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據時期的臺灣抗爭文學

■ 王震亞

如果說，中國大陸的抗日活動始于“九一八”，全面抗日戰爭始于“七七事變”，那么在臺灣地區，針對日本侵略者的抵抗運動則于1895年就已開始。與此相應，反映這一斗爭的文學創作也隨之產生。

從中文寫作到日文寫作

早在日本侵略者占據臺灣之初，“臺灣總督府學務部”就制定了《對于臺灣教育方針》(1895年6月)，將開設“日本語傳習所”，“使臺人迅速學習日本語”，“試驗(考試)科目中開日本語文端緒(指基礎日語)”等，列為重要內容。此后，又在《臺灣公學校規則》(1898)、《臺灣教育令》(1919)等文件里加重日語教學的強制性。與之同步，漢文被降為臺灣各學校的選修科目或廢止科目。

因此，不同于祖國大陸至清末民初，文言文、舊文學已到了非革故鼎新不可的地步。而在臺灣，廣大民眾努力學習祖國的漢語言文字，知識分子用文言創作舊體詩詞，是他們心向祖國、抵制日本殖民當局同化措施的一個具體表現，以此來承續祖國傳統文化的香火。據統計，1897年，全臺漢文書房就有1127所。同時，廣結詩社(計有臺中的“櫪社”、臺南的“南社”、臺北的“瀛社”等)，積極創作，以擴大中國文學的影響。比如，以秀才身份、于1895年率領義軍奮起抗日的吳湯興，就用舊體詩表明他的豪情壯志：“聞道神龍片甲殘，海天北望淚潸潸。書生殺敵渾無事，再與倭兒戰一番?！庇秩?，“鹿苑吟社”代表詩人洪棄生，亦以舊體詩來譏刺殖民當局征稅之重：“一盞沾唇費十千，無人敢作醉中仙。小家大戶皆征榷，惟有睡鄉未稅錢?！睂Υ?，《臺灣通史》作者連橫說得明白：“凡一民族之生存，必有其獨立之文化，而語言、文字、藝術、風俗，則文化之要素也；是故文化而在，則民族之精神不泯，且有發揚光大之日?！?/p>

“五四”前后，祖國大陸掀起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新文學運動，臺灣青年知識分子也迅速響應，如施文杞、楊守愚、陳虛谷、蔡秋桐等。他們堅持中文寫作，其白話作品《臺娘悲史》《十字街頭》《他發財了》《奪錦標》等直擊日本殖民統治的罪惡。其中，尤以“臺灣新文學之父”賴和的小說最為典型?；驅懼趁癞斁值慕洕P剝：蔗農添福伯用“三四倍”于他人的辛苦，精心栽植甘蔗，且獲得豐收?？墒侨毡局铺菚鐓s在磅秤上做手腳，使得他的甘蔗重量“約減有五分之二”。(《豐作》)或寫殖民者的嚴酷統治：“一群雞母雞仔在菜田里覓食，腳抓嘴啄，把蔬菜毀壞去不少?！倍N菜的，“向雞群走去，卻不敢用土塊擲它”。因為，這雞群是“那衙門里的大人(日據時期臺灣同胞對日本警察稱大人或查大人)所飼的，‘拍(打)狗也須看著主人’”。(《惹事》)試想，連這“畜生也會傍著勢頭來糟蹋人”，則其主人出場，豈不氣焰萬丈？果然，街面上，查大人們“一動手就是人倒擔頭翻；或是民家門口，早上慢一點掃除，就被告發罰金；又以度量衡規矩的保障，折斷幾家店鋪的‘秤仔’”。(《不如意的過年》)會堂里，若有政治、社會、文化運動者舉辦演講會，殖民當局都會派特務高等警察(特高)蒞會監聽。往往是“三句半就中止，加(多)講一句，就扭下去”。(《辱？！》)當然，小說也寫及受盡欺壓的平民百姓的反抗。比如，《惹事》中的“我”，決心為受到欺壓的寡婦伸張正義，在甲長會議上，將查大人的“劣跡橫暴一一暴露出來”。甚至，《一桿“秤仔”》中的秦得參，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將一個夜巡的警吏殺死在道上。

1937年，日本侵華戰爭全面展開，殖民當局在臺灣變本加厲地推行“皇民化運動”。其中就包括廢止漢文書房(私塾)，報刊禁用漢文，禁止使用漢語，以及倡導為日本殖民戰爭服務的皇民奉公文學。在此情況下，具有強烈中華民族意識的臺灣作家首先是以不合作態度拒寫皇民奉公文學，其次便是借用日文來進行寫作。盡管用異國的文字來表現本民族生活和情感會有所不便，但在當時的情況下(一些年輕作家只會日文)，也是無奈之舉。以此來堅持民族的良知，發出自己的聲音，如楊逵、呂赫若、龍瑛宗、張文環、吳濁流等。

仍有對殖民統治的直接批判，比如楊逵的《鵝媽媽出嫁》。小說中，某醫院院長向“我”購買二百株龍柏，就勢訛了幾十株花。這還不夠，又看中了“我”家養的一只母鵝。當“我”不予理睬時，他便一連幾十天拖延付款并一再地壓價。直到“我”將母鵝送到他家后，二百株龍柏才按原價結算。因為“這是公立醫院，貴不貴對他自己的腰包毫無關系?？墒撬退凰退?，那就大有影響啦”。作品情節并不復雜，題目也很俏皮，但作者卻在故事的講述中，融入了有關“共存共榮”的議論：“‘企業整備’整破了許多人的飯碗，必需品配給叫人束緊腰帶，衣著襤褸?！薄吧饪梢宰龅梅浅ｍ樌?，而互相得益……不錯倒是不錯的，但其背后總有許多人因此蒙受其害?！边@里，辛辣的政治諷刺，無情地撕去了所謂“東亞共榮圈”的畫皮，使得日本帝國主義奴役、剝削他國人民的實質昭然于天下。再如，吳濁流創作于抗戰勝利前夕的《亞細亞的孤兒》，以長篇容量濃縮日本帝國主義統治臺灣幾十年的社會狀況。小說寫臺灣青年胡太明與日本姑娘內藤久子的戀愛被日籍校長強行拆散，寫殖民當局強征臺灣青年學生去太平洋戰場充當日本侵略軍的炮灰和勞工。從中可以看出，日本統治者是如何施行種族歧視與政治壓迫的。小說又寫日本殖民當局在臺灣實施“米谷管理法”，壓低米價，逼使農民轉為務工，以榨取低廉的勞力；強迫開展“獻金”運動，連婦女的戒指、耳環都不放過，以掠奪資財，從中也可看出殖民統治者在經濟上的巧取豪奪。小說還寫了日本殖民當局強力推行“國語家庭”(一律說日語)，鼓吹“皇民意識”，廢止臺灣固有民俗，如不許過農歷春節、中元節等一系列同化措施，從中亦可看出殖民統治者進行文化侵略、精神奴役的伎倆。

集中塑造三類形象

無論是中文創作還是日文創作，富有民族意識的臺灣作家的抗日題材作品都取得了相當大的成績。這成績集中體現在小說塑造的三類人物上。

其一是塑造殖民者形象。日據時期，“臺灣的警察，實為臺灣殖民政策的重心所在。臺灣的警察，除其本身固有的事務外，幾乎輔助執行其他所有的行政”，如土地調查、建設鐵道、征收租稅、強購土地(為糖業會社)，以及教育、公益等事業?！八麄兣c臺灣民眾的接觸最直接，糾葛也最多……特別是鄉間警察，頤指氣使，一副土皇帝的派頭?！币虼?，富有民族意識的臺灣作家也將刻畫臺灣的日籍警察作為自己小說創作的重心，借以揭示殖民統治的種種罪惡。

在這些作家的筆下，殖民者是暴戾野蠻的，如楊守愚的《十字街頭》中的日本警察，兇神惡煞般地置身于十字街頭，橫沖直撞地抓捕流動攤販，搞得市面上的人們奔逃不及、惶惑不安。殖民者是虛偽貪婪的，如陳虛谷的《他發財了》中的巡查大人，以過年、生子等借口，收受禮金、紅包。如果哪個小民敢不逢迎，那么“禍端就要臨頭”。殖民者是荒淫好色的，如陳虛谷的《無處伸冤》里的巡警岡平，“每見了有幾分姿色的婦女，他就百計圖謀；凡是他看中意的貧家婦女，不論有夫無夫，有一個不遂他的心愿，他就藉端欺凌”。殖民者還是無法無天的，因為他們被賦予了太多的權力，而殖民當局頒布的法律又都是維護其殖民利益的。于是，《一桿“秤仔”》中的“巡警們，專在搜索小民的細故，來做他們的成績，犯罪的事件發見得多，他們的高升就快。所以無中生有的事故，含冤莫訴的人們，向來是不勝枚舉。什么通行取締、道路規則、飲食物規則、行旅法規、度量衡規紀，舉凡日常生活中的一舉一動，通在法的干涉、取締范圍中”。相比較，《不如意的過年》中的查大人形象塑造得最為豐滿。作者置人物于新年前夕的特定環境里，寫他的內心活動：先是嫌收到的年禮太少，進而懷疑這是治下的百姓受到不良分子的煽動而不怕他了。寫他的外在行動：故意在小民身上找茬，多方施展做官的威嚴；進而拿“不知六七的兒童”出氣，不僅打罵，而且還加以拘禁。這里，所謂的查大人不過是普通的日本警察，但警察是直接面對人民群眾的統治工具，他們甚至可以主宰生活在臺灣的中國人的生死。所以，這一形象實質上是一種象征，象征日本殖民當局的全部罪惡。

其二是塑造反抗者形象。日本侵占臺灣50年，臺灣民眾從來沒有停止過反抗。不僅在最初幾年，不惜流血犧牲，進行武裝抗擊；即使后來被殘酷鎮壓之后，還以各種形式進行不屈的抗爭。作家也是如此，賴和兩度入獄，楊逵10次被捕，但殖民當局的監禁仍不能阻止他們參與民族抗日社會活動。這種強烈的民族意識，使他們不僅用筆揭露殖民者的丑惡靈魂，鞭笞殖民統治的罪惡，也在自己的作品中塑造反抗者形象。

于是，就有了楊逵的《送報夫》中的自耕農楊明。他拒絕日本制糖公司強行低價收購農民賴以活命的耕地，不怕日本警察毒打與監禁，始終堅持“不能賣就是不能賣，誰出面也是一樣”立場，至死也不肯屈服。有了朱點人的《秋信》中隱居鄉間的老秀才陳斗文。小說寫他連續幾十年臨摹文天祥的《正氣歌》，堅信“臺灣人與漢文有生死存亡的關系”而倡導中國古詩，甚至在大庭廣眾之下怒斥“倭寇！東洋鬼子”，其凜然正氣，令人感佩。至于賴和的《善訟人的故事》中勇于為民請命的英雄林先生。他原是財主的管帳先生，但卻站在窮苦人民一邊，不怕坐牢、不怕暗害，敢于控告財主霸占山林的罪惡，控告與財主相勾結的臺灣官府，直至跨越海峽到福州總督衙門上告，并取得勝訴。這一故事的背景雖是日據以前的清代，但因寫于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的1934年而擴大了它的內涵——那就是臺灣人民向往和依靠祖國，以擺脫日本殖民統治的心聲。

其三是塑造“孤兒”形象。在《孤兒的歷史，歷史的孤兒》一文中，臺灣著名作家陳映真指出：“在中國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爭取民族自由戰爭的歷史時期，長年以來處于日本帝國主義殖民地的臺灣同胞，在中國民族的內部，產生了一些困難。殖民地臺灣的部分知識分子，一方面受到日本警憲當局虎視眈眈的監視，一方面又得不到臺灣被壓迫同胞的充分信賴。另一方面，當他們和充滿抗日敵愾心的中國大陸同胞接觸時，常常飽受侮辱和不信任的眼光，深恐他們是日本帝國主義派來大陸的鷹犬。在這種情況下，一個只單純地懷抱小知識分子愛國熱情的臺灣知識分子，是不能不感到寂寞和悲憤的。吳濁流的《亞細亞的孤兒》，是到目前為止，表現這種帝國主義下被殘害的心靈的最生動的文學作品?！?/p>

的確，小說創造的“孤兒”形象，包蘊著極豐富的歷史性、社會性、時代性內容。主人公胡太明是個有理想、有追求的普通知識分子。他對學生關心、愛護，對教育滿腔熱忱，但“整個學?；\罩在日本人那種有恃無恐的暴戾氣氛中”，他的“愛的教育”難以實行。轉而留學日本，攻讀物理，以期科學救國，但學成歸國，卻又無業可就。于是滿懷熱望，投奔祖國大陸，想要做一點有意義的實際工作。然而祖國大陸在帝國主義列強的榨取下，竟是一派貧弱破敗的景象，使之希望復歸于失望?？箲鸨l，他重新振作精神，準備做些宣傳鼓動的工作，但因為是“臺灣人”而受到政府當局的懷疑、拘禁?？偹闾踊嘏_灣，又因來自祖國大陸而被日本警方監視。他沉下心來，反省走過的道路，決心“把自己從以前那種消極的人生觀中解脫出來”，并鼓起勇氣，參與進步雜志的編輯，抨擊日本統治的時弊，最終回歸祖國大陸，投身于抗日斗爭的洪流之中。

顯然，這是一個在日本殖民統治下苦苦掙扎的知識分子形象。他既受到日本人的歧視，一時又得不到祖國的信任，其曲折坎坷的人生道路，身為歷史孤兒的艱難處境與彷徨中的苦悶、覺醒后的抗爭，在日據時期的臺灣相當一部分知識分子中是有典型性的。仍如陳映真所言：“個別地看，有委屈、悲憤和寂寞的情緒。但是，從中國整個近代反抗帝國主義的長期而苦痛的歷史看來，這種同胞之間的誤解、猜忌、不信甚至仇恨，正是帝國主義加諸于被侵略、被征服民族的諸般毒害之一?！?/p>

毫無疑問，臺灣民眾的抗日活動是中華全民族抗日的一個組成部分。臺灣作家的抗爭題材作品也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抗日題材創作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不僅將殖民統治的種種卑劣伎倆都用文學的形式揭示了出來，而且為中國現代文學人物畫廊增添了新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