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亞文化傳播中的污名化現象
——“周亮解說門”分析

◎陳力丹 郝玥媛 王曉瑤

跨亞文化傳播中的污名化現象
——“周亮解說門”分析

◎陳力丹 郝玥媛 王曉瑤

上海足球解說員周亮將江蘇舜天隊球員直呼為“蘇北狗”，引起輿論一片嘩然，也使得上海人與蘇北人之間的亞文化矛盾以激烈的方式呈現出來，并進一步升級為地域群體間的網絡罵戰。本文以污名化理論和污穢理論為基礎，結合網絡化的現實環境，對跨亞文化傳播中的污名化現象進行解讀與分析。

“周亮解說門” 跨亞文化傳播 污名化

解說門主角周亮道歉微博

2014年10月1日，2014中國足協杯比賽展開半決賽首回合的較量，上海綠地申花主場0-2不敵江蘇舜天。上海解說員周亮在賽前播報江蘇舜天首發名單時，竟將球員直呼為“1號蘇北狗，2號蘇北狗，3號來自巴西的蘇北狗，6號來自黎巴嫩的蘇北狗，哈哈哈……8號蘇北狗，7號來自巴西的蘇北狗，16號蘇北狗，20號蘇北狗，22號蘇北狗，23號蘇北狗，24號排在最后的蘇北狗。??！”此段播報一經播出，引發了江蘇球迷的強烈抗議。10月2日晚，周亮供職的視頻網站PPTV聚力發布官方道歉聲明，宣布解說員周亮被開除。盡管周亮連發微博給出解釋并道歉，但并未得到大多數網友的認可與諒解。

“周亮解說門”使上海人與蘇北人之間延續了一個多世紀的亞文化矛盾從潛隱再度走向顯露，以激烈的方式呈現出來。周亮上海人的身份在此次事件中被高度放大且被符號化，滬蘇兩地的矛盾由此升級為地域群體之間的網絡罵戰。本文以污名化理論和污穢理論為基礎，結合網絡化的現實環境，闡釋跨亞文化傳播中各個群體的行為邏輯，分析亞文化群體間污名化的成因與擴散，以深刻理解地域矛盾這一廣泛的社會現象。

一、“周亮解說門”背后的亞文化矛盾

上海解說員周亮的一句 “蘇北狗”，讓上海人與蘇北人之間延續了一個多世紀的亞文化矛盾再次以激烈的方式顯露在世人面前，背后則有其深刻的歷史和現實根源。上海自開埠以后發展成為中國最大的移民城市，外來人口占85%，其中蘇北人是較大的移民群體，約占上?？側丝诘?3.7%。最初來到上海的蘇北人大多是逃難的農民，缺乏文化和技術，只能從事最苦、最累、最不賺錢的行當?！凹徔椆と?、制造工人、重工業工人、小車夫、黃包車夫、碼頭工人、苦力，江北人占了最大的成分?！痹诔堑奶K北婦女，以紗廠女工和家庭傭工居多，余或小販、打雜，甚至充當低等妓女。[1]大部分蘇北人聚集在上海的邊緣地帶，住在用竹席、氈布、土塊搭建的陰暗潮濕的簡易屋棚里。蘇州河畔搖搖欲墜的小房，鐵路線旁東倒西歪的棚屋，都是蘇北人賴以遮風避雨的棲身之地，[2]環境和衛生條件極為惡劣。由此，“蘇北人”或“江北人”開始成為窮困、無知、骯臟和鄙俗的代名詞，對蘇北人群體的消極的社會刻板印象逐步形成和穩定。

二、“周亮解說門”與污名化

周亮將江蘇舜天球員稱呼為 “蘇北狗”，與舊上海將“蘇北人”或“江北人”貶損為“江北豬玀（豬頭三）”如出一轍，是一種典型的污名化現象，體現了亞文化群體間的矛盾沖突。美國社會學家戈夫曼（Erving Goffman，1922-1982）在 《污名——受損身份管理札記》一書中指出，污名是一種虛擬的性格刻畫，帶給被污對象的是有別于真實身份的虛擬社會身份，這種身份意味著低人一等以及攜帶危險信號，借助污名，人們有可能將基于其他差異的敵意合理化。[3]污名概念包含污名化、被污名者和實施污名者三個要素，污名化則被視為一種動態的建構過程，在這個互動過程中，處于強勢的實施污名者通過貼標簽將被污名者的某些負面特征加以擴大，直至形成固定的刻板印象。[4]因此，所謂“蘇北狗”，不僅是一種地理概念，更是一種被污名化的社會身份，表現為主流社會對外來移民社會的排斥、上海都市文明對鄉村文明的不屑與歧視。

盡管如今的蘇北地區經濟、社會、文化等狀況有了根本性改善，南通等地相當發達，但從經濟規模、經濟結構、勞動力就業結構、城鎮化水平等衡量指標看，大多數城市如鹽城、淮安、宿遷等仍處于落后地位。上海在改革開放以后進一步發展繁榮，是經濟、金融中心，GDP總量居全國城市之首。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林克（B.G. Link）和費蘭（J.C.Phelan）在《概念化污名》（Conceptualizing Stigma）一文中指出，被污名的程度完全視社會、經濟和政治權力的可得性而定，只有一個群體有足夠的影響力來左右公眾對另一個群體態度的時候，污名才會存在。上海由于經濟上的強勢地位，能夠對弱勢群體施以污名化、社會歧視和社會區隔，加之本地亞文化與移民亞文化的尖銳矛盾，針對“蘇北人”乃至所有“外地人”的歧視，在上海人群體中始終存續并有所衍生，一些新的社會偏見正在借助新的技術手段與新的社會議題而延展。

例如上海之前發生的“團成一團，圓潤離開”事件：2009年12月23日早晨8時47分，上海電臺動感101《音樂早餐》節目正在直播。兩位主持人曉君和小暢在播放流行音樂間隙，使出渾身解數，用上海話聊天逗笑。一位聽眾給節目熱線發了一條短信，內容為：“求你們不要說上海話了，我討厭你們上海人！”主持人闞曉君將聽眾的短信一字一句念了出來，然后語調認真地說：“請你以一種，團成一個團的姿勢，然后，慢慢地以比較圓潤的方式，離開這座讓你討厭的城市……”此事件引發了巨大爭議。主持人的不當言論既是缺乏大氣和涵養的表現，也折射出于“本土”亞文化群體對“外地”亞文化群體的根深蒂固的刻板成見，通過將“非我”和“異類”與“我”進行區分和歸類，刻意貶低和矮化“與我不同”的另一方，運用言語歧視或行為侮辱，借以贏得心理上的優勢。

上海本地人拒絕承認外來移民的地位，現在的目的是保持地域福利的最大化?！芭磐狻斌w現的正是對外來移民爭奪資源的懼怕，而所謂“外”，按照英國人類學家瑪麗·道格拉斯（Mary Douglas，1921-2007）的觀點，就是不處于某種分類系統中 （out of place）的東西，即“污穢”（impurity）。[5]污穢意味著危險，危險就是跨越不該跨越的界限而造成的恐懼。從上海人的角度而言，地域移民就是一種典型的污穢。這些移民跨越了區域界線，脫離舊環境進入新環境，給新環境中的人帶來危險（恐懼）。他們在新環境中大都角色不清晰、位置不穩固、存在著極強的流動性。出于對自身系統穩固的擔憂，上海人要么借助一些污蔑性、排斥性的稱呼強調移民作為“他者”的地位，如“江北豬玀”、“蘇北狗”；要么像主持人闞曉君一樣，在面臨亞文化沖突時站在一種居高臨下的立場，強調自己的主人翁地位而要求別人“圓潤地離開”。這兩種方式的目的都是區分系統的內外，清除污穢的威脅。

理性上，上海本地人無法否認上海的繁榮是本地居民和外來移民共同創造的，但以地域為基礎的人為分類標準出于既得利益，消失需要一個較長的歷史過程。經過幾代人，這兩個亞文化群體在經濟上的深度融合，才可能逐漸淡化。

三、“周亮解說門”中的兩大對立陣營：江蘇人vs上海人

“周亮解說門”事件發生后，迅速分裂出兩大對立的陣營。遭受歧視的江蘇人迅速在網上集結，2014年10月1日當晚微博便出現 “#解說辱罵江蘇球員#”的熱門話題，閱讀量達到700多萬；在周亮拒不道歉的情況下，又出現“#周亮滾出解說界#”等攻擊性話題，江蘇球迷還發起了抵制周亮供職的PPTV聚力，向足協、廣電總局控告周亮等后續行動。

在百度貼吧的 “上海申花吧”，則出現“蘇北狗罵得好！罵得解氣！道德帝去死！”、“一人一句蘇北狗，頂周亮！”之類的網貼，網友稱“謝謝周亮，把蘇北狗三個字弄得全國聞名”、“這下蘇北狗這稱呼從民間走向全國了！足夠蘇北狗慪氣好幾年了！毀滅性地打擊了蘇北狗的囂張氣焰！”此外，有上海申花球迷號召在10月4日的聯賽中支持周亮：“我們是一群熱愛申花而走在一起的死忠，一個社會團體，我們有自己的言論發表權，我們有自己的立場，別用道德來綁架我們，我們不吃那一套，關于周亮事件我們已經明確了自己的態度，覺得是我個人行為的請明天晚上打開電視，把你的音量調大，虹口足球場會讓你聽到我們的態度！”果然，在當日上海綠地申花與哈爾濱毅騰的比賽前，上海球迷有組織地齊聲高呼“謝謝周亮”，口號聲響徹虹口足球場，并持續了一段時間。在雙方球員握手后，這些球迷又高喊：“申花萬歲！”

周亮一聲 “蘇北狗”歧視標簽，使得潛隱的“上海人-蘇北人”亞文化矛盾再度激烈地呈現出來，在兩種地域身份間制造出對立的陣營。此后數天，網絡空間中上海人和蘇北人的罵戰仍未停息，并不斷有兩地之外的亞文化群體及其成員卷入到這場輿論風波之中。上海人與蘇北人之間的亞文化矛盾，不再單純地體現為“一個群體將人性的低劣強加在另一個群體之上并加以維持”[6]的單向“命名”的權力關系。也就是說，污名化不僅體現為社會強勢群體（上海人）對弱勢群體（蘇北人）的貶損和侮辱（如“蘇北狗”），也體現為社會弱勢群體對強勢群體的嘲弄與反擊（如“周亮滾出解說界”），由于社會分層的細化和不同利益群體的增多，相當多的公眾——無論是否與兩個地域有直接關涉——都參與到相互污名的過程中來，使得污名對象不斷泛化，亞文化群體間的污名關系也愈加交錯復雜。

四、“周亮解說門”的深層根源：上海人與蘇北人亞文化矛盾

（一）群體間的亞文化差異。

“上海人”、“蘇北人”兩個群體的劃分，體現了群體的亞文化差異，即某一區域或某個集體所特有的觀念和生活方式的差異。根據社會同一性理論，當群體形成時，個體對群體的態度隨之產生，群體內的自尊行為和群體間的歧視行為也隨之存在。因此，群體劃分本身就能夠引發敵意性的群際行為。[7]此外，在當今中國，由于地區發展不平衡和貧富差距過大，本地群體出于經濟上的優勢地位，以及對社會資源配置方式和受益額度的不滿，往往會積極建構污名化標簽，對弱勢外群體進行排距。上海人對蘇北人施以“蘇北狗”之類的污蔑性稱謂，貶抑蘇北人群體的社會身份、社會信譽和社會價值，使之遭受社會歧視和社會區隔，能夠增強內群體的認同、自尊與優越感。

（二）消極刻板印象的代代相因。

出于各種社會與自然因素的影響，上海與蘇北間的地區差異是客觀存在的，而從地區差異發展為地域歧視，則存在一個消極刻板印象的建構過程。根據法國學者羅蘭·巴特的觀點，刻板印象的形成與穩固需要“去語境化”，“將歷史轉化為自然……凍結成某種自然的東西”，就是去除與具體的歷史和現實境況的聯系，只余下固化的概念和框架。[8]上海人對蘇北人的污名化可以追溯到一個世紀之前，在如今“上海人-蘇北人”亞文化矛盾的框架中，許多原始因素已經消失或改變。例如，蘇北地區的經濟狀況有了很大改善，進入上海的蘇北人也不再像當初逃難逃荒不得已而流入上海的先輩一樣只能從事低端職業，而是擁有一定的學歷和技能，能夠獲得體面的工作甚至巨大的商業財富。但是，對蘇北人群體的刻板印象仍然頑強地留在人們的腦海里，并被地域上的上海人、蘇南人廣泛認可?！疤K北狗”一詞的出現與風行，及其受到的有悖情理、有違道德的支持和追捧，原因之一正在于此。

李普曼在其 《輿論學》一書中指出，在高度分化的社會中，刻板印象是認識事物、處理信息、從“亂糟糟混亂的現實”建立起秩序的必要手段；但是，刻板印象是不公正和具有偏見性的，會阻礙人們的理智和抵制社會變遷。上海人對蘇北人消極的地域刻板印象的建構，導致了對蘇北人群體的污名化，伴隨著社會結構的變遷和新媒體工具的出現，各個群體及其成員的話語權力和表達渠道不斷拓展，進一步出現了蘇北人與上海人之間你來我往、互不相讓的相互污名，以及其他階層、群體普遍參與的交錯污名的局面，并極有可能導致更大范圍內地域矛盾、信任危機和社會風險的加劇。

（三）資源利益的爭奪。

在當代中國，地區發展差距導致了急劇與大量的人口社會流動，社會流動帶來對社會資源的爭奪。以美籍土耳其心理學家穆扎費爾·謝里夫（Muzafer Sherif）為代表的現實沖突理論認為，當資源有限的事實遇到競爭的態勢，由于群體間成員為爭奪資源形成 “戰爭和搶劫”的關系，因此人們會普遍擁護內群體，反對外群體，這種沖突的結果就形成對外群體成員的偏見和歧視。[9]

在城市的發展過程中，資源總是有限的，公共基礎設施、教育條件、衛生醫療條件等并不能滿足所有成員的需要，亞文化群體內部同樣存在著資源爭奪的現象，比如市民爭相購買學區房等。上海作為移民城市，外來人口規模的膨脹使資源的爭奪變得更加激烈，作為個體的上海人在群體內部爭奪資源的同時，還要同群體外部的龐大人群博弈。亞文化群體間的利益沖突并沒有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而消失，反而在資源集中的特大城市表現得越來越明顯。網絡論壇上經常會出現一些火藥味十足的所謂 “地域帖”，認為正是越來越多的外地人涌入才導致了上海擁擠的交通、過高的人口密度和工作崗位的稀缺，在一定程度上人為地制造或散布了外地人與上海人的對立情緒。因此，“蘇北狗”這樣的歧視性稱呼絕非偶然，作為具有特定意義的語言符號，也絕不僅僅指代上海人對蘇北人的怨氣，而是上海人對外來移民積怨已久的縮影。由此可見，亞文化群體之間只要存在著資源利益的爭奪，其對話空間就是有限的。

綜合理論和現實因素，上海人和蘇北人的亞文化矛盾不是一紙行政指令或者單純的思想教育就可以解決的問題。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提到：一切歷史沖突都根源于生產力和交往形式之間的矛盾。[10]各個亞文化群體在全國經濟格局中的社會分工不同，生產力發展水平差異巨大，利益分配也存在不同，因而產生了各種政治、經濟以及文化利益沖突。地域間的相互污名正是這些利益沖突集中爆發的一種形式。

五、“周亮解說門”何以波及全國

百度貼吧上海申花吧網友稱 “感謝周亮讓蘇北狗的名譽響徹全球”，言論偏激，卻真實反映了“周亮解說門”事件在網絡公共空間中的蔓延與擴散。在百度貼吧中，除上海和江蘇兩地之外，魯能貼吧（山東）、天津泰達吧（天津）等都有辱罵“蘇北狗”的網貼出現；微博中也有各個地域的網友站在“炮轟周亮”或“力挺周亮”、“為江蘇鳴不平”或“支持上?！钡膶α⒘錾戏e極發聲，甚至演化為各個亞文化群體間的網絡罵戰。這表明，“上海人—蘇北人”之間的污名化框架已經延伸到更廣泛的社會領域，其成因可分為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轉型期的社會結構變動與利益群體沖突，為污名化的擴散提供了現實基礎。

在跨亞文化傳播的過程中，“我群”對“他群”的看法與權力關系格局存在如下關系：權力關系若穩定，我群成員自我感覺地位穩固，則對他群看法的扭曲程度就不會太大，想象與現實相距不遠；反之，當權力關系不穩定、地位受威脅感增強時，內在的壓力及競爭就會產生一種共同信念，導致走向極端的幻覺和刻板印象。[11]當今中國處在社會轉型期，社會結構不斷變動，各種利益階層、經濟主體、文化觀念間矛盾頻發，為污名化提供了萌發和衍生的土壤?！吧虾Ｈ?蘇北人”之間的亞文化矛盾能夠 “應者云集”，波及全國，與這種現實環境密切相關。

第二，互聯網拓展了污名化傳播的時空范圍，使群體間沖突升級為全國性事件。

互聯網作為虛擬公共話語空間，能夠將不同地域、不同群體的人們聚合在一起，個體的觀點、情緒借助暗示和感染機制迅速擴散，使得群體性沖突很容易升級為全國性事件。借助互聯網傳播的即時性和交互性，“蘇北狗”一詞迅速成為網絡熱詞，跨越了地域阻隔，使得這一污名化標簽在更大范圍內被周知。

上海解說員周亮對蘇北人的污名，激起了全國人民對上海人排外思想的內隱式記憶，微博話題“#解說辱罵江蘇球員#”引起輿論的一片嘩然，周亮的地域身份使得曾經遭受過歧視的外地人有了發泄的窗口，也使全國人民關于“上海排外”的刻板印象得到事實性支持。

第三，互聯網為蒙受污名者與其他社會群體提供了“混合接觸”的空間。

網絡為蒙受污名者提供了辯駁的場所，在擴大事件影響力的同時，也在無形中拓展了牽涉事件的人群。戈夫曼在《污名》一書中提出了“混合接觸”的問題?；旌辖佑|即蒙受污名者與社會群體處于同一“社會情景”的時刻；換言之，雙方同時在場，無論是以交談的方式相遇，還是僅僅聚在一起而不相互注意。[12]在傳統社會中，蒙受污名者與其他社會群體往往相距甚遠，污名的傳播范圍、傳播人群有限，發生直接接觸的群體人數較少，因而沖突也被控制在有限的范圍內。而隨著互聯網時代的來臨，網絡打破了地域的阻隔，污名的傳播效率空前提高。網絡成為蒙受污名的蘇北人和廣大網民發生混合接觸的一個重要公共空間，二者以交談的方式相遇。在這一空間中，諸多亞文化群體的沖突以相互謾罵的方式激烈地呈現出來。

在“周亮解說門”事件中，江蘇人和上海人是涉事雙方，網絡化環境延長了二者沖突的時間，擴大了沖突的影響力，以至于新華社在一天中連發兩篇評論引導沖突的淡化。同時，江蘇人和其他地域的網民也在群體極化的機制下產生了沖突。在混合接觸的過程中，蒙受污名者常常無法確定其他社會群體對自己的“真正”態度，容易將真實的對立群體無限擴大?！疤K北狗”這一稱呼原本僅在蘇南、上海等地盛行，但通過網絡的傳播迅速擴散至全國網民，部分并不了解其歧視意味，僅出于它的趣味性而在貼吧、論壇中使用它的網民很容易受到蘇北人的誤解，從而遭致群體性攻擊。

混合接觸還會使蒙受污名者解釋日常事務的尋常標準遭到削弱，將一些客觀的評價進行敏感性處理，更多地以不友好的虛張聲勢對待混合接觸。此次事件中，網絡空間針對蘇北地區的一些正常討論，由于蘇北網民的敵對情緒和評價標準的變化而被理解成地域歧視的言論，這既破壞了網絡理性討論的空間，又給其他社會群體污名化蘇北人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第四，“意象挪用”使亞文化群體間的沖突更加激烈。

“周亮解說門”發生后，上海社群對蘇北群體的侮辱方式遭到了其他省份網友的意象挪用。2014中國足協杯決賽山東魯能對陣江蘇舜天的比賽結束后，魯能球迷在社交網絡上頻繁使用“蘇北狗”的污名對江蘇球隊及其球迷進行羞辱。

網絡世界中，區域沖突的原因相對復雜，故而沖突域的主體成分也更加凌亂。上海人對“蘇北”群體的侮辱方式遭到了其他身份球隊球迷的挪用，當這些球迷所支持的球隊與江蘇隊進行比賽時，他們會使用這一意象對江蘇球隊與球迷進行挑釁?！耙庀笈灿谩钡木売刹⒉辉谟诮K同該群體所在省份的經濟利益沖突，網友認同的是該詞匯的攻擊性，這種辱罵方式已經脫離了創造者的控制而成為一個開放的意義空間，任何對蘇北甚至江蘇不滿的群體，都將自己的情緒放到該詞匯當中，借助詞匯長時間形成的攻擊能量高效率地提出挑釁與斗爭。

匿名的網絡拒絕平庸無趣的表達方式，沒有人會在意他人的普通生活，人們在互聯網的討論中需要的是新奇、怪誕、驚世駭俗與石破天驚，由此謾罵、歧視、吐槽成為群體聚集的高效手段，上海人基于自身的生活經驗而對蘇北人發起的攻擊在互聯網世界中因而有其生命力。針對“周亮解說門”的嚴肅認真、客觀持中的評論很難被注意，言辭激烈、用語尖刻反而能獲得喝彩與追捧。

與上海、江蘇等地并無經濟利益糾葛和文化區隔的網民，紛紛急躁、沖動地參與網絡罵戰，或者將辱罵蘇北群體、傳播地域歧視當作一場貶損弱者、抬高自我的精神“狂歡”。這種蕪雜、失序的網絡化環境與現實因素相疊加，使“蘇北狗”代表的亞文化沖突跳脫出了“上海-蘇北”兩地的框架而走向全國。

六、結語

改革開放以后，特別是浦東開發開放以后，上海再度引發了新的移民浪潮，吸引了全國乃至全世界的精英。越來越多的外來人口涌入上海，在實現自我發展的同時，也為這座城市的繁榮做出了巨大貢獻。上海人在污名化外地人的同時，自身也遭受著中國最著名、最持久的歧視，也在不斷修正自身的形象。作為一座國際性移民城市，上海能否吸引和包容更多的外地精英，是一個關乎未來發展的關鍵問題。上海人理應以更加開放的心態面對人口的流入，破除地域優越感，主動尋求與其他亞文化群體的溝通。

現今，每三個上海人中就有一個是外地人。上海文化學者李天綱一直在強調不同族群間的融合，構建‘新上海人’的概念。他認為：“‘新上海人’不是指新進入上海的人，而是一個文化概念，如果我們能在這個城市共同體找到一些獨特的精神特質，形成一種價值觀，如果我們大家又都能對此產生認同，那么我們都可以被稱為‘新上海人’?！盵13]“新上海人”不再以地域作為劃分族群的標準，更適合上海這座移民城市以及這個自由流動的時代。隨著上海經濟發展開放程度的提高和上海人的文化反思，我們有理由期待“新上海人”的出現。

注釋：

[1]趙赟：《地域歧視與文明話語：近代蘇北婦女 “傭食上?！钡纳鷳B考察》，上海市社會科學界第七屆學術年會文集（2009年度）

[2]何金海：《“蘇北人”——上海地方文化的一個問題》，《當代建設》1999年第1期

[3]何金海：《“蘇北人”——上海地方文化的一個問題》，《當代建設》1999年第1期

[4]B.G.Link J.C.Phelan:Conceptualizing Stigina[J].Animal Review of Sociology，2001，27:363-385.

[5][英]瑪麗·道格拉斯：《潔凈與危險》，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

[6]胡榮，林本：《影響公民對污名對象態度的諸因素分析》，《中共天津市委黨校學報》2010年第5期

[7]付宗國：《群際行為的社會同一性理論介評》，《山東師范大學學報》2001年第5期

[8]羅蘭·巴特：《神話——大眾文化詮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9]李忠，石文典：《國內外民族偏見理論及研究現狀》，《廣西民族研究》2008年第1期

[10]馬克思，恩格斯：《費爾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1]楊善華：《當代西方社會學理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12][美]歐文·戈夫曼：《污名—受損身份管理札記 》，商務印書館2009年版

[13]萬佳歡：《上海人3.0》，《中國新聞周刊》2010年第7期

（陳力丹：中國人民大學新聞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教授；郝玥媛、王曉瑤：該校新聞學院研究生）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批準號：13&ZD182）研究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