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馬克思對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關系的辯證解釋及文化空間

黃志軍

[摘 ?要]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關系作為歷史唯物主義的基礎性問題，也是研究文化課題的重要理論框架和方法論。其中，經濟決定論、總體辯證法和多元決定論是闡釋二者關系的代表性方案。但是？熏它們并沒有真切地揭示馬克思對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辯證理解。以馬克思對該問題的闡述為理論脈絡和分析依據，我們認為他分別在起源和內容構成、理論邏輯建構以及推進社會歷史變革等意義上，對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關系有著多維度的理解和界定，他所采取的是歷史性和結構性相結合的辯證方案。辨析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關系，對于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研究的思想背景、理論框架和價值規范具有重要的啟示作用。

[關鍵詞]經濟基礎;上層建筑;辯證關系

[中圖分類號]B03;A8;G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2426（2015）12-0009-07

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關系是歷史唯物主義研究的基礎性問題，也是當代探討馬克思主義文化問題的深層次課題。當代英國著名的文化學家、文藝理論家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就認為：“任何對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的現代理解都必須從考察關于決定性的基礎和被決定的上層建筑的命題開始。[1]鑒于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關系在馬克思主義文化問題理解中的關鍵性，威廉斯認為必須從兩者的關系闡釋出發的判斷是對的。然而，一方面，威廉斯為了對應于社會經驗的本質，把文化霸權視為解讀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關系的工具，其特點在于把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置于文化理論的框架下進行闡釋。這樣的做法不僅無益于對歷史唯物主義的本質理解①，更無益于對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的建設。我們認為，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關系是研究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的框架（之一），而非相反。換言之，它們之間的關系是建構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的基礎，不能本末倒置。另一方面，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關系是否就是決定與被決定的關系？盡管學界早已認識到這是一個有待深入研究的課題，且已作了相關的理論建構工作，但是我們需要意識到馬克思的解釋方案并沒有得到有效的揭示，而它對于重釋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關系而言是至關重要的理論路徑。

一、關于解釋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關系的諸種方案

我們應該認識到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關系是一個復雜的理論問題，因而需要審慎地對待。這里的復雜性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理論的意識形態性。諸如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等命題，一直以來被視為馬克思主義的核心原理，是歷史唯物主義理論的基石，即使要闡釋它，也必須是在既有的框架內進行。事實上，在“正統”與“異端”之間一直存在著不同的解讀和爭論。二是思想的變異性。歷史地看，關于二者關系的命題和判斷會由于社會環境和人們思想的變化而不同，無論是經濟決定論，還是總體辯證法，抑或是多元決定論，都有其時代特征，不可妄下定論。在此，需要把握的是它們在學理上的關系及其差異;三是概念的模糊性。對二者關系的判斷關涉對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這兩個概念的理解，特別是對于“經濟基礎”概念的理解存在著較大的爭議，這概念理解上的爭議誠然也導致了二者關系理解的差異。認識到理解二者關系的復雜性無疑是必要的，一方面揭示了它們之間關系的限度和范圍，另一方面也為它們的時代性闡釋提供了契機。

第一種解釋方案：經濟決定論。在馬克思的諸多戰友和學生當中，保爾·拉法格對“經濟決定論”②的研究最具代表性，他專門對此做了理論化和系統化的闡述。在《思想起源論》（又名為《卡爾·馬克思的經濟決定論》）一書中，拉法格研究了正義、善、靈魂和神等觀念的起源和發展問題。拉法格的經濟決定論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思想起源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即經濟生產或勞動過程決定了思想的起源和發展進程[2];其二，應該從人們的物質生活過程來解釋諸如正義、善、靈魂和神等觀念，而不是相反，也就是說人們的物質生活過程決定了思想的性質和形態?？梢哉f，被拉法格理論化的經濟決定論為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關系定下了基調，成為馬克思主義的經典闡釋，進而在后來的大眾化過程中被理解成機械決定論。事實上，拉法格的理論是有馬克思的思想根據的，后面會談到這點。一般而言，在歷史唯物主義理論中，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關系就是被界定為“決定”與“被決定”關系，即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而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具有反作用。正如人們所見，這種解釋曾經流行較長時間，后來的各種批評也正是針對它而言的。這些批評主要集中在兩點：第一，經濟決定論忽視了上層建筑的作用，無論是對思想上層建筑、還是政治上層建筑，它都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將這種“忽視”演化到現實層面，就是缺乏對意識或工人階級意識、社會文化、社會心理的關注;第二，正如晚年恩格斯所批判的那樣，這種經濟決定論并不符合馬克思和他的本真意思，他多次指出如果這樣把經濟理解為唯一起決定作用的因素會導致對現實理解的扭曲。對于后來的馬克思主義研究者來說，以經濟決定論來界定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關系是需要重新審視的理論框架，它的固守性、僵化性和機械性已經與現實生活產生了巨大的隔閡。

第二種解釋方案：總體辯證法。在第二國際內部，經濟決定論是一個占統治地位的思想。鑒于西歐革命所遭受的挫折，西方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們開始反思馬克思主義的一些基本原理，而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關系就是其中的一個核心議題。在當時的理論家們看來，革命意識、文化霸權已成為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斗爭的迫切問題和時代議題。因而，上層建筑在歷史唯物主義中的地位和作用開始不斷得到強調，表現在理論上就是界定二者關系的解釋框架從經濟決定論轉向總體辯證法。在當時，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羅莎·盧森堡和盧卡奇都傾向于以總體辯證法來闡釋馬克思主義，其中盧卡奇在這個問題上的探討較為系統。具體而言，盧卡奇在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關系的理解上取得了突破：一是以總體性的歷史性的觀點取代了經濟決定論的觀點，“不是經濟動機在歷史解釋中的首要地位，而是總體的觀點，是馬克思主義同資產階級科學有決定性的區別?？傮w范疇，整體對各個部分的全面的、決定性的統治地位?！盵3]在總體辯證法的視域中，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關系便是一種歷史性和總體性的存在，特別是上層建筑不再是一種被經濟決定的角色，它在整體中有著相對的獨立性和自主性。二是在后來關于社會存在本體論的研究中，盧卡奇認為它們的關系不僅僅是一種認識論的界定，還是一種本體論的生成。他說：“經濟基礎與意識形態上層建筑的關系在本體論上的形成過程，似乎在每一件勞動事實中，在勞動部門化、精密化的過程中，以及在對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分析所表明的勞動職能的演變中，就可以系統的看出來?！盵4]歷史地看，盧卡奇的觀點不僅與他的時代相契合，而且在學理上推進了該問題的研究。然而，在這個問題上還存在著概念不清晰、結構不緊密等問題，一言以蔽之，其宏大的思想遠遠超過細致的分析。

第三種解釋方案：多元決定論。與總體辯證法的歷史性闡釋不同，阿爾都塞的多元決定論則是從結構的視角來解讀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關系。在《保衛馬克思》中，阿爾都塞建構了“多元決定”的社會歷史解釋框架，并在此框架下分析了二者的關系。在他看來，只要承認上層建筑的形式和國內外環境在大多數情況下是特殊的、獨立的和不能歸結為單純現象的真實存在，矛盾的多元決定就是不可避免的和合乎情理的。這里“不能歸結為單純現象”指的是上層建筑不能只是被看作為經濟的反映或現象，它們與經濟一樣是一種真實的存在。否則，所謂的“多元決定”便是一種虛構。于此，他是不贊同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這種觀點的，首先是“社會經濟結構的革命不能閃電般地一下改變現存的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因為上層建筑具有相當大的穩固性;其次是“由革命所產生的新社會，通過其新的上層建筑形式或特殊的環境（國內外環境），可促使舊因素保持下去或死而復生，這種死而復生在沒有多元決定的辯證法中將完全是不可想象的?！盵5]從以上論述，我們可以看出阿爾都塞在這個問題上的基本邏輯，經濟基礎或結構與上層建筑是兩個獨立的、真實的存在，它們共同決定社會歷史的進程。如果承認上層建筑只是作為經濟基礎的單純現象的話，那么“經濟一元論”就是無可挑剔的，而這在根本上是與現實的社會歷史經驗相沖突的。從這個意義上說，阿爾都塞比盧卡奇往前走了一步，它不僅僅承認了上層建筑的獨立性，還把它視為與經濟基礎同時起決定性作用的獨立因素。

如果說像人們所認為的那樣拉法格是經濟決定論的“始作俑者”，那么阿爾都塞的多元決定論便是有“矯枉過正”的嫌疑了。在這個意義上，盧卡奇的總體辯證法思想倒是有更值得借鑒的積極意義。事實上，盧卡奇“小心翼翼”的理論變革是多余的擔心罷了，拉法格的理解也不是沒有馬克思的文本依據和思想淵源，而阿爾都塞的結構性反思亦有其可貴之處。我們認為在馬克思主義家族內部，在不同的理論框架下對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關系的理解具有差異性，但是大致的趨向是逐步突顯上層建筑在這個關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與此思想趨向有關的理論還有葛蘭西的文化霸權以及弗洛伊德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等等。鑒于這種思想趨向的現實意義，后來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們將更多的目光轉向了對上層建筑的研究。與此同時，經濟基礎概念也受到了人們的重新審視，其中以科恩為代表的分析馬克思主義學派所做的工作尤為引人注目。

二、馬克思的辯證方案

上述三種方案所理解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關系，盡管與他們所處的時代境況相關，但是在馬克思那里并非沒有依據。事實上，在馬克思的文本中，確實不存在“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這樣的表述，甚至在恩格斯的表述中也不存在這樣明確而肯定的表述?？梢哉f，馬克思和恩格斯對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關系的判斷是謹慎的?；趯Α逗诟駹柗ㄕ軐W批判》《德意志意識形態》和《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的文本解讀和思想解析，我們認為上述三種闡釋方案并沒有脫離馬克思的思想基地，只是沒有真切的理解他在這個問題上所采取的辯證方案。如果可以的話，我們寧愿將上述三種方案中展示出來的思想看作是馬克思辯證方案中的諸環節。

其一，在現實起源和內容構成的意義上，馬克思指出國家產生于市民社會，并且認為市民社會是國家的現實構成。在《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馬克思提出“不是國家決定市民社會，而是市民社會決定國家”③的論斷，可以看作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最初版本。如果把市民社會理解為經濟基礎，繼而把國家或政治國家理解為上層建筑的話，那么這種推論顯然是成立的。作為對黑格爾“國家決定市民社會”命題的顛倒，馬克思“市民社會決定國家”的命題有以下兩層含義：

國家產生于市民社會。在黑格爾的《法哲學》中，“家庭——市民社會——國家”是一種辯證的否定關系。簡言之，以血緣和愛為紐帶的家庭被以個體利益為核心的市民社會所否定，而市民社會內部的沖突和矛盾則由國家統一。當然，黑格爾所謂的國家并非是一個實體性的存在，而是一種理念，即理性國家。馬克思認為黑格爾以理性國家決定市民社會是一種幻想，因而他堅持市民社會和國家的分裂，并且認為是市民社會決定國家。他指出：“事實卻是這樣，國家是從作為家庭的成員和市民社會的成員而存在的這種群體中產生的?！盵6]也就是說，對于政治國家而言，家庭和市民社會是其天然的基礎，“政治國家沒有家庭的自然基礎和市民社會的人為基礎就不可能存在，它們對國家來說是必要條件?！盵6]11

市民社會是國家的現實構成。正如馬克思所說：“家庭和市民社會是國家的現實的構成部分，是意志的現實的精神存在，它們是國家的存在方式。家庭和市民社會使自身成為國家。它們是動力?！盵6]11在這個意義上，與黑格爾把家庭和市民社會對國家的現實關系理解為觀念的內在想象活動不同，馬克思在社會存在的層面上解構了這種幻覺。因為市民社會才是真正的活動者，而國家是一種被動的存在者。簡言之，在這里，市民社會是國家的現實內容，而政治國家則是一種形式性的存在。這與馬克思后來“消滅”國家的思想有著邏輯的一致性。

于此，拉法格的經濟決定論并非空穴來風，而是有著馬克思的思想根據。需要指出的是，這里不能把市民社會直接等同于經濟基礎，也不能把國家或政治國家等同于上層建筑。④馬克思在特定的語境下做出“市民社會決定國家”的論斷具有其特定含義。其中，最為值得注意的是，受黑格爾“理性國家”的影響，馬克思也只是把國家理解為政治國家。但是，在資本主義的現實生活中，國家還具有經濟職能，保羅·斯威齊就認為資本主義體制中的國家是“作為一個經濟工具的國家”，一是國家參與采取經濟行動以解決其發展問題，二是極力維護資本家階級的利益，三是為了維護整個制度的穩定和運行，國家對工人階級采取讓步行動。[7]

其二，在邏輯闡釋和現實變革的意義上，馬克思認為科學的方法是從現實的物質生產及其關系出發來闡述思想意識的性質和形式，而不能顛倒過來，并且指出后者是前者在觀念上的反映，而思想意識的消滅則有賴于現實市民社會或物質關系的變革。

這是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制定的歷史唯物主義思想，它進一步推進了對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關系的理解。這種理論上的推進得益于馬克思將市民社會置于歷史唯物主義的視域中來理解。他指出：“在過去一切歷史階段上[每次]出現的受生產力制約同時又制約生產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會?！瓘倪@里可以看出，這個市民社會是全部歷史的真正發源地和舞臺?！盵8]38在這段論述中，馬克思在邏輯上把市民社會理解為一個普遍性概念，因為它是一切歷史階段上出現的交往形式，是全部歷史的真正基礎和現實關系。然而，接著他又指出市民社會也有其特定的內容，他說：“市民社會包括各個人在生產力發展的一定階段上的一切物質交往。它包括該階段的整個商業生活和工業生活，因此它超出了國家和民族的范圍?！嬲氖忻裆鐣皇请S同資產階級發展起來的……”[8]146在這里，馬克思指出市民社會不僅與交往相關，還與生產相關，指認它也包括商業生活和工業生活。從它擴展的概念內涵來看，馬克思此時的市民社會概念儼然成了經濟基礎概念的前奏。

具體而言，在該文本中，馬克思所理解的市民社會、物質交往（關系）與思想意識、觀念的關系有以下內涵：

從市民社會出發來闡述思想意識的產生過程及其形式，才能得到正確的理解。他說：“……從市民社會作為國家的活動描述市民社會，同時從市民社會出發闡明意識的所有各種不同理論的產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學、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們產生的過程?！盵8]50與以往的哲學家們從思想意識出發來解釋世界不同，馬克思在這里顛倒了這種做法。在這里，市民社會作為一切歷史的真正基礎和現實關系，在邏輯上它也應該是出發點和根基，即思想意識的性質和形式及其產生過程都應該在市民社會中得到闡明。在馬克思看來，這才是科學的方法。于此，他在這里所重點闡釋的是關于考察市民社會與思想意識二者關系的方法，即是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并不具有實質性的內容。

思想意識的消滅有賴于社會關系的革命。正如馬克思所言：“意識的一切形式和產物不是可以通過精神的批判來消滅的，不是可以通過把它們消融在‘自我意識中或化為怪影、‘幽靈、‘乖想等等來消滅的，而只有通過實際地推翻這一切唯心主義謬論所由產生的現實的社會關系，才能把它們消滅;歷史的動力以及宗教、哲學和任何其他理論的動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盵8]50根據德文原意，這里的“消滅”，應為揚棄之意。倘若把消滅理解為一種“歸零”的清洗或去除行為，那么思想意識只具有消極之意。而揚棄的意謂在于，社會關系所要“消滅”的是思想意識對人們的束縛作用和消極影響，當然契合社會關系的思想意識，則是它的予以保留的積極方面。從這個意義上說，那些認為馬克思對思想意識只有消極作用看法的人，顯然是誤解了。

思想意識是物質關系的觀念反映?！罢冀y治地位的思想不過是占統治地位的物質關系在觀念上的表現，[換言之]不過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現出來的占統治地位的物質關系;因而，這就是那些使某一個階級成為統治階級的關系的[思想]，因而這也就是這個階級的統治的思想?！盵8]66馬克思在這里以“反映”的方式來描述的思想意識和物質關系的關系，實質上是一種經驗性的描述。對于“統治階級的思想為什么是占統治地位的物質關系的觀念反映”的問題，從馬克思的論述中可以知曉，他認為這本就是一個實踐問題，而非一個理論問題，即不是一個經院哲學的話題。那些繞著“認識論”的圈子來批判馬克思的“反映論”的人，或許是走錯了道，因為這樣的討論不在一個論域中，從而無法達致有效批判。

其三，在社會歷史構成因素的意義上，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都具有一定的獨立性和自主性，二者具有“適應”關系，而就推動社會歷史變革而言，后者不是僅有消極意義，也具有積極作用。

就第一個方面而言，馬克思指出“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9]在這里，馬克思指出了經濟結構與法律的、政治的和社會意識形式共同構成社會歷史的組成要素，即物質生活、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在結構上，他指出物質生活是其他生活的現實基礎，并制約著他們。同時，生產關系要“適合”于生產力，而社會意識形式“適應”于現實基礎。由此可見，阿爾都塞賦予上層建筑以完全獨立的決定性作用，對于馬克思來說，是一種理論上的過激行為罷了。

如果把這里的“適應”僅僅理解為單方面的、被動的適應，那么事情未免過于簡單了。正如馬克思所言：“要研究精神生產和物質生產之間的聯系，首先必須把這種物質生產本身不是當作一般范疇來考察，而是從一定的歷史的形式來考察?！盵10]346他舉例說，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相適應的精神生產，就和與中世紀生產方式相適應的精神生產不同?！叭绻镔|生產本身不從它的特殊的歷史的形式來看，那就不可能理解與它相適應的精神生產的特征以及這兩種生產的相互作用?！盵10]346在我們看來，這段論述有兩層含義：一是指出了物質生產有其特殊的歷史形式，而且要從其歷史形式來理解，這里的“特殊的歷史形式”即是指包括精神生活在內的社會歷史形式。在這個意義上言，物質生產離開精神生產也是不可理解的;二是在這個語境下，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之間的關系有著相互作用的關系，即在“制約”關系的基礎上，兩者之間也具有相互影響、相互融合，甚至是相互適應的關系。從這里可以看出，盧卡奇給予上層建筑的獨立性和自主性，并非是“完全的”，而是要加上限定詞“特定的”或“一定的”。

就第二個方面而言，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指出：“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筑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盵9]33這里所揭示的是上層建筑變革的動力來源于經濟基礎的變革。而“或快或慢”指的不僅是一種時間性的表述，也是一種對變革強度、深度或廣度的體認，例如馬克思在論及物質生產的發展同藝術發展的不平衡關系時，指出：“關于藝術，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時期絕不是同社會的一般發展成比例的……”[11]由此可見，上層建筑的變革亦有它自身的節奏和規律。在變革過程的意義上，它們兩者之間并不具有對等性。正是在這里，上層建筑變革的價值、意義及其積極作用才有做進一步的評估的必要。

馬克思并沒有忘記這一點，他接著又說道：“在考察這些變革時，必須時刻把下面兩者區別開來：一種是生產的經濟條件方面所發生的物質的、可以用自然科學的精確性指明的變革，一種是人們借以意識到這個沖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藝術的或哲學的，簡言之，意識形態的形式?！盵9]33馬克思在此為什么強調要把這兩種變革區別開來？在我們看來，或許是他已經意識到對推動社會歷史起積極作用的不僅僅是經濟基礎的變革，與之相適應的上層建筑的變革同樣具有積極作用，而且后者的變革并不比前者更簡單、更容易理解。

三、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研究的相關啟示

馬克思用建筑物的基礎和上層建筑的關系來比喻社會經濟結構和法、國家、思想意識的關系，雖然形象通俗且容易辨識，但后人在理解這個比喻時也存在簡單化和機械化的傾向。這種傾向轉化為現實的表現，則是對上層建筑的忽視或者輕視，特別是有礙于對文化問題的理解。立足于當代，對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研究來說，我們認為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關系研究是一個不可或缺的理論框架和方法論。

首先，重新審視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關系的主要目的，是要將思想意識、文化觀念等上層建筑因素從“經濟決定論”中解放出來。如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盧卡奇、阿爾都塞的理論意圖無不如此。對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化研究來說，這是一種奠基性的理論工作，理應值得關注。事實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概念的提出就得益于這種解放，它至少表明人們已經意識到文化維度在中國推進社會主義建設的進程中占有重要的席位，而且越來越重要。離開這個大的思想或理論背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概念的提出就顯得有些唐突和不解。畢竟，在傳統馬克思主義的視域中，文化問題并沒有取得相應的位置。

其次，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關系是我們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重要方法論。一些西方馬克思主義試圖否定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這種分析框架⑤，這是錯誤的理解所導致的結果。因為作為社會歷史的分析方法，這個理論框架所關注的是兩者的關系問題，而非對某一方面的研究，也不是把兩者割裂開來研究。在這個理論框架中，我們才可能進一步確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研究的邊界，包括歷史的邊界、內涵的邊界，甚至是地位的邊界。也只有在這個理論框架中，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成果，才能得到更好的總結和提煉，從而不至于大而無當，也不至于妄自菲薄。所謂的文化自信便有了根據。

再次，進一步規范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關系，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研究也具有規范作用。在這個規范下，研究和總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道路，顯然離不開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道路，當然也包括相應的政治建設、社會建設和精神建設的研究和總結。其實質問題在于，如何規范文化道路與諸多其他維度發展道路之間的關系。這其中便涉及研究立場的選擇，及其社會歷史意義的揭示或者說其價值旨趣的指認。具體而言，就是要正確的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與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人民群眾的內在聯系。為了不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道路研究所得出的結果是冷冰冰的“諸多規律”及其總和，我們認為有相應的規范和價值立場是題中應有之義。

我們應該意識到，從馬克思出發來重新理解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關系，僅是諸多路徑中的一種。事實上，如果能夠將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關系研究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研究結合起來的話，不僅能夠豐富馬克思主義的文化理論，也能夠夯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理論根據。須知，這里的“結合”便是相互闡釋、相互融合和相互規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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