穩步走 重開發
——漸進式延遲退休年齡需要處理好幾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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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步走 重開發
——漸進式延遲退休年齡需要處理好幾個問題

歷史與現狀——政策調整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對復雜話題，先梳理歷史、辨清現狀是必要的，有助于形成討論的共同起點。新中國建立初期制定的《勞動保險條例》，規定企業職工退休的年齡是男滿60周歲，女滿50周歲，同時附加了一般工齡和本企業工齡的條件。1955年國務院規定國家機關、事業單位工作人員退休年齡為男60周歲、女55周歲。1958年，國務院頒布《關于工人、職員退休處理的暫行規定》，把機關和企事業單位退休制度統一起來，即男性60歲退休，女干部55歲退休，女工人50歲退休，另外還有特定崗位延遲退休或提前退休的規定。1978年，針對“文革”中正常退休制度被破壞的狀況，經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國務院頒布《關于工人退休、退職暫行辦法》，基本維持原規定，但將工齡條件改為“參加革命工作”的年限，并一直沿用至今。

退休年齡，說到底是一項勞動標準，決定這一標準的相關因素主要有3個：

其一，人口預期壽命。退休年齡與之正相關，即隨著人口預期壽命延長，退休年齡也相應延遲。新中國初期，受舊中國戰亂不息、民生凋敝、瘟疫橫行的影響，我國人口預期壽命只有不足40歲。這是確定當時退休年齡的重要依據之一。到2015年，這一指標達到76.2歲，其中城鎮人口預期壽命更高。這反映我國人民生活水平提高、醫療衛生條件極大改善，是大好事；同時也表明人的勞動能力在普遍延升，屈原40多歲就嘆息“老冉冉其將至兮”的情形已成過去。

其二，人力資源供求關系。退休年齡與之負相關，即當人力資源減少時，延遲退休年齡就成為增加供給的選項之一。我國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國。改革開放后，打破城鄉壁壘，人力資源充分流動配置，勞動力供大于求長期是就業領域的主要矛盾，因而并無延遲退休的急迫需求。但這一狀況在幾年前出現拐點——2012年全國勞動力資源（16至59歲人口）達到9.37億人的頂點，但占總人口比重比上年下降0.7個百分點；2013年更出現勞動力資源總量絕對減少1700多萬人的現象，并逐年持續減少，至2015年只有9.11億人，其人口占比較2011年下降3個多百分點。人力資源無限供給的格局已終結，一些地區出現“招工難”問題是勞動力供求關系改變的表征。延遲退休的議題由此浮出“水面”。

其三，老年撫養比。按照目前標準的社會老年撫養比（即65歲以上人口與15—64歲人口的比值）統計，2000年為9.9%，2005年為10.7%，2010年為11.9%，2014年達到13.7%，14年間上升了3.8個百分點；而按照60歲以上人口與15—59歲人口比值計算，這4個時點的老年撫養比分別為15.3%、16.0%、18.9%和22.8%，14年間上升了7.5個百分點；如果按60歲以上人口與實際的城鄉勞動力總量比值計算，2014年的老年撫養比達到23.2%，2015年高達24.3%。與退休年齡更加直接相關的是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制度的撫養比（即養老金領取者與繳費者的人數比值）：上世紀90年代初為18.6%，即5.4個職工供養1位退休者；到2000年上升為30.3%；2015年達到34.9%，即只有2.9個職工供養1位退休者。隨著老齡化程度加深，養老保險“生寡食眾”的格局顯而易見。

以上3組數據，有助于政策制定者和所有利益相關者理性地判斷我們所面對的局面——時代變了，情況變了，社會經濟發展的諸多參數變了，勞動標準自然要隨之調整，延遲退休年齡是大勢所趨。

老年撫養比

人口中非勞動年齡人口數中老年部分對勞動年齡人口數之比，用以表明每100名勞動年齡人口要負擔多少名老年人。從經濟角度反映人口老化社會后果的指標之一。

目標與節奏——“漸進式”是關鍵詞

世界上先后步入老齡社會的國家，幾乎無一例外地實施延遲退休年齡對策，有經驗可循，但常常遭到部分群體的非議也是事實。這是因為，這項政策雖然有利于平衡人力資源供求關系、增強養老保障制度的可持續性，但涉及的利益關系十分復雜，處理不當很容易引發社會矛盾。中央總結借鑒國際經驗，提出“漸進式”延遲退休年齡，是抓住了問題的關鍵。在制定具體政策時，既要確立與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相適應的遠期目標，比如提高到65歲左右；更要把握當下的力度和節奏，把“漸進式”的文章做足。

第一，時間的漸進性?？傮w上宜“小步徐趨”，忌用“猛藥”——一年只延遲三四個月的退休期，平滑過渡；政策方案確定后提前幾年宣布，經過“預熱”后再實施，使公眾有較充分的心理適應期并作出相應的工作和生活規劃。

第二，群體的漸進性。在性別關系上，先從女性開始為宜。因為女性平均預期壽命較男性長3—4歲，而現行退休年齡規定又早5—10年，是退休標準中更為突出的矛盾。優先解決之，既利于充分開發女性人力資源、促進性別平等，又有利于提高退休女性的養老金收入水平（按長繳多得的機制設計，早退休5—10年，基本養老金水平至少低15%—20%）。對職業群體，宜先從替代彈性低的崗位著手，特別是人力資源稀缺的醫生、教師、科研人員等。他們受過長期專業訓練，職業的機會成本高，需更長時間來補償；更況社會需求旺盛，老百姓看病要找“老大夫”，孩子上學想選有經驗的“老教師”就是明證。他們延遲退休，有利于發揮其社會價值，老百姓也擁護。

第三，強度的漸進性。政策起步階段，可以考慮先搞彈性延遲。比如，明確規定各年延遲退休的年齡標準及相關養老金待遇水平，同時也明示不延遲的待遇損失程度，由相關群體作出選擇。這比一開始就“一刀切”地強制實施更容易被接受。待群眾普遍理解和適應后，再逐步提高政策的規范性和統一性。

內部與外部——多措并舉方能事半功倍

既然是復雜敏感問題，就要考慮周全，圍繞核心政策，精心設計多種配套措施。

從制度內部看，主要措施應有：其一，嚴格控制提前退休。提前退休曾被當作解決企業冗員問題的“靈丹妙藥”，在經濟波動、結構調整時訴求尤甚。這固然有助解決短期矛盾，但對制度長期可持續性機能的侵害頗深。因此，在明確了延遲退休年齡的方向后，對與此相悖的提前退休應予嚴控，堅決不開口子。其二，將傳統的退休年齡制度改為養老金領取年齡。從理論上講，退休與否應是雇主與雇員之間協議的結果，因此一些國家并不由政府統一規定退休年齡。政府組織的社會保險，只規定領取基本養老金的年齡標準即可，并可規定提前領取的待遇扣減比例和延后領取的待遇增加幅度，以示政策導向。其三，區別對待特殊工種。當下，對延遲退休擔憂最多的是繁重體力勞動者。因為這一群體的勞動能力損耗更大，接近老年后不堪繼續承擔艱苦勞作；同時由于其技能水平低而轉崗更為困難。其實這一問題在發達國家也同樣存在：法國在規定延長養老金繳費年限時排除了危險崗位的警察等職業；英國在討論延遲國家養老金領取年齡政策時，也有意見主張從事高強度體力勞動的藍領應比白領人士要低。但通常同時劃定出界限——屬于公共政策范圍的繁重危險崗位工作群體，其養老金領取年齡可以適當較早；而屬于私營部門的類似群體，其勞動能力過早損耗應由其雇主補償，而不能由社會供款形成的公共養老金來負擔。我國可以借鑒相關的彈性處理和政策邊界劃分方法。

從制度環境看，對延遲退休年齡最重要的政策支撐是著力開發適應中老年人就業的崗位。隨著我國老齡化程度加深，可在適當時機，將目前以青年為重點的就業支持政策轉換為青年與中老年并重的政策體系；將更多培訓資源用于中老年轉崗訓練，開發其在勞動力供應充裕時期被忽略、被抑制的潛在人力資源；利用好市場配置資源機制，在保潔、餐飲、家政、綠化等服務性行業以中老年替代青年就業，在不須“拼體力”而更多靠經驗的崗位更應發揮中老年人的優勢。這些做好了，延遲退休年齡就不只是維持養老金收支長期平衡的被動舉措，而同時成為我國跨越“劉易斯拐點”、深度開發人口紅利的積極戰略。

劉易斯拐點

勞動力過剩向短缺的轉折點，由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瑟·劉易斯提出。指在工業化過程中，隨著農村富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的逐步轉移，農村富余勞動力逐漸減少，最終達到瓶頸狀態。與人口紅利相對應。

正所謂：

世易時移法度更，

謀遐慮邇論縱橫。

徐行兼有開發策，

無限斜陽映晚晴。

“漸進式延遲退休年齡”，是近幾年社會普遍關注、又高度敏感的公共政策話題。懷疑、反對聲浪甚高，但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作出決策后，經過幾輪熱議，理性思考逐漸增多。研究這一問題，既要立足于人口結構變化的客觀趨勢，著眼經濟社會發展全局，又要照顧到各類群體的切身利益，細化政策方案并穩健實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