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明書店與近代中小學教科書的出版

開明書店成立于1926年，在競爭激烈的上海文化市場上占據一席之地，被稱為繼商務、中華、大東、世界之后的第五大書局[1]，主要原因在于開明版教科書所占的市場份額和影響。開明于1930年調整出版方向，投身于競爭日益激烈的教科書市場，編輯出版了一批品質優良的教科書，受到教師和學生的推崇，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益。即使在當代，開明版教科書仍具有重要的價值和意義。

一、 開明出版方向之調整

開明創店之初，專門研究和討論婦女問題，出版“婦女問題研究會叢書”。1930年，開明決定停止此類著作，轉向中小學教科書出版。這主要有以下兩方面的原因:

（一）與當時社會形勢的轉變有關。這一時期國民黨加強意識形態的控制，時代的話語逐漸轉變?！啊畫D女解放’‘婦女運動’這一類的名詞在‘五四運動’以后的知識階級里，人人都在興高采烈地討論著，宣傳著……現在都被當做……老生常談”，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婦女問題的解決，不得不與社會問題的解決同時”[2]。社會問題成為時人關注的焦點。此時如果仍堅持出版婦女問題的著作，對于“創立的基礎，是很薄弱的”[3]的開明書店來說，是非常不利的。

（二）當時上海的出版業呈現出繁榮發展的態勢。據《上海書店調查》顯示，當時上海有261個出版機構[4]。為了生存，各出版機構之間展開了異常激烈的競爭。以商務和中華為例，“商務出版《辭源》《新字典》《學生字典》《國音字典》，中華編輯《辭?！贰吨腥A大字典》《新式學生字典》《標準國音字典》；商務輯《四部叢刊》《叢書集成》《百衲本二十四史》，中華則推《四部備要》《古今圖書集成》《殿版二十四史》”[5]。于是出現了這樣的現象:書店如雨后春筍般出現，許多小書店旋起旋滅。章克標說:“我覺得這中間（出版社突然增加）就免不出有劇烈的競爭，而新舊開張的許多書店中，免不出有許多事要閉門的?！盵6]對于個中緣由，章錫琛認為:“小出版家如果沒有教科書或其他銷數頗大的出版物，往往都倏起倏滅，不能維持到十年二十年之久，更談不上什么發表”[7]。正是意識到教科書的重要性，開明著手調整出版重點，改組為股份有限公司，公開向社會招股，擴大資金來源，采用現代的經營管理方式，試圖在競爭激烈的出版市場站穩腳跟。

可以說，開明投身教科書出版一方面是由于當時社會形勢的轉變，時勢的突變和社會話語體系的轉變對開明提出了新的挑戰；另一方面是開明面臨著諸多現實問題，如資金少、店面小、規模小等，迫使其必須做出理性抉擇。既要在出版市場上避免被淘汰的命運，又堅守住最初的理想，“希望一方面可以維持自己的生活，一方面可以有點興趣，并且可以使讀者不致失望”[8]，開明不得不考慮可持續發展的問題。而當時想要“賺錢”解決資金問題，出版教科書是不二之選。

二、 開明出版教科書之可能性

（一）國民政府成立后，加強了教育整頓工作，制定了新的標準和規則。國民政府分別于1928年和1930年召開全國第一次和第二次教育會議，強調貫徹三民主義的教育宗旨，制定新教育的方針，加強中小學校的規范化管理，尤其注重教科書問題。蔡元培指出:“教育制度既革新，第一需要的，為各學校的教科書?！盵9]編輯中小學教科書成為各出版機構努力的方向。彼時全國中小學的規模不斷擴大。民國十七年（1928），全國中學私立學校68149人，公立學校120551人，共計188700人。民國十八年（1929），私立學校97464人，公立學校151204人，共計248668人。民國十九年（1930），私立學校173234人，公立學校223714人，共計396984人[10]。民國十八年（1929），全國小學學校共有212385個，學生有8820777人；民國十九年（1930），小學學校244618個，學生有10788582個[11]。伴隨著學校數量和學生人數的增加，中小學教科書的需求量不斷增大。如此重要的用戶群體，如此龐大的市場需求，為開明投身教科書出版提供了可能。

（二）教科書存在的問題，為開明進入教科書市場提供了可能。民國時期，教科書的重要性得到學界、出版界的一致認同。陸費逵在《中華書局宣告書》中指出:“國立根本，在于教育，教育根本，實在教科書”[12]，教科書成為教育的“根本”，“教科書在教育上，為受教育者與教材間的重要媒介，其地位與教師等?！盵13]其時中小學教科書受到特別關注，“中小學教科書，無論在社會進步方面，還是在出版的份額方面，都是極關重要的?！盵14]而當時教科書質量問題成為時人詬病的對象。韋息予指出，“小學教科書的最大缺點是枯燥”“內容不充實”“文字太艱深少趣”“插圖嫌簡陋”[15]。甚至部分學者對教科書編輯者提出質疑，“編輯者有時也以營利為目的，他們對于教科書的編輯，并不感到興味，其惟一的興味，乃在得到一點稿費”[16]?？梢哉f，當時教科書內容與編輯者從業態度存在種種問題，這為開明進入教科書市場提供了機遇。

（三）開明人的經歷為其進入教科書市場提供了智力資源。開明聚集了一批擁有豐富教學經驗、懷抱教育啟蒙理想的文化人。他們不少來自立達學會（學園）、文學研究會。立達同人和文學研究會同人如茅盾、鄭振鐸、葉圣陶、胡愈之、劉大白、朱自清、周予同、黎錦熙、李石岑、章錫琛、周建人、王伯祥、夏丏尊等，均是開明的編輯。他們長期在教學一線，擁有豐富的教學經驗，熟知中小學生的需求，這是開明編輯教科書最重要的智力條件。學者趙廷為認為編輯教科書的人應具備的素質包括:“要有豐富的學問”“要明了教學的方法和教科書編輯的原則”“發表能力要好”[17]。開明的編輯隊伍恰恰具備這些條件，并且自覺地以青年學生的發展為己任，“我們把我們的讀者群規定為中等教育程度的青年，出版一些書刊，最大部分是存心奉獻給他們的。這與我們的學識修養和教育見解都有關系”[18]。對此，開明員工曾這樣回憶:“開明書店編輯部的主要成員，既都有進步、開明的思想傾向，又差不多都擔任過中學教員，做過編輯，有較高的文化修養，有各自專長的學科；還加上全都有文學修養，擅長寫作，這就為開明編的中小學課本、教材、講義、教學參考資料超出當時已有的中小學課本的水平?！盵19]

三、開明教科書市場反應

（一）《開明活頁文選》是開明書店投身教科書市場的試金石，刊出之后市場反應良好。為更好地參與教科書市場競爭，章錫琛重金聘請著名學者林語堂編寫《開明英文讀本》（簡稱《讀本》）。為取得良好的效果，開明致力于各種推介工作，加強宣傳攻勢，在當時較有影響力的報刊上刊登廣告，如在《新月》《申報》《大公報》上刊登廣告；同時還廣邀學界和文化界名人，如趙元任、鄺富灼、蔣夢麟、江紹原、楊杏佛、郁達夫、潘光旦對《讀本》進行評價[20]，將他們的評語刊登在《申報》上廣為宣傳，為《讀本》進行造勢。然而《讀本》并沒有像預想中的“一炮而紅”，市場反應平平。此時世界書局林漢達編寫的《標準英語讀本》推出，經對比后被發現與《讀本》有諸多相似之處。于是開明與世界書局展開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文化戰”，雙方各執一詞，在《申報》上刊登大幅聲明，上演激烈的口水戰，最后訴諸法律。經過這樣一場頗有“預謀”意味的“文化營銷”，《讀本》獲得了出版市場的認可，自此開明在教科書市場上小有名氣，正式進入了教科書時代。除了《讀本》外，開明還編輯了不少口碑良好的教科書，如《英文文學讀本》《開明英文文法》《開明英文選注》《開明算學教本》《開明本國史教本》《開明世界史教本》等。

（二）為擴大教科書的影響力，開明充分利用近代媒體，如《申報》《大公報》等，進行不遺余力的宣傳[21]?；騿为毧谴蠓鶑V告，或與其他教科書組合刊登，強化廣告效果。開明編輯親自撰寫的廣告詞樸實、通俗而不浮夸，無形中拉近了與讀者的距離。同時開明還注重利用“政治”進行宣傳，不少教科書冠以“教育部審定”的字樣，強調教科書的權威性，內容的標準性與規范化。經過積極的努力，開明版教科書最終打開了銷路。根據王友鵬主編的《中國近代中小學教科書總目》統計，包括再版、修訂本在內，開明共出版教科書147種，其中小學教科書42種，這與當時全國出版的小學教科書總量3978種相比，小學僅占1%左右；中學教科書101種，與當時全國中學教科書總量3627種相比，中學占2.78%，師范類教材僅4種。盡管開明教科書占當時教科書市場的比重不大，但市場反應良好，多種圖書被多次印刷，不斷地再版。賈祖璋于1937年編的《初中動物學教本》共印刷17次，劉薰宇于1931年編的《開明算學教本》14次，羅元鯤的《高中本國史》21次，林語堂的《開明英文讀本》15次，《開明第一英語讀本》45次，《開明第二英語讀本》31次，《開明第三英語讀本》24次等[22]?！皳?949年統計，（開明書店）教科書的營業額占全部營業額的百分之六十二?！盵23]可見，教科書雖然占出書總量比重不大，但卻是開明的“飯碗”，是書店重要的收入來源。

四、 開明教科書獲得認可之原因

開明教科書在市場上受到的廣泛認可，與開明人的追求密切相關。開明人是一群有理想、有追求的出版人，堅持教育出版、文化出版的主張。馬夷初說:“開明對于所出版的書從不馬虎，不是只講營利的商店?！捎陂_明書店所聘請的編輯，都是切實治學的。故規模雖小而聲譽甚隆?！盵24]開明不僅僅在編輯教科書，更是借由教科書向學生傳達所追求的教育理念。開明的編輯善意提醒讀者，不能“唯教科書是從”，“讀教科書不是最后目的”[25]。

（一）開明以發展文化為己任，負有高度的文化責任感，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覺，不僅堅持出版有誠意的著作，也對出版的著作有嚴格的標準和要求，“我們對于出版書籍的選擇，當取謹慎的態度，不單以盈利為標準。非比較有價值的讀物，決不隨意發刊。我們審定不免疏漏的時候，希望批評界與一般讀者，加以嚴格的指摘，內容形式如有缺陷，或再版改正，或毀版停售?？傊?，我們寧愿犧牲營業的利益，而不顧對于一般讀者存絲毫的欺騙”[26]；而且對編輯工作有很高的要求，要求編輯養成踏實、認真、嚴謹的編輯作風。吳覺農說:“當時章先生的辦事極認真，校對既極精細，印刷尤其講究，一頁中有一個字印得不好，必須重印。收稿時，不僅認真看作者是否有名望，書名和性質是否合時，更由章、夏兩先生把全文看過，要是文字方面有不妥處，必一一加以修改。這種認真精細的精神，到現在還保持著。同時開明更表現出一種穩健和腳踏實地的作風?！盵27]正是開明對文化的高度敬意，時刻以讀者為出發點，以讀者的需求為需求，得到了讀者和作者們的廣泛認可。端木蕻良說:“圣陶先生的作品，不論在什么時候，對青少年都是很有益的，我就是身受的一個?！盵28]

（二）獨創的精神為開明教科書取勝的關鍵。當時文化市場上存在的最大問題就是缺乏創新性，時人指出:“中國出版界最容易診斷出來的病癥，頭一是沒有半點帶有獨創性的設計，只知道跟著學養的可靠，不懂得獨辟蹊徑之可貴?！盵29]開明鼓勵年輕的編輯大膽求新。錢君匋回憶道，在開明工作的日子里，經常受到章錫琛的鼓勵和支持，這使他可以隨性設計，隨意創新，用料用色完全自由，最終發明了一種五線譜凈繪法，實現了樂譜版的革新。顧均正說:“一般人都知道開明的穩健，卻不知道開明還有一種獨創的精神。這不但表現在出版的書籍方面，還表現在業務方面。譬如門市概售實價，封面采用圖案，盡量采用版稅制，發行活頁文選、小學教科書里間用鋼筆行書等等，都是‘開風氣之先’?！盵30]

五、余論

伴隨著近代社會的急劇轉型，政治變革必然牽動上海出版業的神經。戊戌變法催生了商務印書館，中華民國造就了中華書局，“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后出版機構（大多是中小出版機構）如雨后春筍般出現。國民政府成立后，逐漸加強意識形態控制，政治勢力不斷向出版行業滲透，不斷強化對圖書出版的控制。如何在競爭激烈的出版市場和政治控制日益強化的文化市場上生存，進而脫穎而出成為開明面臨的難題。開明以教育出版、文化出版為己任，不愿與政治主動“關聯”，不愿跟風政治形勢出版“應景”之作，但卻不可避免地與政治有著不同程度的牽扯。所以，開明亦不自覺地借助政治力量，借助教育部的力量，在與世界書局的版權官司中取勝，成功將《開明英文讀本》推向市場。20世紀30年代，開明參加“全國讀書運動”，參與由中國文化建設協會主辦的“讀書競進會”，半價發售圖書，不斷提升開明的知名度和影響力[31]。開明還邀請國民黨老黨員邵力子擔任名譽董事，為其發展尋求積極的政治力量。

可以說，面對上海出版文化市場的激烈競爭，在行業管理制度和規范尚不完善的情況下，在政治勢力加強對出版業控制的背景下，開明投身教科書市場，抓住政府規范中小學教育之時機，出版了一批符合中小學生需求的教科書，始終貫徹教育出版、文化出版的主張，即使身處困境，仍堅守著文化人的責任。這大概是開明教科書受到廣泛認可的深層次原因。

注釋與參考文獻:

[1]朱聯保:《近現代上海出版業印象記》，上海:學林出版社，1993年，第7頁。

[2]編者:《廢刊辭》，《新女性》，1929年第12期，第1500頁。

[3][26][30]開明書店:開明書店始業宣言，《申報》，1935年8月1日，第22版。

[4]任建樹:《現代上海大事記》，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6年，第745頁。

[5]周武:《論民國初年文化市場與上海出版業的互動》，《史林》，2004年第6期，第6頁。

[6]章克標:《章克標文（上）》，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年，第380頁。

[7][8]章士敭:《章錫琛與開明書店》，《出版史料》，2003年第3期，第82、78頁。

[9]中國蔡元培研究會編:《蔡元培全集（第七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19頁。

[10][11]教育部編:《第一次中國教育年鑒》，上海:開明書店，1934年，第194、423頁。

[12]陸費逵:中華書局宣告書，《申報》，1912年2月23日，第7版。

[13]鄭宗海:《教科書在教育上的地位》，《中華教育界》，1931年第4期，第7頁。

[14]宋原放:《中國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二卷）》，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556頁。

[15]韋息予:《小學教科書的改善及其障礙》，《中華教育界》，1931年第4期，第84-87頁。

[16][17]趙廷為:《我國教科書的現狀及其今后的方針》，《中華教育界》，1931年第4期，第31-34頁。

[18]葉圣陶:《開明書店二十周年》，《中學生》，1946年第178期，第3頁。

[19][28] 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編:《我與開明》，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85年，第97、18頁。

[20]《教育部審定林語堂編著開明英文讀本》，《申報》，1930年8月18日，第5版。

[21]王曉霞:《開明書店的市場開拓策略述論（1926-1937）》，《保定學院學報》，2010年第5期。

[22]王友鵬編:《中國近代中小學教科書總目》，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0年。

[23][29]宋原放:《中國出版史料?現代部分（第一卷）》，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01、441頁。

[24][27]《開明書店二十周年紀念講演錄》，《出版史料》，1985年第4期，第25—27頁。

[25]《讀教科書不是最后目的》，《中學生》，1936年第68期，第10頁。

[31]《開明書店贊助全國讀書運動》，《申報》，1935年3月23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