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力資源的異質性——兼業工人對非農產業的貢獻

徐林清，張　玉

(暨南大學 經濟學院， 廣東 廣州 　510632)

勞動力資源的異質性
——兼業工人對非農產業的貢獻

徐林清，張玉

(暨南大學 經濟學院， 廣東 廣州 510632)

摘要：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擁有土地資產的兼業工人隊伍逐漸壯大。文章充分考慮了兼業工人與固定工的生產效率和土地資產的異質性問題，運用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分析了兼業工人和固定工對非農產業的貢獻率。得出的基本結論是：擁有土地資產的兼業工人一方面擁有更高的生產效率；另一方面在其土地收入的支持下愿意以更低的工資率工作，拉低了整體市場的均衡價格，為我國非農經濟做出了突出的貢獻。因此，以“是否擁有土地資產”作為勞動力資源異質性分類的標準進行研究，為我國政府土地政策的完善提供了新的思路。

關鍵詞：兼業工人；非農產業；生產效率；土地資產

異質性勞動資源可有不同的分類。例如，可以根據勞動熟練程度、勞動復雜程度及受教育水平等進行分類。這里我們主要關注“是否擁有土地資產”。為了分析的簡便，我們將重點考慮“是否擁有土地資產”對勞動供給行為的影響，據此將勞動者分為兩類：擁有土地的勞動者和不擁有土地的勞動者。前者的典型代表是處于流動狀態的兼業工人，準確地說是處于兼業狀態的工人，他們擁有部分土地的使用權，可以在農閑時期離開農村到城市尋找工作，掙得收入后，回到農村消費。后者的典型代表是城鎮居民，與兼業工人相對應我們稱其為固定工。因此，本文用兼業工人和固定工中“是否擁有土地資產”及其對勞動供給行為的影響為主要對象分析其對非農產業的不同貢獻。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越來越多的農民走出農村到城鎮就業。長期以來，擁有土地支撐的兼業工人怎樣通過生產率來影響我國非農經濟的發展？其背后的理論支撐又是什么？在實證研究中，兼業工人對中國非農經濟產出的貢獻與其從中的收益分享究竟是多少？面對兼業工人相對于其貢獻來說工資偏低的情況，土地資產的作用究竟如何？目前學界對此問題的回答尚缺乏科學細致的研究，更缺乏相關的理論支撐。本文將以兼業工人和固定工為研究對象，通過理論推導出兼業工人相對于固定工在非農產業擁有更高的生產率。這一更高的生產率由于其“擁有土地資產”所致，主要表現在兼業工人對非農產業相同的貢獻率下工資成本更低體現出來。然后建立生產函數計量兼業工人和固定工對我國非農產業的貢獻率和工資收益。在實證研究部分，本文也充分考慮了兼業工人和固定工在教育水平和勞動強度上的異質性，以致力于得到更精確的數據對理論分析給予實證上的支撐，進而對中國政府的土地政策提供新的思路。

一、文獻綜述

國外學者對勞動力的異質性及其效率的研究主要遵循兩種范式：一種是新古典經濟學范式；另一種是新經濟地理學范式。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就是Lucas(1988)的內生增長模型。他把人力資本作為內生變量引入模型，認為流動的人力資本往往會流向人力資本存量高的地方[1]。Krugman(1991)通過建立數理模型以新經濟地理學范式對勞動力的異質性及其效率做出了實證研究。他通過模型得出的結論是流動勞動力會對流入地產生價格指數效應和本地市場效應，而高技能的勞動流入會產生知識溢出效應[2]。近年來，隨著兼業工人數量的日益增長，異質性勞動力流動也引起了國內學者的重視。孫曉芳(2013)以新經濟地理學范式建立了異質性勞動力流動模型，將勞動力異質性內生化為勞動力流動的重要因素。她認為異質性的勞動力流動有利于社會的公平和效率，既能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又能達到優化社會福利的最終目標[3]。李芬(2008)以流動的異質性作為出發點，通過建立異質性勞動力流動、產業集聚和收入差異模型，得出了相關結論：一是市場潛力越大、高技術勞動力存量越高的地區，流動勞動力遷入的概率越大、工資越高；二是高技能勞動力流入所帶來的集聚向心力大于低技能勞動力流入；三是異質勞動力的流動可以緩解地區間的收入差距[4]。孟劍敏(2012)認為勞動力資源的異質性具有非競爭性、難以模仿性、價值性和稀缺性等特征，異質性的存在和對經濟的貢獻之間是一個由創新連接的過程[5]。熊婕、騰洋洋(2010)從劉易斯的剩余勞動力理論出發得出，隨著農村異質性勞動力向城鎮的流動，一方面對農村技術進步具有重大的影響，另一方面通過對非農產業做出巨大貢獻獲得工資性收入而縮小城鎮和農村居民的收入差距[6]。蔡昉(2002)從實證上分析了農村勞動力轉移的不可逆轉性以及兼業工人對經濟發展舉足輕重的作用，但僅從理論上解釋了兼業工人市民化對經濟增長的潛在刺激作用[7]。楊曉軍(2012)通過構建一個城鄉三部門經濟下新的勞動力配置效應模型，運用錢納里模型實證分析了1985—2009 年兼業工人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和成果分享。結果表明，兼業工人對經濟增長貢獻較大，對經濟成果分享程度偏低，二者均具有明顯的階段性特征；兼業工人對經濟增長貢獻主要依賴于兼業工人數量的增加，而對其自身勞動生產率依賴較??；兼業工人對經濟成果分享總體呈現下降態勢。雖然楊曉軍從實證得出了大家都認同的結論，但是他把勞動力簡單的分成兼業工人和非兼業工人不具有嚴謹性，估計結果值得商榷。在得到相關結果后，他并沒有提出相關的理論支撐[8]。嚴于龍、李小云(2007)計算兼業工人創造的GDP份額并運用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來測量兼業工人對經濟增量的貢獻，得出兼業工人對經濟增長成果分享明顯偏低的結論[9]。王春超、荊琛(2012)在充分考慮了兼業工人與固定工在勞動生產率和勞動強度上異質性的基礎上，運用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分析了1991—2010年兼業工人群體對中國非農經濟產出的貢獻率及其收入水平[10]。但是，這些文章在計算兼業工人對經濟增長的收益分享時并沒有考慮到其背后具有的土地資產的支撐效果。

本文將勞動力分為擁有土地資產的勞動力和不擁有土地資產的勞動力，并且將兼業工人和固定工作為兩者的代表。首先，從理論方面分析“是否擁有土地資產”這一異質性因素對生產效率的影響。得到的結論是，擁有土地資產的兼業工人大量涌入勞動力市場，降低了整體市場的工資水平、面對同樣的社會產出所需的成本更低從而生產率更高。然后將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進行改進，用我國近21年的數據進行實證研究。此外，本文還將兼業工人與固定工在第二、三產業收入貢獻比率和總體的收入貢獻比率進行比較，說明土地及其由土地帶來的相關第一產業的收入在促進社會穩定方面的作用。最后，我們根據理論和實證研究提出對土地政策方面的相關建議。

二、理論分析

根據劉易斯的分析，兼業工人屬于季節性的過剩勞動力。他們對工資的期望是農村消費水平的函數，所以他們對工資的變動比較敏感，工資率提高后的勞動供給量也會明顯提高[11]。因此，本文所定義的兼業工人，是指戶籍在農村的常住戶中的勞動參與者從第一產業轉移到第二、第三產業的農村居民。根據我國土地制度的規定，這一部分農民在農村本身就擁有土地財產。德布拉吉·瑞德為了研究勞動資源的異質性及其對生產效率的影響，在他出版的《發展經濟學》中“營養、收入和工作能力曲線”做出了相關理論的推導并得出了以下結論：有土地收入的勞動者能夠在較低門檻的計件工資率水平上提供勞動，只是因為他們的租金收入能夠照顧其營養需要。也就是說，沒有土地資產的人將會受到雙重懲罰：一是他們本身就沒有土地資產的非勞動收入；二是相對于那些有土地資產的人而言，他們在勞動力市場上的進入也會處于劣勢地位。面對整體社會而言，創造同樣的社會總產量條件下，擁有土地資產的勞動力所需的成本更低，即生產效率更高[12]。具體分析如圖1所示。

圖1　市場均衡

根據德布拉吉·瑞德的相關理論可以得知，只要擁有非勞動資產的人群足夠大，即工資水平下降到無資產勞動者的最小工資率水平以下時，依然能夠滿足或彌補市場的需求。這時，市場上的均衡工資率V3一定小于V1(i之前的V1表示“無土地資產”勞動力的最低計件工資率，i以后表示隨著土地資產的增加而下降的“擁有土地資產”的勞動力的工資率)。所以，對于整體社會而言，相同的產出下耗費更低的成本，從而使生產效率得到提高。然而，面對農業工人身份和職業的雙重性，簡單地將其工資的總收入等同于勞動力市場所支付工資的做法是不正確的。比如，農業工人在農村擁有小塊土地，不論其是自己耕種還是用于出租，這塊土地都能夠增加他們的收入。根據我們的“收入-營養-勞動能力”理論可知，這時，這些勞動力就更容易參與到勞動力市場。所以，我們在分析勞動力的供給和需求時不能忽視勞動力背后的非勞動力資產。因此，本文在相關實證分析中不僅考慮到兼業工人對非農產業的貢獻率，而且考慮到存在土地資產支撐的貢獻率。

如果把這一理論轉換為現實，就是我國20世紀80年代初以來，隨著我國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施，農村剩余勞動力逐步脫離農村和農業而走向城鎮的縮寫。根據國家統計局農村司推算，2010年全國兼業工人的總量達到2.4億人，其中外出兼業工人有15 165萬人。2012年全國兼業工人總量達到2.626 1億人，增長了3.9%。其中，外出兼業工人有16 336萬人，增長了3.0%?，F在，兼業工人這一特殊群體逐漸成為我國經濟建設中不可忽視的一股重要力量。這些兼業工人，最初在其土地收入的支持下以一種更低工資的姿態進入勞動力市場。由于他們受教育水平低、勞動技能不熟練，主要集中在制造業、建筑業和服務業等勞動密集型的產業。大批勞動力涌進市場、更低的工資率下愿意工作人員隊伍的壯大，拉低了整體市場的均衡價格。固定工被迫提升工作能力或轉向其他行業?？傊?，20世紀80年代以來兼業工人隊伍的逐漸壯大，擁有土地資產的兼業工人一方面擁有更高的生產效率；另一方面在其土地收入的支持下愿意以更低的工資率工作，從而拉低了整體市場的均衡價格，為我國非農經濟做出了突出的貢獻。

三、兼業工人對我國非農產業產值增長的貢獻率測算

本文通過兼業工人對我國經濟的貢獻率及其工資水平率的比較，說明有非勞動資產的兼業工人對我國經濟總產出的影響。對于測算兼業工人的經濟貢獻率，本文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模型。在這個模型中，本文以生產總值作為生產要素，以勞動力和資本作為投入要素，并假定技術與勞動的比值不變，即技術水平以固定比率增長。因此，可建立?？怂怪行缘目虏?道格拉斯生產函數：

將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的兩邊同時取對數，設技術變量為At，模型如下：

lnYt=lnAt+αlnKt+βlnLt+ε

假設規模報酬不變，即α+β=1。為了消除L和K的多重共線性問題，本文將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做了必要的數學變換：方程的兩邊同時除以Lt后在兩邊取對數。令Y*=Yt/LtK*=Kt/Lt,則上述公式變為：

lnY*=lnA*+(1-β)lnK*+ε

其中 Y表示第二、三產業的總產出，A為以固定比率增長的技術投入，K為第二、三產業的固定資本存量的折算值，L是考慮到勞動強度與受教育水平的勞動投入量，t表示時間。

根據劉秀梅、田維明(2005)的研究報告可知，我國外出兼業工人主要在二、三產業就業。所以，模型中的Yt為第t年我國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實際GDP總值。為了更加準確地測算我國外出工人的經濟貢獻率，本文對《中國統計年鑒》上1991—2011年我國二、三產業的GDP統計數據進行了折算。以1991年為基期，將各年的名義GDP折算成實際GDP，這樣一來就能剔除時間及通貨膨脹等因素對GDP的影響。根據公式(1)計算而得。

人均GDP折算值=(第二產業GDP+

第三產業GDP)/人均GDP指數

(1)

模型中Lt表示第二、三產業的就業人數，本文在考慮外出兼業工人與固定工的勞動強度和受教育水平差異的基礎上，對我國第二、三產業的就業人數做出修正。首先，根據《中國農戶調查統計年鑒》得出外出務工人數。由于《中國農戶調查統計年鑒》是從2000年開始對我國外出務工人員進行真實的數據統計，為了保證數據口徑的一致性，對于2000年以前都是根據《中國農戶調查統計年鑒》的定義進行估算的。國務院課題組《中國兼業工人調研報告》(2006)指出，我國外出兼業工人人數是流動人口的80%。這樣就可以得出1991—2011年外出兼業工人數據。以固定工的受教育水平和勞動強度的系數為標準，則農村受教育程度為城鎮的0.77，而且外出兼業工人的勞動強度是固定工的1.5倍(嚴于龍，2008)。最后我們根據公式(2)得到如表1的數據。

Lt=外出兼業工人人數×1.5×0.77+

城市職工人數×1

(2)

表1　1991—2011年我國第二、三產業的勞動力人數

資料來源：《中國人口統計年鑒》和《中國農戶調查統計年鑒》進行計算整理。

模型中的Kt為第t年的第二、三產業的固定資本以1991年為基期的折算值。為了消除時間趨勢和通脹的影響，通過以1991年為基期的固定資產價格指數得出第二、三產業的固定資本折算值。

第二、三產業固定資本折算值=第二、三產業

固定資產/固定資產價格指數

(3)

根據公式(3)我們可以得到表2的數據。

表2　1991—2011年中國固定資本折算值及其相關數據

資料來源：《中國投資年鑒》和《固定資產統計年鑒》進行計算整理。

將以上數據帶入方程中進行計量分析，求出自相關與多重共線性后，得到回歸結果如表3所示。

表3　模型方程的回歸結果

從表3可以看到，模型方程的擬合程度較好，調整后的R2達到0.772 7，并且F檢驗、t檢驗都非常顯著而P值為0.000 000，因此本文認為該回歸結果可以接受。此時，勞動力的彈性為1-0.22=0.78，生產函數可以寫成：

lnYt=0.09+0.22lnKt+0.78lnLt

將原模型求出全微分，則有：

?Yt/Yt=α?Kt/Kt+β?Lt/Lt

所以，勞動投入對二、三產業的平均貢獻率為：

ωt=β(Lt-Lt0)Yt/(Yt-Yt0)Lt

兼業工人對非農GDP的貢獻率=兼業工人人力資本存量/第t年第二、三產業勞動投入量×勞動對非農產業GDP的貢獻率ωt，以同樣的方法也可以得出固定工對非農產業GDP的貢獻率，然后進行兩者數據的比較。經過對數據的收集與整理，我們可得數據如表4所示。

表4　1991—2011年我國兼業工人、固定工對

根據上述數據分析可知，外出務工人員對我國非農經濟的貢獻率越來越大，由1991年的8.9%上升到2011年的17.42%。然而固定工對我國非農經濟的貢獻率一直維持在一個相當高的水平之上，并逐步下滑。由此可見，外出務工的兼業工人對我國非農經濟的發展起到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四、考慮工資率情況下兼業工人對非農產業的貢獻率

這一部分的測度主要是用統計的方法，在相關數據整理中，計算兼業工人人均收入、固定工人均收入、兼業工人外出務工人均收入和固定工人均工資性收入。通過《中國農村住戶調查年鑒》和《城鎮居民生活和價格統計年鑒》可知，農村居民和城鎮居民的人均總收入包括四個子項目：工資性收入、家庭經營性收入、財產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在測度農村和城鎮勞動力分享收益時，應該從人均總收入的角度進行分析。而在比較外出務工人員與固定工的工資水平差異時，應該具體比較兼業工人外出務工人均收入和固定工人均工資性收入這兩個項目。在這一部分統計中，由于是對1991—2011年各收入形式的絕對數的比較，所以不用進行指數折算。

根據《中國農村住戶調查年鑒》可知，農村居民的“工資性收入”又包含四個子項目：“外出務工得到的收入”、“在非企業組織得到的收入”、“在本鄉地域內勞動得到的收入”、“其他收入”。然而，由于我國對外出務工人員的統計起步晚，從而缺失了部分年限數據。關于城鎮居民人均工資性收入和農村居民“外出務工得到的收入”百分比都是從2000年開始得到詳細統計的。但是，為了保證真實性，本文采用2000—2011年的數據統計進行說明。那些數據的缺失并不影響對結果的判斷。

根據年鑒對指標的描述，我們可以求得兼業工人人均外出務工收入為：

兼業工人人均外出務工收入=農村居民人均工

資性收入×外出務工得到的收入的百分比×

農村人口數÷外出務工的兼業工人人數

(4)

而固定工的人均收入為：

固定工人均工資性收入=城鎮人均工資性收入

×城鎮人口數÷固定工人數

(5)

將統計的數據帶入公式(4)、(5)，可得數據如表5和表6所示。

表5　2000—2011年中國兼業工人的外出務工

資料來源：《中國農村住戶調查年鑒》和《城鎮居民生活和價格統計年鑒》進行計算整理。

表6　2000—2011年中國固定工人均工資性收入

資料來源：《中國農村住戶調查年鑒》和《城鎮居民生活和價格統計年鑒》進行計算整理。

在測度兼業工人和固定工在社會中總體分享收益時，應該從人均總收入的角度進行分析。在總收入中像財產性收入、轉移性收入都是二者共有的非勞動資產，而土地是兼業工人擁有而固定工沒有的非勞動資產。這項非勞動資產為兼業工人進入勞動市場提供了更低的門檻。所以我們在比較相對于經濟貢獻的收益分享時，應該比較兼業工人的人均總收入和固定工人均總收入，從而得出土地資產及其對第一產業收入的作用。然后根據統計數據對固定工和兼業工人的收益做出比較，并結合雙方對經濟產出所做出的貢獻進行全面分析和總結。經過數據的直接性收集進行勞動力在整個社會經濟分享收益值的比較,可得數據如表7所示。

由分析我們可以看到，在整體經濟下的人均收入上，城鎮居民的人均收入是農村居民的2倍左右。然而，對非農經濟的收益分享中，固定工的人均收入是外出務工兼業工人人均收入的4~6倍。這一數據事實的結論完全符合本文第三部分理論論證的結論。也就是說，有土地資產支撐的兼業工人能夠以更低的門檻進入勞動力市場，并且其工資要低于無土地資產支撐的勞動力。受兼業工人自身勞動技能和受教育程度的限制，兼業工人進入勞動力市場首先進入技能低、工作條件差的體力勞動部門。因此，我們可以找到社會上那些技能要求相對較低的餐飲服務行業、建筑行業和電子工廠行業等都有固定工被兼業工人大軍擠占的理論基礎。一方面，我們應該看到擁有土地資產及其第一產業帶來收入的兼業工人是我國非農產業發展的一個優勢。另一方面，我們從數據上可以看到與固定工相比，我國兼業工人的收入相對于其對國民經濟的貢獻是偏低的。

表7　1991—2011年中國勞動力在整體經濟

五、結論與對策建議

本文通過理論和實證兩個方面綜合分析了我國兼業制的存在對我國經濟的影響。其基本結論如下：一是我國兼業工人對非農經濟的貢獻率平均約為14.8%，而固定工對我國非農經濟的貢獻率平均為34.9%，即固定工的貢獻率是兼業工人的2.36倍；二是固定工的人均工資性收入確是兼業工人人均工資的5.6倍，從現實數據的統計來看，同固定工相比我國兼業工人的工資性收入相對于其對國民經濟的貢獻是偏低的；三是從整體經濟的分享收益來看，城鎮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農村居民人均收入的2倍，以城鎮居民衣、食、住、行等高消費的特點來看，這個差距是易于接受的。

綜合上述三個基本結論可知，與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在整體經濟分享收益的相對合理性相比，兼業工人的工資相對其對經濟的貢獻而言是偏低的?？傊?，土地資產不僅對縮小城鄉收入差距、促進社會穩定具有積極意義，而且有助于提高非農產業的效率。因此，國家對我國農村土地的相關政策不僅直接影響農民的收益、第一產業的發展，而且間接影響非農產業的生產效率。應從以下方面進行完善：

1.國家繼續實施允許土地流轉、買賣等土地政策，但是一定要采取慎重穩妥的原則，步伐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所以，慎重穩妥地采取相關土地政策不僅能夠提高兼業工人背后支撐的土地資產及其相關資產的價值，從而使兼業工人能夠無憂地以低門檻進入勞動力市場、維持經濟發展的優勢，而且能夠配合我國城鎮化建設步伐。

2.在推動“3個1億人”計劃時，針對城市近郊農民要保證其住房宅基地和農用土地的增值能力。伴隨著文件的發出，各地都有相關的舉措，但是一定要適時地保證其住房宅基地和農用土地的增值能力。這樣，一方面可以確保這部分兼業工人為我國非農經濟做出更大貢獻，另一方面也可激勵他們提高自身素質，以更加有利于社會的發展、團結和穩定。

3.國家要制定相關的法律法規，切實維護農民的土地增值收益。國家結合經濟發展的步伐積極推進農民承包土地的發展，但是必須要出具相關的法律法規來確保農民的利益。

4.雖然擁有土地資產的兼業工人的市場均衡工資從理論上應該小于固定工工資，但是這種工資的差距應該保持在一個合理的區間內。保障兼業工人的勞動權益。

5.對兼業工人進行再教育和技能培訓，使他們適應多樣化職場需求，避免學歷水平低及勞動技能單一帶來的就業困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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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erogeneity of Labor Resource:

(責任編輯：馬紅鴿)

收稿日期：2014-12-25

作者簡介：徐林清(1965-)，男，河南林州人，暨南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勞動經濟學和發展經濟學；張玉(1987-)，女，河南信陽人，暨南大學經濟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勞動經濟學與發展經濟學。

中圖分類號：F24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2817(2015)02-0052-07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Side-work People to Non-Agricultural Industry

XULin-qing，ZHANGYu

(School of Economics,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China)

Abstract:In China, the number of side-work people with land assets has been increasing since 1980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heterogeneity of labor resource including labor productivity and land assets between the side-work people and the fixed ones.With Cobb-Douglas production function,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contribution rate to non-agricultural industry. Upon the analysis, we find that the side-work people with land assets have higher production efficiency and are willing to work at a low salary with the support of land income in non-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herefore, they lowered the equilibrium price in the market and maked contribution to the non-agriculture economy. Hence, the paper takes “with or without land assets” as the standard for the classification of heterogeneity of labor resource and provides new thinking way to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in China.

Keywords:side-work people;non-agricultural industry; production efficiency; land asse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