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內心的挖掘（訪談）

吳永熹 文 珍

文 珍：先做一個簡短的自我介紹吧。

吳永熹：我叫吳永熹，1985年生于安徽。我本科就讀于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專業課成績不錯（屬于那種會考試的學生），但我很快就開始不務正業，走上了“文學愛好者”這條不歸路。之后我在美國華盛頓大學的東亞研究系讀了碩士，畢業后先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工作，兩年后回到北京，在《新京報》任圖書版編輯。2014年我搬到了紐約，一邊做文學翻譯，一邊給不同國內媒體供稿，同時也開始有意識地嘗試創作。目前我是騰訊網駐美國的特約記者，今年應該會比較集中地去見一見我感興趣的美國作家。

文 珍：你在《情感教育》這篇小說里展現了不俗的文學素養，看得出文學準備很充分，而據我所知此前你并未在正式期刊上發表過小說，只參加過一些學校的文學社團活動，以及在?？投拱晟习l表作品，那你是如何看待這篇正式發表的作品的？它和你之前寫過的小說有何不同？

吳永熹：事實上我小說寫得很少，這你也知道。我記得我倆之間幾年前還有過一次談話，我說我必須覺得自己“準備好了”才能開始寫，你覺得必須在寫作訓練中做準備。我到現在依然覺得我們兩個的這兩種想法都有對的地方。對我來說，寫作的準備主要是閱讀上的積累和思想上的準備。首先，你要通過大量的、廣泛的閱讀才能知道什么是好東西，它們為什么好，又存在哪些不同的寫作道路。對于大的文學圖譜有一個總體把握能夠幫助你確定目標——即便有些高度是你永遠也夠不著的，但你會知道你想要做的是什么。此外，我一直覺得像小說、電影這樣的敘事藝術最容易暴露一個人的思想能力。不像繪畫和音樂這類抽象藝術，創作者還有可藏身之地，在小說中作者很難將自己隱藏起來。對我來說，我一直覺得自己對寫作的準備不夠，主要就是知道自己在思想能力上的欠缺。這件事大概是急不來的，它既要通過大量閱讀，大量接觸別的各類作品來學習，又有賴于個人的成長與成熟的過程——本來我們的生命體驗也是隨著年齡與閱歷的增長而不斷加深的。到現在我都不覺得自己準備好了，只能說，我覺得自己已經準備好“開始”了。但也是這兩年稍微自覺開始寫作后我才更深刻地意識到你說的寫作訓練的重要性。所謂“眼高手低”，只有真正開始勞作才知道手藝是要通過大量寫作才能練出來。

說實話，對這篇小說我心情比較復雜。剛完成的時候當然挺高興的，因為是第一次完成一個這樣篇幅的作品。之后蒙《山花》垂青，很快決定將它推出來，我當然受寵受驚，并深受鼓勵。但我冷靜下來以后便開始發現它的種種欠缺，我想這篇小說對我最大的意義是它給了我一個很好的學習機會，雖然我對它不完全滿意，但在寫它的過程中我還是學會了一些東西。

文 珍：簡略談談你開始寫小說的歷程，從何時何地開始較為自覺的文學創作的？

吳永熹：想要開始寫小說大概是上大一的時候。我記得是大一下學期到大一暑假，身體里突然有一種東西覺醒了，開始產生一種強烈的表達欲望。大學時期寫過小說，也零星寫過一些詩，但我直覺上認為還是小說對我更有吸引力。之后一直知道自己想寫，斷斷續續地做嘗試，但是當然幾乎所有東西都是廢品。雖然一直沒有寫出像樣的東西，我還是把寫作當成我生活中主要的目標之一，我的求學生涯和職業生涯中許多選擇都是圍繞它來做的。只希望從現在開始，出產廢品的比例會小一點。

文 珍：最近你在楚塵文化出版的一本譯著是莉迪亞·戴維斯的《幾乎沒有記憶》，莉迪亞·戴維斯流傳最廣的身份當然是著名美國小說家保羅·奧斯特的前妻，但她事實上也是一位重要的美國當代小說家，歷獲古根海姆獎、布克獎等。翻譯這本書的過程，想必讓你受益良多，請說說最直接的好處或者不那么直接的影響。

吳永熹：戴維斯這本書是我推薦給楚塵文化的，我對這本書感情很深。我在5年前第一次聽說戴維斯的名字，3年前讀完她的小說全集，馬上決定要把她翻譯成中文。我覺得翻譯她的小說是我近些年來做的最有意義的一件事。

但對我個人的成長來說，我覺得讀到戴維斯的小說比翻譯這件事意義更大。她是一個極具原創力的小說家，完全打破了傳統短篇小說的常規，極大地拓展了小說的疆界。她觀察世界的角度極為新鮮、有趣，文字極為精煉、準確。她的作品一方面相當日常，另一方面又深具思辯性和哲理性，并且極富詩意，是一種奇妙的組合。想象一下我們第一次讀到博爾赫斯、卡爾維諾時的感覺，我讀莉迪亞·戴維斯時就是那樣的感覺。那是一種完全耳目一新的閱讀感受。不管她的寫作會不會對我本人的寫作帶來影響，我認為知道她作品的存在、了解她對文本的掌握方法都是重要的。她會成為現代小說譜系中一個相當重要的參照點。

翻譯戴維斯這樣的一個作家對譯者來說是很好的訓練。她對文本的控制力極強，從她的選詞，到她的句子結構，節奏感，每一點譯者都要細心把握，不僅要盡量不出錯，而且要盡量不丟失她的文體特色。我想翻譯戴維斯或許為我提供了一個訓練語感的機會，讓我對語言的把握更敏銳。機緣巧合，戴維斯本人也是一個譯者，而且相當多產，譯作包括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和普魯斯特的《在斯萬家那邊》等經典法語文學作品。戴維斯也多次提到翻譯對于她訓練語言直覺的幫助。

文 珍：你的自我簡介中說自己是小說作者、譯者、書評人，并曾供職于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和《新京報》書評周刊，“為《南方都市報》、《Elle》、《人物》、騰訊文化等多家媒體撰寫書評與人物特寫”，也就是說你也曾有過不短時間的圖書編輯經歷和報紙編輯經歷，寫過書評，也寫過人物特寫，請問這些經歷對你本人的小說創作分別留下了怎樣的印記？你覺得大量高強度的閱讀訓練和書評撰寫對你的創作有所裨益嗎？

吳永熹：一定是有好處的。但我遺憾的是我的閱讀量其實遠遠不夠。做文學記者、圖書版編輯、書評人雖然都要求你讀書，但實際上工作會占去你大量的時間和精力，真正用來讀書和思考的時間遠遠不夠。當然我這樣說又顯得有點貪心了，實際上，我做的那些工作至少讓閱讀也成為工作的一部分，并且多少給我留出了一定的閑暇。如果我從事的是別的工作，比如在銀行或醫院上班，那么我一天中的主體時間是和文學沒有關系的。當然它一定會給我帶來不一樣的經驗，但我懷疑那樣的生活會對寫作有多大好處。

做圖書版編輯和書評人在兩個不同的層面上有益于閱讀（進而有益于為寫作做準備）——做圖書版編輯要求你大量翻閱新書，能讓你在相對短的時間里接觸到大量作品，這對開拓眼界、訓練眼光和品位是很重要的。另一方面，寫書評要求對一本書進行細讀，對它的主題、思想、結構、肌理進行深入的把握。它提供一個細致了解作品的機會，強迫你認真地拆解一本書，仔細思考它為什么好、為什么不好。

文 珍：作為一個小說新手（不知可否如此定義），通常更容易從個人視角出發開始創作，請結合這篇小說談談你對小說創作與私人回憶之間距離的理解。

吳永熹：我當然是一個小說新手。這篇小說確實有自傳性，當然也有虛構的成分。我并不擔心這篇小說會被當作自傳性作品來看，我關心的還是它的品質。我想在一個作者剛開始寫作的時候，他最直接、最方便的資源就是他自己的經驗，并且我覺得這些經驗是很有吸引力的，因為你想要去理解你的生活中到底發生了什么。重要的是怎樣處理這些經驗。我想這是我需要持續思考的問題。

文 珍：細膩文風和沉穩手法為這篇小說增色不少，對于這種傾向于內心挖掘的小說你怎么看？你是否擔心過這種個人化會導致一種閉合的傾訴狀態，從而接近某一類“青春小說”？

吳永熹：我個人一直都偏愛挖掘內心的小說，比如戴維斯的作品就是極度向內的，門羅的一些作品也是?？ǚ蚩ǖ淖髌穼ξ易畲蟮奈褪撬麑τ谌宋镄撵`狀態的展示，在某種意義上，我覺得他的日記和書信比他的小說更吸引我。

但你說的這種“閉合的傾訴狀態”是我比較警惕的。這也是我對自己這篇小說最大的不滿，我覺得它有時候確實因為一種傾訴的欲望而忘記了我最初想要將它寫出來的初衷。我希望雖然它講述的故事、切入的角度是個人化的，但它又能實現一種中立的、普遍的、超越個人經驗的觀察與反思。我想這是我未來努力的方向。

文 珍：鑒于這篇小說顯而易見的愛情主題，想聽你談談現實生活中對愛情這個文學永恒主題的看法。

吳永熹：我覺得這和一個人的年紀有關系。年輕時應該都會對愛情更感興趣，因為這大概是一個人生活中最重要的一個層面。而且愛情確實是一個有趣的主題，因為它涉及到兩個人（有時候是幾個人）之間的關系——這大約是人與人之間所能達到的最親密的關系，但這也是最容易出現問題、最容易給人帶來傷害的關系。

愛情主題讓我感興趣的另一個地方在于它是很好的“認識自我”的機會。一個人往往要依靠與他人的關系來實現自我反思，因為你獨自一人時可以把自己藏起來，面對不那么重要的關系時你也可以把自己藏起來。但愛情強迫我們面對與另外一個人的關系——這關系如此之近，我們的個性、要求、欲望、缺陷都會通過這面鏡子反射出來。

文 珍：這篇小說中因為幾段感情糾葛，主人公的生活隨之改變，甚至看待世界和生活的眼光也因此改變（這當然不新鮮），但因為個體和環境因素，我們仍然能從中發現一種新異的個人體驗，你自己是否在寫作過程中享受這種堪稱“糾結”的敘事方式？而有無考慮過潛在讀者的閱讀體驗？

吳永熹：我想你觀察的很對，主人公的確因為那些感情經歷發生了改變。事實上，這是我最想實現的東西，從一開始我就認為這篇小說應該是一個“成長小說”，也就是英語中的coming-of-agestory。

優秀獎作品 王冠山-《阿格里巴雕塑》 40×38×63cm硅青銅 （阿格里巴素描 56×42cm） 2014

我在寫這篇小說的時候腦子里想到一個電視劇和一個長篇小說。電視劇是美國80后女導演莉娜·杜漢姆（Lena Dunhum）的《都市女孩》（Girls），小說是阿黛爾·魏德曼（Adelle Waldman）的《納撒尼爾·P的感情生活》(The Love Affairs of Nathaniel P.)，兩個都是我很喜歡的作品。這兩個作品的共同點是都不太追求戲劇化效果，而是比較耐心地講述在一段時間內人物關系的發展和演進。我認為兩個作者追求的都是在人物的互動中展現人物的性格、目標、情感和精神狀態，當然，人物也會在與他人的互動中獲得更深的自我發現。我想這其實也更接近我們的真實生活，因為在真實生活中我們往往就是很“糾結”的，我們并不總是一次就能做出干脆的決定，我們并不總是能將自己的感情生活處理得很清晰、很光滑。但作品是不是應該寫得更緊湊、更凝練一些？我想是的。

文 珍：是否曾經受過福樓拜的《情感教育》的啟發，以至于直接挪過來作為小說名？

吳永熹：其實并沒有。我去年的確開始看了一些《情感教育》，但大概只讀了70頁我又放下了——被別的書吸引過去了。我當時感覺這本書對我的吸引力似乎不及《包法利夫人》強。當然我還是計劃以后找時間好好把它讀完。借用它來做題目只是覺得好像比較合適，因為它符合這個故事的“成長”主題。之前也想過一些其他題目，但都不太滿意。事實上還有其他人用過福樓拜這個著名的題目，比如譯者孫仲旭生前譯的最后一個作品是哈羅德·布羅基的一個短篇，也叫《情感教育》。

文 珍：你最喜歡的作家有哪些，可以提供最近的閱讀書單嗎？

吳永熹：除了我剛翻譯出來的莉迪亞·戴維斯，還有契訶夫、卡夫卡、卡爾維諾、喬伊斯、伍爾芙、美國后現代小說家唐納德·巴塞爾姆、去年的諾獎得主愛麗絲·門羅。其實除了最基本的幾個以外，這個名單可能每幾年都會變一變，我很好奇我五年后會怎么回答這個問題。

最近在讀加拿大小說家梅維斯·迦蘭（Mavis Gallant）。她比門羅還要大九歲，去年2月份去世了。她一生中在《紐約客》雜志發表了116個短篇，數量驚人，可以說是加拿大的另一個短篇小說大師。其實國內引進了一本她的小說集，叫《多彩的流放》，可惜沒有引起什么反響。和門羅一樣，迦蘭的小說同樣是容量很大，對人的精神狀態的挖掘十分深入，對人的性格、癖好、情緒、欲望的理解很驚人。不過她寫得可能沒有門羅那么緊湊，有時似乎失之漫漶。

還在讀兩本詩集的英文版，艾略特的《四個四重奏》和辛波斯卡的詩選集，主要是為了訓練英文語感和理解力。

文 珍：對未來的創作道路有無規劃？目前最想達到的目標是？

吳永熹：規劃可能談不上，重要是寫下去?？深A見的階段應該都會將重心放在中短篇上。當前的目標是希望幾年內能寫出讓自己真正滿意的作品。重要的不是數量，是質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