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析女性流動人口職業健康問題及其對策

晏月平,方　倩

[云南大學，昆明　650091]

試析女性流動人口職業健康問題及其對策

晏月平,方倩

[云南大學，昆明650091]

關鍵詞：女性流動人口；職業健康；啟示與建議

收稿日期：2014-02-13

作者簡介：晏月平，女，經濟學博士，云南大學發展研究院副教授；方倩，女，云南大學發展研究院碩士研究生。

中圖分類號：C913.68

文獻標識碼：碼：A

文章編號：號：1671-7511(2015)01-0103-08

摘要：當前中國職業病危害超過了安全生產事故，成為影響勞動者健康，造成勞動者過早喪失勞動能力甚至過早死亡的主要原因。2010年，我國流動人口總數達2.58億人，其中女性流動人口接近1.2億人，與2000年相比增加了8876萬人。隨著工業化與城鎮化進程的加快，新型職業病逐漸凸顯，而女性由于特殊的生理特征，在生殖健康、健康意識、醫療保障與環境等方面的職業健康問題異常突出。因此，應重點從強化政府職能與管理、加強宣傳教育、完善政策與法律法規、加大資源投入與培訓等方面，對女性流動人口的職業健康問題進行加強重點關注，以保障女性權益并提高其健康素質。

在社會快速工業化、現代化發展的進程中，工作場所、信息傳播、環境污染等危害因素對人類的健康和生活質量造成的威脅與日俱增。當前，職業健康與安全問題逐漸受到政策制定者和學術界的普遍關注。相關資料顯示，相關資料顯示美國約1.4億人受雇于各類機構，其中每年發生職業傷害或因接觸職業危害等因素而致病者高達數百萬人。[1]中國職業健康與安全形勢同樣十分嚴峻，國家衛生部統計數據顯示，1949年到2009年，全國累計報告職業病72萬多人，因職業病死亡的人數有14.6萬人。其中，塵肺病在各類職業病中所占比重最大，約90%。截至2010年底，有676541例塵肺病。實際人數可能達600萬，患病者中1/5已經死亡，且在全國范圍內只有10%到20%的塵肺病受害者能夠得到補償，[2]中國每年因工傷事故和職業病給國家帶來的經濟損失達2000億元以上，占GDP的2.5%左右，在國際貿易中，因勞工標準(包括勞動保護條件)遭到反傾銷而造成的出口損失更難估計。[3]無論職業病危害因素的接觸人群、新發現職業病的數量、職業病患病累計人數以及因工傷事故死亡人數等方面，中國均居世界首位。2012年，國內共報告職業病例27420例。其中塵肺病24206例，急、慢性職業中毒分別為601例、1040例，其他職業病1573例。從行業分布來看，煤炭、鐵道、有色金屬和建材行業的職業病病例數較多，分別為13399例、2706例、2686例和1163例，共占報告總數的72.77%，[4]即88.28%的職業病人是塵肺病人。

流動人口是中國社會城鄉二元結構下的特殊產物，他們從農村流向城市，從經濟欠發達地區流向經濟較發達或發達地區，由中西部地區流向東部沿海地區，通過短期合同或自由職業在流入地從事各類工作，他們比本地戶籍人口承受更大的健康風險。工傷事故、職業病、①職業病是指企業、事業單位和個體經濟組織等用人單位的勞動者在職業活動中，因接觸粉塵、放射性物質和其他有毒、有害因素而引起的疾病。職業病診斷，一般由衛生行政主管部門授權，具有一定專門條件的單位才能進行。一般來說，凡是符合法律規定的疾病才能稱為職業病。最常見的職業病有塵肺病、職業中毒、職業性皮膚病等。生殖健康及相關衛生服務可及性差等問題成為威脅流動人口健康安全的主要因素，其中工傷事故和職業病位居前兩位。由于流動人口的雇主大都以中小企業為主，因此他們幾乎無法享受與當地居民同等的衛生保障待遇，加之缺乏自我保護與健康意識，所以政府在健康、傳染疾病管理及職業健康監管方面存在極大難度。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全國流動人口總數達6700萬人，其中男性為3600萬人，女性為3100萬人，男女兩性的人數分別占流動人口總數的53.73%、46.27%，分別占總人口的2.9%、2.5%，即女性外出務工比例接近男性，男性人口數量超過女性，但僅比女性多500萬人。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全國流動人口總數為25820萬人，比2000年增加了19120萬人，增加了近4倍，其中男性為13846萬人，女性為11976萬人，男女兩性分別占總流動人口的53.63%、46.38%，女性流動人口比例比2000年上升了0.11%，男性流動人口比例則呈下降趨勢，不過男性流動人口比2000年增加了10246萬人，增長了近3倍，年均增長率達14.42%；2010年，女性流動人口比2000年增加8876萬人，年均增長率達14.47%。中國流動人口中有超過70%的人口為移居到城市的農村人口，更為重要的是，大部分流動人口的年齡處于生命周期中經濟活動最為活躍的時期(大約70%的人處于15～49歲年齡段)。[5]

近年來，因職業病診斷與救助等問題上訪的事件不斷地上升，在所有的衛生上訪事件中占據第二位。另外，在一些群發性的職業病危害事件中受害者大多是流動人口，如果不盡早關注這一群體的健康問題，勢必會影響到我國社會的安定團結與穩定。

一、女性流動人口的職業健康問題

目前，在中國以勞動密集型為主的經濟增長方式中，流動人口在經濟、社會發展的進程中扮演著關鍵的角色。流動人口的職業健康與安全問題已成為社會的焦點問題，大批流動人口處于社會的最底層，從事著最危險、最艱苦、最繁重的勞動，他們主要分布在建筑、制造、采礦等相對危險的行業。其中，在勞動密集型工作崗位中的流動作業女工或者年輕女工面臨著比男性工人更為嚴重的職業病或多重職業病、工傷等與職業有關的各種威脅。2000年和2010年的數據顯示，女性從事第一產業的人口比例降低了7.45個百分點(見表1)，男性則減少了8.59個百分點，2010年，第一產業的女性就業人口與男性基本持平，從事家具制造業的女性就業人口占全國從事家具制造業人口的比重為30.72%，即女性從事與男性同等的體力活。此外，由于社會經濟地位等差異，流動人口在抵御自然災害和健康安全風險等方面受到了更大的限制，如從事打掘深井或煤炭業的工人，他們想要獲得符合健康安全要求的口罩也不是件易事。據中國衛生部統計數據顯示，2000年年底至2009年年底，全國塵肺病病例每年以超過10000例的速度在增加，且不包括已確診但未拿到“職業病診斷證明書”的一定數量的塵肺病農民工。

表1　“五普”、“六普”全國分性

資料來源：全國第五、六次人口普查資料計算獲得，其中“全國”數據為人口數量。

近年來，因為不注重職業防護，一些勞動者被塵肺病、職業性腫瘤及相關職業疾病“盯上”， 塵肺病等職業病一旦發作很難治愈，這就嚴重威脅著勞動者的身體健康甚至生命安全，他們為此需付出沉重的健康代價。同時，職業病給患者的家庭帶來了沉重的經濟與心理負擔，產生了嚴重的社會問題。伴隨著新技術、新工藝、新材料的應用，新型職業病危害也在不斷地出現，流動人口由于缺乏社會保障且大多生活在社會底層，一旦發生職業健康損害，他們不僅因職業病喪失勞動能力，且往往因工作流動性大等特征，而缺乏進行職業病及工傷認定的相關證據，更談不上索賠。相對于男性，女性流動人口文化程度較低，閱歷相對較少，年齡也普遍偏小，她們主要從事第二、三產業工作，居住環境與工作環境較差，承受的壓力較大，致使健康問題呈現多樣化趨勢。[6](P96-98)

(一)生殖健康問題

流動人口素質普遍偏低，社會經濟地位較低，所獲得的醫療服務能力很低，對生殖道感染等健康知識的認知度也很低，加上女性流動人口大都處于生育旺盛期與經濟活動頻繁期等特點，女性生殖健康問題引起了社會廣泛關注。

由于缺乏健康意識，部分女性流動人口在生殖健康問題上根本不在意。據金美萍、陶翼琛針對已婚女性流動人口抽樣調查研究數據顯示，53.2%的女性被查出患有生殖道相關疾病。已婚女性流動人口生殖道感染的患病前三位依次為：念珠菌性陰道炎(28.1%)，宮頸炎(21.6%)，細菌性陰道炎(11.6%)，這些數據表明其生殖道疾病感染率較高。同時，非意愿懷孕在流動人口中比例也較高，調查發現，近34%的女性曾因非意愿懷孕而實施人流手術，上述人群中有30%的人群有過兩次或兩次以上的人流經歷。這就反映了無論是未婚還是已婚女性，都必須提高自我保護意識，更不能以流產作為避孕的手段。

另外，女性流動人口對艾滋病等疾病傳播的認知度不夠。2012年6月~9月，通過對昆明市主城區周邊街道、沿高速公路等大型建設工地的女性流動人口的調查發現，為了預防感染艾滋病、性病等疾病而知道使用避孕套的受訪者為78%，其中在城市務工女性中61%的人表示自己買過避孕套，17%的受訪者表示無所謂，6%的受訪者表示對方不愿使用，剩余的部分人則表示信任對方，或者不知道用什么方法避孕。而在對相對集中的大型流動建設工地周圍的女性性服務群體的調查結果不一樣，93%的受訪者表示自己買過避孕套，且其中70%的人表示只買進口的，認為進口的質量更可靠且安全更有保障，部分人則是依賴當地疾控部門發放的安全套，在調研對象中100%的人都認為非得用安全套，且無論對方出資多少。不過其理由解釋為，戴安全套不只是為了避免疾病的傳播，更主要是為了減少懷孕的機會，因為一旦懷孕，經濟損失將更多。同時，16%的受訪者錯誤地認為，口服避孕藥與體外排精可預防艾滋病等相關性病的傳播，近7%的人認為一起工作與生活可能會感染艾滋病。

(二)健康意識與自我保護意識不足

據王柳行、鄭楷等人2011年針對女性流動人口健康狀況的調查數據顯示：在有關政府健康意識選項中，18.74%的人在過去1 個月里未受過諸如預防保健、婦科知識、合理膳食等方面的教育；61.05%的人接受過1 次相關的健康教育，16.84%的人接受過2～3次健康教育，僅2.1%的人接受過4～5次健康教育。關于自我健康意識方面，所調查的500名流動女性人口中， 45.05%的人選擇“不舒服時再檢查”；僅17.68%的人會每年進行一次身體檢查；絕大部分女性(70.53%)在感覺身體不好(包括生病、受傷、精神緊張、情緒低落及不穩定等)時才會去藥店買藥治病，極少部分人(19.37%)會去醫院就醫。這說明女性流動人口因為時間或其他原因沒有條件去關注社會或政府相關部門提供的免費健康教育，對自身健康關注度雖有所提高，但僅限于買藥治病，就醫率很低，預防意識不夠高。

總之，女性流動人口在健康意識、健康教育、健康科普普及率及自我保護等方面明顯不足。作為社會弱勢群體，尤其上晚班的女性流動人口，她們極易成為不法分子攻擊的對象，包括人身財產安全受到威脅。因此，必須提高女性的自我保護意識，必要時還可以進行針對性訓練以有效地保護自己。

(三)醫療保障問題

據中國政府法制信息網的信息顯示，至2010年底，我國現有約1600萬家企業存在有毒有害的作業場所，受不同程度職業病危害的職工總數約2億人，且漸呈多發、高發態勢。在被調查的172名職業病勞動者中，有66.7%來自民營企業，8.2%來自外資企業，只有21.4%來源于國有企業。[7]許多民營企業規模小，基本沒有職業病防護設施和防護用品，生產作業環境條件惡劣，生產工藝相對落后，有毒有害物質嚴重超標，而且雇主大多不與勞動者簽訂勞動合同，一旦出現問題則否認勞動關系。許多私營單位還在職業病診斷過程中拒絕提供相關資料，并常常以注銷企業等形式逃避賠償責任。

女性流動人口因醫療保障導致的健康問題較為突出，從王柳行等人的研究可以看出，單位向女性員工提供基本養老保險的比例僅占55.58%，其他險種比例更低，失業保險僅占26.32%，醫療保險占18.11%，工傷保險僅占16.0%。同樣，員工自己購買保險的情況也不樂觀，調查數據顯示，僅有19.58%的人自己買保險。劉寧針對我國中西部地區農村女性流動人口的調查結果顯示，51.3%的被調查女性流動人口認為在現工作單位沒有享受過任何福利和保障；沒有養老保險者達81.2%(與王柳行的研究結果相差較遠)，沒有參加醫療保險者占71.2%，54.1%的人沒有在就業地獲得計劃生育保健服務，87.55%的被調查者認為沒有最低生活保障，[8](P15)這此數據說明西部地區的女性醫療保障意識較低。

(四)職業健康體檢率低，告知率低

2013年，長沙市存在職業危害的企業約2000余家，進行規范職業衛生管理的企業不足1成，全市職業健康體檢率僅10%左右。[9]該市企業中發病率最高的主要是塵肺病和職業性苯中毒，急性硫化氫中毒、職業腫瘤、職業性鉛中毒、職業性汞中毒等偶有發生。2007年全國職業衛生技術服務機構的調查結果顯示：職業健康體檢率僅為23%；流動工人為14.3%。流動人口上崗前體檢率占35%，在崗體檢率占40% ，離崗體檢率為7%。[10](P134)實際上，流動人口的職業健康監護率明顯低于固定員工，不足5%；東部省級或副省級城市流動人口管理較好的地區大約20%～30%的體驗率；中西部省(市)大約6%；中小城市中雖各地經濟發展水平不同或存在很大差異，總體上監護率還不足2%；邊遠地區則基本上沒有開展過職業健康體檢，上崗前體檢和離崗體檢分別小于1%，而且體檢費用大都由流動人口自行承擔。無論是崗前體檢還是在崗體檢，費用由醫保支付的僅占2%。流動工人職業健康體檢疾病檢出率約為3%；體檢結果告知率為60%；職業衛生培訓率為50%，其中大部分企業將職業衛生培訓結合于安全教育和崗前技能培訓過程中。

實際上，職業病不同于其他疾病或工商事故，除了急性職業中毒外其潛伏期較長，多數不會當年就發病。有的職業病是在員工不知曉的情況下悄悄發生的，加上流動人口的工作關系與當前企業的用人制度，當員工疾病出現時，她們往往“舉證”艱難，也就很難再去追究企業的責任。

二、影響女性流動人口健康問題的因素

(一)經濟與教育

女性流動人口的受教育水平呈兩頭大中間小等特點，即文盲與具有高中學歷以上的流動人口比例較低，小學、初中文化者居多。20世紀90年代，女性流動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齡為5.7年，且低于男性流動人口受教育年限，即女性流動人口平均教育水平連小學都沒完成。根據段成榮對女性流動人口的調查研究結果顯示：女性流動人口自身文化素質不太樂觀，不過較20世紀90年代還是有一定的發展變化，初中學歷中流動女性所占比例最高，其次是小學，最后是高中，高學歷女性流動比例極低。女性流動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僅為8.6年，10年間提高了近3年，這相當于9年義務教育的強制性結果。另外，男性受教育年限9.51年，比女性高出近1年，已達到九年義務教育水平，這說明流動人口中男性受教育程度高于女性。

截至2011年，女性流動人口中，文盲、半文盲及本科、大專學歷以上者比例較低，分別占7.37% 和6.00%，小學文化者占20.84%，初中文化占44.42%，高中及中專占14.95%，本科、大專及以上占11.79%。調查人群中顯示，64.84%的調查對象的月收入為1000～2000 元，根據廣東省2011年1月份頒布實施的最低工資標準，廣州市的最低工資標準為1300元/月，非全日制職工最低工資標準為12.5/小時，這就說明女工工資收入相對較低。而針對“工資收入中，有多少用于醫療健康支出”問題的調查，醫療健康支出超過工資收入50%的人數占總調查對象的4.84%；大于收入的30%的人群有14.74%；大于10%的人群為38.95%；醫療支出小于工資收入10%的人占34.95%。[11](P408-410)以上數據表明醫療健康支出數額越大并不代表員工健康意識越高，或對疾病治療意識就越強，實際上，部分人中的大部分醫療支出是因為身體確實已出現了問題而不得不醫治。

(二)女性就業優勢不足

首先，就業主動性不夠。一般來說，男性主動進入勞動力市場比例高于女性，女性大多是依賴親戚、朋友、同學介紹來獲得就業機會。調查中發現，女性通過職業介紹所進入職場的數量高于男性，而男性通過人才市場進入職場的人群則高于女性，這說明女性被動就業導致其他職業選擇有限。

其次，在業率相對較低。無論是國家統計數據還是其他的調查結果都顯示，流動人口在業率男性明顯高于女性，男性在業率為95.5%，女性為82.6%，女性比男性低12.9個百分點，呈男高女低特征。[12](P53-59)

最后，簽約率低。女性流動人口不僅簽約率低，且合同承諾的不兌現率女性高于男性。僅20.9%的女性流動人口簽過勞動合同，男性這一比例為45.5%，女性比男性低近25個百分點。而且用工者招聘時口頭承諾但一直未簽訂勞動合同者的比例女性為10.2%，與男性的3.8%相比，女性高出6.4個百分點[12](P53-59)。

總之，女性進入勞動力市場明顯不如男性，即在同等條件下女性沒有獲得與男性同等的機會或勞動報酬，機會成本付出更多，這不僅影響到女性收益與勞動生產效率的提高，而且也會影響其發展與對未來的期望。收入的減少與職業預期值的降低，預示著女性獲得健康保障權利的機會相對減少，即使她們想要獲得更好的自我保護，即使女性在某城市有了相對較好的發展空間，由于中國女性的隨夫遷等特征，也不得不隨丈夫進入對方市場而減少女性獲得更好的就業機會，從而使健康收益減少。

(三)女性的收入總體低于男性

首先，女性的從業收入總體低于男性。女性流動人口一般集中在勞動密集型企業，這些企業勞動報酬普遍偏低，被調查的女性流動人群中，在平均月收入方面，女性僅為男性的56.3%，男女兩性收入差距較大。男女兩性較集中職業相比，男性所從事的職業在職位、文化和技能含量上都高于女性，這是兩性收入差距較大的主要原因，同時也顯示勞動報酬的性別差異。

其次，女性不得不面臨中場離職。由于女性特殊的生理特征與社會角色，結婚后面臨懷孕生子的問題迫使其職場生涯不得不中斷，且女員工懷孕后被辭退的現象也較多，要不就選擇推遲生育年齡給自己增加更大的心理壓力。調查顯示，大多數女性表示懷孕后會主動辭職，稱與其被人辭退不如主動離職；有些女性則選擇悄悄流產而推遲生育，致使一部分人面臨雙重的心理壓力。尤其是未婚意外懷孕的女性，大多選擇悄悄人流，以致不會有小產假，這不僅對女性身心傷害較大，有可能因流產后保護不足導致將來一生都無法受孕，這對愿意當媽媽的女性來說可能是致命的打擊。

最后，培訓率低于男性。昆明女性流動人口調研顯示，受過上崗或在職培訓的男性員工為73.2%，女性僅為47.6%，女性遠低于男性。女性缺少上崗訓練，加上收入偏低等因素，決定了其獲得健康權利的機會相對減少。

(四)監管松懈與信息不暢

首先，我國職業健康監護隨意性較大，很少有計劃、有系統、連續性地對轄區內企業進行持續性的職業健康監護，有的企業通過公關手段取得企業職業健康監護權。通過非法或不合理手段獲取了有效健康監護權的某些機構又不以保護勞動者的健康為宗旨，它們往往只注重經濟效益而根本不重視服務質量，易產生職業健康監護不到位與監管質量差的結果。

其次，職業病人數不確定，當前所公報出的數據都是上報所獲，對還沒有認定或認定了沒登記的職業病人數更是無法了解，各地都存在隱瞞職業病危害事件的情況。即使是上報的職業病人，對職業健康監護檔案與相關信息也缺乏統一的管理和共享，數據缺乏完整性、系統性和連續性，更沒有分性別、年齡、地域、學歷層次等具體信息的連續跟蹤。

再次，隨著工業化與信息化的快速發展，無痛人流廣告漫天入侵，海量信息的廣泛傳播使人們在性與婚育觀念上發生了較大變化，與之不相稱的是由于避孕知識的缺乏而未采取避孕措施或避孕失敗，致使越來越多的年輕女性面臨意外妊娠和流產危險。近年，未婚流產、低齡流產、重復流產率明顯上升，嚴重影響了育齡婦女的生殖健康。廣告媒體上出現的“開始了嗎？已經結束了”的人流廣告，無任何副作用的緊急避孕藥等信息的傳播，不僅沒有引起官方重視、年輕女孩母親的警醒，反而受到很多年輕人的追捧，認為流產如此簡單便可放心享受性事。在所有妊娠中20%～40%的妊娠是非意愿妊娠或不適宜的非意愿妊娠，給婦女家庭和社會帶來不良甚至嚴重后果。[13](P33-35)

最后，由于流動人口的頻繁流動，往往上半年在一個場所，下半年可能去另外的省份，很難認定其工作崗位與職業危害的關系，這就給監管帶來了很大的難度。即流動人口健康損害難以被診斷為職業病，想要獲得賠償更是難上加難。有時迫于政府壓力，企業和職業病防治機構為了規避處罰，發生職業病等危害事件時不直接通過直報系統，而是采取隱瞞態度。某種情形下的瞞報不僅助長了當地政府與企業的僥幸心理，更是對人口安全、社會穩定的潛在危害。

三、女性流動人口的健康安全啟示與相關建議

毫無疑問，流動人口在中國經濟建設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2014年10月29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了推進消費擴大和升級，促進經濟提質增效，健全社保體系，讓群眾“敢”消費的指示。其中的三個重點領域就包括“提高醫療保險保障水平，全面推開大病保險，統籌推進社會救助體系建設”。具體針對女性流動人口在提高醫療保障水平、推進大病保險與健康教育等方面，不僅符合國計民生策略，也是對女性流動人口健康安全政策的具體落實。

(一)強化政府職能與管理作用

長期以來，廣大流動人口在勞動生產中犧牲健康卻沒得到充分重視，在當前地方政績評估指標主要側重經濟總量和增長速度的背景下，為追求上述目標所付出的勞動力代價及針對職業病監管指標并未納入政績考核中。即使相關部門想監管，其效果一般要在繼任者任職時才體現出來，只要不發生重大突發性職業病就與現任管理者沒多大聯系，這就容易導致監管積極性不高，具體監管措施落實不到位。

由于流動人口所具有的特殊性，現行的職業健康監護技術規范中的許多內容已不適合流動人口，如監護對象與監護范圍劃分不清；資源投入、執行力明顯不足與對勞動關系的行政調查力度不足；為招商引資讓未經職業病危害評價的企業開工建設并投產；阻撓正常的職業衛生監督與監測工作并且干預職業病診斷結果；出現職業病群體事件時采取捂、堵、拖等手段，諸如此類的行為，不僅加大了職業病防治與監管的難度，而且嚴重加劇了社會的多重矛盾。

因此，強化中央政府在公共衛生領域，尤其在職業安全與健康方面的職能，應鼓勵各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地發展職業健康管理、建立監護模式，強化管理效應。在充分整合現有可獲得信息資源的基礎上輔以專項調查研究，盡快建立國家級的、涵蓋流動人口職業健康監護管理的信息系統。各級政府應以貫徹落實《國家職業病防治規劃(2009-2015)》為主線，全面加強監督管理并落實用人單位職業衛生主體責任，減少職業病，維護勞動者的健康權益。力爭到2015年，全面完成規劃規定的新發塵肺病病例年均增長率下降等13項指標任務，使職業病防治監督覆蓋率比2008年提高20%以上，嚴重職業病危害案件查處率達100%。[15]這一切決不能只停留在口號上，應落實在具體行動上。

(二)完善職業病防治和監管體系

201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病防治法》修正案草案第四條提到：“勞動者依法享有職業衛生保護的權利”，但現實中職業病勞動者很難獲得實質性的職業衛生保護權利。預防上，私營企業培訓和監管不足，致勞動者體檢率過低。據衛生部統計，2009年各級職業衛生防治機構列入監控12192032人，以2億接觸職業病危害因素人數計算，只有6.1%的人納入監控。[16]在職業病診斷上，勞動者需提供職業史等大量相關材料，而私營企業一般拒絕提供；管理上，法律對企業產生的職業病危害無任何懲罰性規定；申請診斷上，勞動者需提交職業史、職業病危害接觸史和現場危害調查和評價及臨床表現和輔助檢查結果等材料，這些材料都掌握在用人單位手中。而一些職業病診斷機構往往要求由用人單位提出診斷申請，或由用人單位帶領勞動者提出診斷申請才可受理；據調查，57.8%的患者需要經過30天以上的等待，才能領取到工傷認定書，但其中最長的達到1461天；[17]賠償上，對職業病勞動者來說不僅程序復雜，且賠償道路極為漫長，不僅勞動關系認定艱難，且因多種限制造成職業病診斷及賠償困難。據北京義聯勞動法援助與研究中心的《職業病調研報告》結果顯示，48%的職業病勞動者，曾經因為材料不齊全而被職業病診斷機構拒絕受理。在被調查的172名職業病勞動者中，有66.7%來自民營企業，8.2%來源于外資企業，只有21.4%來源于國有企業。[18]因此，盡快完善職業病防治監管體系尤為重要。

(三)制定專門的流動人口職業健康法律法規政策

首先，應專門制定與流動人口職業健康相關的法規政策。將流動人口的職業健康監護與安全工作納入平安生產監督管理范圍。如高危行業準入制度(高危行業生產許可證)，對從事高危行業人員進行重點監護?？蓞⒄展矆鏊鶑臉I人員健康管理制度，對從事職業病危害作業的人員采取職業健康證管理；職業健康體檢機構提供職業健康檢查的經費來源應由國家財政補貼、保險公司、企業共同承擔。

其次，制定流動人口職業健康監護管理辦法，并根據不同的行業制定具體的實施細則，明確接觸不同職業病危害因素的監護周期和目標疾病，同時要求各企業規范不同行業的體檢項目與檔案管理要求。將經過資質認證的職業衛生服務機構全部納入統一管理系統中，實行全國信息共享。并對所有被體檢人員建立體檢卡，采用智能化系統進行操作與管理，由信息化管理系統保存流動員工職業健康監護檔案，可進行連續性追蹤。

最后，針對目前職業健康監護工作與防治只是在接到舉報后才上門執法，受各種客觀因素制約建議盡快出臺操作性更強、懲罰性更具體的政策，將流動人口職業健康監護與保護工作納入安全生產監督管理范圍，從源頭上改變職業病在某些行業流動人口中易發和多發的狀況。

(四)加強職業衛生資源投入、培訓與能力建設

第一，面對數量增長越來越快的女性流動人口，受到嚴重的職業病危害和職業病防治力量薄弱的現實，國家應大力增加對職業衛生資源與經費的投入，不僅可為廣大流動人口提供職業衛生服務，為偏遠地區的流動人口盡快融入城市提供公共服務與管理，如女性流動人口的性服務群體管理，需國家在科學規范管理的基礎上加大投入，更好地保障家庭與社會的安定團結。職業病防治工作以預防職業病、保護勞動者健康為宗旨，以國家投入為主、地方政府與企業投入為輔。如針對當前重度污染的霧霾天氣，在室外作業的人群是否也可以享受類似高溫作業補貼，或者是嚴重到哪個等級員工就可帶薪休假，這需要國家制定法規及相應的財政支持。

第二，我國職業病防治專業人才數量與質量遠不能滿足企業職業衛生服務需求。因此，加強各級職業衛生專業技術隊伍的培訓，加強職業危害預防控制技術的研究，職業衛生標準的制訂、機構和隊伍的建設等，都是職業衛生工作獲取成效的基本保障。

第三，運用多渠道、多手段大力加強流動人口職業健康教育和崗前培訓，開展職業衛生科普宣傳，如女性流產后可立即獲得咨詢、宣教和計劃生育服務，向兩性同時普及生殖健康知識，提供全面避孕方法指導等服務。加強有關緊急避孕知識的教育，以及在無保護性行為后的補救措施等方面的宣傳，提高對意外妊娠風險防范與終止妊娠方法的教育，盡量避免重復流產。在全面提高避孕節育服務覆蓋性、可得性的同時，盡量滿足流動人口等邊緣人群避孕的需求，以降低育齡婦女非意愿妊娠和人工流產率，提高育齡婦女的生殖健康水平。針對農村女性流動人口避孕藥具、健康知識及管理服務的需求等問題，計劃生育服務部門應給予高度重視。加強對各級政府領導、企業管理人員的職業衛生培訓，提高其職業衛生意識和企業社會責任感，充分保護勞動者的健康安全。

(五)擴大醫療保險的覆蓋率，加強健康教育

首先，通過科學合理配置衛生資源，為流動女性人口提供更多、更有效的科學服務。盡快把流動人口的醫療衛生保健納入城市經濟社會發展的總規劃中，如設立流動人口醫療保險保障基金，將女性流動人口納入社會醫療保障體系中，擴大醫療保險的覆蓋率。

其次，針對女性流動人口健康與自我保護意識的缺乏，應盡快提升女性的健康意識。這需要考慮女性流動人口的文化水平、理解和接受能力，根據其保健與健康需要進行針對性宣傳，防止其上當受騙，并幫助她們樹立正確的健康觀念，普及健康知識，提高身體素質。

最后，盡快把女性流動人口的健康納入國家宏觀調控體系范圍。國家及地方政府的經濟社會發展規劃中應體現女性的發展，類似聯合國提出的千年發展目標，使女性發展目標的實現更有時間性與針對性，及時給女性流動人口營造公平、和諧的工作和生活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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