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濟之死與儒家傳統道德的時代命運

韓　冰

(北京大學 哲學系、宗教學系，北京　100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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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論壇】

梁濟之死與儒家傳統道德的時代命運

韓冰

(北京大學 哲學系、宗教學系，北京100871)

摘要：1918年11月，梁濟沉湖自盡。他以“殉清”為名，以“存國性”為目的而策劃的自殺事件，一方面展示了其對儒家傳統道德的執著，另一方面反映了這種道德價值已淪為一種抽象存在，難以在社會生活里發揮整合作用。梁濟之死在某種程度上揭示了在傳統政治與文化秩序解體的歷史語境中，儒家傳統道德與現實之間產生了“脫節”。面對傳統道德淪喪，政治秩序混亂、社會道德墮落的困局，梁濟以身殉道，以喚醒時人。

關鍵詞：梁濟；自殺；殉清；儒家傳統道德；社會轉型

一

1859年，梁濟出生于北京普通官員之家。六歲時，因父親赴山西任官，舉家遷至永寧州(今山西省離石市)。兩年后父親去世，祖父攜家人回到北京。據梁濟回憶，當時的生活困苦，全家人“每日除侍祖父兩飯外，不花一文”[4]8。生活雖貧窮，梁濟仍在嫡母劉氏的教導下開始讀書。劉氏家教甚嚴，對梁濟的教導幾近苛刻，“頗有人譏刺吾母太嚴苛者，吾母幾度遲回”，“而卒不避譏謗，事事以嚴峻繩之”[4]440-441。

梁濟讀書的直接目的是謀求科舉功名，但他本人對八股文章并無好感?！皾M心鄙薄八股試帖，而不能不慰吾親之望”[4]209，為了慰藉家人，他刻苦讀書、多次參加科舉考試。然而，梁濟仕宦蹇途，自27歲中舉后，終其一生也未能考上進士，多年間，以擔任塾師和家庭教師謀生。嫡母劉氏熱切期望梁濟做官。在梁濟某次會試失敗后，劉氏建議他向親友借錢捐官。在篤信儒家傳統道德的劉氏看來，官員不只是一種職業，它在某種程度上是一個人道德完善的體現。梁濟則以“齒未遲暮，戰雖不利，事未可知，宜且待時，自然有得”來寬慰其母[4]283。直到1898年，“以是年大挑教職”[4]34，40歲的梁濟才邁入仕途，擔任內閣中書，負責起草例行的批奏和詔書。后來他又在民政部任職，但一年后便辭職離去。

梁濟雖為謀取科舉功名費時甚多，但不是“兩耳不聞窗外事”的書呆子，也不是在書畫詩賦方面尋求精巧技藝的舊式文人。他渴望將宜于個人“身心性命”的有用之學施于國家天下，期冀以此振拔清末的頹局，實現理想的道德政治。1898年，他曾在草擬的奏章里強調變法成功的關鍵在于“正人心”：“非有實心，必不能行實事；非有正人，亦不能有實心。故臣謂變法為自強之本，而正人心為又為變法之本”[4]35。

“匡世必先扶正人心”——這是梁濟委身傳統道德的主要原因，也是他思考人生與社會問題的出發點。我們或許可以說，服膺傳統道德構成了梁濟精神風貌的主要內蘊，進而也就成為理解其個人意義系統的切入點。概而言之，他與儒家傳統道德的關系有三個特點：

第一，梁濟幼時便浸潤在傳統道德的氛圍里。梁濟雖8歲失怙，但父親的“忠孝”之舉卻在他的記憶中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記。他曾回憶父親悉心照顧祖父的情形，“祖父忽然大病，日重一日，父憂危焦灼，寢食俱廢，躬親侍奉，晝夜不離”[4]8。他還追記父親為官時如何忠于職守，“父每日乘馬，沖冒風雪，巡行河岸，督兵役打撈冰塊，不使凍結，防賊偷渡，晝夜不休”，最終積勞成疾[4]8。父親留下的函札，也使他深受感動，“讀先君與人往來書札甚夥，無一非德行道義之言，此即信服至真之一端”[4]321。嫡母劉氏則“嚴寧剛肅，言動起居法度不茍”，并在待人接物等生活細節處嚴格要求梁濟[4]240。

第二，梁濟對傳統道德的體認具有厚重的現實感，他選擇與偏愛的不是脫離現實的“清談”與抽象的說教，而是傳統道德在人倫日常中的具體展開。因此，梁濟不拘于正統權威之說，而是從人倫日用的角度來理解與證明傳統道德所具有的普適性。

甲午戰爭期間士大夫不知揆察情勢，迂酸淺陋膽小無識的丑態加深了梁濟對“清談誤國”的理解[4]29，因而明確表示“最薄視文人無行”[4]352。在他看來，“自負乃文人慣態，古來文人說盡天下好事，曾無一事實行者多矣”[4]353。梁濟不愿淪為這種只會高談闊論而無實踐能力的文人，故而在生活中踐履著傳統道德?！捌缴紊硖幨?，無不返之于己，求其于理性有所本，不肯絲毫含糊、茍且”，“待家人長幼，全屬真愛”，“對親戚友朋，亦出于純誠，遇人有危難，則盡全力以扶之”，“于一般社會，……務周知民間疾苦”[5]。梁濟目睹義和團運動的種種亂象后，深感國人的愚昧，“決然以開民智為急”[4]37。他全力資助摯友彭詒孫在北京創辦了以白話宣傳民族主義和指摘社會弊病的《京話日報》。最初，報紙銷路不暢，彭詒孫陷入財政危機，“彭公憂煎之極，幾乎上吊自縊”，梁濟卻不惜典當家財資助他，“前后千余金，大半處于典質”[4]40。

在進行城市功能區識別時，需要綜合考慮街區內不同類型POI的街區密度。由于重分類后的POI數據類型有多種，類型之間具有明顯的相關性，并且每個類型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應某個功能區的信息?？梢圆捎镁€性組合的方法將原始數據類型轉化為幾個新的綜合指標來反應街區的功能區特性。

這種以實踐為取向的心態，使他既能以傳統道德來指導自己的生活，又能以較為開放的心態面對西方文化和新生事物，不致產生理智上的阻滯與困難。他曾在日記中寫道：“洋務西學新出各書，深切時事，斷不可不看。蓋天下無久而不變之局，我只力求實事，不能避世人譏訕也”[4]19?！肮吭L問通人，研究世界大勢，隨以所聞札記之”，“諄諄以教子弟出洋為言，有‘務必以出洋為一件正大要緊之事，勿惜費，勿憚勞，即使竭盡大半家資，亦不為過’之語”[4]34。

第三，梁濟不但認為實踐傳統道德能夠促進人格的完善，而且還堅信這種實踐能夠帶來理想的社會秩序。正是基于這樣的判斷，梁濟在其短暫而不起眼的政治生涯中，積極探求以道德教化與馴服人心的方式來解決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在他看來，“今世風比二十年前相去天淵，人人攘利爭名，驕諂百出，不知良心為何事，蓋由自幼不問禮義之故”[4]442，“近十年來,朝野上下人心風俗敗壞流失,至于不可殫述”，問題在于“人敝”而非“法敝”,后者可更改制度以救治,前者只能“從品行心術上認真砥礪,使天下回心向善”,故“救亡之策,必以正心為先”[4]321。

梁濟所提供的用以改善社會現狀、構建理想政治秩序的方案體現著儒家“入世的俗人道德倫理”的特征。正如馬克斯·韋伯所說的那樣，這種道德倫理以適應這個世界及其秩序與習俗為目標，對于宇宙和社會秩序的構建持有一種樂觀主義的心態：只要每個人都能真誠地服膺于宇宙與社會的內在和諧之要求，完美的人性以及社會秩序也就因而變得可能[6]。這種道德倫理還認為，只要具有楷模性質的圣人和君子實踐了道德，就可以解答社會所面對的各類問題[7]。梁濟作為儒家傳統道德的追隨者，他深信自我修養的完善足以導致完美社會秩序的出現，“他把獻身道德修養的努力，既當成個人完成自我的目的，又當作影響社會使之成為和諧的秩序的手段”[2]248。

對于梁濟與儒家價值觀念的關系我們或許可作如下概述：在梁濟那里，傳統的儒家道德不是空泛的理論，其使人“為善必真，去惡必盡”的客觀效果體現在現實生活中——父親及嫡母在有限的生命中所體現的近乎完美的人格證明了傳統道德的有效性?，F實生活中的諸多丑惡現象并未對這種有效性構成威脅，在他看來，正是由于時人缺乏真實不偽的道德之心以及對這種道德的踐履，社會政治生活才變得愚陋不堪。因此，相信傳統道德對個人道德的圓滿具有絕對的效果，并非梁濟捍衛傳統道德的根本原因，其信念背后有著厚重的現實需求：即尋求良好的社會秩序，重構理想的道德政治。

二

革命終結了舊有的君主專制制度，但它并未成功創造出新的有效而合理的政治秩序來整合社會?！艾F實政治的情況也可以說是愈來愈壞……一個合理的民主秩序未曾建立以前，一個原有舊有的權威性的、家長式的傳統秩序崩潰了，這中間完全是一片混亂。在這種情況下，政治、道德就愈變愈壞……”[8]對于當時的政治、道德狀況，李大釗曾有這樣的描述：“光復以還，人心世道，江河日下，政治紛紊，世途險詐，廉恥喪盡，賄賂公行，士不知學，官不守職，強凌弱，眾暴寡，天地閉，賢者隱，君子道消，小人道長，稽神州四千余年社會之黑暗，未有甚于此時者?！盵9]

這種情緒彌散于整個社會，透露著人們對于共和政制的失望[10]。梁濟也對政治秩序的混亂與社會道德的墮落感到無比焦慮，“四萬萬人，終日昏昏夢夢，上自政府，下逮國民，不知所為何事，除眠食外，紛紛擾擾無成績可言?！e此一國之人，冥冥紊紊不知所以為計，國家前途危險殊甚”[4]362-363；“今世風壞到極點，先民古訓破壞難存，正急需以德義挽救世風”，他要嘗試以死喚起世道人心[4]442。

梁濟決意“殺身殉道”，“警醒世人”的計劃肇始于1912年。在祭拜關帝、文昌和先父時，他將自殺意念告知祖先與神明，“必將死義，以救末俗”[4]49。從決心自殺到1918年最終行動，其間梁濟也有過躊躇，使得自殺的舉動一再延遲，“但是他從未有過放棄的念頭：民國成立后社會中道德淪喪之變本加厲而愈加堅定了他的信念——使他希望借自盡的舉動來警告世人的意念也變得更加必要和迫切”[2]249-250。對梁濟而言，自殺是對傳統道德有效性的一次證明，也是他喚醒時人的最后努力。他在遺書中明確表示，“吾因身值清朝之末，故云殉清，其實非以清朝為本位，而以幼年所學為本位”[4]82?！把城濉弊鳛樗坝啄晁鶎W”的具體演繹，實際代表的是“吾國數千年先圣之禮詩綱常，吾家先祖先父先母之遺傳與教訓，幼年所聞以對于世道責任為主義，此主義深印于吾腦中，即以此主義為本位，故不容不殉”[4]82。

在他看來，清朝傾覆敗亡之際，舉國上下無一人殉清，這并不是因為對共和制度的理解，而是人心澆薄，拋棄了“立國之道”?！傲馈背揭患乙恍盏耐醭?，是一種使國民對國家不離不棄的信條，此信條“即對于身所附麗之國，誼應同休戚而有傾向心，無離畔心”[4]109-110。歷史上，王朝覆滅之際總有尚節義的俠士挺身而出，以死來維系、傳承這種信條，但“清亡無人肯殉”，“無氣無骨而斷送清國者，亦可無氣無骨而斷送民國”[4]110，若一人之死可使世人認識到“先民教義”，那么這就是值得做的。

梁濟自殺的最終目的在于重構“國性”，讓人們在生活中實踐傳統道德，進而實現理想的道德政治秩序?！皣浴?，“即天理民彝，為圣道所從出者，是吾國固有之性，皆立國之根本也”[4]200。梁濟所說的“國性”主要亦即正義、真誠、良心、公道等傳統道德價值。

按照梁濟的說法，他對“國性”的思考受到了梁啟超、吳鼎昌的影響和啟發。在給子女的遺書中他寫道：“爾等翻閱《庸言報》第一號第一篇《國性篇》暨十九號通論二《未來之中國》，即知我數年主張之來歷?！盵4]203在他看來，中國近百年的困境，推原其根本則因“國性”不彰，“國家之根本在人民，人民有公誠正直之風，即是國家之根本穩固，觀今日議員政客官吏軍人新聞報紙，以至市井商人，處處皆詐偽奸欺，無一非斬絕國脈，毀壞根本之事”[4]408，“我舊說以忠孝節義范束全國之人心，一切法度綱紀經千年圣哲所創垂，豈竟毫無可貴，何必先自輕賤，一聞新說，遂將數十年所尊信持循者棄絕，不值一顧”[4]91，“吾觀一般無骨之人，對于國俗所尊信持循者，自己蹴踏自己，即斷為中國必亡之真因”[4]92，在他看來，民德因此而隳惰，法度因此而崩壞，國家因之陷入滅亡的危境。

對于尊信持循儒家傳統道德的梁濟而言，共和制度帶來的沖擊感遠遠小于儒家傳統道德的淪喪。以道德立國是梁濟最深切的政治理想，因為“凡天下萬事，無一不含有道德性質也”[4]307?！爸袊鞠等识Y德義最為著名之國”，民國締造者如“敦崇人格，整頓民風”，必能掃除晚清頹敝污濁的世風，塑造出美善的國性，民國卻在開國之時就“大倡反道德之事”，“特開奢淫縱恣之惡風”，使得“貞孝節廉、崇實黷華”等國粹不再存留[4]105，112,125。

三

激烈的社會變革不可遏制，神圣的政治秩序和文化思想被剝去了神圣的外衣。在這樣的時代里，梁濟雖以一死激起廣大民眾以及知識精英或褒或貶的某種情愫，但這些情愫旋即被改革或革命激情所取代。梁濟試圖再次賦予儒家傳統以普遍合理性的嘗試顯然失敗了。但是困擾梁濟的問題卻并沒有完結，我們不得不思考，梁濟所堅持的傳統道德為何會喪失有效性？解答的思路在于從外和內兩個方面入手。

首先，傳統道德賴以保存與傳承的社會穩定被殖民者打破，各種舶來的價值觀挑戰了傳統道德的軸心地位。19世紀中后葉，西方強勢文化借助“堅船利炮”打破滿清帝國“閉關鎖國”的神話,帝國建立在自我封閉基礎上的穩定性瞬間解體?！芭c外界完全隔絕曾經是保存舊中國的首要條件，而當這種隔絕狀態在英國的努力下被暴力打破的時候，接踵而來的必然是解體過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封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樣接觸新鮮空氣必然要解體一樣?！盵11]

穩定性的解體意味著“五花八門的外來模式與刺激物大行其道，它們進一步促成了專業化社會角色的現代分裂”[12]7。當整個社會開始肯定科學與進步的觀念時，當從西方搬來的各種價值觀漸漸能夠與儒家傳統道德分庭抗禮時，一方面選擇和接受帶有西方工業文明烙印的現代生活便有了天然的合理性與正當性；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帶來了傳統價值在現實生活中的失落：“五光十色的海外時尚與浪潮都在中國新的城市知識分子和公務員中引起了波動。隨之而來的是價值觀與道德觀的變幻不定，自我形象的模糊不清。這使得中國的行動者經常彷徨于歧路，莫衷一是”[12]7-8。從西方涌入的“時尚與浪潮”挑戰著傳統的“價值觀與道德觀”，使后者在整個社會層面逐漸被“祛魅”，喪失了維系人心的作用。

其次，現代生活的專業分工以及中國內部爆發的一系列政治變革改變了傳統的社會結構。歷史中，一種道德理想或價值但凡能夠成功整合社會、指導個體按照一定樣式去生活，大抵皆需以政治權力承認其合法性為前提，進而逐漸擴張、滲透至民眾生活之中，成為大多數社會成員的共識，并借助時間的力量成為文化精英敘述的主題。儒家傳統道德占據社會生活的中心地位也有類似的過程[13]182-183。最終，它所構建起來的這種生活樣式以“三綱五?！弊鳛樯鐣刃虻脑瓌t，以家庭作為社會的基石。這種生活樣式主要包含這樣一些方面：“妻子服從丈夫，青年服從老人，個人服從家庭，農民與士兵服從士大夫，整個社會服從皇權機構?！盵12]13

不難看出，在中國傳統社會中，儒家傳統道德“以皇權統治作為規范秩序的道德核心”[12]11，并作為一種最高的文化價值與王權密切結合在一起。辛亥革命推翻了君主專制，“普遍王權”瞬間崩潰，作為官方意識形態的儒家傳統在政治上失去了其合法性與合理性?！芭e例而言，作為傳統道德秩序中抽象的理想和價值的‘忠’與‘義’，由于道德秩序與政治和社會密切整合著，所以，這些抽象的理想與價值在社會秩序中有明確而具體的展現方式——在過去的中國，中國人明確地知道，哪種具體行為是‘忠’的展現，哪種具體行為是‘義’的展現。但是，當傳統社會、政治秩序解體的時候，這些抽象普遍的理想與價值還能繼續保留原來那樣的了解嗎？”[2]221

如果說帝制的結束導致了傳統價值被迫從核心走向邊緣，那么民眾生活中對“家庭”或“家族”的討伐則大大壓縮了儒家傳統道德在“人倫日?！敝械膶嵺`空間。據梁濟觀察，“今世風比二十年前相去天淵，人人攘利爭名，驕諂百出，不知良心為何事，蓋由自幼不聞禮義之故。子弟對于父兄，又多有持打破家族主義之說者。家庭不敢以督責施于子女，而云恃社會互相監督，人格自然能好，有是理乎？”[4]442

“家庭”或“家族”讓位于“社會互相監督”，意味著后者逐漸取代前者，承擔起了教育個體人格的任務。在一些支持“家庭革命”的知識分子看來，傳統家庭是人們迎接“新社會”和“新生活”的絆腳石，因為過于發達的家庭制度，將個人束縛在父子、兄弟、夫婦之間的情感中，而繁盛的家法族制、喪禮祀典、明鬼致孝之說也是如此，以致使人“家之外無事業，家之外無思慮，家之外無交際，家之外無社會，家之外無日月，家之外無天地”，個人如果想要獲得人之為人的自由和權力，就必須從家庭中走出來，擺脫家庭的束縛、依戀、禁錮、限制和奴役[14]。這種沖擊，動搖了傳統社會得以穩固矗立的基石。

以上所論，正是試圖在中西文化沖突、中國內部社會急劇變革的背景下，嘗試說明儒家傳統道德為何難以在當時繼續獲得全面實踐。

四

綜上所述，從中國近代思想的拼圖中來考察梁濟之死，既令人痛心又讓人沉思。作為傳統道德的擔綱者，梁濟對歷史有一種感情上的義務,對價值有一種理智上的義務,并且力求在人生的各個階段使這兩種義務相一致。當這種美好的一致被現實逐漸打破的時候，他便不得不去面對歷史與價值在心靈中被撕裂所帶來的痛苦[15]。最終，他以自殺回答了時代拋給他的命運。這種痛苦同樣也為處于社會轉型期的當代人所感受，也使我們意識到，實現傳統道德現代價值轉換的必要性與緊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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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賈馬燕]

Liang Ji’s Suicide and the Fate of Traditional Moral Concept ofConfucianists in the Early 20thCentury

HAN Bing

(DepartmentofPhilosophy,PekingUniversity,Beijing100871,China)

Abstract:In November 1918, Liang Ji committed suicide by drowning himself in a lake for the Qing Dynasty. He wanted to show his devotion to Confucianism by his suicide, which reflected that this moral value was reduced to an abstract existence, and couldn’t play its integration role in the social life. Under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political and cultural order, Liang Ji’s suicide, to some extent, reflected the disjunction between the traditional moral concept of Confucianists and the social reality, the impact of foreign values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traditional moral concept, and the disintegration from the traditional social structure.

Key words:Liang Ji; suicide; sacrifice for the Qing Dynasty; traditional moral concept of Confucianists; social transformation

作者簡介：韓冰，男，安徽阜陽人，北京大學哲學系、宗教學系博士研究生，主要從事宗教社會學研究。

收稿日期:2015-10-28

中圖分類號：K258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1-0300(2016)01-011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