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文獻學研究筆談①

張慶善,喬福錦,苗懷明,孫偉科,張　云,李　晶,趙建忠,高淮生

(1. 中國藝術研究院，北京　100029； 2. 邢臺學院 法政學院，河北 邢臺　054001；3. 南京大學 文學院，江蘇 南京　210093；4. 中國國家圖書館，北京　100081;5. 天津師范大學 文學院,天津　300222； 6. 中國礦業大學 文法學院，江蘇 徐州　22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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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樓夢》文獻學研究筆談①

張慶善1,喬福錦2,苗懷明3,孫偉科1,張云1,李晶4,趙建忠5,高淮生6

(1. 中國藝術研究院，北京100029； 2. 邢臺學院 法政學院，河北 邢臺054001；3. 南京大學 文學院，江蘇 南京210093；4. 中國國家圖書館，北京100081;5. 天津師范大學 文學院,天津300222； 6. 中國礦業大學 文法學院，江蘇 徐州221116)

回顧百年紅學歷程，每個重要的轉折時期都要談到文獻，時至今日，作為紅學學科分支的紅樓文獻學，亟待進行體系建構。今后紅學的發展應以文獻研究和文獻學建構為基準厘清紅學的學科性質、劃定學科范疇、建構學科框架，重新整理《紅樓夢》文獻并建構紅樓文獻學，為紅學學科重建打下堅實基礎。同時，在紅樓文獻研究過程中應秉承客觀理性、嚴謹審慎的學術態度，提真問題、做真學術，為紅學研究開辟新的格局。

紅樓夢;紅樓文獻學;紅學;學科建設

欄目主持人胡文彬(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

回顧百年紅學歷程，每個重要的轉折時期都要談到文獻，譬如每當紅學研究有所突破有所前進的轉折時期，都能看到新版本的發現、作者家世相關文獻的新發現等，它們在紅學發展上都起到了很明顯的作用。無論是從專業的角度，還是個人實踐的角度，現在提出《紅樓夢》文獻學建構，作為研究課題，已經到時候了。其實，從新紅學發展的歷程上看，胡適、顧頡剛最早開始系統地收集和整理紅樓文獻，并由此形成了紅學的一種傳統。到了周汝昌的《紅樓夢新證》出版的時候，紅樓文獻的收集和整理具有了相當的規模。此后，周汝昌一直重視紅學文獻學的建設，他的重視無疑是有益于紅學發展的，這也是我們通過各自的研究實踐所能夠深切感受到的。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早期所做的幾大紅樓文獻整理工程，同樣是在為紅學文獻學打基礎，是對紅學文獻學的貢獻。當然，至少是在今年鄭州舉辦的“《紅樓夢》文獻學研究高端論壇”(河南教育學院學報編輯部和中國礦業大學學報編輯部聯辦)之前，一直沒有對紅學文獻學從理論上展開全面系統的闡述，更沒有從學科方面展開深入的思考。也就是說，系統化、理論化的整體性思考不夠，紅樓文獻的整合不夠。這次筆談，是在鄭州會議的基礎上集中思考紅學文獻學建構問題，既是一種對于過去重視不夠的亡羊補牢，又是對下一階段高質量的紅學文獻研究的指導。統一認識，堅定信念，集中力量做下去，澄清那些被長期顛倒混淆了的認識和觀念，一定會有益于紅學學科的建設和發展。同時，對于目前存在的紅學亂象也具有糾正的作用。需要說明的是，這次筆談，不過是把幾位熱切關心紅學文獻研究的研究者的意見加以集中，以供大家進一步地討論，希望能夠起到拋磚引玉的效果。

一、 《紅樓夢》文獻學研究的回顧與反思

張慶善(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人們談得最多的話題之一就是紅學史的反思與未來的展望，比較起來從文獻學的角度反思總結紅學則比較少。我們知道，對任何一個學科的建設，文獻資料都是最重要的基礎，而對紅學來說，就更重要了。我認為今天我們從文獻學的角度著眼于紅學的發展，主要有三點：一是開拓紅學文獻發現的新領域；二是擺脫自傳說的影響，把《紅樓夢》當作文學作品來研究；三是堅持以科學的態度與方法研究已發現的文獻。說到開拓紅學文獻發現的新領域，即新材料的發現，毫無疑問這是大家最期盼的事情了。當年傅斯年先生說到查找材料時，曾形象地說：“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苯裉煳覀冋覗|西無疑比前輩們當年方便多了，不用“動腳”，“動動手”就夠了?；ヂ摼W，互聯網+，大數據等現代科技手段，為我們查資料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我們希望能有新的發現，特別是在有關曹雪芹與親友的交游、與曹雪芹有直接關系或間接關系的人的文集、記載中，以及曹雪芹同時代人的相關記載等，或許會有新的收獲。但坦率地說，再發現有價值的文獻資料不容易，人們的期待與失望會大于收獲。至于說因為有關曹雪芹家世文獻史料的欠缺，而造成了什么危機，只能說是新紅學“自傳說”的危機，而不是紅學出現了危機。擺脫“自傳說”的影響，堅持把《紅樓夢》作為文學作品研究的方向，紅學仍然充滿魅力和希望。我覺得當下在紅學文獻研究中，最缺少的還不是方法和理論，而是老老實實的態度。坦率地說，現在的學術氛圍并不是很好，學風不正，搞研究脫離“學術”，不實事求是。具體表現：一是對前人的學術成果置之不理，或是輕易否定；二是信口開河，憑空亂說。而一些媒體的推波助瀾，更加助長了這些無根之談的社會影響。這些現象，對推動學術研究，危害很大。這幾十年來，新發現的文獻很有限，學術作假的影響太大，各種假材料對學術研究的沖擊也是很大的。當下要做的首要事情是“去偽存真”，尤其不能忽略“去偽”的工作，既然對新的文獻資料的尋找不容易，那么，我們當前在《紅樓夢》文獻研究工作的重點，應該是對已有的文獻資料的“去偽存真”，這是非常重要的工作，也是大有可為的工作。

苗懷明(南京大學教授)：在各類中國古代小說文獻中，紅學文獻無論是在規模上，還是在數量上，都是最大、最多的；就其內容和形態而言，也是最為豐富和復雜的。從20世紀初以來，經過數代學人的不懈努力，紅學文獻的搜集、整理與研究取得了不少重要進展，已經有相當豐厚的學術積累，構成了一個相對完整、獨立的文獻體系。我曾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文獻學述略》一書中設專章進行梳理和總結。紅學文獻研究也存在著不少問題，這些問題的存在制約著紅學文獻乃至整個紅學的發展。其中，有如下一些問題是需要引起高度重視的：首先，紅學文獻是中國古代小說文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都t樓夢》是中國古代小說，其文獻自然屬于中國古代小說文獻的范疇，這看起來不過是一個人人都知道的學術常識，但就紅學研究的歷史和現狀而言，強調這一學術常識還是有必要的，我這樣說是有針對性和現實性的。盡管紅學文獻有自己獨到的內容，具有自身的特殊性，但它仍遵從中國古代小說文獻乃至中國古代文學文獻的一般規律，紅學文獻的產生、形態、流傳及保存等與其他小說文獻存在許多共性，畢竟《紅樓夢》也是一部小說，與其他作品在作者、成書、版本、流傳等方面的社會文化環境是相似的。事實上，不僅《紅樓夢》、《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金瓶梅》等作品的文獻也都有自己的獨到內容和特殊性，因此，不能片面強調紅學文獻的特殊性，而忽略了它與其他小說文獻的共性，將其從中國古代小說文獻中機械地分離出去。我之所以強調這一點，是因為不少紅學研究者片面強調紅學的特殊性，有意或無意地忽略了它與其他小說存在的共性。比如周汝昌先生在確認紅學的概念和內涵時，不愿將紅學等同于一般的小說研究[1]。將紅學文獻與中國古代小說文獻人為分割開來，這是目前的一個現實。此舉顯然會造成紅學文獻研究的狹隘，這已經成為阻礙紅學深入發展的一個障礙。事實上，文獻層面的研究之外，紅學研究也有逐漸脫離整個中國古代小說研究的趨勢，形成紅學研究與中國古代小說研究的人為分割，兩支研究隊伍之間缺少必要的往來和交流，這是一種頗為奇特的學術現象。這種分割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逐漸形成，到目前也未有大的改變。這對紅學研究是十分不利的，對整個中國古代小說研究也是不利的。其次，受時代文化及一些特殊因素的影響，紅學文獻不夠系統完整，存在諸多空白。從現已掌握的紅學文獻來看，內容的分布是不均衡的，有關版本、評點、改編及傳播方面的文獻數量相對較多，而有關作者、修訂者、評點者及成書、刊印等方面的資料較為缺乏。紅學文獻在時間上的分布同樣不均衡，早期的文獻特別是曹雪芹生前的文獻較少，晚清以降的文獻數量眾多。再次，就現已掌握的紅學文獻來說，如何正確解讀與有效利用也是一個大問題。其中一個突出的問題是研究者對現存紅學文獻的解讀存在太大的差異，對一些重要的基礎文獻的判斷完全相反，加上學術之外因素的介入和干擾，往往形成嚴重的對立，在爭論過程中人身攻擊、相互謾罵的現象并不少見。就以現存十多種脂本來說，有的研究者將其作為紅學的基本文獻進行研究、利用，有的研究者則將其一概視為偽作，棄而不用。其他紅學文獻如《春柳堂詩稿》、《棗窗閑筆》等都存在這一問題。紅學研究者之間之所以缺少必要的共識，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學術規范未能得到應有的重視和遵守。最后，紅學文獻研究者需要提高自身的學養，完善知識結構。文獻研究是一門專學，應當受過系統、嚴格的學術訓練，對紅學文獻、中國古代小說文獻乃至中國古代文學文獻有著全面、深入的了解，在此基礎上才能對紅學文獻進行正確的解讀與有效的利用，才能推動紅學研究的發展。但令人遺憾的是，不少研究紅樓夢成書、版本等實證問題的學人并沒有受過這種訓練，缺乏這方面的專業素養，因此發表的不少成果有違文獻學的基本常識，顯然無法得到文獻學專業學人的認可，只能是自說自話。如果想突破目前紅學文獻研究的瓶頸狀態，不再做重復勞動，研究者就必須具備更高的學術素養，要下更大的工夫，精耕細作，否則紅學研究將原地踏步，繼續走原先的老路，不斷有人顛覆整個學科的文獻基礎，不斷有人動搖紅學研究的根基，形成一種惡性循環。

孫偉科(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紅學離不開考證，考證又叫考據，換言之，離開證據、根據，是無法考證的，證據和根據來自于文獻，所以文獻是考據的前提。但是當前紅學，考證發展到了悟證階段，即出現了沒有文獻、沒有根據、沒有證據也要考證的亂象。這種缺乏文獻支持的憑空而論，被美之名曰：悟證。在當前紅學中，悟證特別多，似乎也流行起來。舉其顯例，如周汝昌先生是悟證，劉心武是悟證，劉再復也是悟證，這些人公開表明自己運用的方法都是悟證，他們三個人代表了不同的方面。周汝昌的悟證更多地涉及作者的生平和曹賈互證(自傳說)，劉心武的悟證更多地涉及文本，將文本引到歷史上去，將《紅樓夢》的故事改造成為一個宮闈秘辛，用歷史故事分解小說故事。前二者的觀點不管是在文學愛好者還是紅學家中，都較少得到認同。周、劉的觀點，與其說是一種學術觀點，毋寧說是一種個人抒懷，或者文學創作。而劉再復的悟證則更多的是從文學作品出發對作品思想意義和形象塑造的哲學闡發，譬如說，賈寶玉是準基督，是準釋迦，《紅樓夢》中的賈寶玉具有宗教式的博大情懷和大慈悲精神。周汝昌、劉心武的觀點，已經受到紅學界內外許多研究者的批評。關鍵是他們混淆了學術研究和文學創作關系，這里不再重復。那么，為什么我也不能茍同劉再復側重于文學方面的分析與評價呢？劉再復研究的對象不是作者和本子問題，劉再復沒有做過關于作者的考證問題和后四十回續書的研究論文，而是側重于文本感悟的文學闡釋問題，理應獲得更多的認同。因為，文學闡釋具有批評者的主觀性，但這種主觀性以尊重文本的客觀性為前提，必須服從文學形象客觀描寫的制約，不能脫離文本而任意拔高或標簽亂貼。劉再復對賈寶玉的評價，就是脫離人物形象分析的，是對人物閹割與拔高的混合，與我們已經達到的對《紅樓夢》研究的時代水平、學術水平相脫節。紅學中的文獻偏少，而索迫甚急，導致了假說瘋長。而假說長期得不到文獻支持，必然使提出的假說完全成為創作之一種，而不是學術。聯想無窮，或者想入非非，胡思亂想，這里展現的是研究者主觀的個性或才情，并不是曹雪芹的才情與《紅樓夢》文本的真實，所以求“悟證”的論文應該歸入研究者個人“創作談”。說起悟證，在學術傳統上來講，還有些歷史淵源。如梁啟超說到中國舊學時指出：我國學者，憑冥想，敢武斷，好作囫圇之詞，持無統序之說。胡適提倡考證是為了避免武斷、冥想的學術，更新傳統學術，但考證派的集大成者，卻又回到了胡適反對的原點上，這是歷史對“悟證”莫大的諷刺。今天，關于《紅樓夢》的作者說，新說不斷，層出不窮。他們都憑空而論，與紅學中的“悟證”泛濫不無關系。我們在許多關于作者的說法上，不要說考證了，根本就無證，但卻敢于大膽地“悟證”。不要說二重證據法了，即便是一個證據都沒有，但也敢說是通過考證(悟證)得出的結論。既然可以悟證，可以憑空而論，當然可以不尊重歷史，不尊重史料，不尊重事實。俞平伯在1978年與美國漢學研究考察團成員見面時曾說過：二十年來，我根本就不寫關于曹雪芹家世的文章。俞平伯的這個表態，特別值得我們深思。換言之，考證不少，甚至繁瑣，但沒有令人信服的結論，甚至考證完全變成了露才揚己、以勢奪人、張皇自我，而這些問題又都是紅學的基礎問題，動搖基礎就勢必會傷害到這個學科。那么，文獻研究或考證的目的究竟是什么？這還得回到對《紅樓夢》研究對象的認識上?！都t樓夢》是一部偉大的文學作品，是民族文化心理的典型文本，考證是為闡釋作品的意義服務的，換言之，所有的研究都是為了更好地獲得意義闡釋、介入當代人的精神生活和精神創造而存在的。

趙建忠(天津師范大學教授)：紅學中的“悟證”問題，涉及這樣一個需要澄清的問題，即《紅樓夢》解讀過程中將文本與文獻結合的方法是否都屬于科學的考證？換言之，是否都有效？這個問題比較復雜，需要區別不同情況去條分縷析之?！拔蜃C”不同于“實證”性質的辨析、注疏、考證、版本清理式的研究，它憑的是一種藝術直覺，周汝昌先生早年關于“曹荃和曹宣”的推考就是得力于“悟證”。周先生的紅學代表作《紅樓夢新證》“人物考”部分，曾指出史料所載的曹宜并非曹寅之弟，曹寅之弟名荃，字子猷，但曹荃并非其本名。經過仔細查證，周先生從《詩經》內終于查到了“秉心宣猷”的句子，并據此推出新結論：曹寅之弟實名為曹宣，字子猷，后來這個結論得到了紅學文獻的確鑿證明。但這種“悟證”的成功個案，不能作為考證學的通則，因為個案成功帶有一定的偶然性，尤其是這種方法還要有相應的條件制約，首先這要得益于周先生自身的國學功底；其次，曹宣之名的最終被確認，是靠著《上元縣志》“曹璽傳”的發現。就普遍意義上說，紅學研究中的“悟證”必須與“實證”相結合，才有可能最終獲得成功。曹宣之名確證后，周先生憑借這種“悟證”又去設法證明“脂硯即湘云”，所謂曹雪芹“續弦妻”，就不能令人信服了，主要還是缺乏相應的“實證”。我堅持這樣的看法，考證和材料如果不能服務于研究《紅樓夢》本身，那么這樣的文獻鉤沉、梳理就意義不大。人們之所以對那些連篇累牘的紅學考證文章有成見，主要原因恐怕還是很少直接涉及《紅樓夢》旨趣本身。誠如海外紅學家趙岡所說，如果面包是面粉做的，研究面粉是有用的，如果面包是空氣做的，研究面粉當然是錯的。 這個比喻，形象地說明了什么是真正有效的紅學文獻，而人們之所以提出“回歸文本”，恐怕并不是嫌真正的紅學文獻挖掘得差不多了，而是很多文獻離這部作品愈來愈遠的緣故。正如漢學發展到后來，繁瑣日甚，始于考據，止于考據。 當然，筆者這里無意于否定紅學文獻，更不是對紅學考證派全盤否定。從紅學發展史的角度評價,新紅學的歷史功績將紅學研究納入了科學軌道，即使單從“知人論世”的傳統治學立場上講，胡適以來的紅學家對曹雪芹家世研究的意義也不可低估，這就是紅學文獻對解讀《紅樓夢》的有效性。所謂有效性，實際上就是讓有用的紅學文獻能更好地為研究《紅樓夢》文本服務?！都t樓夢》這部作品的成書過程異常復雜，如果哪些是出自曹雪芹手筆，哪些是后人妄改，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有哪些異同，連這些最基本的問題都不能分辨清楚，紅學就失去了穩定的研究對象，研究對象不穩定，所謂“回歸文本”也就成了空中樓閣。我們可以指出某些紅學文獻考證對《紅樓夢》研究有沒有用，有沒有效，但卻不能指責紅學文獻及紅學考證本身。紅學中的有效文獻應該指的是對《紅樓夢》解讀有實際價值的版本?？?、作者考證及相關材料的鉤沉、梳理性質的工作，它應該服務于解讀《紅樓夢》而不是遠離文本軸心。我近期所做的紅學流派批評史研究項目正是對紅學中的有效文獻進行重新梳理，以期發現新問題，做出新解釋，這個想法在《紅學史現狀及紅學流派批評史的新建構》[2]一文中有較為充分的表達。

二、 《紅樓夢》文獻學研究的范圍、對象、原則、標準、方法

喬福錦(邢臺學院教授)：我從紅樓文獻學體系建構方面談談自己的看法。我在10多年前所開設的《紅學概論》選修課中，曾以“紅學基本文獻”為單獨一章，對紅學研究文獻作專門介紹。我以為，學科基本文獻是學科形成的主要材料，紅學基本文獻，也是這門學科存在的文獻基礎。當時所講的紅學基本文獻，包括作者家世及其生平文獻、《紅樓夢》版本文獻與紅學學術文獻三大類。其中，第一類文獻為紅學學科背景文獻，第二類文獻是紅學學科基礎文獻，第三類文獻則指紅學史上所積累的學術文獻。紅學背景文獻，幾乎難尋邊際，涉及面寬廣，材料需要長期挖掘。紅學基礎文獻即版本文獻研究，是紅學研究的核心文獻。紅樓文獻學建構，很大程度上是以版本文獻研究為中心或主體。學界一般認為，《紅樓夢》版本有“脂本”與“程本”兩大系統，現存早期抄本或“脂本”，共有10余種。這樣的認識，現在看來的確需要修正。實際上，迄今所發現的《紅樓夢》“原始版本”，可分為“舊時真本”、八十回“脂本”及與“脂本”有直接文獻聯系的百廿回“全璧本”三大類。其中舊時真本21種，脂本27種(包括現存脂評本10種、刪評通行本5種、可輯佚本12種)，與“脂本”有直接文獻聯系的百廿回“全璧本”9種(包括“全抄本”6種，初刊本3種)。三大類50余種“原始版本文獻”，關系極其復雜，其源流考辨，需要專門進行[3]。紅學學術文獻，包括學術史文獻、專題資料匯編、學派文獻、工具書、期刊文獻等，同樣需要系統梳理。如此看，作為紅學學科分支的紅樓文獻學，確如學界同仁所講，亟待進行體系建構。從現代學術視野及學科分類角度觀，紅學若要成為一門專業學問，也必須要有相應的體系架構。如果說“紅學”是當下中國大陸人文學科專業目錄之外的特殊“學科”，現代學術視野中的這門中華固有之學，至少應包括學科理論與方法研究、作者及其家世研究、版本文獻研究、文本研究、紅學史、紅樓文化、翻譯與比較研究、海外紅學研究八個“學科”分支。 目前學界所討論的紅樓文獻學研究范圍，已經超越以學術文本為中心的版本文獻研究。由版本文獻研究發展而來的紅樓文獻學，自然是紅學學科系統的重要分支。學科自覺意識形成、學術方法論訓練與學術體系建構，是紅樓文獻學學科建構需要特別關注的三個主要問題[4]。學科理論建設是學科體系建構的核心，是學科自覺意識確立的關鍵。方法論層面的思考，要關注同本土學術尤其是經學方法的歷史聯系?！爸瑢W”與現代意義上的“小說研究”之本質區別，亦在于此?！都t樓夢》的“擬經”文本性質，與文本結構相關，也與版本鑒定、源流考證、版本?？?、文獻輯佚、文本復原等問題相關，因此必須將版本文獻考辨與文本內在結構探索聯系起來。版本文獻整理研究，是紅樓文獻學學科體系建構的中心。文獻學體系之整體建構，則需從古典文獻學、古代小說文獻學、紅樓文獻學三個層面依次展開。

高淮生(中國礦業大學教授)：中國礦業大學學報2016年第2期刊發了張云編審與紀健生先生合作的《〈紅樓夢〉研究的經學取向》一文，作者認為：紅學的文獻，主題應該是所有與《紅樓夢》的創作包括作者、文本、背景史料、取材內容、創作手法、思想內容、藝術價值、傳播現象等等有關的全部基礎文獻與研究成果，其中研究成果尤其重要。紅學文獻學的研究對象，不僅要包括起始文獻，也要包括基礎文獻，更應包括后續的研究文獻，尤其是除史料考證文獻之外，還有大量的、不斷產生的理論文獻。從文獻形態來說，應包括原創性文獻、檢索性文獻、參考性文獻以及有待發掘的潛在文獻[5]。我之所以同意作者的以上看法，是因為該文把紅學的文獻概括得比較全面。這篇文章在約稿時正是出于為今年4月鄭州召開的“《紅樓夢》文獻學研究高端論壇”做前期研究鋪墊的。我在鄭州會議上從“學術文獻來源與輯佚”與“學術文獻考辨與箋注”兩方面談了對現當代學術文獻整理的一些看法：首先從學術文獻來源與輯佚方面說，學術文獻至少來源于學者的日記、書信、年譜、隨筆、札記、評傳、訪談、口述史、回憶錄、資料匯編、檔案材料、學術論著、手稿等。學術文獻輯佚應當堅持的原則至少兼顧兩個方面，即“有存則必錄”和“保持公心，擯棄私見”。再從學術文獻考辨與箋注方面說，考辨的原則至少應做到“可信度”和“有主見”的兼顧。至于箋注的內容，則應包括“資料來源”、“文字?？薄?、“史料價值”、“內在旨趣”等方面。譬如錢鍾書談論《紅樓夢》的資料盡管已經被鉤沉與闡述，但并不全面，錢鍾書所著《管錐編》、《談藝錄》、《宋詩選注》、《七綴集》、《人生邊上的邊上》等仍有一些談論《紅樓夢》的資料沒有全部鉤沉。若從箋注內容所包括幾個方面而言，仍有很大的補充空間。再如顧頡剛談論《紅樓夢》的資料同樣在《顧頡剛書信集》、《顧頡剛日記》、《顧頡剛年譜》、《顧頡剛讀書筆記》等著述中沒有被全部鉤沉，更不用說箋注了。

李晶(中國國家圖書館副研究館員)：現存巨量的海外紅樓文獻更是有待于全面地整理和研究。自19世紀初至今，《紅樓夢》在英語世界中的譯介與傳播已有兩百年歷史。從早期傳教士漢學家的摘譯、編譯與介紹，到20世紀后半葉的三種全譯本面世，英語世界中已積累起規?？捎^的相關文獻。從文獻構成來講，可大致分為幾部分：1. 早期的摘譯、編譯與簡介，多見于英文報刊及漢語教材、文學史、百科全書等，如英國漢學家馬禮遜、羅伯聃、包臘等人的作品等。2. 自19世紀末至當今的節譯、全譯與編譯本，獨立成書的出版物。3. 海內外學者對節譯本、全譯本、編譯本的評述與介紹，多見于學術報刊。4. 海內外學者直接以英文撰寫的研究成果，包括報刊文章與專著。5. 海內外普通讀者、研究者以英文撰寫的網絡文獻，多為在線資源，如英美一些高校網頁的在線資料與英文版維基百科等。以上種種文獻，可以大致分為翻譯與介紹、研究兩種，譯文、譯本之外，大量介紹與研究類文獻反映出《紅樓夢》及其他古典文學作品在英文世界的傳播與影響，是有發掘與利用價值的。根據英文數據庫中檢索到的相關文章來看，如能擇優譯成中文，其規模足可編纂成書。惜乎這方面的翻譯從事者較少，大量工作尚待進行。由于《紅樓夢》研究文獻的翻譯具有一定特殊性，尤其困難，需要譯者既具備相應的外語能力，了解外語中的社會、歷史背景，熟練掌握翻譯技巧，又熟悉古典文學的具體內容與相關研究狀況，所以，這項學術工作才進展得如此緩慢。至于真正意義上的學術研究的大量出現，是20世紀之后的事情了。國內近年來對《紅樓夢》的海外傳播研究雖然不少，迄今為止，還是偏重對譯本語言文字的評價為多，對英語世界學者撰寫的研究成果關注相對較少，此類文獻的翻譯更不多見。我以為，《紅樓夢》相關的外語文獻的翻譯，應注意求全、求精、求準確。兩百多年來，外語世界中積累了大量的《紅樓夢》研究文獻，如果客觀條件允許，我們應當盡可能地發掘并翻譯出來，讓這些文獻以漢語形式出現，供古典文學界學者使用，進一步講，也可供一般的讀者、愛好者參考；目前在條件有限的前提下，應優先選擇名家名作，根據文獻本身的價值來擇優先翻譯一部分；無論文獻價值大小，其作者對我國古典作品的理解與介紹是否客觀、準確，中文的翻譯都應盡可能地據實譯出，力求準確，避免因譯者的外語能力不足、文化背景隔閡或對古典文學作品本身了解不足而出現誤解和誤譯。處于不同歷史時期的研究者與譯介者或許對《紅樓夢》乃至中國文化的一些方面認知有偏差，可以理解，譯者翻譯此類文獻時，應該從歷史的眼光來看待、理解，把握住不卑不亢的文化立場，力求存其本來面目，以“信”為第一準則。

張慶善：“求真”、“求博”、“求通”，我認為這是文獻研究的基本原則和標準，這個原則和標準不是我的發明，是梁啟超先生提出的。1923年1月9日梁啟超先生在東南大學國學研究會所作的演講中，明確提出：“文獻的學問，應該用客觀的科學方法去研究?！比绾巫龅接谩翱茖W的方法去研究”呢？梁啟超先生說：我們做這文獻類學問，要懸著三個標準以求到達。哪三個標準呢？這就是：第一求真；第二求博；第三求通。我以為九十多年前梁啟超先生對文獻研究提出的這三個標準，對我們今天的研究仍具有重要的意義。說到文獻的研究這些基本原則和標準，我們還會想到戴震的“學有三難”的著名論點，即淹博難，識斷難，精審難。王力先生解釋道：淹博就是充分占有材料，識斷就是具有正確的觀點，精審就是掌握科學的方法。無論是戴震先生的“三難說”，還是王力先生的解釋，與梁啟超先生的求真、求博、求通的標準都是一致的，這應該是當下紅學文獻研究中必須遵守的規則。梁啟超先生在《清代學術概論》中，把閻若璩辨偽經稱之為是“喚起‘求真’觀念”，并指出乾嘉學派治學根本方法在“實事求是”、“無征不信”。我們今天特別需要“喚起‘求真’觀念”。在文獻史料的辨別中，一定要堅持嚴謹的治學態度，任何考證，都要憑材料說話，不能光靠“大膽地假設”。一般來說，早期的文獻資料要比后來的價值大，直接的文獻史料要比間接的材料價值大，能夠互證的文獻史料材料要比孤證可靠。當前，關系到《紅樓夢》作者、《紅樓夢》版本、后四十回續書、脂批等等重要問題的考證和研究中，如果堅持實事求是的態度，并非不能做出科學的結論。比如《紅樓夢》作者問題，曹雪芹同時代的人永忠、明義的記載明確說作者是曹雪芹，這無疑是論證曹雪芹是《紅樓夢》作者的鐵證，如果再與《紅樓夢》第一回中所說：曹雪芹于悼紅軒中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纂成目錄，分出章回。再把脂批中關于曹雪芹是《紅樓夢》作者的批語聯系起來看，曹雪芹是《紅樓夢》作者應該說清清楚楚。任何要否定或懷疑曹雪芹是《紅樓夢》作者的人必須首先否定永忠、明義的記載才行，而且還要提出新的可靠的材料，否則曹雪芹的著作權是不能否定的。

三、 紅樓文獻學體系建構與紅學學科重建

喬福錦：紅樓文獻學體系建構，也是紅學學科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樣需要整體性思考。本次鄭州會議的議題，已然涉及紅樓文獻學建構的幾個主要方面。除具體研究之外，文獻研究史的梳理，紅樓文獻學總體學科建構及學科理論與方法論層面的思考，均有論文專門探討。經過會議討論，紅樓文獻學學科建構意識，已經初步形成。我曾以為，學理反思的基礎上的學術史撰寫，學科自覺基礎上的理論建構與版本文獻整理，是紅學學科建設的三大基礎工程。三大基礎工程之中，歷史反思是起點。實際上，只有越出現代西方意義上的“小說”與“文學”研究之樊籬，從華夏固有的經學本源中，從“脂系紅學”成立及其學統形成的歷史脈絡中，才能最終尋到“紅學”這門中華固有之學之所以成立的歷史根基。這也是去年徐州會議以“歷史反思”為主要選題的初衷，這次會議基本實現了這個初衷。如果說歷史反思的目的在于清理地基，學科理論建構屬于學科體系建構的藍圖描繪工程，紅樓文獻學研究則是紅學大廈建構的材料工程?，F存脂批證明，作為“紅學”開山的脂硯之“學”，已經形成一個相當完整的體系。關于《紅樓夢》研究的幾乎所有問題，諸如作者、版本、文筆、敘述結構、歷史本事、精神大義等，脂批中均有涉及。從乾隆末期至晚清，以脂硯齋為學術開山的古典紅學，學統逐漸中斷?！爸导t學”的重建，正是紅學本根尋找與學脈延續的邏輯起點。我曾在為高淮生教授所作《紅學學案》書評中，表達過這樣的意思：在“考鏡源流”的同時“辨章學術”，在“撥亂反正”的基礎上糾正百年來因西方“文化殖民”而造成的“文本誤讀”，從歷史與文化、學術與思想還原的角度切入探尋《紅樓夢》之“本事”、“本義”與“紅學”之學科本質，從而完成文化自覺、學術自主基礎之上的一門固有之學學科理論乃至學科體系的本土重建，進而為以經學為主體的中華傳統人文學術的當代重建提供一宗案例，是當今一代學人的責任與使命。紅樓文獻學體系建構，正是紅學學科重建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6]。據悉，《中國礦業大學學報》與《河南教育學院學報》編輯部2017年將再次在徐州召開會議，幾位同道已達成共識，來年的會議應以學科重建或學科體系建設為主要議題。期待從紅樓文獻學體系建構與紅學學科重建角度繼續展開討論，以便更清晰地勾勒紅學發展轉型期“未來展望”的基本構想。應當說，2015年3月的徐州會議、2016年4月的鄭州會議，以及2017年將要召開的紅學會議，它們是一個整體，最終落腳于紅學的學科重建。也就是說，“征文窮史海，考獻探學林”都是為了紅學的學科重建。還需特別強調的是，一門學科的創建包括重建，初始時期的規劃固然十分重要，分門別類的專題研究的展開更為關鍵；學科知識體系的建立離不開長時期的學術積累，包括紅樓文獻學體系建構在內的紅學學科重建，同樣是一項既要靠當下努力又需要幾代人持續用功的事業！

張云(《紅樓夢研究學刊》編輯部編審)：紅學從脂硯齋評點《石頭記》算起，發展至今已有260余年的歷史。以時序分階段，可分為舊紅學、新紅學、當代紅學；以流派分有評點派、索隱派、考證派、文學批評派之別；以學科結構論，則有作者研究(曹學)、版本研究、脂批研究、成書研究、探佚研究、續書研究、紅學史研究、傳播研究、紅樓文化研究等諸多分支?？梢哉f，紅學的文獻積累已相當豐厚，文獻呈現也是各種各樣。為了更有效地發揮這些文獻的作用，給研究者提供一個可以概覽的紅學總圖，紅學文獻學的建設已勢在必行。我談三個問題：首先，建立紅學文獻學的必要性與可行性。任何學科形成的知識、理論、方法等均體現為文獻，包括已發表與未發表、已整理或未整理、已發現或有待發現的記錄知識的載體，而且包括紙體之外的光盤、錄像等數字化載體，甚至實物形態的載體材料。紅學文獻浩如煙海，其構成，既有基礎文本文獻、續書文獻、研究文獻、檔案史料文獻、檢索文獻、參考文獻，又有翻譯、改編、移植、制作等等形式的文獻。就文獻介質而言，傳世紙質文獻與民間口頭傳說兼有，出土文物類則有西山黃葉村的書箱、通州張家灣的墓石等等，更有伴隨現代科技發展起來的數字化、網絡化文獻。又由于紅學的顯學地位和它的廣泛影響，紅學文獻層出不窮之際也成了假文獻混淆視聽之機。版本造假、評點造假、畫像造假、文物造假等時有出現?？梢哉f，紅學文獻是?？莆墨I中最具特色的一種。多年來，紅學史的撰寫呈繁榮之勢，這是紅學成熟到一定階段的標志。但是，因為紅學史研究關注的是紅學觀念的變化、紅學研究方法的變遷、紅學流派的演變、紅學人物的貢獻，而不是紅學文獻的形態、類型、功能、特點、生產、分布、鑒別、檢索。所以，紅學史也好，各種資料匯編和工具書也罷，都代替不了作為學科的紅學文獻學?？梢哉f，建立紅學文獻學已到了非做不可的時候了。其次，建立紅學文獻學，當落在學科屬性與學科結構的設定上，這是我認為最難也是最重要的問題。紅學文獻學是全部紅學文獻的學術結晶，其學科結構應建基于普通文獻學的學科規范之上，又能充分適應紅學學術內涵與發展理路的特殊要求。文獻學有普通文獻學和專業文獻學之分，紅學是專門研究《紅樓夢》的學問，紅學文獻學毋庸置疑當屬?？莆墨I學。我們初步設想，紅學文獻的生成與傳播、紅學文獻的類型研究、紅學文獻的鑒定與整理、紅學文獻的編纂與檢索這樣的四大板塊可以構成紅學文獻學的基本框架。就學科方法而論，除了傳統的目錄、版本、?？?、辨偽、輯佚等，還應特別關注文史哲等人文社會科學的成熟方法及數字化技術、網絡化技術等現代新興學科的方法。文獻學本體的目錄學、版本學、?？睂W、辨偽學、輯佚學，在紅學領域形成一種中國傳統學術的延續與補充；而文獻形態學、文獻解釋學、文獻傳播學、工具書學等，則又可以使紅學文獻學特色迭出，生機煥發。說到底，“紅學文獻學”是個必須在理論和技術兩個層面上都得下大力氣的學術工程。這個工程的施工，首先要給出紅學文獻學的概念，再就是如何處理好普通文獻學和?？莆墨I學的關系問題，最后才談得上如何科學地構建紅學文獻學的框架體系。以上這三個工程難點，我們有些初步的思考，有興趣的朋友可以查閱我和杜志軍即將刊發在《中國文學研究》上的《紅學文獻學論綱》一文。第三個問題是紅學文獻學對紅學學科建設與發展的意義。確立紅學文獻學體系與架構，其意義肯定是多方面的。比如，可以借以建立起紅學歷史與成果的總圖；清理紅學的發生、發展的線路，梳理問題、理論和方法，總結經驗教訓；理性地審視紅學全部文獻存在，發現問題，有針對性地予以調整，以利學科建設與創新；推動紅學學科化與問題化的雙向互動，有效地避免盲目勞動、重復勞動、無效勞動與內耗勞動等負面現象；真正明確紅學為何、紅學何為、紅學為何為、紅學如何為的問題，形成廣泛的學術共識，推動當代紅學健康發展。一句話，“紅學文獻學”的建立，必將推動紅學作為小說經典、文化經典研究的學科發展，并為中國文獻學作出應有的獨特貢獻。我曾在《〈紅樓夢〉研究的經學取向》一文中，闡述了傳統文獻學在紅學中的承傳與確立的必要性，以及對于紅學學科重建的實踐價值，這篇文章中的觀點可與以上發表的觀點參看。

高淮生：由2015年3月徐州會議和2016年4月鄭州會議的研討可見，與會者已經形成了一個共識：今后紅學的發展應以文獻研究和文獻學建構為基準厘清紅學的學科性質、劃定學科范疇、建構學科框架。同時，在研究中秉承客觀理性、嚴謹審慎的學術態度，提真問題、做真學術，為紅學研究開辟新的格局[7]。這次鄭州會議的主要議題是文獻學，是接續去年3月的徐州會議，徐州會議是做歷史反思，歷史反思必然要涉及學術史的話題。那么，反思以后就要清理以往的文獻，以往到底有多少文獻？哪些對紅學這門學科的建構有積極意義？哪些不具有積極意義？文獻學的建構只是第二步驟，或者說是第二部曲，我們還將繼續討論關于紅學學科的建構問題。沒有文獻清理，討論紅學學科的建構就容易空，放空炮?？梢哉J為：重新整理《紅樓夢》文獻并建構紅樓文獻學，正是為紅學學科重建打下堅實基礎。

2016年5月30日

[1] 周汝昌．什么是紅學[J]．河北師范大學學報，1982(3)．

[2] 趙建忠．紅學史現狀及紅學流派批評史的新建構[J]．中國礦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6)．

[3] 喬福錦．《石頭記》三期“脂評”考[J]．中國礦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1)．

[4] 喬福錦．學理分歧·學術對立·學科危機——曹雪芹誕辰300周年之際的紅學憂思[J]．中國礦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4)．

[5] 張云，紀健生．《紅樓夢》研究的經學取向[J]．中國礦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2)．

[6] 喬福錦．學科重建與學術轉型時代的“建檔歸宗”之作——高淮生教授《紅學學案》讀后感[J]．河南教育學院學報2013(3)．

[7] 高淮生．縱論紅壇興廢，追懷曹翁雪芹——紀念曹雪芹誕辰300周年學術研討會述要[J]．中國礦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2)．

2016-06-02

張慶善(1952—)，男，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中國紅樓夢學會會長、《紅樓夢學刊》主編，研究方向：中國古典小說，特別是《紅樓夢》研究；

喬福錦(1956—)，男，邢臺學院法政學院教授、邯鄲學院太行山文書研究中心特聘教授，研究方向：歷史文獻學、中國文化史及紅學研究；

I207.41

A

1009-105X(2016)05-0089-08

① 本文的整理者為中國礦業大學文法學院高淮生教授。

苗懷明(1968—)，男，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創辦、主持中國古代小說網，研究方向：中國古代小說；

孫偉科(1965—)，男，文學博士，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研究方向：美學、紅學、藝術學、文化學、中國現代文學等；

張云(1964—)，女，《紅樓夢學刊》編輯部主任、編審，中國紅樓夢學會副秘書長。研究方向：《紅樓夢》研究及中國古代小說與戲曲；

李晶(1976—)，女，國家圖書館外文采編部副研究館員，研究方向：中國古典小說翻譯研究；

趙建忠(1963—)，男，天津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紅學會理事、天津紅學會秘書長，研究方向：古典文學及紅學的研究；

高淮生(1963—)，中國礦業大學文法學院教授，中國紅樓夢學會理事，江蘇省明清小說研究會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