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與西部地區經濟增長內生性研究

周雪敏　董乃斌

摘 要：西部大開發吹響了外資大規模進入西部的號角，區域經濟增長同外商直接投資已成為相互影響的內生化過程，且區域經濟發展初始差距已明顯引發西部地區間發展差距的“蝴蝶效應”。本文借鑒FDI與經濟增長的相關研究成果，構造了基于1997—2013年西部11個?。ㄖ陛犑校┑拿姘鍞祿壬鲩L聯立方程組，并引入相關循環累積效應度量指標進行研究。經驗研究了FDI和西部經濟增長的內生性作用機制；發現循環累積因果機制在西部發展中顯著存在，但涓流效應正逐漸顯現；基礎設施、城市化水平以及對外開放度顯著影響外商投資熱情；政策紅利在西部招商引資中的作用十分顯著；資本要素對西部經濟增長作用重大。

關鍵詞：西部地區經濟增長；內生性；FDI；循環累積因果效應

中圖分類號：F20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76X（2015）06-0013-06

一、文獻綜述

隨著西部大開發的推進，西部地區FDI的規模迅速擴大，FDI對促進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也日益顯現。如何更有效利用外資，讓FDI與區域經濟增長間形成“向上循環累積因果”的機制已成為當前西部地區迫切需要研究的問題。雖然已有文獻對FDI與經濟增長做了深入分析，但多未考慮二者之間的內生增長關系，且結合循環累積因果效應經驗分析FDI與經濟內生增長的相關文獻尚不多見。鑒于此，本文以FDI與西部地區經濟內生增長為基礎，構建FDI與經濟增長的聯立方程，結合循環累積因果效應，運用西部11個省面板數據對FDI與西部區域經濟增長的內生關系進行實證分析。

已有文獻對于FDI與經濟增長的研究比較多，研究視角也比較廣，研究結果基本上都支持FDI有利于經濟增長這一觀點。Borensztein等[1]對69個發展中國家的投資數據，Kinoshita和Campos[2]對25個轉型中的前蘇東國家的FDI和經濟增長的數據，均研究得出FDI可以有效促進經濟增長的結論；Ghatak和Haligiogluf[3]利用1991—2001年140個國家的數據，通過單方程和聯立方程回歸檢驗發現FDI與經濟增長之間是顯著的正向關系；Shan[4]利用1986—1998年中國的季度數據，采用VAR方法進行實證分析，發現產出和FDI之間存在雙向的因果關系；吳林海和陳繼海[5]則研究了集聚效應、FDI與我國經濟增長的關系，發現FDI的要素投入是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同時FDI通過技術外溢效應、區域創新網絡效應對經濟增長產生積極影響；王紅領等[6]認為 FDI 的進入促進了內資企業的自主研發；王欣和陳麗珍[7]認為FDI既存在顯著前向關聯溢出效應，又存在顯著的后向關聯溢出效應；陳得文和苗建軍[8]認為對于以出口拉動為主的東部區域，對外開放促進了區域的空間集聚；丁行政和曹燦[9]認為FDI在城市的空間集聚會促進城市的經濟增長；孟令巖[10]對全國29個省1986—2010年工業企業數據的檢驗表明FDI與我國產業集聚之間具有高度相關性。

繆爾達爾提出循環累積因果機制，指出社會經濟各因素之間的關系是一種“循環積累因果關系”，某一因素變動或者初始狀態的差異必將通過影響系列因素來強化初始變動或者發展差異，經濟學對應的現象諸如“蝴蝶效應”、“蹄鐵效應”或者“馬太效應”。隨著理論研究的深入，國內學者也開始關注循環累積因果機制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研究。胡永亮[11]認為分工專業化的程度和產業集聚的程度之間具有一致性，在分工專業化的基礎上，產業集聚與區域經濟增長具有相關性；于銘[12]從產業集聚與區域經濟增長角度出發，發現勞動力集聚和資本集聚均對區域經濟增長有影響，但資本集聚的影響要遠大于勞動力流動的影響；曹群[13]對FDI與地方產業集群發展的效應進行了理論分析，并認為FDI的大規模進入使地方產業集群系統不斷循環更新，提高產業集群的競爭力。

以上相關學者對FDI，包括循環累積因素（集聚因素）與我國經濟增長的關系做了深入分析，但仍存在兩個值得深入研究的問題：一是對 FDI 與經濟增長的研究中二者間相互影響性方面考慮不足，由于FDI和經濟增長是一個相互影響的內生化過程，僅從二者的單向影響研究很難準確揭露FDI和經濟增長之間的內在聯系。二是結合循環累積因果效應視角研究FDI與區域經濟內生性增長的相關文獻尚不多見，且主要是通過理論分析，缺乏實證分析。因此，本文依據新增長理論和新經濟地理學的相關知識，運用聯立方程模型分析西部省域FDI與經濟內生增長關系，并引入度量循環累積因果效應的指標，為FDI同西部經濟增長內生關系研究提供新的視角。

二、模型設定和變量描述

西部大開發，掀起了西部快速發展的浪潮，1997年西部11省FDI額為213億元，但1999年起，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讓外資流入速度減緩，連續4年不足200億元，2003年起形勢逐步好轉。2009年，外商在西部的投資突破千億，2012年突破2 000億元，西部對外資的吸引力不斷加強。

從西部地區FDI和GDP的關系圖可以發現，當FDI總規模在200億元以下時，并未表現出對GDP增長的同步變化趨勢，說明該階段FDI對西部地區的經濟增長拉動能力仍有限。但當規模超過250億元后，二者表現除了較好的同步增長趨勢，但FDI對GDP的邊際效用卻緩慢下降。當FDI接近并超過2 000億元后，其邊際效用顯著提升，該階段FDI在西部經濟增長中開始發揮顯著的拉動作用。

為進一步了解西部地區FDI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本文將從二者互為內生性角度出發，建立相關模型。

Alfaro和Charlton[14]通過模型得出了FDI與區域經濟增長存在雙向互動關系的結論，其簡約表達式為：

g=F（Xg，FDI）FDI=G（XFDI，g）（1）

其中，g表示經濟發展增速，Xg表示影響經濟增長的相關因素，FDI表示外商直接投資，XFDI表示影響FDI的相關因素。

借鑒Islam[15]的基本經濟模型作為研究區域經濟增長模型基礎，結合CD函數，確定經濟增長的基本模型形式如下：

log（GDPi，t）=α+βlog（GDPi，t-1）+ΦXi，t+ΘZi+εi，t（2）

其中，GDPi，t表示區域i在第t年的可比價生產總值；GDPi，t-1表示區域i在上一期的經濟總量，用以描述區域發展初始差距；Xi，t表示區域i在第t年決定經濟增長的系列變量；Zi表示影響經濟增長的系列控制變量；εi，t為隨機誤差項。

影響經濟增長的因素很多，陳得文和苗建軍[8]總結了影響經濟增長的顯著性變量主要包括以下三類：第一類是生產要素，如勞動力、人力資本水平、固定資產投資、政府消費支出等；第二類是經濟增長中的空間因素，如人口密度、地區虛擬變量等；第三類是經濟增長制度因素，如對外開放度等。結合現有研究，本文選取循環累積因素GDP（-1）、勞動力要素（L）、資本要素（K）和外商直接投資（FDI）作為影響經濟增長的解釋變量，選擇人口密度（Dop）、對外開放度（Open）等指標作為控制變量。

在 FDI 區位決定因素方面，國內外已經有了不少研究。肖政和蓋斯特勒格（2001）、郭慧（2003）、李具恒（2004）和岳書敬（2008）等從不同角度、不同方法研究，得出不同影響 FDI區位選擇的因素，概括來說可以分為：宏觀經濟要素，包括市場規模、經濟發展水平、經濟開放度、地理位置；投資硬環境要素，包括交通設施、通訊設施、金融環境；投資軟環境要素，包括市場化水平、人力資源、吸引外資優惠政策。根據可量化的標準，我們選擇了區域產業結構（Str）、對外開放度（Open）、人力資本（Hum）、城市化水平（Ru）、基礎設施（Inf）、循環累積經濟因素（GDP（-1））和區域實際經濟總量（GDP）作為影響FDI的相關變量，并且引入政策虛擬變量（Dum）。

其中，GDPi，t以區域定期可比價增速（1997=100）調整后的實際GDP表示；Stri，t以第二產業、第三產業增加值占比表示；Openi，t以折算成人民幣口徑的進出口總額與名義GDP比重表示；Humi，t以萬人普通高等教育在校生數表示；Rui，t以常住人口城鎮化率表示；Dopi，t以每平方千米常住人口數表示；Infi，t反映區域道路基礎設施水平，以旅客和貨物綜合周轉量表示；GDP（-1）表示區域經濟發展的初始累積因素（循環累積經濟因素），以滯后一期名義GDP總量表示；Li，t以區域第二產業、第三產業就業人口總數表示；Ki，t以經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1997=100）調整后的不變價區域固定資產投資額表示；Dumi，t為政策虛擬變量，將甘肅2012年（蘭州新區獲批）及其之后定義為1，將重慶2010年（兩江新區獲批）及其之后定義為1，其他均為0。

三、模型估計與檢驗

對聯立方程組的兩個內生變量以及10個前定變量進行平穩性檢驗，除變量Inf為一階單整外，其他均為零階單整，在建立聯立方程時，對變量Inf進行取對數后帶入。

本文所建立的兩方程內生聯立模型的被斥變量系數矩陣的秩均為1，進一步對方程（3）和方程（4）識別的階條件檢驗，K-ki均大于1，說明方程均為過度識別。過度識別的聯立方程模型，3SLS 估計量比2SLS 估計量更有效，同時考慮到誤差項間可能存在異方差和相關性，本文采用三階段最小二乘法（3SLS）來估計聯立方程模型。

選取常數C、Str、Hum、Ru、Dop、lnInf、lnGDP（-1）、Open、lnL、lnK和Dum為工具變量?？紤]到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以及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的影響，將1997—2013年又分為三個時期，即時期1（1997—2002年），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及初步消化；時期2（2003—2009年），經濟恢復快速增長，伴隨美國的次貸危機沖擊；時期3（2010—2013年），逐步恢復危機前水平。1997—2013年整個階段聯立方程模型參數估計如下：

外商投資方程：

lnFDI=-250447+166860×lnGDP+155023×lnGDP（-1）-00009×Str+00117×Open-00026×Hum+00275×Ru+01870×lnInf+01779×Dum

R2=07300 2=07179

經濟增長方程：

lnGDP=00527+09715×lnGDP（-1）+00042×lnL+00200×lnK+00115×lnFDI+00003×Open-00000×Dop

R2=09997 2=09997

外商投資方程和經濟增長方程擬合優度都在07300以上，其中經濟增長方程達到09997，聯立方程整體擬合結果較好，西部地區FDI和經濟增長相互促進的作用機制得到進一步驗證，循環累積因果機制在西部發展中顯著存在。從三段時期分別實證（見表2所示），得到以下結論：

第一，地區經濟增長和FDI有顯著的雙向促進關系。實證結果表明，至少在10%的顯著水平下，FDI對西部地區GDP增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同樣，經濟發展基礎也成為決定FDI的一個重要方面。1997—2013年間，西部地區經濟每增長1個點，將拉動FDI增長16.6860個點，同時，FDI每增長1個點，又將拉動西部經濟增長0.0115個點。分時段看，隨著西部大開發進程的深入推進，西部地區在利用外資拉動區域增長方面正逐漸走上良性循環軌道。1997—2002年，西部大開發初始，由于同東部地區的巨大差距，加之金融危機的影響，西部地區在吸引外資方面取得的效果并不理想，經濟的增長并未形成對外資的直接吸引力（FDI方程時期1，系數3.8758）。由于FDI體量還普遍偏小，在拉動區域經濟增長方面的作用也并不突出（經濟增長方程時期1，系數0.0070）。同時，相比較于其他兩個階段，該階段西部地區的初始經濟條件差異在決定FDI區域時起到了決定性作用，其彈性系數達到22.2118；2003—2009年，西部大開發逐漸推進，金融危機影響逐步消化，FDI整體處于平穩上升階段，西部經濟對外資的帶動力有所上升（16.9583），但FDI推動經濟增長的作用并未加強，彈性系數僅為0.0063；2010—2013年，西部大開發走過第十個年頭，隨著東部產業向中西部轉移，西部經濟快速增長，發展活力和發展優勢顯現，外商也都敏銳跟進，積極投身西部制造業、房地產業等行業。該階段西部經濟增長對外商直接投資的促進作用進一步加強，彈性系數達到23.3752，外商在參與西部開發建設同時也積極帶動了西部地區經濟增長（經濟增長方程時期3，系數0.0089），其促進作用創1997年以來新高，FDI和西部經濟增長走入良性發展軌道。

第二，循環累積因果機制在西部發展中顯著存在，但涓流效應逐漸顯現。經濟社會發展中，某一因素的變化，會引起另一因素的變化，后一因素的變化，反過來又將加強前一個因素的變化，并導致社會經濟過程沿著最初那個因素變化的方向發展，從而形成累積性的循環發展趨勢。西部地區同東部、中部地區發展差距大，內部區域間也存在顯著發展差距：四川經濟總量遙遙領先其他省市，近年來內蒙古、陜西、廣西、重慶和云南先后邁入“萬億”俱樂部，2013年6省市經濟總量占西部地區經濟總量接近八成。初始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差距，在西部地區招商引資、經濟發展等過程中不斷起著強化作用。從模型看，衡量區域經濟發展初始差距的指標lnGDP（-1）在吸引外資和經濟發展上均呈現顯著的正向作用，1997—2013年區域經濟發展初始條件對吸引外資的帶動力為15.5023個點，對區域經濟發展的帶動力為0.9715個點。隨著西部地區各省市間的發展角力，區域基礎設施配套及水平大幅提高，城市規模不斷擴大，城市化水平不斷提升，同時各地招商引資力度加強，紛紛加大對沿海產業轉移和國外產業內陸布局的吸引力度，區域產業結構提檔升級，服務業發展迅速。受益于這一系列因素變化，FDI和區域發展帶動逐漸由四川向內蒙古、陜西、廣西和重慶等其他省市分流，涓流效應逐漸顯現。2010—2013年，經濟發展的循環累積因果效應對吸引外資和經濟增長的作用力已由1997—2002年的22.2118點和0.9799點降至15.7230點和0.9616點。

第三，基礎設施、城市化水平和對外開放度顯著影響外商投資熱情。從實證結果看，外商投資西部的出發點已經不僅僅是對區域經濟實力的考量，隨著西部大開發進程的深入，基礎設施（lnInf）、城市化水平（lnRu）以及對外開放度（Open）越來越成為外商投資的考慮因素。其中，基礎設施和對外開放度帶動力在2010—2013年達到了高點，雖然城市化水平帶動力有所下降，但依然達到了0.0237（外商投資方程時期3）。

第四，政策紅利在西部招商引資中的作用十分顯著。由于重慶的兩江新區和甘肅蘭州新區獲批成為國家級新區，巨大的政策紅利為重慶和甘肅乃至整個西部帶來了巨大的發展潛力，提高了吸引外資的籌碼（2014年國務院又分別批準成立陜西西咸新區、貴州貴安新區以及四川天府新區）。代表政策的虛擬變量（Dum）在外商投資方程時期1、時期2中并不顯著，但到時期3時，不僅在1%水平下顯著，其對FDI的彈性系數達到0.8474。

第五，資本要素投入依然是地區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1997—2013年西部地區經濟增長內生方程中，資產投入對地區經濟增長的彈性系數為0.0200，而外資投入（lnFDI）的彈性系數為0.0115，意味著資本要素投入（含外資）每增長1個百分點，將拉動地區經濟增長0.0315個百分點，作用遠大于對外開放度（Open）以及勞動力（lnL）等因素。

四、政策建議

上文分析表明，西部各省市經濟增長與FDI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關系，能夠顯著促進經濟增長，而高效率的經濟增長對FDI也起著明顯推動作用。同時論證得出初始經濟發展基礎的差距，在西部經濟增長以及吸引外商投資方面也有較強體現，但在城市基礎條件不斷完善、城市發展水平不斷提升、對外開程度不斷提高以及政策性因素的作用下，經濟增長的循環累積因果效應有所減弱。結合上文分析結論，為推動區域經濟發展，提高對外資的吸引力，提出如下建議：

1. 完善基礎設施建設，提升城市功能水平

廣袤的西部由于地理位置和歷史因素等原因，基礎設施水平在全國范圍內仍顯薄弱。尤其是落后的交通條件大大提高了運輸成本。此外，電力、水利和通訊等基礎設施也遠遠落后于東部、中部地區，這些因素大大提高了FDI的成本，嚴重阻礙了FDI。同時，實證結果也顯示城市化水平的推進也對吸引外資有著顯著影響。因此，西部地區若要進一步地引進和利用FDI來促進經濟發展，需要將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和推進城市功能完善作為優化硬件環境的一個重要工作。以國家實施“一帶一路”戰略，加大對基礎設施的投入為契機，進一步擴大鐵路、公路網和水運港口等設施的建設，同時，利用邊疆地區的優勢加大同周邊國家的路網規劃和建設，逐步推進能源基礎設施建設，加大在電力、信息和通信等方面的投入。同時，注重西部地區城市功能的定位，有序重點推進成渝、關中—天水、蘭州—西寧、滇中、黔中、呼包鄂榆、寧夏沿黃以及藏中南城市群主體功能區建設，逐步縮小西部地區同東部、中部地區在基本公共服務和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的差距，整體提升西部地區城市的功能水平。

2. 轉變政府職能，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

要進一步深化體制改革，切實轉變政府職能，進一步加大簡政放權、放管結合改革力度，建立規范行政審批的管理制度，提高政府的辦事效率，為社會創業提供便利，營造公平競爭環境。要加大經濟中微觀主體的培育力度，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全面落實促進民營經濟發展的政策措施，增強各類所有制經濟活力。同時，還應建立健全生產要素的市場配給制，打擊侵犯知識產權和經濟犯罪，進一步完善市場經濟體制，擴大服務業和一般制造業領域的對外開放，健全外商投資監管體系，為外商投資創造一個公正、公平的投資環境。

3.統籌區域發展，繼續加大西部地區的資本投入傾斜力度

實證結果顯示，政策紅利對西部地區吸引外資有顯著影響，而西部地區的經濟增長對資本投入的依賴作用短期內仍大于勞動力要素投入。西部大開發十多年以來，西部地區經濟增長速度明顯加快，整體發展勢頭領先東部和中部。因此，國家實施主體功能區建設開發，需統籌好西部大開發、中部崛起以及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等戰略著力點，區分近期、中期和遠期實施有序開發，近期重點加大對于西部地區如兩江新區和西咸新區、貴安新區、天府新區等重點增長級的政策傾斜和產業鏈投資，鼓勵社會資本參與西部地區開發建設，增強西部地區的資本要素聚集，從而發揮出資本要素對資源、創新等要素的撬動和人力資本的配置優化作用，協調促進西部地區經濟的持續增長。

4.采用有差異的引資政策，加強對外商投資的引導

西部地區幅員遼闊，每個省都具有自己的比較優勢，應當根據自己的比較優勢實施差別化的引資策略，改變過去那些對所有項目都盲目優惠的做法，引導外資流向各個省域的優勢產業，比如貴州煤礦、藥材等優勢產業，云南的旅游產業，陜西的制作、電子產業，新疆的煤炭、石油等優勢產業等，這樣才能充分發揮FDI對經濟增長的外溢作用，促進經濟的快速增長。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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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巴紅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