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農村社區文化建設研究

張璇，賈名黨

（安徽農業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安徽合肥，230022）

新型農村社區文化建設研究

張璇，賈名黨

（安徽農業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安徽合肥，230022）

農村文化建設是我國新農村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F今我國農村文化建設面臨著新舊文化交替、資金匱乏、多樣性不足、基層工作人員短缺等問題。政府應當認識到農村文化建設對于農村政治、經濟、社會等多方面發展具有巨大推動作用，并應加強思想政治教育、加大資金投入、豐富農村文化多樣性等方面建設，從而不斷推進農村文化的建設步伐。

新型農村住宅社區；文化；文化建設

目前中國是一個農村人口約占半數的轉型期社會。解決好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不僅是我國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工作的重中之重，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中國共產黨十六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中，明確指出要按照“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二十字方針進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其中“鄉風文明”是對社會主義新農村文化建設的具體要求。2005年11月7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聯合下發的《關于進一步加強農村文化建設的意見》（中辦發［2005］27號）中明確指出必須“充分認識加強農村文化建設的重要性和緊迫性，明確農村文化建設的指導思想和目標任務，加強農村文化建設，豐富農民群眾精神文化生活，不斷創新農村文化建設的體制和機制，動員社會力量支持農村文化建設，加強各級黨委和政府對農村文化建設的組織領導”。由此可見，加強農村文化建設，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內在要求，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內容，更是現實廣大農民群眾多層次多方面精神文化需求的有效途徑。

“社區”一詞最早于1887年由德國社會學家F·滕尼斯在《社區與社會》一文中提出。費孝通最先將community一詞翻譯為社區，他認為村莊是一個社區，其特征是，“農戶聚集在一個緊湊的居住區內，與其它相似的單位隔開相當一段距離，它是一個由各種形式的社會活動組成的群體，具有其特定的名稱，而且是一個為人們所公認的事實上的社會單位”［1］。新型農村社區是區別于傳統農村社區的新概念，管義偉在《中國農村社區政治性構建的性質》中指出新型農村社區“是指在有條件的鄉鎮，通過新農村建設，規劃建設新型農村住宅社區，通過土地置換、流轉等等方式，打破現有的行政村的界限，將地域相鄰的幾個村進行撤并，整合成為一個社區”［2］。新型農村社區的構建是我國在新形勢下解決城鄉二元結構發展桎梏，實現城鄉物質文化資源合理配置的新舉措。但與此同時我們必須認識到，建設新型農村社區并不僅僅是要為農民提供與城市人口接近的住宅環境，更要為其提供與城市人口相同的生活條件。為此，政府應當不斷完善社區內基礎教育、醫療、文化設施的構建，不斷提高農民群眾的思想文化認識，幫助其樹立社會主義共同理想，從而加快實現由農民向市民的轉化。

一、政府標準化供給下的文化建設困境

（一）農村社區處于新舊文化交替的真空地帶

費孝通曾經說過：“從基層上看去，中國社會是鄉土性的?！保?］這種鄉土性并不單指中國社會長久以來所形成的以小農生產為主的農耕經濟，更是指數千年來農耕生活基礎上形成的鄉土文化。新中國成立以前，以封建家長制、宗族主義及禮制教化為主的鄉土文化規范和管理著農村生活的方方面面，具有強烈地域性的鄉土文化在不斷的演進和發展之中逐漸內化成社區農民的習慣與傳統，潛移默化的影響著他們的社會行為及價值選擇。新中國成立以后，政治生活成為國家生活中最重要的方面，以集體主義精神為主要內容的農村文化很快席卷中國，國家實現了對農民意識形態的完全占領。但隨著改革開放的到來，農民取得了集體土地的自主經營權，這使得原本依托于集體生產和意識形態教育維持的農村集體主義逐漸淡化。正如閆云翔在《私人生活的變革：一個中國鄉村里的愛情、家庭與親密關系》中所說：“集體化終結、國家從社會生活多個方面撤出之后，社會主義的道德觀也隨之崩潰。既沒有傳統又沒有社會主義道德觀，非集體化之后的農村出現了道德與意識形態的真空。與此同時，農民又被卷入了商品經濟與市場中，他們便在這種情況下迅速地接受了以全球消費主義為特征的晚起資本主義道德觀?！保?］集體主義的迅速消亡使得廣大農村地區的公共生活發生了極大的改變，農民在日漸功利化的同時，也日益原子化、疏離化［5］，人際關系被待價而沽并量化成具體的數額。雖然近些年來，政府不斷加大在農村文化領域的資金投入，也開始注重對社會主義新農村文化的培育與發展。但農村文化發展的步伐仍遠遠落后于經濟發展的腳步，隨著農民物質生活的日益豐富，精神文化生活的匱乏也日益凸顯。舊的已破，新的未立，成為我國鄉村公共文化的真實寫照，各種道德失范行為頻發，虐待老人、棄養子女、婚外情等屢見不鮮。

（二）文化方面支出嚴重不足

近年來，隨著我國發展戰略的不斷調整與完善，國民經濟發展迅速，國內生產總值由2008年的314045.4億元增長到2013年的568845.2億元，［6］漲幅達81.13%。與此同時，中央用于公共財政的支出也大幅增加，2013年已經達到20471.8億元。但用于文化建設的資金投入依舊很少，2013年全國文化事業費用僅占全部財政支出的0.38%，［7］與上年持平，明顯落后于國內其他社會事業費用的增長速度。更為嚴重的是，中國社會由于戶籍制度而形成的城鄉二元制發展結構嚴重制約農村社區在文化領域的發展，農村社區用于文化建設的投資不僅遠遠少于用于經濟建設的投資，更是嚴重落后于城市地區。農村基層政府為其所管轄社區所提供的文化基礎設施數量上嚴重不足，并缺乏多樣性，而且這些資源主要集中在鄉鎮（甚至鄉鎮以上）層級，真正進入到村莊以內的公共文化資源嚴重不足。［8］絕大多數新建的農村社區在配套設施建設上沒有注重對文化設施的建設，電子閱覽室、老年人活動中心、幼兒活動室、電影放映廳等基礎文化休閑設施不齊全。

此外，根據馬洛斯需求層次理論，只有當個體從生理需要的控制下解放出來，才有可能出現更高級的、社會化程度更高的需求。長期以來，在我國農村地區，滿足最低限度的生理需求乃重中之重，這也就造成了農村社區長久以來對文化發展的輕視。受我國傳統文化中所提倡的“量入為出”的消費理念影響，加之農民文化素質和收入偏低的情況，農民群眾對文化娛樂和旅游等高層次文化需求還很少。農民大多具有強烈的儲蓄傾向，一生的花費主要集中在建房、婚喪嫁娶、教育等幾件大事上。即便大多數新型農村社區在整體規劃時已經為家家戶戶安裝了英特網接入口，并且也會定期安排一定的文娛活動，但社區內的居民普遍還是以看電視和打麻將作為主要的日常休閑活動?，F階段我國文化市場經營單位主要集中在城市和縣城，農村規模偏小。據統計，2012年農村文化市場經營單位個數占全國總量的21.4%，從業人員占全國的11.4%，營業收入和利潤總額分別占全國總量的6.2%和7.4%。在城市文化市場經營單位利潤漲幅達到16.94%的同時，農村文化市場經營單位利潤同比上年下降了4.43%。［7］

（三）文化活動無法契合群眾需求

農業生產力的發展改變著農村社區生活的方方面面，現在越來越多的農民已經脫離了農耕生活，他們的經濟收入大幅度提高。而且隨著國家對城鄉一體化構建步伐的加快，城市生活和城市文明已經悄無聲息地走入了農村社區。生產方式和居住環境的改變必然也將引起精神文化需求的變更，新型農村社區因其特殊的“中介”地位，社區內居民的文化需求改變也愈發強烈。但政府對新型農村社區的文化構建始終停留在“送文化”這個層面，播放電影、請相關劇團進行戲曲表演、送圖書依舊是政府公共文化建設的主要方式。類型單一的電影和戲曲表演以及缺乏實際使用價值的圖書很難調動農民的參與積極性。他們普遍認為觀看這些表演還不如在家里看電視更有意思，更能獲得有用的信息及知識。據2013年中國農民社會文化發展報告數據顯示，在圖書閱覽室的使用頻率上，村民選擇“偶爾使用”和“基本不用”的占到68.05%，遠遠高于綜合活動廣場和棋牌室等其他文化休閑設施?，F階段的農村文化建設往往忽略了社區間文化基礎和地緣血緣的區別，而趨向于標準化的農村文化建設模式。正是基于以上的原因，現今在我國絕大多數的農村社區中，農民們的主要的文化休閑方式就變成了看電視和串門聊天。據2013年中國農民狀況發展報告的調查數據顯示，選擇這兩項作為日常休閑活動的農民分別占到35.44%和32.23%，同時有13.45%的農民選擇“打麻將或打牌”。

表1 村莊公共文娛設施的使用頻率［9］481（單位：%）

此外，農村文化休閑設施的建設也與社區內居民的需求無法吻合。隨著農村青壯年外出務工人數逐年增加，農村社區人口老齡化程度越來越高。相關研究表明，2000-2007年，中國留守老人由1794萬增加到2000萬左右［10］，最近幾年依舊呈現出快速增長的趨勢。在我國很多農村住宅社區內，60歲以上老年人所占比例非常高。但是老年人的文化生活卻一直都被政府和有關部分忽視。相關調查數據顯示，2011年農村老年人活動中心平均每村僅0.56個，其數量低于大多數其他農村文化休閑設施，但是其經常使用率卻僅低于棋牌室，占比為69.81%。［9］481圖書館書籍老舊、電子閱覽室設備落后、資訊更新換代速度遠遠落后于農業科技發展的速度、歌唱戲曲表演與地緣的割裂等，使得政府“標準化”的農村文化供給無法真正滿足基層農民的真實需求。

（四）社區文化領域人力資源嚴重不足

現階段，我國農村社區的文化事業發展面臨著人才嚴重匱乏的困境。首先，絕大多數農村社區內的文化干事由村干部兼任，他們往往身兼數職，無法全身心的投入到基層文化建設的事務中去。其次，社區內基層文化工作者自身能力有限，有些工作人員工作了幾十年都沒有正式的編制，福利待遇等極低，這使得真正有能力有水平的人才大量外流。據2013年的統計數據顯示，全國74.16%的村莊公共文娛設施管理員由村干部兼任，僅有6.81%的管理員身份為專業管理人員。［9］466最后，基層文化工作者大多沒有條件接受繼續教育，其掌握的文化知識和理論無法跟上時代前進的速度，這也就使得其服務能力大打折扣。

此外，許多民間文化能人也面臨著“捧著金飯碗要飯”的窘境。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農業從業人口不斷減少，大量農村勞動力常年離家在外打工，這使得很多原本重要的節日和民間活動不斷走上末路。同時，科學技術的發展也使得一些原本在農村被廣泛使用的生活生產器具被淘汰。很多民間手工藝和傳統文化習俗因為缺乏繼承者和施展的平臺而面臨消亡的困境。雖然我國政府近幾年一直在加強對民俗文化的保護與傳承工作，但是這些普遍存在于農村社區中的民間技藝和文化習俗并未引起廣大人民群眾的重視，其內涵的經濟價值和文化價值并未被完全開發。而且這些傳統手工藝和文化習俗至今依然沿襲著來自農耕傳統中的代際傳承方式，這使得其傳承的完整性存在著極大的風險。截止2013年，我國共有30個項目入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其中羌年、中國木拱橋傳統營造技藝等7個項目入選“急需保護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成為世界上入選項目最多的國家，這其中有相當一部分都來自我國廣大的農村地區。

二、立足需求，培植新型農村社區文化

（一）著力加強對農民的思想政治教育

2015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關于加大改革創新力度加快農業現代化建設的若干意見》中首次提出了關于加強農村思想道德建設的內容，文中指出“針對農村特點，圍繞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深入開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中國夢宣傳教育，廣泛開展形勢政策宣傳教育，提高農民綜合素質，提升農村社會文明程度，凝聚起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強大精神力量?！痹谛滦蝿菹?，應該不斷加強對農村思想道德教育的力度。首先，要緊抓思想政治教育不松手。定期組織村民學習和領會中央相關文件和指示精神，加大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社會主義共同理想的宣傳力度，使這兩者成為不斷規范社區內居民行為和指引農民前進的鮮明旗幟。其次，要加快各地區鄉賢文化的總結和提煉工作。在我國漫長的歷史中，幾乎每一個地方都誕生過數量眾多的“鄉賢”，這些人多數都是在民間基層本土本鄉有德行有才能有聲望而深為當地民眾所尊重的人。［11］鄉賢因其特殊的地域性和現實性，不僅可以豐富當地農村社區的文化內涵、完善村史地志的內容，更能在無形間對農村社區內居民的思想行為進行教化，實現優秀傳統文化與新型農村社區文化的良好融合。最后，繼續開展優秀道德模范的評比工作。在農村社區內持續不斷地進行“好兒媳”、“好婆婆”、“五好家庭”、“最美村官”、“最美鄉村教師”等的評比工作，樹立社區內積極向上，崇尚美德的良好氛圍，以榜樣模范的力量凝聚起社區內崇善，愛美的強大正能量。

（二）引多方資金助力農村文化建設發展

長期以來，我國經濟發展速度迅猛，但是文化發展速度長期落后于經濟發展也是毋庸置疑的事實。2011年國際競爭力排名前十的國家中，中國的環境指數排名最低（環境指數包括社會文化、教育、政治環境等因素），其中教育投入僅占GDP的1.08%，遠遠低于世界發達國家的水平［12］，甚至嚴重落后于印度與越南（其中印度教育占GDP的比例為2.25%，越南為4.51%）。在這個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信息時代，國家的持續發展能力依托于其強大的人力資源，而在文化與教育方面投入的弱化將直接影響到我國在未來國際競爭中的影響力。我國農村人口眾多，在將人口優勢轉化為人力資源優勢的過程中，文化教育將發揮巨大的作用。為此，我們必須不斷加強對于農村地區的文化資源投入。首先，逐年加大中央財政對農村文化事業的資金投入。據相關數據顯示，截止2013年，農村社區基礎文化設施數量依舊較少。其中，有88.89%的村莊沒有電子閱覽室，59.12%的村莊沒有老年人活動中心，84.30%的村莊沒有電影放映廳。［9］462在未來的很長一段時間里，解決農村基礎文化設施匱乏的問題，依舊應該是我國政府相關部門工作的重中之重。此外，在加大資金投入的同時，還要加強對資金使用的監管，確保資金用到實處。其次，持續破除城鄉二元格局對資源合理流動的影響。長久以來，是城鄉二元格局阻礙了農民平等權益的獲得。因此，破除城鄉二元格局，創新管理模式，大力發展農村公共事業和社會組織，切實保障農民的平等權利，才能夠切實推動農村社區文化的平等發展。新型農村社區是破除城鄉二元格局的新嘗試，其在社區規劃和基礎設施配置方面都是以城市社區為藍本的。所以在農村社區文化事業的發展過程中要不斷吸取經驗和教訓，為更好的解決資源在城鄉間的合理流動提供范本。最后，鼓勵社會性資本流入農村社區。我國農村地區文化消費水平長期以來嚴重落后于城市，隨著農民居民收入的不斷提高，其長期被壓抑的精神文化需求正在覺醒。這也意味著，農村地區存在著一個巨大的文化消費市場。政府應當鼓勵社會性資本涌入農村地區，為其提供政策上的傾斜和資金上的扶持，定期對相關文化經營單位進行必要的培訓和技術支持。社會性文化經營單位不僅可以解決政府資金投入不足的嚴重問題，而且可以更直接的面向消費群體，更為準備的把握農民的真實需求。

（三）實現文化產品的靶向供給

我國長期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了高度統一的文化供給模式以及文化發展內容，這種“送文化”的模式即便到了今時今日依舊沒有發生根本性的改變。但是這種缺乏多樣性和實際使用價值的文化構建模式嚴重影響了農民參與社區文化活動的熱情，28.78%的村民認為圖書閱覽室的書本內容枯燥，還有43.17%的認為村民參與的熱情不高。［9］491其實，無論在任何地區，文化及其相關產品的供給都帶有很強的目標性，只有明確一定地區內人民的文化需求，才可以使文化產品的供給做到“有的放矢”。首先，基層文化部門要定期進行文化需求的相關調查統計工作。農村社區內的文化工作者是最貼近農民文化需求的人，應當定期對社區內居民的基本情況和文化需求進行深入透徹的了解并記錄歸檔，以便為以后組織文化活動提供依據。同時要注意現在農村社區的人口構成，尤其要注重對社區內兒童、婦女和老人的文化需求調查，爭取為他們提供更多更好的文化活動，不斷豐富他們的精神生活。其次，要著眼于引導農民發現更高層次的文化需求。農村社區文化建設不僅僅是要為農民提供基礎文化教育、技能培訓、文化休閑活動，更是要引導農村居民文化消費意識的覺醒，引導積極向上、勇于創新的文化氛圍。最后，要重視對農民創業行為的引導，營造出更加有利于創業的文化氛圍。農村已經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農村經濟發展中面臨的諸多問題，只有通過農民自己的創業、創新活動才能產生根本的改變。［13］基層文化相關部門應當想農民之所想，急農民之所急，為他們提供與創業創新活動有關的科學技術知識和管理知識。要積極營造鼓勵創業創新、寬容失敗的農村社區關系，鼓勵更多有能力的農民自主創業，吸引有技術有本領的進城務工人員回鄉創業，為家鄉的建設添磚加瓦。

（四）不拘一格使用文化能人

任何社會性公共事業的發展都是以人的全面發展為最終目的，也同時必須依托于不斷發展中的人，農村文化事業的發展也是如此。首先，增加基層專業文化工作人員的數量。要不斷提高基層文化工作者的薪資和福利待遇，對有能力的人才要為其不斷提供繼續教育的機會，為其打開晉升的通道，使得更多文化能人愿意扎根在農村社區為社會主義新農村文化建設服務。其次，接納民間手工藝者，將民俗文化能人進入社會主義新農村文化建設的隊伍。我國很多民間手工藝和傳統民俗文化已經處在消亡的邊緣，對他們的保護和傳承需要社會各界的努力。要不斷挖掘民間手工藝和傳統民俗文化的經濟價值和文化內涵，賦予其新的時代價值，將民俗文化和民間手工藝融入到鄉村旅游和新型農業的發展中去，使其煥發出新的活力。要完善傳統手工藝的傳承方法，以系統的教育取代原本長期存在的代際傳承，鼓勵農村失業青年學習傳統手工藝，使我國的鄉村文化在創新中不斷發展。最后，充分挖掘、充分發揮農民業余劇團、文化戶、民間書社及非職業文藝骨干的作用，使他們成為農村公共文化建設的重要補充。鼓勵農村留守老人積極參與到社區活動中來，在發揮余熱的同時也可以提高其自身的幸福感。無論是發展農村文化，還是提高農村物質生活水平，其根本歸宿都是為了實現農民個體自由而全面的發展，這也是馬克思主義中對于人類解放的最高理想。

中共中央十八大報告指出，要確保到2020年全面建成的小康社會，是發展改革成果真正惠及十幾億人口的小康社會，是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全面發展的小康社會，是為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宏偉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奠定了堅實基礎的小康社會。發展新農村文化建設，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內在要求，是解決“三農”問題的精神保證。在新的歷史時期，要更加注重發揮文化對于農村經濟、政治、社會發展的推動力量，不斷探索農村文化建設的新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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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璇（1987-），女，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中國傳統文化與思想政治教育。賈名黨（1972-），男，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為六朝唐宋文學與學術、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