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真正的中國經濟學家標桿
——劉國光

文/盧繼傳

一個真正的中國經濟學家標桿
——劉國光

文/盧繼傳

“中國經濟學杰出貢獻獎”獲得者、著名經濟學家劉國光說：“我們這一代人，經歷了計劃與市場爭論烈火與實踐反復的錘煉?！绷私膺@場論戰，有助于人們認識誰是真正的中國經濟學家，更有助于人們理解計劃與市場、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關系。這是當前我國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問題，無論是經濟學界，還是各級政府官員都必須把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內涵。

▲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劉國光

（一）

在中國發生的這場論戰煙火，是西方新自由主義這把火燒起來的，因而要了解其主張，以及其對中國乃至世界各國的影響。

20世紀30年代，西方新自由主義在亞當·斯密古典自由主義思想基礎上形成并發展起來。20世紀70年代末，資本主義由國家壟斷向國際壟斷轉變，生產停滯、通貨膨脹和失業增加纏繞著資本主義世界，新自由主義受到英國撒切爾政府和美國里根政府的追捧，逐漸成為西方經濟學的主流。新自由主義與壟斷資本、國際擴張、經濟全球化緊密交織在一起，頗具迷惑性，但已風光不再。

新自由主義是一個思想體系也是一種政治主張。新自由主義的理論與政策主張可用“三個三”概括：以“三論”——人性自私論、私有制永恒論和市場萬能論為理論基石；以“三反”——反社會主義、反公有制、反國家干預為政治取向；以“三化”——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場化為政策主張。

在經濟理論方面，新自由主義大力宣揚“三化”：一是自由化，認為自由是效率的前提；二是私有化，認為私有化是推動經濟發展的基礎；三是市場化，認為離開了市場就談不上經濟，無法有效配置資源。

在政治理論方面，新自由主義特別強調和堅持三個“否定”：一是否定公有制；二是否定社會主義；三是否定國家干預。

新自由主義政策推動的資本主義經濟基本矛盾的激化是導致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的最深刻的根源。這次金融危機與長期以來倡導不加約束的金融自由化密不可分，金融自由化、利率市場化以及由此導致的過度消費、過度投機，最終導致金融泡沫破裂和實體經濟遭殃。這次國際金融危機已經持續了近7年，雖然有的國際機構宣稱發達國家經濟開始有所好轉，但世界經濟仍未恢復到危機前的世界經濟增長軌道。

新自由主義的泛濫不僅使西方發達國家深陷危機，也使廣大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深受其害：加劇貧富分化，導致需求不足，助長貪婪掠奪，積累系統風險。一些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進程被迫延緩或中斷，充分暴露了新自由主義的弊端和危害性。

美國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把盲目迷信市場的理論稱為“市場原教旨主義”。 新自由主義也滲透到中國經濟學界，產生了較大的影響，曾出現反對“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相結合，主張私有化、自由化和兩極分化的聲音，并發生激烈的爭論。在這場論戰中，劉國光始終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捍衛者。

那么，中國經濟學界有沒有市場（自由市場）原教旨主義思潮呢？所謂市場原教旨主義思潮，反映在中國某些經濟學家們在教科書中（包括他們的著作、講話、發言等）討論關于市場和政府的作用時，提出了以下三個觀點：

第一、中國經濟的成功，就是政府作用越來越小、國有企業等部門越來越小、市場自由越來越大的結果；

第二、中國經濟若要繼續成功，就要繼續自由化、放松管理、縮小國有部門，只有市場才是最有效率的，國企是市場的對立面，是壟斷、特權和腐敗的代名詞；

第三、中國如果不這樣做，就不能稱為市場經濟；中國的經濟學家如果不堅持自由市場經濟理論，就不能叫做經濟學家。

（二）

試問，誰是真正的中國經濟學家呢？先聽一聽著名經濟學家劉國光是怎樣說的。

劉國光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特邀顧問、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管理科學研究院顧問，兼任北京大學、南京大學等大學教授。

2013年11月26日，朋友與同事聚會，慶賀劉國光九十生日，并研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問題，。在會上，劉國光做了題為《九十感恩》的簡短發言，他說：“我這一生沒有什么大出息，自知不怎么聰明，自負還算守本分，勤奮以治學，平實以做人，做了一點有益于社會的事情，也是在現代的‘天、地、君、親、師’的培育、熏陶和朋友們的幫助下取得的結果?！彼忉屨f，所謂“現代的天、地、君”就是馬克思主義宇宙觀和世界觀、科學社會主義、真正的共產黨，這表明了他對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

如此看來，第一，作為一個真正的中國經濟學家，應該像劉國光那樣，以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為指導，西方經濟學只能作為借鑒和參考。

1951年，劉國光是中國派送赴蘇聯學習經濟學的第一位留學生。面試時，經濟學家陳岱孫和時任中國人民銀行第一任行長南漢宸問劉國光：“你從前是學習西方經濟學的，現在派你去莫斯科學習，你會不會覺得有困難？”劉國光的回答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指導，是主流，西方經濟學只能作為我們的借鑒和參考。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就必須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其中也就包括必然要以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為指導。這一點是絕對不能動搖與改變的?！边@一理念他堅持了一生。

70多年來，劉國光始終以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為指導，研究中國經濟學，尤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1992年，黨的十四大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以后，有人提出市場經濟的前面不要加上“社會主義”幾個字。認為市場經濟就是普世的市場經濟，沒有什么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分，反對市場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

對此，劉國光挺身而出加以澄清，指出這些說法是違背鄧小平意愿的。他認為，按照鄧小平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來理解，首要的前提還是

“社會主義”，其次才是“市場經濟”，其目的是為了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而不是削弱“社會主義”。為此，他率先撰寫一系列文章，展開了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有機統一這一主題的分析，明確我國市場取向政策的目的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而不是演化轉變為資本主義。

第二，作為一個真正的中國經濟學家，應該像劉國光那樣，積極投身于改革洪流，研究我國關注的問題，為國家、政府提供決策參考，擔當參謀的角色。

1938年，劉國光在讀高中時，就閱讀了馬克思《資本論》。70多年后，已年逾九旬的劉國光回憶當年初讀《資本論》時的情景依然十分激動：馬克思對勞苦大眾的深切同情、對資本主義的深入解剖與嚴肅批判，給他以強烈沖擊?！顿Y本論》猶如燈塔，為他指明了人生之路。同時，國家貧弱、外敵入侵、國土淪喪、人民流離……深深刺痛了他的心，更讓他堅定了“經濟救國”的志向。事實上，“經濟救國”的理念一直貫穿在他研究中國經濟學的一生的始終，這里略舉一、二、三。

早在1979年初，劉國光就和趙人偉合作撰寫了《社會主義經濟中計劃與市場的關系》，深刻論證了社會主義經濟中計劃與市場并不是互相排斥，也不是外在原因所導致的一種形式上的湊合，而是由社會主義經濟本質所決定的內在有機結合。當時，“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的基本特征”的觀念根深蒂固，該文的發表可謂石破天驚，引發廣泛討論，幾家重要報刊先后全文刊載，中央領導稱這篇文章是“解放思想、勇于探索改革之路的標桿”。

對于什么是計劃，劉國光提出指導性計劃。1982年，他在《堅持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方向》一文中預見性地提出：“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入……要逐步縮小指令性計劃范圍，擴大指導性計劃范圍；指導性計劃的實質就是運用市場調節來進行的計劃調節?！睋Q言之，計劃調節也就是宏觀調控。后來的實踐證明他的觀點是正確的。這是其一。

其二，1993年至1995年期間，我國GDP增長14.2%，顯示出過熱跡象。到1994年，居民消費價格指數達到24.1%，是改革開放以來最高的。中央提出把抑制通貨膨脹作為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繼續堅持適度從緊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取得明顯成效，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從1995年的17.1%下降至1997年的2.8%。

在1993年至1995年的這次宏觀調控中，“穩健派”的主張被中央采納。劉國光對當代中國經濟學的一大重要貢獻是提出和發展了穩健的宏觀調控論，針對我國經濟周期變化和體制特點提出了一系列觀點和主張，如寬松環境、穩中求進、微調、雙防（同時防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等。學術界便將以劉國光為代表的宏觀經濟學派稱之為“穩健派”。

“微調、雙防、降溫”的思路既克服了經濟過熱，又避免了急剎車帶來的全面緊縮，中國經濟實現“軟著陸”。1997年1月7日，劉國光和劉樹成合寫的文章《論“軟著陸”》在人民日報發表，從理論上總結了這次宏觀調控的成功經驗，被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朱镕基同志稱為“迄今為止總結宏觀調控經驗的一篇最好的文章”。（上述參見2014年5月26日人民日報要聞版“真正的學者只認真理”）

其三，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突出混合所有制的辦法進行國企改革，劉國光予以支持，并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作了說明。是否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讓私有經濟參與國營經濟的改革，意味著逐步把國有經濟改變為私有經濟，成為向資本主義過渡的一種短暫的所有制形式呢？他鮮明指出，黨的方針意不在此，混合所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之一，不是短時間的。初級階段要向社會主義高級階段過渡，時間很長，所以混合所有制經濟不應當是向私有制經濟過渡的一種短暫的所有制形式。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是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公有經濟和私營經濟都是重要組成部分，必須堅持“兩個毫不動搖”，無論在宏觀國民經濟層面，還是微觀混合經濟實體方面，我們都要公進私進，國進民進，不能只是國退民進?；旌纤兄埔獓锌毓?，國民經濟占主導地位，要守住公有制為主體以及國有資本控股的底線。

2001年至2014年中國城鄉居民收入比變化情況

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目的是什么？劉國光強調，根據習近平同志所說的，國企在深化改革中不僅不能削弱，而且要加強，三中全會的文件也說，“混合所有制經濟要有利于放大國有資本的功能，實現國有資本的保值增值”。我們不能隨著混合所有制經濟的發展，使國有經濟越來越萎縮，非公有制經濟越來越擴張，國有經濟不但不能放大功能，混合到最后反而把國有資產都混沒有了。

在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中，有些人只注意外資或私資進入國企的單邊關系，如有的民營企業的大佬甚至公開宣稱，若不能取得控股權，將不參與國企改革等。劉國光認為，凡此種種，都不符合三中全會關于國資、私資、外資等交叉持股、互相融合等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精神。

三中全會文件起草時征求意見，劉國光對原稿中經濟部分第六點“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這一段以及“合理減持現有國有股份”內容的表述提出意見：目前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占比已經大大縮減的情況下（已經縮減到20%），如果繼續對所剩不多的大中型國企進行國有股減持和私有股參進私有股份化改制，世界銀行甚至提出到2020、2030年要把國企股份比例降低到10%，或者實行“黃金股”，那么我國公有制為主體的基本經濟制度將要難以維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搖搖欲墜，就要變成資本主義市場經濟。

劉國光又對原稿中第八點提出的“鼓勵非公有制經濟參與國企改革，鼓勵發展非公有制經濟控股混合所有制企業”的表述，提了意見；當然可以這樣鼓勵，反過來也可以鼓勵公有制經濟參與非公有制改革，公有制經濟控股混合所有制企業。原稿表述使人認為混合所有制企業似乎只能是私有控股，到底哪個控股好要看具體情況而定。還要加上一個意思，如果國有控股轉變為私有控股，那么混合所有制企業整體的性質也就起了變化。

劉國光以事實說明，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我國混合所有制改革起步已經多年，不少國企的股權結構已經多元化，上市公司當然如此，在中央地方國有控股上市公司內部，已經占據壓倒性的優勢。據材料統計，在這些上市公司之間，非國有股權比例已經平均超過53%。在這個基礎上，進一步盡可能降低國有股權比例，將其縮減到20%以下，或者政府持有1%的“黃金股”，甚至放棄“黃金股”的極端水平，連同地方出售大批中小型企業，將涉及巨額國有資產以及相應的巨額利潤重新組合到私人手中，促使中國財富結構和收入結構進一步向中外私人資本富豪大傾斜，而國家財政收入減少，社會福利保障也相應減少。國家所掌握的財富，社會福利的財富，民生、社會建設的財富減少，富豪財富增加，這就是所謂的“馬太效應”，后果極其嚴重。

為此，劉國光發出呼吁，國企改革和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一定要堅持社會主義的方向。早在2007年他就強調，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根本原則，防止財富和收入分配通過所有制結構的變化向兩級分化進一步推演。所以，他認為，要圍繞習近平同志所講的“不僅不能削弱國企，而且要加強改革”，不能讓其銳變為民營、外企進入國企的單邊關系，以至于如習近平所警告的一些人在“一片改革聲中以國有資產謀取暴利的機會”，重演過去國企改革的悲劇。

劉國光所談的是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的方向，以上意見，盡管比較尖銳，卻發出其內心的關注，至今仍可供決策參考。他“希望國企改革的決策和執行部門擇優吸收”。（有關論述、數據等摘自劉國光著《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方向問題》第143-148頁）

第三，作為一個真正的中國經濟學家，應該像劉國光那樣，有社會責任感，和人民共命運、共呼吸，像劉國光那樣老驥伏櫪，憂國憂民，為百姓說話，敢于擔當。

劉國光在研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問題時，始終堅持主張在追求目標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力求效率與公平并重，更加重視社會公平，最終實現共同富裕。進入新世紀，中國經濟進入新一輪平穩快速增長，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面對蒸蒸日上的新局面，他既欣慰，又有所擔憂：“我最擔心的就是收入差距擴大問題?！?/p>

早在2005年4月25日《北京日報》發表了劉國光《重新審視社會公平問題》的長篇文章，引起廣泛的影響。他在該文中明確提出，現在必須重新考慮“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提法，“進一步重視社會公正的問題，調整效率與公平關系，加大社會公平的分量”。

他說，改革開放之初提這個口號是針對平均主義“大鍋飯”，現在平均主義已經越來越少，而收入差距卻在迅速擴大，已經成為影響社會和諧穩定的重大問題。這是為什么呢？因為，現在我國國民收入分配已由按勞分配為主轉向按要素分配為主，對此，劉國光認為，這一分配方式的變化所帶來的后果，就是隨著私人產權的相對擴大，資本的收入份額也會相對擴大，勞動的收入份額相對縮小，從而拉大貧富收入差距。絕對富裕和相對貧困并行，秘密就在這里。

怎樣阻止貧富差距擴大和向兩極分化推進呢？根據鄧小平關于我國經濟中公有制占主導地位就“可以避免兩極分化”，基本生產資料歸國家所有、歸集體所有就“不會產生新資產階級”的精辟論斷，劉國光撰文呼吁，只要保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貧富差距不會惡性發展到兩極分化的程度，可以控制在合理的限度以內，最終向共同富裕的目標前進。否則，兩極分化是不可避免的（摘自劉國光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問題》第177、178頁）。

他多次強調，如果忽視共同富裕的方向，建立起來的市場經濟必然是人們所稱的壞的市場經濟、兩極分化的市場經濟。要避免這個前途，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要更加重視社會公平的問題。

在這位經濟學家看來，經濟學研究成果固然重要，但學者的良知與責任感更重要。

第四，作為一個真正的中國經濟學家，應該像劉國光那樣，堅守科學理論，不可隨波逐流。

不過，某些經濟學家誤解劉國光，提出各種批評，甚至扣帽子造勢，每當這個時候，劉國光總是理直氣壯地說：“真正的學者只認真理”。

對此，人民日報于2014年5月26日發表的對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經濟學家劉國光專訪提供了佐證，在其開篇這樣寫道：“在中國經濟學家里，劉國光是一個獨特的、難以忽視的存在?！庇浾呷绱烁攀觯簞獯髮W時接受的是正統西方經濟學教育，卻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情有獨鐘；他是新中國公派留蘇學習經濟學的第一人，主修計劃經濟，卻是最早提倡“商品經濟”的學者之一；他是市場經濟的熱情鼓吹者，最早構想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卻始終堅持市場缺陷甚多、政府調節必不可少；他是最早論證“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學者之一，但晚年卻把“公平”視為中國經濟發展的第一要務，并為此不懈呼吁……

有人說他多變，但他說，自己站在馬克思主義立場研究問題、為百姓說話、為弱者說話的立場從未改變。

有人說他固執，但他說，學者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真正的學者只認真理”。

那么，劉國光多變、固執嗎？事實證明，完全不是這回事。據了解，某些經濟學家說他多變，是因為他既說了“要堅持市場取向的改革”，又說了“市場也有缺陷”，“不能迷信市場”；既說了要堅持宏觀計劃，又說了不能迷信計劃。但是，他正確地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一個完整的概念，是一個有機統一體”。他說：“我們要在社會主義經濟中實現兩者的結合，其目的就是把兩者優點長勢發揮出來，避免兩者的缺陷和不足?！保ㄍ?，第54、55頁）這個論述無疑是正確的。

更主要的是他旗幟鮮明地堅持研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政治方向，即社會主義方向。

劉國光在八十歲后的十年，即2003年之后的十年，其研究工作大多集中在“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的關系問題。他的《九十感恩》這樣說：“我的總的理念其實也很平常，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需要繼續完善市場經濟的改革，但這個市場經濟改革的方向必須是社會主義的，而不是資本主義的。這個問題關系到我國改革的前途命運，也是現今經濟領域意識形態斗爭的焦點。環繞這個問題的針鋒相對的紛爭，當然有理論是非問題，但是在更大程度上，是當今中國社會不同利益階層勢力的對決。反對‘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相結合，主張私有化、自由化和兩極分化的聲音，雖然有雄厚的財富和權力的實力背景，但畢竟只代表少數人的利益。而主張‘市場經濟’必須與‘社會主義’相結合，以公有制為主體，以國家宏觀計劃調控為導向，和以共同富裕為目標的聲音，則代表了工農大眾和知識分子群體的希望。中國經濟改革的前景，不取決于爭論雙方一時的勝負，最終將取決于廣大人民群眾的意志?！?/p>

某些經濟學家說劉國光固執，主要是他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批評新自由主義。2005年，他在《談經濟學教學研究中的一些問題》這篇文章中，批評了“西方主流經濟思想特別是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認為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誤導了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的方向。據了解，中國經濟學教育存在嚴重西化現象，政治經濟學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被嚴重邊緣化，我國許多大學的經濟學專業已經在事實上蛻變成“西方經濟學”專業了，這必須引起各方面高度重視。但是，有些經濟學家批評他從市場改革的道路上退回來等。

批評新自由主義就是“從市場化改革的道路上退回來”嗎？批評新自由主義就是“否定改革”嗎？顯然，這種批評是扣大帽子，毫無道理。2005年劉國光榮獲中國經濟學獎之時發表了“答辭”，他的回答摘錄如下：

計劃與市場的關系問題，是一個世紀性的問題，我曾作過多次論述，我在“答辭”中不過是重復過去的觀點。但是，話還要說回來，人的思想是發展的，我不敢像有些人那樣相信自己一貫正確，任何人都不可能一貫正確。

過去，在感受了計劃經濟的種種問題之后，我們慢慢地就要搞市場經濟。計劃經濟不能解決效率和激勵問題。市場經濟作為資源配置的主要方式，是歷史的必由之路。改革開放初期，我只意識到計劃經濟有毛病，覺得要搞市場調節，但那時是主張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以后經過對中外經驗的反復思考和研究，逐漸地看到了市場經濟的作用，形成了市場取向改革的信念，贊成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差不多是20世紀80年代后期90年代期的事情了。這說明我這個人不很聰明，思想發展很慢，但我覺得這是符合思想發展的客觀規律的。我在提出堅持市場取向改革的同時，就提出不要迷信市場。我們應當重視價值規律，但不要認為價值規律本身就能把一切事情管好，并把一切事情交給市場去管。

他說：“有些人提出完全市場化的主張，這是一種幼稚的想法。過去，我們迷信計劃，犯了錯誤，于是實行市場取向的改革，但我們同樣不能過分迷信市場，要重視國家計劃協調、宏觀管理與必要的政府參與和干預的作用。如果不這樣的話，我們就要走彎路了?！保ㄍ?，第83-84頁）

不久前，習近平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體學習時強調：“在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的問題上，要講辯證法、兩點論，‘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機統一、相互補充、相互促進的格局，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p>

毋庸置疑，劉國光在經歷計劃與市場爭論烈火與實踐反復的錘煉中，始終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始終堅持社會主義經濟中計劃與市場的內在有機結合，是由于社會主義經濟本質所決定的。無論過去或現在，他的堅守所表現的赤子情懷、中國氣派，摒棄浮華，行為世范，令人敬重。為此，劉國光2005年榮獲“中國經濟學杰出貢獻獎”，2011年榮獲首屆馬克思經濟學獎，同時還是波蘭科學院外國院士、俄羅斯科學院榮譽博士等，成為當代中國最有影響的經濟學家之一。這就是作為一個真正的中國經濟學家代表劉國光的獨特學風、獨特風格、獨特信譽。

（作者系人民日報高級編輯、中國管理科學研究院常務副院長、著名管理學家、知識經濟學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