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理”與“精神”的詩意邂逅
——樊浩學術自傳之上部：“關關雎鳩，在河之洲”

樊　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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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筆與訪談·

“倫理”與“精神”的詩意邂逅
——樊浩學術自傳之上部：“關關雎鳩，在河之洲”

樊浩

引言：“名”—“家”禪

江蘇為“社科名家”出版文集，要求附一學術自傳?！皞鳌闭咴忈屢?，地道的“自傳”無疑不是自彰自見，而是一次讀懂自己的機會，“學術自傳”的真義是在學術反思中讀懂自己，傾聽自己學術生命的旋律。不知何時，我開始萌生并固守一種信念：學術與人生是同一的，學術乃是“人”的一種在場方式，是“人”之“生”的呈現和“人”之“命”的軌跡，是“生”之“學”與“命”之“術”，學術世界與生活世界的區別只是在于，它是人的生命的理性(或靈性、悟性)的表達方式。所以，如果不能在學術、在學術“自傳”中像尼采那樣“瞧，這個人”，即“瞧”到“這個人”，也許便不是真正的學術，也不是真正的“學術自傳”，因為“這個人”并沒有被“學術地”發現并“傳”起來，最大的可能是，學術對“這個人”來說只是異在的“謀生”之“術”，而不是“生之術”。當然，“學術自傳”應當融合學術與生活，它們是“人”的靈與肉的一體兩面，然而既然披著一件“學術”袈裟，也就意味著有自己獨特的天命和追求。席勒說過：“在肉體的意義上，我們應當是我們自己時代的公民(在這種事情上我們沒有選擇)。但在精神的意義上，哲學家和有想象力的作家的特權與責任，恰是擺脫特定民族及特定時代的束縛，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一切時代的同代人?！薄皩W術自傳”，現的是自己，“傳”的是精神，靈動于其中的當是學者由“自己時代的公民”向“一切時代的同代人”的超越與奮進的那種文化抱負和文明擔當，至少，這種精神追求應于“傳”中隱隱約約地顯現。

于是，“學術自傳”還沒著手，便遭遇一道“前學術”難題：運交“名家”這尊“華蓋”，“名”和“家”，說到底，“名”和“人”的關系是什么？如果對這個問題沒有真正的覺悟，便可能真的如魯迅所說，“未敢翻身已碰頭”，甚至遭遇一個滅頂“厄運”：“名”是有了，“人”之“家”卻徹底失落了，最后“名”成為無“家”可歸的幽靈?！懊摇詡鳌笔紫缺仨氄懊?，為“名”找到“家”，即為“名”找到“家園”。這不僅是一個哲學問題，更是與我所從事的倫理學或道德哲學專業合而為一的元問題，是我的“學術”之“術”即“倫理伎倆”之所在。此題不破，“自傳”的學術“回味”便如同嚼蠟，既無“意思”，更無“意義”，甚至面臨失“家園”的危險。

我一直固執地認為，人生本是一個悖論：自呱呱墜地，便以不同的抑揚高亢向世界宣示自己在這個世界的到來，無限神秘但附著無窮魅惑的嘹亮初啼之后，便都獲得這個世界給他的第一個也是伴隨終身的最重要的禮物：有了自己的名字。從此，便在這個世界擁有永遠屬于自己的符號，不，是屬于自己的那片星空。然而，人生的詭秘和吊詭在于：(1)與這個“名”相隨的永遠有另一個符號，這便是“姓”，雖然“姓”之于“名”在中西方有“first”與“second”的序位殊異，但完全相同的是，“名”只是“姓”的影子或克隆體，甚至說，“姓”是套在“名”之上的那個孫悟空的緊箍咒，在“名”的陰極和“姓”的陽極之上，還有一個無極而太極的如來——“名”可以改變，“姓”卻永遠不可選擇！“名”之于“姓”，從來就是倫理上的“悲愴情愫”。(2)更不可思議的是，人自誕生之后的第一次哭鬧便得到人生的最大的禮物即“名”，然而，從此起步的全部人生，卻迷妄般樂此不疲地追求“有名”、“成名”，從幼兒園的桌長，到中小學的組長、班長，再到講師、副教授、教授，人之一生，不知頂上多少道“名”，直至做“名人”，成“名家”，有名復求名逐名，到底是人因智慧的極限而不覺悟，還是有些人生的文化密碼我們至今未解開？也許，因為人的第一次初啼便被以“名”相贈，進而嘗到甜頭，“名”是世界給予的初禮，如母親的初乳一般，對人生具有全程哺育的意義，于是“自強不息”的“人”這個“類”，便毫無例外地展開了好名求名的人生。

有迷妄就有啟蒙，在迷妄的誕生地便有了哲學的開智。老子在《道德經》第一章便給世人開蒙：“無名，萬物之母；有名，萬物之始?！薄澳浮笔恰耙弧?，是體；“始”是“多”，是用?！盁o名”是世界的原初狀態，“有名”是世界的教化或異化狀態。然而，老子這個文明大轉型時期的文化貴族講道講德，終究過于玄虛，畢竟未經專門訓練的常人的聰慧難以達到這種形上境界，于是便有“少也賤”的孔子將道和德從天國落到人間，從天道落到人道?！盁o名”是“道”，“有名”是“德”?！盁o名”與“有名”的關系，就是“道”和“德”的關系?！暗赖隆奔础暗玫馈?，切入我們談論的主題，就“名”與“人”的關系。在“人”起步的地方，這個世界本無所謂“名”，人生來就是“無名之輩”。追蹤歷史，在氏族部落中，所有人都只有一個稱呼，就是部落符號，它是部落的血脈，即所謂“姓”，“姓”由“女”和“生”合成，會意自然生命的生生不息。后來有人在部落戰爭中立了戰功，為了激勵和表彰，就給予一個區別其他成員的特殊符號，這就是所謂“氏”，“姓氏”由此而生。再后來有人立下更大的功勞，于是便給予一個更為特殊的符號，即所謂“名”。于是，“姓名”本來就是一個表征個體與實體關系的倫理概念，“名”意味著“姓”的實體對個體的承認與表彰，也表征個體在實體中的挺拔與存在，“姓”是“名”的家或家園。于是，“名”本質上就是一種倫理智慧，也是一種道德哲學智慧。也許正因為如此，老子在《道德經》的第一章第一句開卷就論“名”，因為它是這個世界的元問題或元智慧。無論自然生命的“姓名”，社會生活中林林總總的“名”直至集諸多“名”于一身的所謂“名家”，還是上升到形上層面的“有名—無名”，“名”所對應的都是個體與實體的倫理關系，是個體與實體之間的相互承認。

由此便引出中國文化的一個智慧：名副其實。一般說來，“名副其實”被理解為個人在共同體中所獲得的名分要與自己對共同體的貢獻相匹合。然而，在倫理的層面，這種詮釋還不是徹底的覺悟?！懊钡慕K極倫理覺悟是：個體之“名”只是“實”體之“副”。這里的“實”不是貢獻和成就的“實際”，而是“人”起于“無名”，最后回歸實體之“家”的“真際”。在終極性上，“名”是“實”之“副”，因而必須回歸實體的家園，不可迷戀和漂泊于“名”。而且，既然是“副”便注定不可能為“主”，更重要的可能還會有“副作用”。這便是所謂“正名”?！罢钡闹黝}和追求是“名”“副”其“實”！“實”即“人”的共同體，在形而上的意義上，就是“人”的實體，就是“人”本身。于是，“名副其實”，便是“名副其人”。

從這個哲學認知的元點出發，也許能引領我讀懂幾乎可以作為我的為“學”之“術”唯一伎倆的“倫理”之“術”，畢竟，因為有了這點伎倆，我不僅有了“家”——自己的人生家園，而且不小心成了“名家”，藉此在這個擁擠不堪的大千世界攫得更多一息空氣?！白詡鳌钡木枋恰白灾?，“自知”之難，以至自古希臘阿波羅神廟鐫刻那句千古警言以勸誡世人：“認識你自己！”直至現代中國的哲人魯迅還感嘆：“人貴有自知之明”。無論如何，出發點即元點很重要，這不，以西方為元點，中國是“遠東”；以中國為元點，歐美或西方是“泰西”，“泰西”者“太西”，亦即“遠西”也?！斑h”還是“近”，完全取決于腳下的那寸立足之地。人生從這里啟程，精神從這里蓬勃，“學術”的小禾從這里“才露尖尖角”并一步步粉墨登場！如果守不好這掰方寸之地，“自傳”將使自己越“傳”越遠，直至失去家園，飄零于世界。

法國哲學家笛卡爾曾經說過一句讓世界銘記的話：“我思，故我在?！边@位理性主義哲學家以“思”確證“在”，或“思”作為“在”即在場的方式。其實，對于真正的哲學智慧尤其是倫理智慧來說，這句話應翻轉過來：“我在，故我思?！蔽摇八肌?，我的研究、我的作品，根源于“我在”。我“以倫理學為業”(羅素話語方式)，我對“倫理”、對“精神”的偏好，對“倫理精神”的追求，其源頭活水是因為我“在”倫理的“河之洲”。

一、 “河之洲”的倫理之“在”

我自認為自己是“草根”，無論自然背景還是學術背景，都很“草根”，年輕時氣盛并囿于見識，缺乏這種自知，也不愿承認這一點，隨著閱歷和學術自覺的長進，愈益意識到自己的“草根”本色。稍許不同的是，我眼里所謂的“草根”，重心不在“草”而在“根”。在這個浮躁而“娛樂至死”的時代，因為綠色荒蕪，“草”于一夜之間成為獵奇和娛樂的對象，“草帽姐”、“大衣哥”如雨后春筍。然而，無論是被媒體所放逐的社會，還是那些“離離原上草”，都無視或無知于“草”下那深深的根，于是，娛樂和被娛樂之后，世界的鏡像只能是“一歲一枯榮”。我也曾腦海中仔細追索兒時之于“草”的初始記憶，也曾領略過馬爾代夫月桂島上那些飽受颶風戲弄而以八卦陣般的“根”婀娜恣意地屹立的“草”們所給予的震撼，對“草”之“根”情有獨鐘?！安莞敝?，我的所思所敬是“根”。也許這是宿命，因為我出生在一個被稱為“根思鄉”的地方，這個地方因抗美援朝戰爭中的特級英雄楊根思而得名，因著這方水土，從那里走出的我于是便偏好于“根”之“思”。

2010年在英國倫敦國王學院作訪問教授期間，曾經被一位“夠英雄而不夠朋友”的“佚名”同仁的郵件罵醒：“樊和平，你徒有虛名，你對中國學術到底做出了什么貢獻？”由此觸發我的自我追問：到底做了什么貢獻？這么多年反思的結論是：“倫理”和“精神”，以及“倫理”與“精神”邂逅而成的“倫理精神”，當是我三十多年研究的學術聚力點，至少是我努力做出的學術貢獻——如果真的“做出什么貢獻”的話。

再反思下去，對于“倫理”和“精神”的關注，以及近些年來日益清晰的那種似乎可觸可摸的“倫理精神”的感覺，其實在我的人生過程中已經基因般的存在。對我們這代恢復高考后在千軍萬馬中誤打誤撞沖進大學門的學者來說，專業的選擇也許是一種偶然，但沿著這條路一走就是幾十年，并洋洋灑灑寫下數百萬言，卻無疑偶然中有必然，傾注了全部熱忱和心血的這個事業，對我們來說，是使命，也是天命。既為“天命”，在開始完成之前已經注入生命的進程。就像人的姓名一樣，每個生命的誕生和延展，既是一個自然進程，也是一個倫理進程。倫理的密碼在生命的開端已經存儲，只是未達到自覺而已。對我的生命元色而言，倫理學也許是一個最適合的領域，倫理學之于我，“倫理”與“精神”之于我，雖不能說有“天賦”，卻是“天命”，對這兩個概念的關注多多少少打上某種人生經驗的烙印，因而既是學術自覺，也是文化本能。

《詩經·關雎》云：“關關雎鳩，在河之洲”。遠古時代第一次詩吟的永恒魅力，就道出了世界的童真與童趣。就我的學術發展而言，“倫理”是“關關雎鳩”，“精神”是“窈窕淑女”；“倫理精神”是“雎鳩”和“淑女”的一次詩意的邂逅；而我自己，只是“在河之洲”“好逑”的“君子”。對我的學術發展來說，“河之洲”是什么？就是我所在的那個倫理世界，包括自然的倫理世界和學術的倫理世界。

無論在中國哲學還是西方哲學中，倫理世界都是人的生命和人類生命所邂逅的第一個世界，它是個體生命和人類生命的童年，是個體與實體直接同一的世界，因而是人類文明和人的精神的家園，植入人類的集體記憶，具有神話般永恒的魅力，形成人類永遠的倫理情愫。西方的古希臘，中國的三代，就是中西文明的倫理世界。步入文明社會以后，家庭與民族是人類倫理世界的兩種自然形態，而“青梅竹馬，兩小無猜”的“無猜”的童稚狀態，是人的個體生命的倫理的世界。人的生命和人類文明發展的過程，就是從倫理世界的家園出發，最后再向倫理世界回歸的精神運動，作為人所遭遇的第一個世界，倫理世界對人的發展有基因性的影響?；厥捉氖甑膶W術追尋，我對倫理學的專業選擇，以及倫理學研究中對“倫理”和“精神”的堅守與守望，印著清晰的倫理世界的印記。

二、 生命的倫理之“洲”

家庭與學校，是誕生和哺育我的倫理家園，是我生命的倫理之“洲”，也是我走上倫理學研究的道路，追尋“倫理精神”的“河之洲”。

(一) “倫理”搖籃

我于1959年9月8日出生于江蘇省泰興市楊根思鄉西湖村。它曾是一個不斷提醒我年輕的日子，因為從這一天開始，我創造了許多“最年輕”的紀錄。5歲入學，在小學、中學都是最小的學生，中學畢業后，16歲做了當地最小的老師，人稱“小先生”，后來又成為中國最年輕的哲學倫理學教授……然后，不經意間，兩鬢飄霜，邂逅詩意的人生旅程必須面對“不再年輕”的事實。農村人習慣于以農歷記載生日，那天是8月初6，于是直至做了東南大學哲學系主任，我的生日和身份證上的出生日期都是8月6日，因為農歷已難考，干脆簡單了事，將農歷當作公歷，在8月6日這天過生日。一天突然覺悟，發現這樣對待自己過于潦草，決定還自己的生命以一個準確的起點。于是，一個冬日的中午，狼吞一碗泡飯后溜達到東大宿舍區旁的蘭園新華書店，在萬年歷中尋找1959年農歷8月初6所對應的公歷日期，結果是9月8日，由此給自己“驗明正身”，將身份證上的出生日期還原為1959年9月8日。不想這兩個日期都挺好。2002年3月去牛津大學進修，Badleian圖書館的小賣部賣生日牌，可找來找去就是找不著9月8日的生日牌，營業員幽默地對我說，這個日期太好了，你還是將生日改了吧。這個出生日確實給我帶來很多“好處”，這不，兩天之后就是教師節，所以我的學生們從來不會忘記給我來信祝賀生日。也許，上帝讓我在這一天出生，天生就注定我必須也只能做一個教師，認了這個“命”吧。

童年的經歷已成記憶中的過客，關于出生之初迎接我的那個倫理世界的印象是斷斷續續被“教化”的結果。我的家庭是千千萬萬個中國家庭中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家庭，普通得有些典型，它的一切似乎典型地向世人默默言說著中國倫理型文化的胎記，深深地打著它所經歷那個時代的倫理和政治的烙印。讓我現身的那個行政區叫“根思鄉”，落“根”的自然區劃是“五湖”，它由西湖、東湖、南湖、北湖、井湖(后稱小湖)五個以“湖”命名的自然村落構成，這些名稱表明，在歷史上，這塊土地曾是湖，今朝雖已全然不見“湖”的蹤影，“五湖”名稱留下的卻是滄海桑田的集體記憶。顧名思義，西湖處于五湖之西，而我的家則是西湖村口最東一戶人家。關于家的兒時記憶有兩點最為清晰。這座兩間屋的宅子三面環水，與北湖村最西邊的人家只是一河準確地說一溝之隔。宅基原是“樊家祠堂”，是樊氏家族的權力中心，童年時每每聽外婆講到“樊家祠堂”，總覺得她的話語中滲著某些驚恐和余悸。日后多年，兩間老屋經父親幾次翻建，到我們成年時已是七間瓦屋的院落，在當地那個鄉村要道邊算是比較有點氣象了。家的東邊是野生并恣意茁壯的水楊、蘆竹，它所護衛的是蜿蜒直通屋后那條大河的小河。河邊有條小路，清晨、中午和晚上，后村的學生背著書包從此往返流連于“家”和那個被稱為“湖頭學?！蹦莻€通往童年心中的理想夢境的地方。調皮的學生在冬天結冰的時日，往往從河的冰凍上走過。屋的后邊有一小塊竹園，竹園后是一條較大的河，一座小橋連接著河的兩岸，住在橋北的人家因離橋南的集居村落稍遠(其實最多只有一千米)，被稱為“野”，記得可能歷史上因為這是馬姓聚居，被稱為“馬家野”，可見河對以農業立身的中國人何等重要，這條五十多米寬的小河，對當地人來說簡直就是長江，將自然村分成了“河南”、“河北”。家的前邊是一個很大的水塘，它是西湖和北湖兩村人的飲水之源，也是快樂之源。平日村民們在這里擔水洗滌，記憶中常有“西施浣紗”，那些脫袖的少女們其實一點也不比現代的人造美女差分毫，端麗中滲著青澀和些許天生的野性，夏日時孩童們都在水塘里洗澡，一個個都是“赤子”，岸邊穿梭的人們不分男女老少，無一臉紅，更無一詫異，只是笑容不同罷了。我的家因為近水，不僅先得月，而且先得水。夏日河漲時，幾乎走幾步就是河邊，可以“抱甕入河”。正因為如此，外婆對我最警惕也是最嚴苛的教訓就是不得入水，以至我至今不會游泳。兒時最溫馨的倫理記憶，是傍晚時分，常有過路客跨進正飄炊煙的家門，說走親戚路太遠，不能到達，今天就在你家借宿一晚了。每遇此事，外婆總是取出大碗，一同進餐之后，地鋪一張，從不知名的客人于第二天早飯之后繼續上路?，F在想起來，真是“大同之境”啊。奇怪的是，此種情境重復了不知多少次，家中從來未發生失竊之類的事，倒是陸續多了些朋友和所謂的“親戚”。最奇怪的記憶，是在我已經工作后的一天，已經是20世紀70年代了，我媽居然從外邊領回一個年輕婦女，說是在家遭受丈夫欺負毆打，離家出走在路邊哭泣，一問離這里大概三四里路左右。這位年輕的婦女在我家住了一周，直到我媽找到她家，丈夫前來信誓旦旦地保證今后不再欺負她，小兩口才一前一后地回家繼續恩愛。那時我對這些事情有些不理解，但覺得一切又在情理之中，雖有好奇，但坦然接受一個根本不相識的人住在一起。今日想來，這便是所謂“倫理世界”的純樸鄉風吧，由此也每每感嘆近三十多年來中國社會于高速發展中的文化斷裂、倫理斷裂之快之深，真不知是異化還是進步，不過這些確實構成我的初始倫理記憶和倫理情愫。

我本姓袁，直到小學六年級都叫“袁和平”。因為外公是革命烈士，聽說當時是聽了外公戰友還是什么人建議，兄妹五人都一夜之間改從母親姓“樊”，我也便成為“樊和平”。父親兄妹七人，是老大。父親的家族原住在北湖村，后因家族繁衍村子太擁擠了，太爺率領他的七個兒子在離北湖不遠的一塊傍水的地方移民，形成一個新的村落，人稱“袁家垛”。爺爺在七個兄弟中最小，小時候很頑皮。父母后來告訴我，奶奶長得很漂亮，是城里人，爺爺到常到城里玩，居然將奶奶“騙”了回來。故事中多少有笑談的成分，爺爺年輕頑皮不假，但我跟爺爺接觸較多，直到晚年，還可以找到他當年的那種英俊，并且能斷文識字，因為小時候父親要請爺爺幫助做事，如來家照顧我們等，都是寫一張便條，讓我送去，而父親的字很漂亮，也很潦草，爺爺能認識，在他們這代人中是很不容易的?？赡芤驗橐泼駛思彝サ慕洕獨?，太太率領的七個兒子這個支脈不久便衰落下去，小時候去爺爺家時，我可以一口氣跑到其他六個叔爺爺家玩，七戶人家一字排開，人丁很是興旺，但已經又很擁擠了。然而正是這一衰落，在解放時挽救了他們，因為未移民的那些袁氏家族，都是地主至少富農，而爺爺他們是貧下中農。爺爺年輕時頑皮，后來一朝覺悟，自作主張將名字改為“袁克勤”，以示決心。父親解放初由黃橋中學畢業，這已經是當地最好的中學之一了，七個孩子之家能讀到中學，隱約可見家庭重視教育的傳統，也說明至少有一定的經濟能力。父母常說，他們結婚時袁家經濟非常困難，父親已難有立床之地，但能讀到中學畢業，亦能說明很多問題，當然這個過程也很不容易，小時候常聽父母說，父親為交學費，在發大水的時節，游過長江，到蘇州向叔大伯借錢，算是“有志青年”了。

相比之下，母親家的情況變化更大些。外公原是一名醫生，其實我想是所謂郎中，三四十年代已經有一個不錯的診所，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為“宏光之家”，我到南京上大學時還聽外公的一些已經做了大官的發小或戰友們說起，據說醫術不錯，外婆跟著行醫，接生術在當地小有名氣，并成為家傳，直到六七十年代，母親還可以在周圍村莊為難產的婦女義務接生。樊氏家族中另一堂兄開藥店，因為經營不過外公，便買通當地國民黨官員暗地使壞，可能使外公受了不小的損失，按照母親的說法，外公一氣之下在抗戰時加入了共產黨，其實我想是有文化的外公由此看到了國民黨的腐敗，并且在共產黨被圍剿的最困難的時期要外婆和弟弟都加入了共產黨，我母親說當時外公是用手槍指著弟弟入黨的，因為那時他的那位開藥店的堂兄已經是國民黨的鄉長?？赡芤驗橛悬c文化，外公做到了類似區一級的干部，在新四軍北撤的一次最慘烈的戰斗中犧牲。有意思的是，我的岳父，在這場戰斗中被子彈從耳道打穿前額，仗著年輕，硬是裝死躲過了國民黨的檢查，爬到了他的丈母娘家。這不是巧遇，也不是命運，此類故事在那個時代每天都在上演著。因為生前鎮壓過許多敵人，外婆將外公的遺體偷偷運回家之后，還被當地國民黨官員包括那位堂兄打了三槍，砍了兩刀，可見仇恨之深。因為國民黨發誓要“斬草除根”，外婆帶著母親過上艱難的逃難生活，但不久外婆被抓，母親流浪。因為長期的牢獄生活，外婆身體受到嚴重摧殘。小時候我最喜歡的日子，就是給躺在病榻上的外婆捶腿，她給我講“革命故事”，都是關于家族的“口述歷史”，居然可以每天不同，如“一千零一夜”般，當然也偶然有重復的時候。當時令我非常不理解的是，當年外公偶然回家吃飯時，和那位堂兄同時將手槍掏出放在桌上，槍口互沖向對方。到我童年時，當時我們這個家族已經恢復了原本的溫馨，絲毫看不到當年的那種緊張和仇恨，每每看到這些，我總是驚嘆時間老人撫平歷史創傷的那種宇宙之力。外婆很堅強，出獄后挎著籃子假裝打草，北上找新四軍，迎回新四軍回來報仇，將那位堂兄在大會上活活殺死，并將埋在家中灶膛下外公的手槍和長槍等都交給了新四軍。這個家族上演了中國太多的倫理正劇，包括感天動地的愛情故事。外公那位堂兄的次子，解放后與當地一位美麗的姑娘自由戀愛，可女方家長覺得男方有“歷史問題”，硬是棒打鴛鴦，將如花的女兒送到新疆做了一位老紅軍的夫人。我的這位癡情的表舅，居然徒步走遍中國去找他的心上人，可那個偏僻的南疆卻被他不幸地忽略了。最后雖然他與一位非常賢淑能干的女士結為伉儷，過著十分幸福的日子，但多年的風餐飲露，讓他落下病根，英年早逝。令人欣慰的是，在有生之年，他還是見到了那個讓他魂牽夢縈的女孩，并且居然是那個老紅軍陪著過來，我親眼見證了那個令人動容的場面，不過那已是我上大學二年級的事情了，不久我那位表舅便撒手西去，留給我一個英俊臉龐的永遠記憶。上代人的愛恨情仇，我們這代人已經難以理解，對我們的子女們更是天方夜譚。對父輩們來，它是經歷，是記憶；對我們這代人來說，它是故事；對我們的下一代來說，它也許已經是傳奇。但無論如何，它確實是歷史，是曾經真實地存在的家族倫理。帶著這些倫理記憶，當我看電視劇《人間正道是滄?！窌r，總有一種巨大的歷史感，仿佛在敘說中昨天的家族倫理往事。家與國、倫理與政治，交織在中國這一普通家庭的歷史中，是我自然生命的倫理質料，也是我學術生命的倫理素材。它讓我想起中國道德哲學話語中的兩個概念：天倫與人倫，也讓我想起黑格爾道德哲學中思辨的倫理世界的兩大規律：“家庭成員”的“神的規律”，“民族公民”的“人的規律”。天倫與人倫、神的規律與人的規律，在抽象的倫理世界中保持“安靜的平衡”，然而一旦進入現實世界，一旦行動，就是一個“罪過的環節”，因為它打破了原有倫理世界的美好，解構了原初的倫理世界。我的家庭在那個時代，演繹的就是這一場倫理正劇。想到這些，每每讓我驚異先哲學術智慧那穿越時空的洞察力，也給我以學術的激勵和鞭策。

家族倫理中最復雜也是最典型的是父親與母親兩個家庭之間的關系。父親因為有文化也追求進步，毅然到母親家入贅為婿，因為戰爭年代外婆幾個子女中只存活母親一人。在那個時代，可以想見需要多大的勇氣。一方面，面臨鄉村文化的巨大壓力，另一方面面臨家庭的巨大壓力。父親兄妹七人，等著父親挑起家庭這副擔子??！于是結果可以想見，爺爺宣布與父親脫離關系。外婆家與爺爺家遙相對應，外婆嘹亮的嗓音就能傳遞簡短信息，但從此兩家卻從不往來。五十年代末，家中貼著一幅流行的畫，一個小女孩在打電話，叫“幸?！?，一個小男孩在接電話，叫“和平”。于是，姐姐便取名“幸?！?，我便得名“和平”。我的到來確實給這個家族帶來“和平”。奶奶聽說長房長孫出生，破天荒第一次拐著三寸金蓮到外婆家抱著孫子不肯丟，從此兩家言歸于好?？上У氖?，在日后的三年困難時期，奶奶將家中僅有的糧食省給爺爺和其他叔叔姑姑，自己竟因營養不良而早逝，所以我對奶奶全無記憶，只有家人“很白凈，很漂亮”的傳說。這些倫理故事，讓我對家庭這個古老的自然秩序和血緣智慧滿懷敬畏。人類進化過程中以百萬年的漫長歷史釀造了血緣智慧，在告別原初狀態的迄今最為重要的文明轉型中，它積淀為“家庭”的社會組織和精神構造。無論人類文明的差異有多大，“家庭”是最大的“普世倫理”，是整個世界的最大公約數，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的星球仍處于“后原始文明”時代，它是我們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共享的家園，對入世的非宗教的中國文化來說，它是神圣性的根源。也許，今天的倫理智慧唯一能做的，不是動搖和顛覆家庭的倫理存在，而是根本改變近代以來所形成的對它的那種偏激的倫理態度，否則我們真的會成為一個無“家”可歸的漂泊者。

(二) “教化”襁褓

因為以上原因，兒時的我在經濟上雖不富足，在倫理上卻很奢侈，可以說是在外婆的肩上長大，在溫暖的倫理襁褓中成長。剛過六歲(實足五歲)生日，家里就決定將我送進當地小學。依稀記得那個炎熱的夏天，外婆牽著一絲不掛的我到學校報名，整個一個“赤子”，校長指著我說，明天穿件衣服來上學吧！開始的日子很有趣，也很溫馨。外婆居然每天拎著水瓶送我到學校，水瓶中是紅棗湯，讓我與老師一并享用，還要在我口袋中放一個雞蛋，這種待遇在那個時代是夠奢侈的了。因為年齡小，總是坐在第一排，放學時也總是被老師牽手送回家。那位溫和的啟蒙老師給了我許多溫暖的記憶，記得他叫焦兆成，人說他臉上有麻點，可我至今都覺得他可俊啦。也許因為年齡小和受到老師關注，比較聽話，成績也不錯，尤其是語文，幾乎從小學到高中，一路高歌猛進，每成范文。小學四年級時，學校覺得我們這些“尖子生”跟班已難有長進，決定讓我們跳級到六年級，并且居然做了姐姐和小堂舅的班長，惱得他們雙雙“罷課”。但這種日子并不太長，隨著兩個弟弟陸續到來，尤其是外婆日益病重，家境每況愈下，最困難時必須帶著小弟上學，因而學習成績下落很快，尤其是數學、化學等，但自己確實也有努力。記得最大的委屈是，一次老師要我背一大堆數學公式，但我沒時間反復記憶，更主要的是沒興趣，但又必須背熟，于是就將它們寫在手臂上，以便隨時看。到老師那里抽查時被發現，受到狠狠的批評，說我舞弊，自己委屈得一路哭到家。正好那天父親從單位回家，覺得不能再繼續下去了，于是做了他一生中最正確的決定，將我帶到他所在城鎮的宣堡中學讀書。用現在的標準衡量，它雖然不是當地最好的中學，卻是最好的中學之一。從此，我便事實上告別鄉村，過上“城里人”的生活，受到了較好的教育。

接下來的五年中學生活又恢復了往日的輕松愉快。父親擔任供銷社主任，這雖是一個不大的官，但在計劃經濟時代卻是一個權力很大的位置，幾乎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我的成績很快上去，各門課都位于前列，記得初二時不少同班同學居然私下議論我為什么會這么聰明？其實原因很簡單，我吃的是“公糧”，下課啥事沒有，在同學們空著肚子時我可以吃到白花花的饅頭，雖然因為“計劃”緊張，也不能完全吃飽，但比大多數同學來說，條件不知好多少。當時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一頓吃上兩個白饅頭，但“糧票”太緊，只能將口水往肚子里咽，所以直到現在我對學校飯堂里的白饅頭情有獨鐘，一看它就嗅到當年那股香味。一個偶然的原因，又讓我走上現在命運的軌道。高中一年級第一場物理考試，我信心滿滿地要得滿分，結果考卷發下來，因為一個力的方向的箭頭畫錯，被老師狠狠地扣了14分，成為第二名。為此與老師頂嘴，更糟糕的是心里發誓不再用心學他的課，于是今生與物理無緣。而富有喜劇性的是，一次晚上十點多鐘，因等著父親開會回來睡覺，無聊中于窗前念書，碰巧被路過的語文老師聽到，第二天在班上被好好地表揚了一通。父親的宿舍前是一條橫穿小鎮的干河，門前有一個小島伸向河中心延伸以便搬運工人卸貨，通常每天我會在早晨搬一把椅子在島上讀語文或外文，這是校長買菜的必經之路，于是校長便經常在學校表揚我。因為這些經歷，在幾十年的從教生涯中，我從來都是于嚴厲中鼓勵學生，不讓學生因受到委屈而影響自己的人生方向。

我的生命在倫理的土壤中成長，家庭、學校這些倫理性的實體是“河之洲”，家庭的關懷、老師的教養是蕩漾于“河之洲”的倫理滋養，他們是不盡的倫理之水，倫理之河。一個生命的成長需要太多的倫理的雨露陽光，就像每天的日落日出一樣，期待太多人的呵護澆灌，在生命拔節中給予最大養分的人，被稱為“貴人”。在高中學習階段，我遇到了對我的整個學習乃至整個人生發生重大影響的老師，這就是語文老師兼班主任熊梅生。熊老師是南京分配到宣堡中學的大學生，四十多年前任教我們時正是青春勃發。當時他在江蘇省創作組參加編寫《特級英雄楊根思》一書，對我們來說，這樣的“作家”簡直就是夢境般膜拜的對象了。熊老師個頭很小，但極具魅力，我們對他膜拜到如此地步，乃至他的字體、發型、話語方式，照單全收。很長一段時期，我模仿他的字體，居然能得其形，班上模仿得最好的同學，已能傳其神，而他那向前延伸昂揚的發型成了學校的一道風景。最具磁力的是他那口普通話中雜著南京腔但又力圖與當地“鄉音”親和的授課，每每將我們帶出小城之外，仿佛走到那遙遠的都市，但又分明彌漫著泥土的芬芳。熊老師在出眾的才華之外，教育和講課非常民主，善于賞識教育，他教會了我們善良、自信、樂觀和永遠不息的努力，直到今天，我還認為他是中國最優秀的老師，是我人生效法的楷模。

回想自己在學校成長的歷程，我總是對“教師”的稱號耿耿于懷。每當過“教師節”，我總有一種被剝奪感。不知什么時候，“老師”變為“教師”，我固執地認為，“老師”向“教師”的蛻變是一次淪喪。何種淪喪？是一次倫理的淪喪，這是最典型的現代性祛魅?！袄蠋煛笔且粋€倫理的概念，是“老”與“師”的結合體，其中有“老”的神圣倫理，“師”的神圣使命，更有“老師”的倫理情懷?！敖處煛笔且粋€典型的職業概念，我們總是喜歡引用韓愈那句名言詮釋教師：傳道，授業，解惑也。其實，如果只是“教師”，可能“傳道”也職業化，不僅傳道的過程，而且所傳之“道”便如商場中推銷員的職業熱情和職業微笑一般，虛偽而無內涵，當今中國社會的諸多市場化的師生關系，在哲學理念上都與“老師”向“教師”的蝶變和淪喪有關。所以，每當走進教室，每當面對學生時，我總是提醒自己：我是“老師”，不是“教師”，否則，學生為何稱我“老師”而不是“教師”呢？這般冥頑，不為別的，只為一份倫理的堅守，為對學校這個教化的倫理搖籃的一份守望。

(三) “書生”天命

高中畢業后，我曾像當時大多數“知識青年”那樣，立志“上山下鄉”，在農村“滾一身泥巴”，“煉一顆紅心”。所以一畢業就買了頂當時最時興的草帽，上有“廣闊天地，大有作為”八個字，回家鄉“煉紅心”去了。無奈年齡小，個頭也小，雖父老鄉親在農活中很照顧，但才一個暑假，就瘦黑不堪，最后居然抬著糧食在糧屯里睡著了。父親心疼了，決定讓我到城里工作。第一份工作是做電工，并且是高壓線工，因為當時這是最“工人階級”的了?？墒?，才爬了一個月不到的水泥桿，不僅實在爬不上去，更重要的是看著師傅因觸電被燒焦的半個身子，覺得太危險了。于是，在1975年10月，去根思公社立新中學做了一名中學教師，算是找到適合自己的位置。但因為不僅年齡小，長得也瘦小，報到時那幫調皮的學生居然聚集到辦公室門口像看西洋景一樣看著我。我一入職就做班主任，農村學生上學晚，班上二分之一以上學生年齡比我大，擔任語文、政治、化學課程，還兼過一學期的體育，真的“全科”老師??！憑著在中學打下的基礎，更重要的是從熊老師那里“學步”到的那種自信和瀟灑，我居然能游刃有余地對付這些變著法兒搗蛋的學生?；叵肫饋?，每次尤其是最初幾次上課，不是不怵，而是想象模仿著熊老師當年走進課堂的那種步伐，于是底氣仿佛就來了。這樣，我在立新中學教了兩年，送走一屆學生，鄉里不少人都知道有這樣一位“小先生”。到1977年，當時的公社黨委書記陸健是位資歷很老的干部，與我父親很熟，一個偶然的機會知道了我這位“小先生”，于是調到他的身邊，一邊做通訊報道，一邊做他的秘書。這一年對我的影響很大，我對中國官場的最初了解，乃至日后人生道路的選擇，都與它有關，對我的人生歷練起了很大作用，當時我雖不是黨員，但列席黨委會做記錄?？梢韵胍?，一個十七八歲的年輕人，在那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年代，跟在書記后邊下鄉檢查工作，起草書記報告，在當地人眼里，算是很“風光”了?；叵胍呀涀哌^的五十多年的人生道路，自上小學起，除這一年外，其余時間都是在學校。家庭和學校，就是我所“在”的最初兩大倫理實體，它們是我的倫理的“河之洲”，既形成我的“倫理”氣質，也培育了我的“倫理”素質，它們在相當程度上影響了我，包括學術研究中我對“倫理”的偏好與追求。

也許，以上嘮叨有些冗長甚至離題，因為它們并不緊扣著“我”和“我的學術”，似乎已經是我的家庭和我的學校。記得墨子在闡釋“兼愛”時曾說過，“愛人不外己，己在所愛中”。我要說，學術不外己，己在學術中。每個人都有自己誕生的家園，每個人都不斷從滋潤自己的那片倫理土壤中汲取養分和力量，人所“在”的家庭倫理實體及其人生經歷，是第一個倫理文本和倫理讀本，倫理學人的伎倆只是將熟知的變成真知，對自己身后的那個倫理家園和腳下的那片倫理土地有一份自覺，從中發現屬于自己的民族甚至世界的文化與精神基因。如果倫理學人對自己的倫理世界都缺乏傾聽和理解的耐心和能力，那便難以真正傾聽到整個世界的倫理良知和道德真理，也許這便是《中庸》所說的盡己之性則能盡人之性，盡人之性則可以盡物之性，最后贊天地化育，與天地參吧。同時，自己的成長境遇應當是一個最鮮活的學術文本，是一部倫理生命史與道德生活史，如果倫理學人對自己的倫理生命史和道德生活史缺乏必要的反思和解讀能力，那么對于外部世界的任何倫理道德的解讀可能也只是隔空喊話，最多是職業化的“學”之“術”而已，而一旦學術職業化，不僅“祛魅”，而且將如商場里推銷員的職業微笑那樣，不僅缺乏真情，而且流于伎倆，不能與生命與生活達到真正的親和。所以，“與天地參”首先要與自己“參”，參悟倫理的自己；讀懂外世界倫理、道德必須讀懂自己生命的倫理。倫理上的“認識你自己”如同阿波羅神廟上神對人的告誡一般，當是倫理學人的“童子功”。學術既然只是“人”的一種在場方式，所以需要進行關于自己人生成長和學術發展的倫理家園的澄明與反思，姑且算是對自己學術家園的倫理敘事吧，因為這個家園是我作為“倫理人”的“倫理之洲”。

三、 事業的倫理之“河”

進入大學門，便開始了自己的學術事業。我是一個人生經歷極其簡單的人，因為從此便沒有離開大學，而且基本上是在一個大學，更有甚者，面臨中國多個頂級大學的邀請和誘惑，仍然堅守在一個大學，這就是東南大學。如此說來，我的經歷單調而寡味，鼓勵著說，最多是執著而愚癡，可能更合適的評語是女兒那句戲語和咒語：高級而無趣。仔細想來不能將它簡單歸結為“惰性”，根本的原因，一般人只把自己的追求當作學術的事業，而我卻將它當作至少相當程度上當作倫理的事業，所以不僅為自己的學術目標所吸引，而且為倫理義務所纏繞，而一旦選擇為倫理所決定，簡單的理性權衡瞬間會變得沉重而莊嚴——不是沒有沖動，而是陷于“沖動的體系”。這是命運的安排，也是自己對命運的選擇，于是，由選擇而放棄選擇，直至不再選擇和不會選擇，當然，最終的結果是不能選擇，因為將不再成為“被選擇”的對象。

(一) “驕子”

1977年開始的那場高考，改變了蟄伏著的幾代人的命運。其實我們在1973年初中升高中的時候已經開始嘗到“統考”的滋味，那時鄧小平“右傾翻案”，高中升學開始“考試與推薦相結合”，我以前幾名的成績被錄取。對我們這些77、 78級恢復高考以后的第一批大學生來說，與其說我們選擇了時代，不如說時代選擇了我們。那是真正的千軍萬馬過獨木橋，但我一直認為，相比現在的80后、90后，我們這代人其實并不那么優秀，我們優秀，是由于同輩人中絕大多數沒有機會優秀，因為在那個時代能讀到高中畢業的青年并不多。至于專業的選擇，相當程度上是誤打誤撞的結果。關于如何進大學，以及為何選擇哲學專業，我在《文心禪》這份學術自傳中已有記載，不再重復。*參見《樊浩自選集》，南京：江蘇鳳凰出版社2010年版。我想說的是，哲學專業和東南大學(南京工學院)都是命運的安排，當時都不是我選擇的結果，但是，我不僅在哲學倫理學這個道路上走了近四十年，而且在東南大學堅持了四十多年，這讓我很質疑現在一種流行的教育理念，說“興趣是最好的老師”。我們所受的教育是“干一行，愛一行”，于是“愛一行，成一行”；現在的教育是“愛一行，干一行”，于是“干一行，換一行”。原因很簡單，興趣是很主觀的，很容易轉移，完全由著興趣來，可能會流于放任或任性，如果沒有堅持，沒有執著，沒有一種倫理的使命感，我們的人生可能很多彩，但卻缺少那種變中之不變的定力和積淀。時代才過了幾十年，猛然發現幾代學人之間的文化鴻溝已經生成。我們這代人的追求是“有意義”，但可能在現代人看來“沒意思”，于是被視為“高級而無趣味”；現代性的特征是“有意思，沒意義”，不是不追求意義，而是可能連“意義”這個詞都是虛妄或可笑。于是便有“意義”和“意思”兩種不同取向。我們這代人對專業的選擇準確地說“被專業選擇”，以及在專業上的成功，相當程度上是限制和強迫自己的結果，體現出很明顯的自我超越的特點，所以我經常對學生說一句話：“限制就是發展”?，F代人的專業選擇及其成功很大程度上具有自我呈現的色彩，可能很快樂，也許很成功，但少數“由著興趣”的成功人士的背后往往有浩蕩的不成功甚至失敗的大軍作分母。問題在于，耀眼的永遠是成功，因為失敗者會閉上自己的嘴巴，不愿話語或失去了話語權。這些經驗和理念，都與我在學術上突顯倫理而不是道德嘗試相交切，因為它是我的“河之洲”的一部分。

高考成績超出重點大學起分線65分，卻遲遲未收到錄取通知書，在大學正常開學一個多月后，意外收到南京工學院的錄取通知，它對我本人、我的家庭和我所在的那個小世界帶來的那份柳暗花明般的驚喜可想而知。大學的學習并沒有今天的那種豐富和浪漫，與今天大學生最為不同的，是同學們操著各種口音、穿著不同衣裝、年齡懸殊得甚至可以形同父子兩輩，但每個人都同樣意志風發，走到大街上胸前那白花花的?；账平裉烀餍莻儾弊由弦鄣耐`鉆石，引來無數羨慕的目光，“驕子”之“驕”乃至汽車售票員從來不向戴?；盏膶W子查票，然而“驕子”們身上卻毫無“驕氣”。進校之后，大家學習之刻苦，完全可以用“瘋狂”二字表述。我是班上年齡最小的一撥同學之一。按照系主任蕭昆燾先生的安排，一、二年級不分專業，于是從文史哲、語數外，到統計學、心理學都受到系統的浸潤。而且當時的師資不只是東大老師，而是從南京各高校聘請的最好的老師。譬如南京大學統計系主任吳可杰先生給我們講統計學，南京大學歷史系主任給我們講世界史，南京師范大學劉恩久先生講心理學，至今讓我后悔不盡的南京大學中文系侯鏡昶老師給我們講古漢語，我做他的課代表，上第一節課我們就為他的板書叫絕，為獎賞我，侯先生最后給我寫了幾個條幅，可惜當時沒有收藏意識，被幾個朋友要去。這么珍貴的書法作品，現在想留個念想都沒有，前幾年想起來向朋友索還，結果無功而還。最“折磨”我們的是數學。蕭先生要對我們進行嚴格的思維訓練，于是我們跟著東大的工科生學完了兩本厚厚的高等數學，可學完后蕭先生說工科數學難度不夠，又從南大數學系請來老師，跟著學了一學期的理科數學，最后我僅數學作業，就做了滿滿10本。對高等數學的許多內容，我并不是真懂，唯一加深理解的方法就是多做練習，這是笨辦法。王育殊教授給我們講授倫理學，這是當時江蘇高校第一次開出倫理學課程，在全國也為數不多。王先生的為人和他特殊的講授方法，讓我們領受到倫理學特有的親和，與蕭先生那思辨哲學的冷峻睿智交相輝映。孫錦祥先生講授政治經濟學，一上課象征性地打開講稿便娓娓道來，我現在經濟學的基礎，基本上都是那個時代打下的，孫先生給我這門課97分的成績。四年大學學習收獲很大，尤其感受到思辨哲學的魅力。蕭先生用他那濃濃的湘音，將我們一步步誘進思辨哲學的殿堂，從他那里，我們第一次知道了黑格爾，也知道蕭先生是國內研究黑格爾的為數不多的幾個大師之一。未曾想到的是，現在我竟接著蕭先生講黑格爾，而且講得比他還長還多，因為我比蕭先生幸運，命運讓我在講臺上順風順水地站了更長的時間。

以優秀成績畢業，被分配到江蘇農學院即現在的揚州大學做哲學教師，“天之驕子”的那種落差可想而知，當時大學畢業的感覺好到簡直就是“天下之大，無可容我之地”。但這所大學已經是當年我們這屆哲學專業除留校之外唯一的本科院校了，七八級的分配普遍不是很“理想”。記得在去揚州報到的路上我對同行的同學開玩笑說，“我們去改造揚州吧”，雖是戲語，心氣之高之狂可見一斑。進了江蘇農學院大門，整個一個“農”字，宿舍門前雜草差不多半人高，板床還有點搖晃?？墒?，就在這里，我浸潤了最濃最真的倫理情。厚道的常務系主任將我們幾位新來的學生請到他家里招待；校宣傳部長兼系主任聽了我幾次課，認定我是個“人才”，建議學校一定要好好培養，留住“人才”；校黨委書記梁隆盛經常到我們住的地方串門，拉起家常就像鄰家大叔。1984年那個中秋節，我正在圖書館看書，校工會主席走到我身邊說，今天是中秋節，學校決定給你們小兩口一間宿舍，讓你們在中秋節團圓。從此我們擁有第一個屬于自己的窩，它一直溫暖我到現在。1985年，學校決定同意我報考研究生，于是回母校跟隨王育殊先生讀倫理學。畢業時，系主任蕭先生堅決不肯讓我回揚州，東大黨委書記陳萬年與江蘇農學院黨委書記梁隆盛直接談判，最后梁書記講了句讓我感佩一輩子的話：“像這樣的年輕人，在東大比在我們這里更能發揮作用?！彪x開揚州時，我們去梁書記家告別，他從床底下掏出兩只紅紅的蘋果說：這是我們家最好的禮物了，用來為你們送行。他的夫人剛從農村隨調，有幾個孩子，當時生活挺困難。這是我這么多年享受的最好的水果，吃蘋果的時候，我常想到這兩只蘋果，它教會我怎么做人，怎么感恩。因為這次調動，直到現在，我還認為自己欠了揚大一筆“倫理債”。

(二) “倫理”纏繞的事業

1988年3月碩士畢業后我留東南大學工作，系主任蕭昆燾先生給我的定位是做王育殊教授的助手，發展倫理學科，1988年下半年開始給研究生講授“中國倫理史”，同時兼任系科研秘書。是年底，學校開始系行政換屆，蕭先生因年齡原因不再擔任系主任，經民主選舉，由呂乃基教授接任，出乎我意料的是，學校決定由我擔任哲學與科學系副主任。留校不到一年，年齡不到30歲，這兩個指標足以說明韋鈺校長思想之解放和東大人事改革力度之大。從此，我開始了至今長達28年的教學、科研、行政“三肩挑”的歷程。留校之后，經過三個多月的努力，學校在“筒子樓”的北邊給了我一間房，這是一間被校木工隊師傅置換的房子，因位于公共水房旁，非常潮濕，但這在當時對年輕教師來說也算是不錯的“待遇”了。我用建筑工人的腳手架鋼管在家里搭了一個閣樓，將裝不下的書都放在上邊，從此便有了一個溫暖的安樂窩，女兒也從老家接了過來，結束了三地分居的生活。繁忙可以想見，但熱情很是飽滿高漲，除了行政、教學和科研工作外，早晨送女兒去幼兒園，中午燒飯，下午接女兒，都是相當長時期內的“必修課”。但那時大家條件都差不多，中午和晚上，筒字樓的鄰居們紛紛打開門前的燈，從東到西一字排開上演“鍋碗瓢盆交響曲”，很是壯觀和溫馨，“煮夫”很多都是男生，因為夫人們大都是“家屬”，需要坐班。孩子們可以從東到西在任何一家串門找小伙伴玩樂，狹窄的走道上不時飄著“叔叔阿姨”的童音，遇到任何問題，鄰居們都可以上門幫助，大有“鏡花園”氣象。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學校將我們一批“青年骨干”送到革命老區鹽城接受鍛煉。1992年新一輪系級換屆，我被韋鈺校長任命為哲學與科學系主任，成為當時東南大學最年輕的系主任。如果這一結果我多少還有點思想準備的話，另一個結果就完全出乎想象。1992年12月，學校將我破格晉升為教授，“破格”帶來的震撼不僅在年齡上，更重要的是資歷，同年的3月，我剛晉升為副教授，一年兩次晉升，這已經不只是管理上的創造力，簡直就是想象力，以此足可以回眸當年東大的改革氣象。當然，這也可以說是歷史給予我們這代人的特殊機遇，那時在全國，華東師大的楊國榮教授，北大的萬俊人教授等也被破格晉升為教授，楊國榮教授在此以前早已從講師直接晉升為教授。于是，1992年，就成為我人生的特別記憶，不僅成為學校最年輕的系主任，而且成為全國最年輕的哲學倫理學教授。當然，由此也可以想見留校這幾年自己付出的艱巨。那時我已經出版了第一個三部曲中的兩部，即《中國倫理的精神》，《中國倫理精神的歷史建構》，共六十多萬字，這兩部書得了全國學術著作獎、華東學術著作獎、江蘇省政府獎，另兩部著作《文化撞擊與文化戰略》、《道德與自我》正在出版中，還有五十多篇學術論文，這種爆發力在同代人中客觀說也是比較強大的。當時，學界泰斗張岱年教授、方克立教授主編全國統編教材《中國文化概論》，根據篇章內容在全國挑選優秀的年輕學者分別擔任，我便被選擇擔任“中國傳統道德”一章的寫作，并有幸在這個團隊中與葛劍雄教授、郭齊勇教授、楊國榮教授等頂尖級的中國年輕學者結下友誼。那是一個意氣風發的年代，校內另一個系的主任是我的朋友，他悄悄而堅定地提醒我：東大是一個工科院校，文科既沒平臺也不可能有大的發展，從現在開始學校再也不可能給你任何東西了，明智的選擇是及早另謀高就。我聽后一愣，但經過思考得出的結論是：既然學校將能給我的都給了，那么，剩下的該是我為學校做貢獻了。這是我初始的“倫理覺悟”，而那次破格晉升，就是我這么多年在東大堅持和堅守的初始“倫理動力”。

正當躊躇滿志地“大展宏圖”之際，學校決定進行體制改革，建立文學院。學院雖然是虛體，但自己思想上的抵觸非常強烈，強烈到一紙辭職書呈送校長，那時韋鈺校長已赴任教育部副部長，陳篤信校長于病中找我談話。當我知道校長是從醫院趕回時，非常慚愧和不安，當即無條件收回辭職書，陳校長作為以前長期主管我們的校長，不僅對我恩愛有加，而且其人品令我深深敬佩?，F在想來，當年的強烈抵觸，一方面是年輕氣盛，另一方面也是一種“倫理情愫”。因為東大是一個工科院校，文科在學校的地位很不穩定，往往與校領導的理念甚至情緒密切相關，具有強烈的“人治”色彩。我們讀書時，常?？吹较抵魅问捓c教授佇立于樓下哲學系的標牌前凝思，因為不時會傳來學?！叭∠目啤钡碾s音，哲學系是學校唯一的純文科系，另一系即社會科學系擔任公共政治課教學任務，取消文科實際上就是取消哲學系。所以，如果因成立文學院而將哲學系“吞并”，我認為自己具有不可推脫的歷史責任，因而不顧自己的境遇強烈抵抗。后來我在校內的所有恩恩怨怨，大都與這次“抵抗”有關，現在想來雖覺得過于意氣用事，但仍不覺后悔，因為我的信條是“不負他人”、“無愧歷史”。2000年，東南大學四校合并，龐大的文學院面臨完全實體化的艱巨而復雜的任務，學校將這一任務交給了我，并且授予“全權”，從此開始了連任三屆長達15年之久的“院長”生涯。我并沒有完全貫徹學校的意圖，而是在對事業負責、對同仁負責、對學校負責的“三負責”之間尋找折中。首先將“文學院”改名為“人文學院”，以為日后的文科擴張留下戰略空間，并在此過程中保留無形資產。為了對同仁負責，我秉持“一個都不能少”的倫理信念，不以“生存競爭”法則丟下任何一個被并進的同仁；為了對學校、對事業負責，我提出了“博士化”的口號，因為在四校合并中，沒有合并進一個博士，龐大的“新軍”中只有三位碩士；而作為管理和為人的策略，就是“外剛內柔”，常常放狠話，乃至提出“消滅碩士”的幾乎極端的口號，但15年院長期間一個碩士都沒有被“消滅”。后來有同仁洞明我的這一伎倆，將它概括為“刀子高高舉起，輕輕地放下”。作為努力的回報，到第二屆任期時，學院共有五十多位同仁在職攻讀了博士學位，后來成為學校博士化比例最高的學院。

回顧15年的院長經歷，感覺自己總是被倫理所糾纏。擔任系主任時“被合并”，擔任院長時“被解構”，這就是宿命，是傳統工科院校中文科創業的宿命。作為東南大學唯一的綜合性的學院，人文學院擔任孵化文科的重任。2006年，學校搬遷九龍湖新區，根據我的請求，學校將三千七百多畝校園中最美的一塊即龍湖灣給了人文學院，并一次建了三幢文科辦公樓，為此我激動得幾個晚上沒睡著，謀劃著如何分享這塊大蛋糕。不料美夢醒來，一紙通知，學校將人文學院解體為人文、藝術、法律三個學院。這突如其來的決定讓我一下子又難以接受，因為原人文學院凝結了我太多的心血，僅為在三校合并中建立主流文化就進行了長期堅韌的努力，我覺得這是一次撕裂，不僅是學科生態的撕裂，也是一次倫理生態的撕裂。幾年后，在第三屆任期，馬克思主義學院又從人文學院分出。如果說第一次的分裂有情緒的話，這次的分裂已經很自覺，自覺意識到人文學院孵化文科的使命，并將它作為天命，于是迅速或加速建立了社會學和公共管理兩個系，以彌補學科生態上的不足，并在很短時間內使社會學系成為全校師資隊伍中國際化比例最高的系。目前東南大學六大文科學院中，除經濟管理學院和外國語學院外，其他四個學院都是在我擔任院長期間從人文學院孵化和脫胎出來。直到現在，每每看到文科樓下林立的學院牌子，仍有一種勞燕分飛，“三國四方”的感覺，也許，這就是一種倫理情愫，準確地說是一種倫理上的迂腐。這也就注定了我的“從政”命運：15年“院長”沒進步，因為太迂腐；但一直做了15年，也因著這份迂腐或夫人常嘲笑的“愚忠”得到同仁和學校的信任。然而無論如何，這種結果對我來說，不僅是經歷，而且是幸運，因為它讓我別無他求地執著于事業，執著于學術，也專心致志地守護著學術和事業。2014年底，我以一份“Bye，‘院長’”的離職演說，告別了自己堅守15年的院長崗位，開始另一個倫理旅程。在東南大學院系正職的位置上，我完整地服務了東南大學的四任校長、四任書記。從韋鈺校長、陳萬年書記，陳篤信校長、朱萬福書記，顧冠群校長、胡凌云書記，最后是易紅校長、郭廣銀書記，成為自“韋鈺時代”起東大“賴”在這類崗位最長的一位中層正職，正如我在離職報告中所說，隨著我這位“最后一人”的離職，某種意義上標志著東南大學一個時代的結束，雖然隨后繼續擔任東南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部主任、東南大學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同時擔任江蘇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三) “倫理干線”

學科發展尤其是倫理學科的發展，是我的事業線中最重要的“干線”之一。東南大學的文科自1977年、1978年恢復高考后我們兩屆學生的進校才恢復。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甭說博士點，碩士點也是“奢侈品”。80年代初以蕭先生為帶頭人的科技哲學碩士點是東南大學第一個文科碩士點，東南大學雖是全國最早開設倫理學專業課的學校之一，但倫理學碩士點很久未能建立，我們讀研究生時都是科哲下的倫理學方向。當時蕭先生是國務院評審組成員，90年代初曾組織申請過一次倫理學點，但未能成功，而科哲的博士點也在蕭先生的“謙虛”下幾成絕唱，直到我擔任院長的第二屆才獲得。1993年，由我作為帶頭人再次申報倫理學碩士點，獲得成功，這個成績在今天可能微不足道，但它是東南大學第三個文科碩士點，我也是當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批準的碩士點的帶頭人中最年輕的一位。自擔任系主任起，我便將引進年輕博士作為戰略目標，當時全系沒有一個具有博士學位的師資，在1992年的全國倫理學年會上，我向羅國杰老師提出請求，能否支持我們一位博士生，羅老師務實而又慈祥地對我說，現在博士生太少，你們好好努力，爭取自己建立博士點?！敖ú┦奎c”？這對當時的我們來說簡直就是天方夜譚，但我從中受到了鼓舞。如果說羅老師的鼓勵給了我正能量，另一件事給了我巨大的“激將”。1993年9月份左右，教育部舉辦“東方倫理與青少年道德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韋鈺部長當時主管外事，邀請我參加。會上，我的論文和發言引起不少國外專家的關注和好評，但當晚宴時，一個刺激得讓我至今難以忘懷的事情發生了。國內的那些名師、大師們紛紛將自己的弟子介紹給外國學者，最后只剩下我這個“草根”孤零零地站在那里，仿佛一個棄兒。就在那一刻，我下定決心：為了我的弟子今后不再有這樣的遭遇，我必須努力，在東大打出一片江山。日后我的所有的發憤，以及對弟子們的關心，相當意義上根源于這次“倫理記憶”。于是，從1993年，我開始組建一支年輕的博士化的倫理學團隊，當年便引進了兩位。因為倫理學只有中國人民大學有博士點，我便在其他學科引進，進行交叉學科研究。后來發現，交叉學科的研究更能建立特色與優勢，從而更為自覺地組建。然而，只靠引進不僅速度慢，而且難以對現有團隊進行深度改良，于是著力進行現有團隊的博士化提升。我自己帶頭，于1995年在職攻讀博士學位?？赡芰钊穗y理理解的是，我攻讀的是南京大學商學院的管理學博士。一方面，我工作太忙，難以真正脫產到北京讀書；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原因是，在做教授幾年后，我發現經濟學與管理學的知識成為我推進倫理學研究的一個瓶頸，于是決定攻克這一盲區。當時我找到了圖書館能夠找到的比較權威的經濟學和管理學的著作認真研讀，在此基礎上完成了一本專著《中國人文管理》，進行倫理、文化、管理與經濟的交叉研究，拿著這本書，向著名管理學家周三多先生提出報考他的博士的申請。先生很慈愛地接受了我的申請，我便有幸成為周先生的入室弟子。1995年，臺灣將我這本書出版，至今它還是臺灣一些大學管理學的參考書目甚至教科書。1998年6月畢業時，管理學與經濟學在學位上分開，因為我的答辯晚了一周，于是最后學位便從“經濟學博士”成為“管理學博士”。

1996年，我們的博士化進程取得重大突破，我們開始沖刺倫理學博士點。這一舉動當時給倫理學界帶來驚異，因為有點太“自不量力”了，只是憑著初生牛犢不怕虎的那種血氣之勇。當時與我們同時申請的有北大、中國社會科學院、復旦等，帶頭人都是德高望重的前輩。結果可想而知，不僅我們沒過，而且倫理學界無一勝出，博士點的資源太稀缺了。1998年，我們第二次沖刺，申請單位主要還是那些，這次我們走到最后，但是就在復評時，我們尤其是我本人遭遇了人生中“前所未有”的沖擊，有同仁在全國寄發了許多匿名信告狀，在這樣的關鍵時刻，破壞力可想而知，我們功虧一簣，但全國倫理學界再次全軍覆沒?，F在想來，這次沖擊事實上也并不那么巨大，但因為我以前太順了，沒經歷過大的挫折；部分原因也是因為校內外競爭過于激烈，我在工作和處事方面比較氣盛，因而開罪了某些同仁。但我還是受不了這種打擊，暑假中第一次帶全家出遠門，到內蒙古大草原“散心”去了。在最困難的時刻，學界前輩們給了我溫暖和支持。羅國杰教授、唐凱麟教授、劉放桐教授親自來東南大學解釋原因；陶德麟教授、方克立教授給我本人、也給學校領導寫信，給我們鼓勵，方克立老師多次來電話開導；周輔成先生雖不是評委，但寫了一封義正辭嚴的信，不僅開導我，而且痛斥那些行為。前輩們的這些鼓勵和幫助，讓我溫暖至今，是我學術旅程中最溫暖最溫馨的記憶。我常對學科同仁們說，在任何時候，我們都不要忘記這些前輩們給予的幫助。前輩們的這些優秀品質，對我是最好的倫理教育，至今在許多情境下，我只是努力學習他們，效法他們。更重要的是，“告狀信”再度激發我，而且催我走向成熟，使我在學術上更嚴謹，心理上更強大，人格上更親和更完整，它在我成長的過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2000年，我們第三次沖擊博士點，這次獲得成功。那次，當方克立老師來電話鼓勵和祝賀時，我已經躺在床上幾天，幾乎連道謝的力氣都沒有了，事業的艱辛、創業的艱難可見一斑。這樣，東南大學在繼中國人民大學、湖南師范大學之后，成為中國倫理學界第三個倫理學二級學科博士點，也成為東南大學第一個土生土長的文科博士點。作為四十歲的生日禮物，那一年，據說我也是全國作為牽頭獲得博士點的第一帶頭人中最年輕的一位。

學術、學科、行政，幾十年重負荷的馬拉松式的長跑，幾度摧垮我的健康，其中最嚴重的有兩次。1991年前后病了幾個月，2002年在牛津大學再次倒下，回國在上海住院56天。兩次大病落下禍根，但我相信仁慈的上帝給人的每一次經歷，都是人生的禮物，它們不僅讓人失去，而且教會人們在“舍得”即“舍”其既“得”中擁有真正的“得”。蕭昆燾先生當年在課堂上曾說過，磨難對強者來說是墊腳石，只有對弱者才是萬丈深淵！我不是強者，也不想做強者，因為老子說過，“強梁者不得其死”，但我試圖做一個“韌者”，堅韌地努力，堅韌地走向目標。幾十年中，我堅守著東南大學，盡著一份倫理的義務，守著一份倫理的事業。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的同仁、朋友和前輩，都曾向我發出過令我動容和感動的邀請，不是沒有動搖，也不是“不動心”，而是堅守著這份堅守，理由很多，基本的理由是：為了一份倫理的承諾。作為一個學科帶頭人，對學校、對同仁們都有一份義務。我帶著大家也和大家一道開辟了這個事業，如果自己離開，那可能真的像一首歌中所唱：“你把我引到了井底下，割斷繩索就走啦?！眲摌I不易，守業也不易，現在，東南大學已成為中國倫理學界難以忽視的一個重鎮，我自己在這個過程中，也曾創造過很多紀錄：1992年，33歲，被破格晉升為教授，成為當時全國最年輕的哲學倫理學教授；1993年，34歲，作為帶頭人在全國獲得倫理學碩士點，成為當時全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成功申報碩士點的最年輕的學科帶頭人；2000年，40歲，作為全國最年輕學科帶頭人，經過三輪與國內頂尖大學的激烈競爭，在連續三輪六年的空缺后，為東南大學獲得第一個土生土長的文科博士點，使東南大學成為全國第三個倫理學博士點；2001年，在全國倫理界第一個獲得教育部青年教師教學科研獎；2001年，成為中國倫理學會歷史上第一批京外副會長；2003年至今，是江蘇省也是江蘇哲學界唯一的“333工程”第一層次專家；2005年，作為首席專家，獲得全國第一批、倫理學界第一個國家哲學社會科學重大招標項目；2006年，成為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哲學學部倫理學界兩委員之一(倫理學界元老羅國杰先生是社會科學委員會副主任委員)；2007年，成為全國倫理學界第一批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2008年，成為全國倫理學界唯一、江蘇省第一個中宣部“四個一批”理論界專家；2014年，成為全國倫理學界高校系統唯一的國家“萬人計劃”哲學社會科學領軍人才；連續三屆任第八、九、十屆江蘇省政協委員。這些“第一”的紀錄不能說明自己的能耐，是說明機遇，說明創業的艱難，說明自己的“草根”本色，甚至相當程度上說明東南大學的文科的“草根”本色。對東南大學這樣的文科“高程”較低的學校來說，文科人的機會不容易，必須有足夠的優勢才可能在競爭中勝出，所以，面對機遇，從一次演講到任何一次“出場”與“在場”，我對自己的告誡都是：“給陽光，就燦爛！”“燦爛”不只是自我表現，而是對“陽光”的回報，是“陽光”的期盼和生命方式，因而說到底是一種“回報”的倫理。

坦率說，幾十年事業的奮斗，我過得很充實，很辛苦，也挺有成就感，因為我看到一個學科、一群學人在自己的眼下，在自己的手中不斷茁壯，最后拔地而起，就像一個建筑工人看到一磚一瓦最后壘起的大廈一般，但是，過得并不瀟灑，因為我總是為各種倫理義務所纏繞，為不斷推進的目標所吸引，為日新月異的“工程”所驅動。然而我并不后悔，在自我意識中，我不是一個職業人，乃至不是一個職業化的學者，我首先是一個倫理人。倫理人的本性是過普遍生活。人生短暫，任何人都是匆匆過客，我們所能做的只是對永恒的追求和對成為普遍存在者的執著。雖然這個目標難以達到或根本不能達到，然而正如一位哲人說過，倫理道德本來就是一個永遠有待完成的而又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完成了，也就終結了。物轉星移，宇宙之所以需要“時間”，之所以讓人們至今不能解開“時間”之謎，就是因為要讓大自然中的一切為新的生命的誕生留下機會，否則，如果真的“萬壽無疆”，那么不僅時間停止，宇宙間的一切也就停止了。一切都會消逝，最后留在這個世界的，只是那希冀而永遠流動著的“精神”?！熬瘛辈凰?，我們在“精神”中永恒，我們與“精神”同在。

(責任編輯：肖志珂)

作者簡介：樊浩，東南大學教授，江蘇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