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同文字”下的秦篆書法

李祥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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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同文字”下的秦篆書法

李祥俊a,b

(北京師范大學 a. 哲學學院；b. 價值與文化研究中心，北京 100875)

秦王朝統一中國，實行“書同文字”政策，確立了秦代官方的標準篆書，對先秦古文字作了系統的規范化整理，為后世漢字的演進奠定了基礎。作為“書同文字”書寫典范的秦篆刻石書法，線條圓勁，結構規整，將書寫性與裝飾性的結合達到極致。相比秦篆刻石，秦詔版和出土秦篆墨跡在書寫上輕松自在，線條多化曲為直，結構上因字敷形。秦王朝滅亡后，秦篆仍然流傳不息，尤其是體現在印章藝術上，而清代篆書復興，秦篆體書法創作出現了新的高峰。

書同文字；秦篆刻石；秦詔版；清代篆書

“秦皇掃六合，虎視何雄哉！”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掃滅六國，建立了規?？涨暗拇笠唤y帝國，中國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秦王朝掃滅六國是全面性的，當時影響最大的是掃滅六國政權，而影響后世的則是其一套新制度，這套新制度中包括“書同文字”。中國古代文字書寫到秦始皇統一中國時達到了一個轉折點，這個轉折點就是秦代官方的標準篆書的確立。自覺的文字字形統一和文字書寫統一，這在秦始皇統一中國后通過政權的力量得到了實現，本文所謂的秦篆是在這個意義上說的，它不僅不同于甲骨文、金文、六國古文，同時也不同于以石鼓文為代表的春秋戰國時期的秦國的篆書文字，后世把秦篆稱為小篆，而把其前的金文、六國古文字、石鼓文等稱為大篆。

一、“新王必改制”與“書同文字”

秦王朝統一中國后，建立起了一套新的中央集權的專制主義制度，在學術文化上也實施了一些重大舉措，來適應政治上的統一格局，文字改革就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內容。秦始皇統一中國后，“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更名民曰‘黔首’。大酺。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為鐘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宮中。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1]239。

秦王朝實行“書同文字”的政策有其政治上的原因，即利用包括文字在內的廣泛的文化領域的大一統來支持與強化政治上的大一統，通過制度、文化等的變革來宣示自身政治統治的合法性。秦王朝接受當時流行的陰陽家的“五德終始”說，在制度建設上做了系統改革，“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以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勝。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節旗皆上黑。數以六為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為步，乘六馬。更名河曰德水，以為水德之始。剛毅戾深，事皆決于法，刻削毋仁恩和義，然后合五德之數”[1]237-238。后來西漢大儒董仲舒對這種王朝更迭中“新王必改制”的緣由作了論述，“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禮樂，一統于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繼人，通以己受之于天也”[2]。

當然，秦王朝實行“書同文字”政策也緣于文字使用本身的需要。秦王朝在政治上實現了統一，但就當時各國使用的文字來看，卻是差別巨大，首先是秦國自身的文字系統與山東六國差別很大，其次是山東六國之間的文字系統相互有差別，并且就某個諸侯國自身而言，同一種文字系統內部，同字異形的現象非常嚴重，這使文字的使用功能受到了很大阻礙，而這也正是實施“書同文字”政策的一個主要原因。東漢的許慎對此作了較為詳細的敘述：“其后諸侯力政，不統于王，惡禮樂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為七國，田疇異畝，車涂異軌，律令異法，衣冠異制，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秦始皇帝初并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盼挠纱私^矣[3]?！痹S慎在他處還記載了“小篆”是秦始皇命程邈所作的，但我們從文字發展的歷史規律來看，程邈應該和李斯等人一樣是對前代的文字作了一番取舍、整理工夫，在先秦舊有的古文字基礎上形成了整齊統一的小篆。許慎記載了秦王朝的文字統一政策，但他對由此導致的上古文字的廢棄表示惋惜，這是不符合文字發展規律的保守觀點?，F代學者也有從書法角度出發，對六國古文字展開的書法發展的多重維度被中斷表示惋惜，“東南各國在藝術上的探索和成就，遠逸于秦國之上，……至于秦統一六國實行書同文字、接續強化發展的漢承秦制，則是對固有優勢的推進，是以犧牲書法之多角度、多層次的藝術探索為代價的”[4]。

當然，“書同文字”并非是自秦王朝建立的那一天一蹴而就的，它實際上是秦王朝繼承其自身歷史文化傳統的結果。和東方的齊、南方的楚以及中原的晉等大國比較，秦國在文字上更多地繼承了周文化，這可以從《石鼓文》中清楚地看出來，而周秦一系的文字在后來不斷向著簡化、規范化的方向發展，為秦王朝建立后的“書同文字”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今天考古發掘出來的一些諸侯國時期的秦國文字，如《商鞅方升》等已經非常接近秦王朝統一后的文字形體了，因此之故，有的學者提出“小篆為戰國文字說”[5]，不同意傳統的“小篆是秦始皇統一天下后才應用的文字”的觀點?！靶∽瓰閼饑淖终f”意在強調秦王朝“書同文字”政策與戰國時期秦國文化的歷史延續性，但對“書同文字”本身的意義重視不夠。我們的觀點是，秦篆的確立以秦國固有的文字系統為基礎，但它同時又是秦王朝建立后從政治、文化上考慮而確立的新的文字形態，不能因為文字發展的連續性就抹煞“書同文字”本身的重大的歷史意義。

需要說明的是，“書同文字”只是確立了一個文字規范而已，并不代表當時的人只能寫這一種字體。據記載，秦王朝當時的應用文字有所謂“秦書八體”，包括大篆、小篆、刻符、蟲書、摹印、署書、殳書、隸書等，這“八體”中，刻符、蟲書、摹印、署書、殳書五種應該是因使用的途徑和書寫的載體不同而有變化，只有大篆、小篆、隸書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字體，大篆是歷史的遺傳，小篆是官方確立的標準，而隸書則是日常應用中的便捷書體。由此可見，秦王朝雖然實行“書同文字”，只是確立了“秦篆”字形的典范地位，而在實際應用上具有很大的包容性。

二、秦篆書法的典型形態

“書同文字”是文字的統一化，并不完全是一個書法現象，但它也對書法產生了重要影響，其中作為“書同文字”典范形態的秦篆，落實到了當時具有國家文化符號性質的書寫實踐中，尤其以秦始皇巡幸各地所刻碑文書法為代表，這些秦篆書法的典型形態具有很強的制作性質，這種制作性一方面體現在文字書寫的準確性上，強化了“書同文字”的國家政策，另一方面，則體現在文字書寫的裝飾性上，推動了新字體的書寫法則，從而將先秦以來以“篆引”為代表的書法形態推到了極致。

秦始皇巡幸全國時，在名山大川樹立了一些紀功石刻碑文，見于《史記·秦始皇本紀》的有秦始皇二十八年的《嶧山刻石》《泰山刻石》《瑯琊刻石》，秦始皇二十九年的《之罘刻石》《東觀刻石》，秦始皇三十二年的《碣石刻石》，秦始皇三十七年的《會稽刻石》等，由于李斯是當時的權臣，同時也參與“書同文字”而編寫了《倉頡篇》等專門性著述，所以后世就把李斯作為上述刻石書法的作者。秦篆刻石現在流傳下來的有《瑯琊刻石》《泰山刻石》《嶧山刻石》《會稽刻石》等，這幾種刻石中，《瑯琊刻石》的傳世拓本被看作是真正體現了秦篆的本來風貌，但由于風蝕太嚴重，字形很難看清楚(見附圖1)；《泰山刻石》的傳世拓本莊重沉著(見附圖2)，有學者考證定其為北宋翻刻本[6]，也有研究者認為其是“泰山刻石的原石拓本，不過在傳拓時曾進行了加工”[7]，我們從其書法風格上看應該與秦篆相去不遠；《嶧山刻石》《會稽刻石》等是唐、宋以來的翻刻本(見附圖3)，且多受唐代著名篆書家李陽冰風格的影響，與秦篆本來面目相差較多。

附圖1

附圖2

附圖3

秦篆在筆法、字結構、章法上都有自己的規范。就筆法而言，雖然只能通過刻石推測，但可以肯定基本上都是藏鋒起收筆、中鋒運筆，轉折圓融不露圭角。從線條形態上說，作為正書的秦篆在線條粗細上基本一致，沒有太大的變化，而在線條的曲直上，《泰山刻石》以直線為主，輔以曲線，很少出現直接的斜直線。不過，把《泰山刻石》和《瑯琊刻石》相比較，兩者之間在線條的曲直上有一些細微差別，《瑯琊刻石》在線條書寫上幾乎皆取圓勁的曲線，而不同于《泰山刻石》的幾乎純粹的直線形式，因而《瑯琊刻石》顯得比《泰山刻石》要流動、暢達。而就《泰山刻石》和后來翻刻的《嶧山刻石》《會稽刻石》相比較，則《泰山刻石》的線條明顯要渾厚得多，而《嶧山刻石》《會稽刻石》中的線條細弱、刻板，斜直線的應用也顯得生硬。就單字結構而言，基本上采用長方形，內部筆畫安排上則以均勻、平衡為上，因字形差異達不到四面、四角勻稱也盡量通過部首間的配合和線條疏密的調整來補救，難以補救的則采用先照顧上面、左面的形式，這種安排符合人的視覺本能。在整體章法上追求整齊規范，有學者作過細致考察，“行文的行式，甲骨、鐘鼎中不固定，左右行不拘。自秦以后，一律從右至左，無一例外，這在中國書法史上也是一件大事”[8]。

秦篆是秦王朝確立的標準書體，這是真正意義上的“正書”，總體風格嚴謹莊重，尤其是秦始皇巡幸各地的刻石書法，其中有出于政治禮儀的美化和修飾，和自然書寫有一定距離，它將書寫性與裝飾性的結合達到極致狀態，而稍微再整齊化一點就有可能變成后世如排算子的那種僵化的篆書了?？础冬樼鹂淌泛汀短┥娇淌返?，真令人有如觀秦始皇陵兵馬俑之慨。和典范意義的刻石秦篆相對應，則有各種“草書”，如當時一般人書寫的日常實用文字，雖然也遵循秦篆的書寫要求，但筆法、結構上都要松散得多，這種“草書”甚至體現在比較重要的朝廷頒布的詔版文字上(見附圖4)。這種刻在秦王朝用來統一度量衡的器具上的文字，有標準秦篆的字形，但在書寫上比較輕松自在，線條多化曲為直，結構上因字敷形，字與字之間的差別很大。詔版文字也是學習秦篆的好材料，可惜的是，雖然現在流傳下來的秦詔版文字器具很多，但幾乎都是同樣的文字內容，都是在申明秦王朝統一度量衡的政策。

附圖4

過去兩千年里，人們能看到的就是這些秦篆刻石和詔版文字，而未見秦篆墨跡，近現代地下文物大發現，發掘出了很多包括秦王朝統治時期在內的竹木簡牘，如睡虎地秦簡、里耶秦簡等。里耶秦簡2002年發現于湖南湘西龍山縣里耶鎮的一座古井中，共有36 000余枚簡，10萬多字，數量上超過了以前發掘的秦簡總數，而其豐富的文字內容則大大加深了我們對于秦代歷史的理解。從書法上說，秦簡牘中的書體大多數為早期隸書形態，但也有一些比較標準的秦篆，從這些寶貴的秦篆墨跡來看，它在用筆、結構上和《瑯琊刻石》《泰山刻石》等基本相同，在規范度上不如經過整飭的刻石書法，但卻有自身的生動表現，對于今天學習秦篆書法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三、秦篆書法的歷史影響

秦篆作為官方的正書書體在秦王朝統治時期盛極一時，就其歷史影響來說可以分為文字和書法兩個層面。就中國文字演進歷程而言，秦篆是先秦古文字的一個總結，后來東漢的許慎以秦篆為主要依據編撰的《說文解字》一書，梳理了早期漢字發展的基本形態，為后世漢字的演變、規范化奠定了基礎。而就中國書法發展史來看，秦篆一方面對先秦古文字的書寫方法作了系統總結，在筆法使用、結構安排上都力求嚴整，而在對后世的影響上，雖然秦王朝滅亡后正書書體逐漸轉變為隸書，但篆書仍然保留在日常書寫之中，歷代經久不衰，而且它的筆法、結構還對其他書體的書法產生了深遠影響。值得一提的是，秦篆因其富于裝飾性的特點，在當時及后世的宮殿題榜、碑志題額、瓦當磚文、錢幣印章上得到使用，而印章上使用秦篆及其變體的傳統一直延續到今天，“篆刻”成為與書法一樣歷史悠久的中國傳統藝術形式之一。

漢承秦制，初期仍以篆書為正體，其后通行體逐漸轉變為隸書，但在一些重要場合仍采用秦篆，如近代發現的東漢世家大族袁氏的墓碑即是如此(見附圖5)，其筆畫婉轉、結構寬博，頗有大方、流動之美，但與《瑯琊刻石》《泰山刻石》那種高峻勁厚之風相去甚遠。三國時期吳國的《天發神讖碑》吸收隸書筆法，收筆尖細，有其自身獨特風格，但有怪力亂神之嫌。唐代李陽冰自稱“斯翁之后，直至小生”，對自己的篆書很自信，他的作品受到時人的稱譽，使秦篆在近千年之后重新發揚光大，但就其流傳下來的不多幾件刻石拓本來看，在線條表現和結構安排上實不足以光大千年篆書傳承脈絡(見附圖6)。元代大書法家趙孟頫諸體皆精，但最大成就還是在楷書、行書上，其篆書只能說是聊備一格而已。明代的趙宧光創“草篆”，得一時之奇，但既無本源、又乏工夫，遺憾的是他未能看到近現代大量出土的歷代簡牘、帛書墨跡，屬于欲創新而又不得其門徑的一種尷尬情形。

附圖5

附圖6

清代是秦漢以后篆書發展的又一高峰。一部分人繼續沿襲秦漢以來的傳統，如錢坫以所謂“鐵線篆”自雄，他有一閑章，其文字為“斯冰之后，直至小生”，但他的篆書線條單薄、結構平淡，與李陽冰相比尚且有很大距離，遑論接續李斯！而另外一部分人則借鑒清代樸學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其代表人物是鄧石如。篆書自秦之后，真正復興的第一人當推鄧石如，蘇軾贊譽韓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將之移到秦篆書法評價上，從李斯之后算起到鄧石如真可謂“篆起百代之衰”。鄧石如的篆書早期效法唐代李陽冰以降的鐵線篆，后借鑒秦漢以降碑版書法，擯棄后世篆書中的裝飾性、工藝性特征，而重新恢復了秦篆筆法的書寫性(見附圖7)。鄧石如的學生包世臣總結其篆書成就時說：“山人篆法以二李為宗，而縱橫闔辟之妙，則得之史籀，稍參隸意，殺鋒以取勁折，故字體微方，與秦漢當額文為尤近[9]?！卑莱忌钍茑囀鐣▌撟髋c書法理念的影響，推崇碑學，寫了《藝舟雙楫》一書以作鼓吹，后來的康有為效法他而寫了《廣藝舟雙楫》，這是兩本對近現代書法發展產生了巨大影響的著作。

附圖7

鄧石如取法秦漢在篆書創作上取得巨大成就，在當時及后世都產生了深遠影響。但秦篆本身是高度律則化的書體，鄧石如因回歸秦漢的開創之功而新人耳目，后來者再要想在其基礎上有所損益、發揚實在是太難了。一方面，很多書法家步鄧石如后塵，精研秦篆，同時借鑒先秦古文字和漢唐篆書，形成自身風格，其中鄧石如的后學吳讓之、徐三庚以及清末的趙之謙等人偏重流麗一路，尤其是徐三庚的作品瀟灑之極，真如“吳帶當風”，而楊沂孫、吳大澂等人則偏重渾樸一路，其中楊沂孫的成就更大。另一方面，還有很多書法家在鄧石如的基礎上，進一步超越秦篆，取法先秦古文字，打通小篆與大篆的聯系，以秦篆為中介使先秦古文字書法重新發揚光大，使篆書書法開出了更大的新天地。

[1] 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1982.

[2] 鐘肇鵬.春秋繁露校釋[M].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421.

[3] 許慎.說文解字[M].北京:中華書局,1963:315.

[4] 叢文俊.春秋戰國金文書法綜論[ M]//叢文俊,中國書法全集:第3卷.北京:榮寶齋出版社,1997:21.

[5] 曹建.徐無聞書法學術研究及其意義[J].中國書法,2003(9):17.

[6] 裘錫圭.安國舊藏《秦泰山刻石》宋拓本真偽辨[J].中國書法,1992(3):17.

[7] 劉紹剛.秦泰山刻石傳本二種考[G]//湖南大學岳麓書院//西安碑林博物館.第八屆中國書法史論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210.

[8] 侯鏡昶.書學論集[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82:8-9.

[9] 包世臣.完白山人傳[M]//包世臣,撰.李星,校點.包世臣全集.合肥:黃山書社,1993:431.

Seal Characters of Qin Dynasty under Chinese Characters Unification

LI Xiangjuna,b

(a. School of Philosophy, b. Research Center for Value and Cultur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fter the unification of China, Qin Dynasty implemented the “Chinese Characters Unification” policy which established the official standard of the seal characters in Qin Dynasty，standardized the Pre-Qin ancient Chinese characters systematically and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the later ages. As the apotheosis of standard writing，the seal Characters of Qin Dynasty steles with three dimensional and vigorous lines and regular structure, made a perfect combination of writing and decoration. Compared with the Qin Dynasty steles, the seal characters of imperial rescript of Qin Dynasty and the unearthed inkblot look more comfortable. Moreover, it turns the curve lines into straight and adjusts the structures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s. After the collapse of Qin Dynasty, seal characters of Qin Dynasty still continues to evolve, especially embodies in the art of seal engraving .The renaissance of seal character in the Qing Dynasty becomes the new peak of calligraphic creation of seal characters of Qin Dynasty.

Chinese Characters unification；the steles of Qin’s seal characters；the seal character of the imperial rescript of Qin Dynasty；the seal character in Qing Dynasty

10.3969/j.issn.1673-2065.2015.02.018

H028

A

1673-2065(2015)02-0084-04

2014-12-20

李祥俊(1966-)，男，安徽合肥人，北京師范大學哲學學院、價值與文化研究中心教授，歷史學博士，博士生導師，衡水學院特聘教授，研究方向為中國哲學史、中國書法史。

(責任編校：耿春紅 英文校對：楊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