娓娓道來，其柔情萬種，常令人肝腸寸斷。

總之，《紅色記憶》的敘事突破了傳統的英雄模式，在開掘思想深度中解開了桎梏英雄的政治枷鎖。它從日常生活中揭示人物的美好人性與崇高品格，在民族精神的弘揚中拓展了平民英雄的審美魅力。

三、形式的新探索

茅盾認為，“好的‘報告’須具備小說所有的藝術上的條件”，此言不虛。薛媛媛本以小說創作見長，故《紅色記憶》也借鑒了小說等藝術形式，并將其與“理性”有機融合，從而對報告文學的“文學性”進行了卓有成就的探索。這一點，又主要表現在文體和語言上。

首先，它雖然沒有現代小說之主體故事與中心人物，但仍然重視故事情節的完整性，著重刻畫了鮮明的人物性格。以“三湘兒女奔赴云南種橡膠”為視中心，鋪敘了“湖南支邊人”半個世紀的風云歷史，再現了幾代支邊人的傳奇故事。一個個獨立的小故事似傳統小說《聊齋志異》與《儒林外史》之短片連綴，故事銜接緊密，結構嚴謹。如“少數民族幫農場蓋房子”的故事、“支邊人與僾尼人過‘嘎湯帕節’”以及與“少數民族通婚”等故事，都是相對完整獨立的事件，作者將其有機融合在“民族融合”的主題之下。同時吸收古典小說營養，將各種故事寫得有聲有色、曲折有致。同時，作品還注重文化風情、自然地理等，穿插神話與傳說，從而，進一步表現了支邊生活的豐富、復雜與人物的真實可信。

其次是敘事視角。作品不僅用了第一人稱，也用了第三人稱的敘事口吻。值得注意的是，第一人稱時而是“作者”，時而交替成故事“敘述者”。作者交錯運用內視角與外視角，達到了一種自由敘述的綜合效果。

作品中的“我”以作家身份，通過采訪，引領人物回憶個人的命運變遷與時代真實。如對“譚明慶”“陳彰武”等老人的采訪牽出支邊湘人的婚姻實況；對“曾凡益”“李開弓”“賀熙仕”等人的采訪，重現“支邊湘人”種膠時所體現的“困不住累不垮、氣吞山河的力量”。與《八千湘女上天山》的客觀記錄“支疆湘女”的口述實錄不同，薛媛媛雖然以第一人稱“我”為敘事視角，但常以局外人身份對問題加以思索與評判，從而保證了敘事的連貫性和整體性。同時,作者又讓眾多支邊老人自己傾訴他們的喜怒哀樂，呈現他們的隱秘情感。此時，“我”以外的第三者又轉換為第一人稱“我”，使過去的“支邊人”與今日的“支邊人”交織在一起，從而使敘述更具親切感和滄桑感?？梢哉f，作者“我”充當了音樂伴奏，而故事人物“我”則發揮了講故事的功能，敘述視角的運用服從了故事主體表達的需要，更替自如，以“一唱一和”的歌詠式進行訴說，形成了作品悠揚的音樂化敘事風格。這樣，作品既體現了作家敘事策略的靈活，也表現出獨特的審美風格。

最后，在文體風格上，作家綜合各家優長，吸收詩歌、散文等文體的語言，努力營造詩與美文的意境。特別是作家主體真誠的投入以及炙熱情感的灌輸，使作品在人物書寫與人生感嘆等方面更加細膩真實。

作者以抒情的散文筆調，以一位女作家特有的柔情去感受“支邊人”，以人道主義的終極關懷去體驗“湖南支邊人”的艱辛創業。加上作為湖南本土的作家，薛媛媛訴說“湖南支邊人”的故事時，常?！氨缓先嗽诋愢l的奉獻和犧牲精神所感動”，情到深處時不自覺的運用方言進行情景交融的詩意描寫，從而為“三湘支邊人”、為“國家橡膠史”譜寫了一闋感人至深的贊歌。

總之，《紅色記憶》使薛媛媛的創作躍上新的臺階，為她在紀實文學作創作方面開辟了新的道路，也為當代中國報告文學的創作與發展提供了新的寶貴經驗。我們期待她在這方面取得新的更大成就。

注釋：

①李炳銀：《中國報告文學的世紀景觀》，長江文藝出版社2003年版，第149頁。

②③薛媛媛：《中國橡膠的紅色記憶》，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第63-64頁。

④肖復興：《多夢時節·自序》，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9年版。

責任編輯馬新亞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中國現當代紀實文學研究”（項目編號：11BZW120）、湖南省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湖南現當代紀實文學研究”（項目編號：11YBB093）、湖南大學研究生教改項目“研究生創新能力培養與實踐”（湖大研字[2011]21號）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湖南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