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技術的倫理挑戰
——“第五屆中德科學技術哲學研討會”綜述

洪曉楠　王文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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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技術的倫理挑戰
——“第五屆中德科學技術哲學研討會”綜述

洪曉楠王文敬

自工業革命以來，科學技術開始在人們的生活中扮演起重要的角色，不論衣食住行還是生老病死，隨處都能看到科學技術的身影。進入21世紀以來，世界更是邁進了科學技術高速發展的時代，由科學技術發展、應用引起的倫理問題也大量滋生，尤其是隨著高新技術特別是信息技術的廣泛運用，其所帶來的挑戰與風險更是時刻伴隨著人們的日常生活。由此，科學技術的倫理問題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成為哲學工作者、科學技術工作者乃至社會工作者日漸關注的重要議題。

由大連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大連理工大學哲學系、上海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共同舉辦的第五屆中德科學技術哲學研討會于2015年9月21—23日在大連理工大學舉行。來自德國比勒菲爾德大學、達姆施塔特工業大學、漢諾威-萊布尼茨大學、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的多位教授、研究員、博士生及我國大連理工大學、上海社科院哲學研究所、上海大學、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社會科學戰線》編輯部等單位的三十余位專家學者出席會議，共同探討當今世界的科技倫理問題。會議開幕式由大連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洪曉楠教授主持，大連理工大學哲學系王前教授致開幕辭，上海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成素梅研究員、德國漢諾威-萊布尼茨大學保羅·霍伊寧根-許納(Paul Hoyningen-Huene)教授對會議進行了總結。本屆研討會以“科學技術的倫理挑戰”為主要議題，中德兩國學者就科學技術的基本倫理、應用、風險與挑戰，負責任創新，科學治理及技術的發展等議題進行熱烈討論，分享研究成果。

一、 科學技術倫理的基本理論與應用

來自德國比勒菲爾德大學馬丁·卡里耶(Martin Carrier)教授做了題為“氣候變化的倫理學論爭的影響”的報告。馬丁·卡里耶教授以理查德·拉德納(Richard Rudner)(1953)提出的“需要將潛在誤差的實際影響考慮進判斷假說的接受閾中”的經典論證為切入點力圖澄清兩個問題。第一，就這一影響而言，倫理學的方法不足以接受或者拒斥任何特定的評估方法。因為不同的拉德納式參數可以因類似“如何對抗氣候變化”的問題而被篩選。第二，應向去判斷行為(而非假說)，并對所要選取的行動產生合法的倫理的影響探索三種不同的路徑。路徑一：氣候變化中的經濟學論爭已經表明，假定的貼現率對未來風險的評估具有最重要的影響。由于這一問題關乎倫理，所以，倫理爭議可以用于將貼現率設定在一個特定的值。路徑二：馬丁·卡里耶教授對是否重視分配公平就能為選取適當的行動提供幫助提出質疑，并認為就倫理的觀點而言無論引起氣候變化的原因是什么，贏家都至少對輸家的損失負有部分道德上的責任。路徑三：提出穩固性和適時性是評估政策的附加條件，即我們希望在出現意外時可以確保安全并且利用這種未曾預料到的技術發展創造新的機會，由此，這些標準可以為行動提供參考。最后，馬丁·卡里耶教授總結，問題的重點是盡管引入拉德納式論點來影響證實氣候變化假說判斷的前景依然模糊不清，倫理上的辯護依然在選取對抗全球變暖的恰當措施中扮演著主要作用，這是通過對采取的行動提供建議而非判定科學假說取得的成績。

德國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的雷戈爾·拉克斯(Gregor Lax)博士做了題為“從‘基礎研究’到‘地球工程學’——德國的大氣科學家們”的報告，對1968年至今的德國大氣科學家的研究進展進行梳理認為，德國的大氣研究經歷了從基本研究到地球工程學的發展演變。在過去的40年中，地球大氣研究的發現和理念已經成形，并且在科學界、公眾和政治話語中依次成形。大氣科學的發現和成果將為政策制定和公眾討論帶來巨大的影響。在20世紀70年代，越來越多的頂級科學家卷入環境和氣候問題的公眾討論中來，參與到政策制定并為政策的制定者提供專業意見。大氣科學的發現對國際政治有直接的影響，并最終1987年的蒙特利爾議定書限制氟利昂和1997年的《京都議定書》全球減少二氧化碳排放協議中體現。自2006年起一場關于通過地球工程主動改變全球氣候的新討論出現，指出一系列新奇的問題需要關注。尤其是，大氣科學家已經開始在地球系統中開發進行直接干預的方法。這場爭論的其中一個主要理由在于對政治解決全球氣候變化的重大失敗的根深蒂固的不滿。地球工程是此后一些大氣和地球系統科學(ESS)權威人士對提供可用的備選行動而非訴諸政治手段的回應。將德國的大氣科學作為一個案例研究，這一報告將聚焦于近期歷史發展，通向關于人類影響地球系統的積極作用的當代學術和公眾討論。

德國達姆施塔特工業大學的弗雷德·諾德曼(Alfred Nordmann)教授在報告中就商談倫理學、科學精神與科學傳播倫理之間的關系進行分析。弗雷德·諾德曼教授認為，沒有更廣泛地考慮商談的倫理就不能準確地表達科學傳播倫理。在科學傳播或者任何其他形式的傳播中，科學傳播的規范還應當包括：明確并可被理解；判斷什么是正確或真的；堅持公正或適用于其處境；傳達真實與誠實?？雌饋?，科學傳播倫理似乎敦促科學傳播遵守類似這樣的標準。然而事實更為復雜，如同現行的已經成為商品的科學傳播一樣。其復雜性源于：以上四個必要的標準并沒有被遵守，事實上，商談的規范比科學的規范更廣泛，它們起源于科學本身和啟蒙傳統。正是為了人類在追求真理中的知識進步，明晰性、精確性、充足性和相互間的誠實性變得異常重要。然而，這種追求真理和普遍啟蒙的科學傳統已經被當代世界的創新、研究與發展、科學中心、技術轉讓和公眾參與所拋棄，因此，弗雷德·諾德曼教授認為，或許這四種規范明顯地與科學傳播的適當性標準有些許關聯。

上海社科院哲學研究所張帆在“科學研究的第三次浪潮是否來臨？：對柯林斯專長規范理論的評述”的報告中認為，柯林斯的思想可以分為前后兩個階段：前期基于對建造TEA激光器實驗、探測引力波實驗的考察提出了“實驗者的回歸”、“相對主義的經驗綱領”等論題，揭示了科學中的社會因素。以2002年發表“The Third Wave of Science Studies”一文為標志，后期的柯林斯開辟了“專長的規范理論”(a normative theory of expertise)，掀起了“科學研究的第三次浪潮”(the Third Wave of Science Studies)，繼科學知識社會學之后，將“科學研究”推向一個新的高潮?？铝炙够赟SK的工作發現了“核心層”的存在，開辟了“科學研究”的“上游”工作。為此他將專長解構為三個層次：普通人都有的專長、專家擁有的專長、判定專家需要掌握的專長?？铝炙箤ｉL的規范理論的建立，掀起了“科學研究的第三次浪潮”，代表一種“劃界”工作：(1)顛覆了對“知識”的理解；(2)突出了“互動型專長”的存在，打破了知識的二元結構；(3)打破了“局域性知識”與公眾知識的界限；(4)解構了專家與非專家的界限；(5)將科學分成常規科學階段、勾勒姆科學、歷史科學和反身性歷史科學四個階段，為科學哲學、技術哲學和科學決策之間的融合搭建了一個新的認識平臺。

大連理工大學的邢兆梅在《網絡語言植入生活現實倫理思考》報告中對網絡語言植入生活現實的現象進行倫理學上的思考。報告首先從倫理學的視角對網絡語言植入現實給人們日常交際帶來的“異?！弊兓M行了分析，如人們價值觀的異化、交往主體關系不和諧，以及“人化”生活不美好。借鑒德尼·古萊發展倫理的觀點，從凈化、規范和科學管理網絡語言三個維度闡釋了構建網絡語言倫理框架的必要性和現實意義。邢兆梅指出，語言是存在的家，語言體現生存方式。講到存在，就離不開語言。當網絡技術的發展使人們使用某一種占主導地位的語言時，事實上也構建著一種“生存”的“范式”。因此，我們要把語言放到全人類的共同生存和發展的高度來認識，網絡語言的發展危機，實際上是人們的價值觀危機。大量的網絡語言發生異化，并被植入現實生活，不僅僅是污染語言生態環境，更是影響和改變了人類的“生存范式”，是網絡語言的整體發展問題。因此，對網絡語言的規范和管理，構建網絡語言倫理規范，勢在必行。最后提出，如何把網絡語言的盲目和自發的發展狀態變成自主性和自覺性的發展，科學和合理性的發展，將成為我們未來努力的方向。

二、 高新技術的倫理與風險

洪曉楠教授在“人類胚胎基因組編輯技術的倫理學辯護——從一則案例說起”的報告中對人類胚胎基因組編輯技術進行倫理學辯護。他以我國中山大學科研人員首次成功修改人類胚胎基因為例，討論基因工程技術及其倫理問題。通過對這一案例的分析，報告展開以下幾個方面的討論：(1)在這個案例中研究人員是否區分了治療與研究？(2)修改人類胚胎基因(基因編輯)在實驗室內是否允許？是否可以應用于實驗之外？(3)基因治療在實驗室內是否允許？是否可以應用于實驗之外？(4)基因編輯或基因治療是否存在道德問題？(5)對風險/收益比的評估做得如何？(6)有無利益沖突？由此形成了基因工程技術及其倫理問題域。在報告中，洪曉楠教授傾向于反對人胚胎基因組編輯的臨床應用。但鼓勵CRISPR-Cas9在基礎領域內的研究，探討其在模式生物中的編輯特異性，評估該技術的應用前景。因為這個觀點是可以得到倫理學的辯護，也是符合科學精神和科學發展目標。并在最后強調，我們對人類胚胎基因組編輯技術既要保持審慎的態度，又要防止西方壟斷話語權，假借倫理問題壓制中國或亞洲科學家進行科學研究，從而喪失優先發表學術成果的權利，步上學術殖民主義的老路。

德國比勒菲爾德大學博士生約翰娜·瓦格納(Johanna Wagner)在“贊揚或責怪機器人嗎？責任歸因與人工智能”的報告中，從我們是否可以贊美或是責備機器人的問題入手探索填補這些裂隙的方法并進一步尋找可以以智能系統自身填補裂隙的方面。由于人工智能的不斷發展，我們發現其行動越來越自主并因此發展成不可預知的行為。那么，誰應該對這些系統或者為它們行為的影響負責？傳統的將責任歸結到制造商或者操作員的身上似乎已經過時。由此我們進入到了一個所謂的責任裂隙中。報告中，Johanna Wagner明確提出責任是一個多維度的概念：(1)因果關系；(2)權限；(3)情緒反應；(4)問責。前兩個維度，不會為機器人的應用帶來更大的困難。然而，第三個維度，情緒反應似乎已經成為特殊的人際問題。當一個人造成傷害，我們憤恨的感覺會引發一種想要責怪甚至懲罰他的情緒。這些需求在我們考慮智能系統時顯然是不夠的。但約翰娜·瓦格納仍然希望證明，在某些案例中，我們可以合乎情理地對機器人施加贊美或者責備。第四個維度問責與行為的概念最為相關。智能系統可能意味著可以因一個原因而行動，這樣，也可以蘊含著可以為一個人的行為提供解釋和辯護。只要這個問題沒有被解決，那么，將由智能系統引發的傷害看做事故顯然更為合理。雖然這不是一個長期的解決方案，但是在當前的發展水平下，我們不可能將智能系統看做是一個成熟的道德主體。

大連理工大學陳高華副教授與南開大學博士生梅嵐合著了“霧霾、發展主義與技術批判——從阿倫特的觀點看”，對當今中國的社會發展主義的意識形態進行技術上的批判。霧霾產生的根源，是推崇經濟增長、把經濟增長看成是社會進步的前提的發展主義意識形態的必然產物。就發展主義意識形態而言，技術則是其中的一個關鍵因素，它既是發展主義得以維系的支柱，也被認為是解決發展主義意識形態所帶來的問題的可靠路徑。然而，阿倫特基于其特殊的經歷和獨特的極權主義分析，認為技術一方面有助于人們構建一個穩定的世界，但隨著現代技術的發展，技術日益顯現出了它的極權性質，即讓人變得多余，讓人性處于危險之中。因此，霧霾的治理不能設想依賴于技術的進步和經濟發展來加以解決。社會問題涉及所有的社會成員和社會組織，要想解決霧霾這樣的社會問題必須依賴于對發展主義意識形態的批判性反思與對技術的辯證思考。按照阿倫特的觀點，這就需要重新樹立人的行動的能力，即一種“開端啟新”的能力。需要對技術的作用范圍進行限定，對發展主義的意識形態進行反思。報告指出，環境治理不只是環境問題，它更是關涉到對人類自由實現途徑的現實抉擇；它也不只是政府的事情，而是包括所有社會成員在內的大眾、企業、政府的共同責任，要求所有社會主體的積極政治參與，建立良好的對話機制和協同商議的局面，倡導全體社會成員將公共參與視為個人與社會的德性，摒棄技術規制下的慣性思維，反思發展主義意識形態帶來的問題。

上海大學的周麗昀教授做了題為“賽博空間中的身體倫理問題反思”的報告。她指出賽博空間作為人類現實生存空間的延伸和拓展，豐富了人類交互的形式和內容，但在身體貌似“不在場”的情況下，引發了一系列的倫理問題：如身份的自我認同危機與自我異化問題、隱私權的侵犯問題以及虛擬財產、數字遺產繼承問題等。她指出，身體不僅是自我認同的來源，還是自我與他人和社會聯系的橋梁，并形成了我們感知世界的最初視角。在后現代視閾下，“身體”這一視角的介入從身體的多元性、情境性和開放性出發，賦予了賽博倫理全新的內涵。一是賽博空間中的身體貌似缺席，實則在場。賽博空間并非對身體的放逐與懸置，而是一種補充和延伸。二是賽博主體既包括公眾又包括個體，是個人性與公共性的結合。三是賽博空間中的文化與倫理標準體現了全球化和地方化的統一。四是要保持虛擬和現實之間的張力。過分沉溺于虛擬的賽博空間會導致與現實社會的脫節，但因而對賽博空間避之唯恐不及也毫無必要。以身體為界面的倫理探索為我們探究賽博空間的倫理問題提供了新的思路和途徑。與會專家就虛擬實在與賽博空間的關系、現象學意義上的身體理解等問題進行了交流。

比勒菲爾德大學博士生麗貝卡·默滕斯(Rebecca Mertens)在“早期化療中的溝通風險與機會——保羅·埃爾利希與絕對特異性的征兆”的報告試圖說明生物醫學研究的發展和辯護過程中面向未來的敘述法所扮演的角色，并重點解決什么是“啟發式敘述”。麗貝卡·默滕斯在報告中舉出20世紀早期埃爾利希以化療法治療傳染病的例子說明啟發式敘述的作用，并探討其如何對生物醫學研究及達成研究的計劃目標中的溝通風險產生影響。在埃爾利希的語境中，特異性指某些生物體或其部分選擇性地對外部影響作出反應的能力。其后他再次從分子層面對這一觀念進行闡述：“嚴格且徹底的一對一關系，根據給定的生物體，在形態學和生理學保持恒定，導致特定的疾病”，即“絕對特異性”。埃爾利希堅定地抱有“一種對癥的藥物應當對致病原特異性最大并對病人的健康細胞特異性最小”的理想并堅信在寄生物和各自的化療藥物間一定有一種一對一的特殊關系。最終，找到了這種化學的“靈丹妙藥”并在對抗梅毒方面引起轟動，而這種想法的實現和廣泛應用被證明是取得成功的有力的推動力量。麗貝卡·默滕斯最后強調，希望表明特異性概念的啟發性作用，即這一概念暫時沒有被證實，但同時，強調其對生物醫學未來發展的豐碩成果幫助歐利希預見到他的化療法在未來的廣闊前景，并不受基于不確定性及構想性的學科研究的攻擊。

大連理工大學文成偉教授在“哲學詮釋學視域下高技術倫理形成的路徑分析”的報告中提出有必要使高技術倫理的思考走進我們的生活世界，以使我們能夠在實踐中遵循高技術倫理與道德規范，并從哲學視角對高技術倫理做出符合生活世界的認知和把握，力圖為高技術倫理成為生活世界重要的維度闡明實踐的路徑和方法。具體體現在以下層面。首先，科學實踐活動是高技術倫理形成的來源及實踐基礎。因此科學技術專家有責任為科技倫理的形成提供智力支撐。在科學技術實踐活動中應該承擔安全、平等與公正、無公害的福祉以及可持續發展等社會責任，并體現文化的、人文的視角。其次，科學技術專家在技術產品中的倫理指向以及技術產品的倫理意向性在生活世界中得到延續和落實，包括：安全視角、友好性視角、簡約性視角、環境友善視角，復雜性視角等等維度。再次，高技術倫理實踐過程中管理的語境分析。組織管理體現在高技術倫理旨意的過程中要有安全倫理、公平公正倫理、環境倫理、效益倫理。第四，公眾在高技術時代的生活實踐中必須有風險意識，時刻關注技術安全、技術權益等問題。把環境安全、行為安全視為生活世界中的首要準則。第五，在不同的層面，有專業技術背景的人員和隊伍對高技術倫理做出符合人們經驗世界的建構，使人們在實際生活中能夠真切地把握到高技術倫理的指向和道德規范，從而在生活世界中踐行高技術倫理旨歸，實現高技術倫理道德行為的指引。

大連理工大學博士生達里婭·格盧莎科娃(Darya Glushakova)做了題為“基于能力要素法的技術發展的運用與身體缺陷”的報告，根據能力要素法對技術發展及身體缺陷者的輔助設備進行倫理探討。運用能力要素法作為理論框架，聚焦于一些國家殘障人群的醫療必需設備和技術可能性的可得性/無障礙的倫理問題。在報告中著重于能力要素法和它在倫理問題討論中的適當性，并介紹殘疾人使用必要的醫療和技術設備問題，討論其與殘疾人生活質量的相互關系。

三、 信息技術的倫理挑戰與負責任創新

上海社科院成素梅研究員在“量子信息技術的倫理挑戰”的報告中認為，當前，信息通信技術引發的數字鴻溝已經引起了聯合國的注意，而量子密碼技術和量子計算技術將會進一步加深這一鴻溝，需要特別引起關注。量子密碼技術一旦得到普遍應用，量子計算機一旦研制成功，信息安全問題將就變得比現在更加突出，世界將會更加處于信息不對稱狀態，從而帶來不平等與不公平，甚至摧毀地緣政治之間的平衡格局。因此，從事研發量子信息技術的科學家將會比過去的科學家承擔著更高的倫理責任，他們不僅應該關注其研究成果可能帶來的應用風險，而且應該確保他們的研究不能被政治家或有害于他人的利益團體所利用。這樣就導致了兩個倫理悖論：其一，一方面，科學家的研究需要得到政府或某些利益團體的支持，另一方面，他們的研究成果又不能被支持者所控制；其二，要求科學家有更高的倫理責任感，但是，在量子計算機研制成功之前，我們無法預先判斷一些科學家比另一些科學家對他們的研究成果更負有倫理責任，這就出現了一個循環。因此，我們需要在量子信息技術得到普遍應用之前，站在從確保人類和諧發展的立場上，制定相應的使用規范和技術共享機制，需要加強人文教育，特別是，責任教育，加強信息文明建設，提高全人類的責任意識與共享意識，從而使我們生活在一個全人類應該友好相處的理想社會。

上海社科院的戴潘研究員對當代的信息技術及思維的延伸進行了論述，作了“當代信息技術與思維的延伸”的報告。指出，隨著當代認知科學的發展，出現了以“4E+S”的認知革命，并最終提出了“延展心靈”假說，對傳統的認知研究的內在主義發起了強有力的挑戰。延展心靈的基本觀點認為，人類心靈的大量機制延展超越了大腦，從而包括了更為廣泛的神經之外(有時候是有機體之外)資源的連接，有時候延展超越了大腦，包含了外部的技術和社會環境的方面。Smart是近年來積極提倡信息和網絡科學在延展心靈的論證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為此他提出了“網絡延展心靈”假說，這個假說認為：大尺度的信息和通信網絡的技術的和信息的元素可以在某些情況下，構成了一個行動者的心理狀態和心理過程的物質隨附基礎的一部分。當前的互聯網技術尚不足以支持延展心靈假說，并且認知的生物—技術的混合體并不能輕易獲得，它通常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其中包含了技術革命、社會變遷甚至神經構造的重構的過程的最終產物。Smart認為，目前有兩種值得關注的技術革命，預示了互聯網的未來發展，以及能支持認知整合的前景。第一種是對關聯數據格式的使用，第二種是新類型的顯示設備和增強現實能力。如果未來的網絡技術可以滿足以上條件，那么這樣的網絡技術就足以滿足網絡延展心靈的條件。

上海大學王天恩教授做了《信息文明時代的倫理問題》的報告，對信息文明時代所帶來的倫理問題進行了分析。在信息既不是物質也不是能量，但它既需要以物質為依附，又需要能量傳播的意義上，信息文明是一種與物能文明相對的文明形態。與倫理問題相聯系，信息文明具有一些不同特征。首先，信息文明是一種基于信息本性的共享文明，作為人類文明的信息層次，它是一個公共信息對稱化的過程，具有其人性依據和哲學基礎。其次，信息文明是一種基于信息機制的役物文明，人類活動越來越成為控制物能的信息活動。最后，信息文明是一種基于信息創構的人性文明，信息創構活動是最符合人性的活動，只有到了信息時代，人類歷史才真正步入人性文明的軌道。由此，在信息文明時代，將會出現一些特殊的倫理問題。它們主要是可稱之為“代理倫理”(agent ethics)的信息文明時代倫理問題：共享倫理(sharing ethic)和創構倫理(making ethic)。共享以相互代理為機制，如果他人為自己代理，而自己不為他人代理，則出現典型的違背共享倫理的問題。共享至少是雙向的，整體中的個人自利使在分享別人成果的同時不為他人作相應的奉獻，這就違背共享倫理。創構倫理(making ethic)亦稱上帝論理(God’s ethic)。在創構物開發人的需要特別是影響人的需要的發展時代，創構活動本身的倫理與以往完全不同，創構活動甚至涉及將人的需要從人的發展引向什么方向的問題。在信息文明時代，從上帝之眼到上帝之手。我們像上帝那樣創構，但我們不是造物主，我們怎么知道我們應當創構和不能創構什么？我們創構什么會有什么結果？我們怎么扮演“上帝”的角色?從“上帝之眼”到“上帝之手”，涉及信息文明時代倫理問題的重要轉換。

大連理工大學王前教授在“大連港負責任創新模式研究”的報告中對大連港的負責任創新模式進行實證研究?！柏撠熑蝿撔隆笔墙陙碓跉W美國家提出并得到廣泛認可的理念。有學者認為它為人類在關注純粹的經濟利益與可持續發展之間建立了一個通道。在科技日益發達的今天，這一理念為科技創新與人類利益之間越來越尖銳的矛盾沖突提供了一種新的可操作的方法與解決方案。港口作為一個既封閉又開放的系統，集中體現了上述的矛盾沖突，因此針對海港建設中負責任創新模式進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報告以大連港為例，探討了大連港從建設綠色港口到建設負責任創新港口的模式，以負責任創新的視角探討了大連港的節能減排與環境保護、技術創新與多元社會責任之間的關系及其影響，通過案例分析得出近年來大連港的負責任創新模式從外部進路逐漸提升至內部進路，形成了以政府主導為主要特點的負責任創新港口建設模式。這一研究旨在為我國的港口建設探索更多可能的發展方向。

四、 科學治理與同行評議

德國漢諾威-萊布尼茨大學的保羅·霍伊寧根-許納教授作了“科學家與工程師的責任”的報告，從而對科學家與工程師的責任進行新的定義與劃界。報告就科學家和工程師負有的責任提出思考：單純履行職業責任就夠了嗎？是否在職業責任之外存在額外的“社會”或“道德”責任？如果有，存在于什么之中？眾所周知，目前我們對社會責任尚不了解。那么，科學家和工程師的社會責任是否超越/凌駕于他們的職業責任？由于現代社會在世界的各個方面的變化迅猛，這些變化通常是由科學和技術創新引發的?？茖W和技術創新經常包含風險。有時，這樣的風險要過去很久才會被公眾所知。為了社會的利益，可能存在的威脅應該盡可能快地被人們所知，這就意味著科學家和工程師必須盡早發出警告。我們需要盡早對科學技術的批判性發展提出警告?？茖W家和工程師是最早知道危險的人，由此提出中肯的警告成為了他們的責任，這是責任的功能必要性，而且不能被形式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西方許多工程師的倫理守則響應這一社會責任問題。這一準則包括：工程師應該將公眾的安全、健康和福利置于至高無上的地位。在我看來，這是向正確的方向邁進。但同時，這一定位所產生的矛盾卻沒有解決。

中國科學院方在慶教授的報告題目為“學術進步的機制與倫理”，就學術進步的機制與倫理問題進行論述。學術晉升是學術認可在現實中的表現。獲得學術認可對于學者來說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它不僅意味著學術界接受了個人的研究成果，還意味著有可能獲得相應的職業聲望、社會地位和其他資源。理論上，學術認可的唯一標準是一個人的學術貢獻，應該由學術界自身來確定。對于任何一個研究機構，無論大小，在學術晉升的過程中，保證公正性，是擺在管理者面前的一個重要問題。本來，通過學術自主，學術界本可以自行決定學術晉升的標準，但由于我國的學術研究機構中行政權力過大，導致許多非學術的因素參與進來，學術晉升并不正比于一個人的學術貢獻。我們不禁要問，建立一個公正的學術制度的合法性基礎是什么？怎樣才是一個具有合理性的學術制度架構和安排？如何改進當下的學術制度安排，建立一種公正的晉升機制，杜絕違反倫理的事件的發生？作者通過考察德國歷史上兩大重要的制度安排：阿爾特霍夫體系以及阿納克原則的得失，似乎說明公正合理的學術晉升機制，對于一個國家的學術發展的至關重要性。對于我國目前的狀況而言，如何提升科學共同體的自主程度，限制行政機制的專權對學術事業的影響，如何建立一套健全的學術晉升機制，防止違反職業倫理的事件發生，對于我國學術事業的健康發展有著重大的意義。

大連理工大學王飛副教授做了《中德科研不端治理體系的比較及啟示》的報告。報告指出，德國科研不端治理體系在2011年之后取得了新的進展。主要體現在德國科學委員會2011、 201年相繼出臺的立場文件《德國確保博士論文質量的要求》、《科研誠信的建議》，以及德國研究聯合會于2013年修訂的《確保良好的科學實踐》備忘錄。中國的科研不端治理體系也在2006年取得了重大突破。主要表現在科技部頒布《國家科技計劃實施中科研不端行為處理辦法(試行)》(2006)第一次對科研不端作了明確的定義、并對調查和處理處罰機構、處罰措施、處理程序及申訴和復查程序都作了明確規定。緊隨其后，中國科學院頒布了《中國科學院關于加強科研行為規范建設的意見》(2007)，科協頒布了《科技工作者科學道德規范》(2007)。這表明中德兩國對于治理科研不端都是高度重視的，并伴隨著事態的發展不斷進步的。從具體內容和做法上來看，中德兩國在許多方面可以互相學習。比如中國可以向德國學習對科研不端的高度重視與零容忍的態度，以及重視科學自治、注重預防和對青年人的教育、重視基層領導的責任、注重對檢舉人的保護等。德國則可以從中國學習對博士論文的質量管理。

本屆研討會繼承了前四屆的會議傳統，在參與人數、報告數量、選題方向、討論交流等方面都有所增長和擴大。中德兩國學者對嚴謹卻不失活躍的學術氛圍頻頻稱贊。兩國學者交流思想、博采眾長、輕松有序的會議氛圍使學者們感到受益匪淺，論壇交流頻現思想碰撞的火花。

(責任編輯：肖志珂)

作者簡介：洪曉楠，大連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王文敬，大連理工大學哲學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