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官大貪的產生原因和治理機制

□　夏遠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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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官大貪的產生原因和治理機制

□夏遠永

小官大貪是由公權監督失控導致的基層政府官員和公務員以權謀私、損公肥私、錢權交易等政治腐敗現象，嚴重損害政府形象和政府公信力，損害國家利益和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小官大貪的生成邏輯涉及人性邏輯、權力邏輯、制度邏輯和權利邏輯。小官大貪產生的本質原因是小官因人性弱點、民主缺失、制度漏洞而導致的權力濫用。治理小官大貪的實踐進路主要有：加強對小官主體的思想改造，健全完善“不想腐”的廉能文化教育機制，把小官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健全完善“不能腐”的權力監督機制，實現基層的黨內法治和行政法治，健全完善“不敢腐”的黨紀國法反腐治理機制，認真對待民主權利，健全完善“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民主參與反腐治理機制。

小官大貪;生成邏輯；治理機制

美國社會學家丹尼爾·貝爾表示，20世紀中葉，美國社會秩序的混亂現象并非產生于蕭條，而是產生于繁榮，這種繁榮帶來了“新的不安、緊張和危機”。①[美]丹尼爾·貝爾：《意識形態的終結——50年代政治觀念衰微之考察》，張國清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87頁。同當年的美國相似，如今中國的繁榮背后也潛藏著嚴重的治理危機，腐敗問題是引發中國治理危機的重要原因之一。反腐敗是歷史性課題，更是世界性難題，不可能畢其功于一役，也不可能一勞永逸。公權腐敗，是“資本邏輯至上、道德邏輯式微”②張彥：《論社會公正重建的內在邏輯與實踐進路》，《哲學研究》，2014年第1期。的體現。小官大貪是從“小雞啄米”的第一粒米開始，逐漸演變成“米粒成山”的貪欲，慢慢伸出權錢交易的罪惡之手，最后成為名副其實的政府公信力的蛀蟲。要想邁過“塔西佗陷阱”，贏得群眾發自內心的信任和支持，這不僅要靠經濟發展，而且要靠社會公平正義的更好伸張和政府公信力的更快提升。所幸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反腐力度空前，對腐敗持“零容忍”態度，彰顯了將反腐治理進行到底的魄力和勇氣。

從十八大以來查處和巡視發現的案例來看，“小官貪腐”隨時會演變成“小官大貪”或“小官巨腐”。2014年10月20日-2014年11月15日，人民論壇問卷調查中心基于9634份公眾樣本的調查結果顯示：現實中的各類貪腐事件，“小官貪腐”占到了七成以上(76.17%)，且發生在區縣基層干部和村干部身上的較多?！氨O督不力、制度缺失”(78.19%)，“權力集中、大權獨攬”(69.13%)，“管理混亂、漏洞太多”(59.73%)是“小官貪腐”最主要的三個成因。與“高官貪腐”相比，超過六成(63.76%)的受訪者都表示“小官貪腐”更加令人難以容忍和接受……一系列調查數據顯示亟待加強小官貪腐的治理。*人民論壇問卷調查中心：《小官貪腐，哪些心態在作祟？——基于9634份公眾樣本的調查分析》，《人民論壇》，2014年第33期。那么，小官大貪的概念、基本特征和產生原因是什么？小官大貪的治理機制具體包括哪些呢？

一、小官大貪的概念和基本特征

“小官大貪”是指處級干部以下階層的貪官，雖然職務、級別、地位、身份不高，但貪腐數額驚人，往往達到10萬以上量刑標準的腐敗現象。諸如“貪婪跋扈”馬超群、“動物園巨貪”肖紹祥、“工程碩鼠”戴兵、“土地奶奶”羅亞平、“億元股長”李華波、“紅頂官商”郝鵬俊等貪腐案件。小官大貪是由公權監督失控導致的基層政府官員和公務員以權謀私、損公肥私、錢權交易等政治腐敗現象，嚴重損害政府形象和政府公信力，損害國家利益和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

“小官大貪”具有如下基本特征：

第一，官職不高，收入較低，卻往往掌握項目、資金及補貼等關鍵崗位的實權，貪腐觸點多、燃點低。據不完全統計，近年來出現在媒體上且涉案金額超過千萬元的貪污腐敗案，科級及科級以下的官員有17人，其中6人涉案金額在億元以上，經常利用城市拆遷、房地產開發、農村土地征收、招投標等關鍵崗位尋租腐敗，極易發生權力和資本的交易與合謀。比如溫州市永嘉縣江北街道(原甌北鎮)新橋村10名村官伙同3名房地產建筑商瓜分價值18億元的316套安置房，成為建國以來“村官集體貪污第一大案”；被稱為“土地奶奶”的遼寧省撫順市國土資源局順城分局原局長羅亞平，涉案金額6000余萬元，成為“級別最低、數額最大、手段最惡劣”的女貪官；2015年，湖州德清法院執行局原副庭長項金根，參與競拍房產貪腐案，也具有這些腐敗特點。

第二，小官貪腐金額日積月累、積少成多、特別巨大，貪腐手段較為隱蔽，貪腐技術越發高超，不易被傳統偵查手段察覺。小官的“蟻貪”行為不易引起反腐機關重視，其腐敗行為具有很強的隱蔽性?！靶」佟迸c上級領導官官相護，缺乏公民社會監督，難以通過正常途徑揭發。如果有關部門及上級領導對小官長期失察，忽視思想道德教育，對小官手中實權監管不力，一旦小官貪腐事發被查處，往往已是“大貪”。比如，劉兆義在擔任吉林省長春市二道區英俊鎮黨委書記兼鎮長等職務8年期間，受賄50余起，涉案金額800余萬元，每次受賄數額并不大，像“小雞啄米”，具有連續性和經常性，不易被察覺，且具有官官相護的腐敗特點；廣東佛山名鎮管委會原主任鄭年勝，平時經常把節儉、廉潔掛在嘴邊，暗地里卻貪婪地向企業主索要過千萬元好處費，而且每次要求行賄人將款項劃至他人賬戶，但由其實際控制，以此規避調查。

第三，小官身處執政基層，更多發生在區縣基層干部和鄉村干部身上，是中央政策的具體執行者，直接侵害群眾利益，直接損害黨和政府形象，讓民眾直面權錢交易亂象更難容忍和接受。劉兆義、“土地奶奶”羅亞平等小官大貪案件，便體現了他們直接損害群眾利益而最終遭到當地民眾揭發的腐敗特點。

第四，“小官大貪”犯罪嫌疑人呈現越來越年輕化的新特點，介于30-40歲之間的人數比例越來越高。比如，年僅32歲的郭鳴成是杭州未來科技城(海創園)管委會規劃建設局規劃建設科副科長，利用職務之便多次非法收受他人財物，并主動向他人索取財物，受賄158萬元，其中個人實得100萬元。

二、小官大貪的產生原因

小官大貪產生的本質原因是小官因人性弱點、民主缺失、制度漏洞而導致的權力濫用。小官大貪的生成邏輯涉及人性邏輯、權力邏輯、制度邏輯和權利邏輯。人性、權力、制度和權利邏輯下的“小官大貪”現象主要有四個方面的原因：一是小官心理不平衡，部分小官自認為水平很高卻得不到升遷，往往用“大貪”來“補償”職位低所帶來的“被剝奪感”；二是崗位不流通，一些小官長期占據關鍵崗位，權力在沒有有效的監督制約情況下，很容易滋生腐??；三是現有監管機制對小官約束力偏弱，一些基層關鍵崗位甚至根本沒有監管機制；四是自上而下的用人機制對小官的懲治和約束效力遞減，民眾很難左右小官的升遷道路，復雜的權力運行機制使得來自社會、民眾和媒體的民主監督權利得不到切實保障。

(一)人性邏輯：受貪婪權欲支配，存在失衡心態和僥幸心理

貪婪是一種被扭曲了的人性，是一種喪失理智和理性之后的病態心理，如果每個人為貪婪而貪婪，公序良俗將會喪失殆盡，社會公平正義將無從談起，留下的將是“一地雞毛”的道德碎片。馬基雅維利很早就意識到“人的本性在本質上是自私的，因而政治家所必須賴以為憑的有效動機也是利己主義的”，“人的本性在深層次上講乃是侵略性的和貪婪的；人不僅想保住已有的東西，而且還想獲致更多的東西。無論是對權力還是對財物，人的欲求都是沒有任何止境的，而權力和財物事實上卻始終要受到自然稀缺的限制”*[美]薩拜因：《政治學說史》(下卷)，鄧正來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5頁。?；舨妓箘t用系統的心理學對這種觀點進行了解釋和論證，形成了霍布斯的政治哲學。洛克在《政府論》中確認了人們的生命、自由和財產權應當受到國家保護。布坎南、塔洛克等公共選擇理論代表認為政治市場上的主體也是有理性的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經濟人”。這些思想充滿了趨利自保的利益考量邏輯，深深影響了西方政治思想史，對后來歐美國家的制度建構產生了深遠影響。

中國傳統文化則主張義利善惡二分，高揚義善，貶低利惡，相信“人皆可以為堯舜”、“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論。換言之，可以通過培養人的道德情操來塑造理想人格，進而實現治國理想，普遍推行的是一種賢能政治的人治主義。因此，中國政治制度設計的前提預設了官員就任之前必須道德上是良善的。然而，上任之后，在巨大利益誘惑之下，出于政治安全感的缺失，只要條件允許，很多官員便會追逐利益的最大化，淪為“經濟人”或“政治企業家”。陷入大貪的小官身陷其中，尤其善于在基層政治實踐中抓住制度體系的漏洞，一旦計算得出腐敗成本低下、貪腐收益較為可觀的結論，便會出現權力尋租。2012年至2014年，劉兆義貪腐案、鄭年勝貪腐案、紀海義貪腐案等，都是貪欲不斷膨脹，由小到大，越貪越多，最后成了危害巨大的貪贓枉法之徒，一步一步走向墮落的深淵?！靶」俅筘潯币搽y逃人性邏輯，是小官在道德自律和權力欲望面前的失衡心態和僥幸心理映射下的腐敗行為，因此，人性邏輯有助于我們更好地理解小官大貪行為模式背后的邏輯。

(二)權力邏輯：權力配置不合理，權力制約監管不到位

馬基雅維利曾一針見血指出，“政治的目的就是為了保護和擴大政治權力本身”*[美]薩拜因：《政治學說史》(下卷)，鄧正來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2頁。，政府治理主要依靠權力和權術，統治者為了這個政治目的，可以對統治者自身和個體公民持雙重道德標準。?？聞t提出了區別于馬克思和韋伯的“技術——經濟范式”的微觀權力模式，這種微觀權力更多地表現為“自我技術”。無論哪種權力分析模式，權力的主體性始終是無法徹底消解的。在現實生活中，小官掌握著微觀權力，對自身和他人卻持有雙重道德標準，行使微觀權力的目的是要獲得升遷，保護和擴大自身的政治權力。小官盡管所處領域不同、貪腐手法各異，卻都喪失了對權力取自于民、用之于民的敬畏，而“敬畏權力，說到底是對人民的敬畏，是對責任的敬畏”。

隨著我國改革開放30多年，市場經濟得到迅猛發展，房地產、土地、金融等市場改革力度空前，唯GDP主義的考核評價體系迫使上級政府部門和官員的權力不斷下放，致使基層政府及官員的權力愈發膨脹，為了GDP的迅猛增長，急速積累政績，實現升官發財的政治目的，小官往往違背市場規律和理性精神，不惜數字造假，大搞“形象工程”，趁機尋租腐敗。因此，“小官大貪”腐敗現象的發生與權力的集中、配置不合理和濫用密不可分，并無單位大小與職位高低之分。只要小官手中權力有“縫”可鉆，權力失去監管，就容易滋生“小雞啄米”似的尋租腐敗。不僅如此，一些尋租腐敗案件雖屢遭群眾舉報反映，卻得不到及時查處，原因便是小官與上級領導關系甚密，出了問題就有“保護傘”出面說情，甚至干擾調查，對案件偵查設置障礙。

(三)制度邏輯：制度監管缺位，制度執行不力

“一些目光較為敏銳的美國政治社會學家[例如，西摩·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已經承認，單純用社會學方法研究政治有其局限性，今天的政治學研究與20世紀50年代相比，更加強調制度的重要性?！?[英]艾倫·韋爾：《政黨與政黨制度》，謝峰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7頁。一個民族的“道德美德和公民美德都源出于法律，而且當一個社會開始腐敗的時候，它是絕無能力改造自己的，而必須由一個能夠使這個社會恢復到它的創建人最初所確立的那些基本原則上來的法律制定者來解決它的問題?！?[美]薩拜因：《政治學說史》(下卷)，鄧正來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8頁。法治就是為了避免人與人之間的混戰局面導致的“完全無政府狀態的危險”*[美]薩拜因：《政治學說史》(下卷)，鄧正來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5頁。。唯有法治才能賦予社會公德堅實保障，而法治的前提便是要有一系列合理的制度體系。但現有制度體系一定程度上尚存在“制度性原罪”和“巴士文化”等制度監管缺位現象，不利于開展制度化反腐敗建設。

小官在制度有縫可鉆的情況下，容易無視法律法規，忽視公序良俗，實現權力和資本的交易與合謀，從而造成社會的極端不公正。2015年11月11日，人民日報手機客戶端評論員姜赟指出，已有逾18萬只“蒼蠅”被處分，超680只“狐貍”被抓獲。小官雖非“老虎”級別的貪官，職務不高，權力不大，但其手中資源卻不少，且不易被察覺，有可能于無聲無息間變成駭人聽聞的“大貪”?？梢姮F有制度體系的缺陷和小官的投機取巧心理導致了“權力魔杖效應”的出現。

(四) 權利邏輯：權力運行機制過于復雜，民眾民主監督權利無法落實到位

德沃金呼吁人們要“認真對待權利”，從而越發凸顯了權利(right)與權力(power)之間區分的特殊意義。小官正式收入很低，無法與其貢獻、責任和工作量相匹配，小官責任無限權力無邊的復雜激勵機制和用人機制，為其提供了腐敗和做事的雙重機會，然而更為重要的則是自上而下的用人機制對小官的懲治和約束效力遞減，民眾很難左右小官的升遷道路，復雜的權力運行機制使得來自社會、民眾和媒體的民主監督乏力，制約和監督小官手中權力的權利沒有落實到位，無法保障權力的陽光下運行。比如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在實際運行過程當中無法確保人民對人大代表、人大代表對政府官員手中權力的有效監督，影響十分有限。很多小官的“蟻貪”行為不容易被反腐機構和社會媒體察覺，直至腐敗金額積少成多，危害變大，才露出馬腳，造成的后果已不可挽回。

社會公平正義、和諧有序不僅需要責任型和服務型的政府，而且呼喚公民美德和社會責任感。沒有責任感的政府是可怕的，而喪失美德的公民和沒有責任感的社會更會導致人類的災難和人類文明的倒退。目前，在城市拆遷，特別是農村土地征收過程中，小官利用手中權力，侵占集體和群眾利益的貪腐案件時有發生。從“小貪”逐步演變成“大貪”的小官正是當今市場經濟時代缺失美德和社會責任感的公民，也正是其他公民的美德和責任感的缺失才使得權力得不到權利的制約和監督。

三、小官大貪的治理機制

就中國而言，一方面，國家高度重視反腐倡廉與司法反腐制度建設。中共十八大主張建設廉潔政治，要求實現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2013年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中央紀委二次全會上再次強調，要堅持打虎拍蠅，以儆效尤。2013年7月11日至12日，習近平在河北調研指導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時的講話中指出：“沒有健全的制度，權力沒有關進制度的籠子里，腐敗現象就控制不住。在這次教育實踐活動中，建章立制非常重要，要把籠子扎緊一點，牛欄關貓是關不住的，空隙太大，貓可以來去自如?！敝泄彩藢萌腥珪赋?，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堅持用制度管權管事管人，讓人民監督權力，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是把權力關進制度籠子的根本之策”。在2015年的全國兩會上，周強在做《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時指出，要堅持從嚴管理隊伍，堅持從嚴治院，一手抓教育，一手抓懲處；要以零容忍態度堅決懲治司法腐敗。有鑒于此，有必要進一步深入探討“小官大貪”反腐治理機制建設問題，幫助實現反腐從治標到治本的轉變。

(一)加強對小官主體的思想改造，健全完善“不想腐”的廉能文化教育機制

“小官”是處于基層的黨和政府形象代言人，“小官大貪”現象則會腐蝕社會風氣，蠶食民眾反腐信心，損害社會和諧之基。因此，不僅要防范“大官大貪”現象，而且要從制度上、管理上、源頭上加強對小官的思想道德教育，樹立小官的理想信念，提升小官的思想道德素質和法治素質，杜絕小官的失衡心態和僥幸心理，針對小官的工作生活細節和人格特點，監管人員要有敏銳的洞察力，采用警示談話等方式，耐心細致地做好預防工作。

重視“互聯網+大數據+反腐倡廉”模式，深入宣傳廉政文化，培育“不想腐”的社會公平正義氛圍，健全完善“不想腐”的廉政文化教育制度。這既是建設“山清水秀”政治生態的需要，也是有效防止腐敗的措施。香港廉政公署非常重視廉政文化建設，且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就，值得我們借鑒。如今既是互聯網時代，又是大數據時代，我們既要利用互聯網的便利條件宣傳廉政文化，又要對互聯網的不良文化加強管控，既要利用收集分析廉政建設經驗教訓的大數據，又要利用大數據去加強和創新反腐敗治理的制度化建設措施。

“正如馬克思·韋伯(Max Webber)所理解的，美國有可能成為世界上生產力最發達的經濟體正好是因為它的文化徹底容納了資本主義價值?！?[美]西摩·馬丁·利普塞特：《歐洲左翼的美國化》，[美]拉里·戴蒙德、[美]理查德·岡瑟主編：《政黨與民主》，徐琳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6頁。類似于此，中國有可能成為世界上生產力最發達的經濟體，正好是因為它的傳統文化精髓徹底容納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然而，當前社會還存在滋生腐敗的文化土壤，比如極度崇拜權力，無止境地追求金錢財富，理想信仰缺失。因此，有必要依靠“禮義廉恥”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教化制度，使小官做到公私分明、謹慎用權、為民奉獻，才能贏得群眾發自內心的信任和支持。中國繁榮背后隱藏的治理危機，不僅要靠經濟發展，更要靠社會公平正義的更好伸張，社會期待政府公信力的更快提升。小官的人格魅力和思想道德修養不僅影響社會風氣，而且影響基層政府治理能力。警戒年輕小官謹小慎微，及早整頓作風，預防小貪變大貪，以免讓自己的事業、家庭和人生毀于一旦。

(二)把小官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健全完善“不能腐”的權力監督機制

對小官權力尋租腐敗現象進行源頭治理，建立黨內權力分立制度。通過預設自私的人性，設計更嚴密的權力監督制度，消除自我監督的弊端，防止小官站在籠子里卻手拿鑰匙。因此，整治“小官大貪”，重點在于形成一套科學合理的干部選人用人制度和約束懲處機制，加強對小官權力的合理配置，并實行有效的制度約束；推動落實小官權力清單和責任清單制度，強化鄉鎮、社區等基層事務公開制度，讓小官權力在陽光下運行；要加強對小官在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行使權力的動態監控；提高基層辦案能力，對數額巨大、有重大影響的案件實行提級辦案；在制度的執行過程中，要注意做到紀律和規矩先行，及時發現、盡早查處，防止重大經濟損失；紀檢、人大、政協、司法等職能部門要協調配合，相互監督，對基層執紀者的權力運行尤其要加強制約和監督，構建起一種風清氣正的政治生態環境。

各項反腐制度必須與時俱進，推陳出新，才能順應形勢，響應群眾呼聲，解決社會治理難題?！斑@些年最大的進步就是開始實行官員問責制，但現在看來這個制度也是治標不治本。官員來來去去，但地方利益是永久的。在不改革基本制度的情況下，光靠問責是遠遠不夠的?！?俞可平主編：《國家治理評估——中國與世界》，中央編譯出版社2009年版，第258頁。因此，經濟新常態下的國家治理建設需要不斷進行制度創新，比如責任連帶制度、責任追究終身制、合理輪崗制度、黨內民主和監督制度、高薪養廉制度、官員財產公示制度、約束懲處機制等，實現“從廉潔政治到廉能政治”，確保小官廉能有為，預防小官“廉而不為”、“廉而失能”的庸官懶政現象*京雨：《制度化反腐：從廉潔政治到廉能政治——專訪中央編譯局比較政治與經濟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何增科》，《領導文萃》，2015年第21期。。

具體而言，小官貪腐，上級領導責任連帶；小官不管職務職級遷徙何處何級，不管退休與否，其責任追究為終身制；小官合理輪崗，有助于打破由于長期在同一崗位、同一工作領域而可能形成的關系保護網、利益壟斷和利益輸送紐帶，有利于一定程度上保持小官隊伍的廉能建設；落實好黨內基層民主和監督制度，從源頭上震懾小官；“經濟人”假說使得高薪養廉制度成為激勵小官保持廉能的必要條件，事實上，這一制度在一些國家或地區的推行證明相當有效；建立和完善小官及其直系親屬的財產公示制度；加大對小官的約束懲處力度；提升小官進行大貪的機會成本。因此，我們需要“更熱衷于討論組建社會的最優方式，以及建立一個公正的社會秩序所需要的最合適的制度和政策”*[法]托馬斯·皮凱蒂：《21世紀資本論》，巴曙松等譯，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32頁。。

(三)實現基層的黨內法治和行政法治，健全完善“不敢腐”的黨紀國法反腐治理機制

黨紀國法的尊嚴不容有失，各級領導干部都必須堅決維護，不得踐踏黨紀國法。這是為官從政的底線原則。正如亞里士多德所言：“人如果離開了法律和正義就將成為最卑劣的動物?！?[美]薩拜因：《政治學說史》(下卷)，鄧正來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1月版，第10頁。君子愛財，取之有道；要懂人情冷暖，但不可徇私廢公，罔顧黨紀國法。黨紀反腐是全面從嚴治黨的基本形式，是權力監督的重要手段，是反腐治理的政治保障和第一道防線*吳建雄：《論黨紀反腐與司法反腐》，《中共中央黨校學報》，2015年第2期。。國法反腐則是全面依法治國的基本形式，是社會管控的重要手段，是反腐治理的法律保障和最后一道防線。如今，“小官大貪”案件層出不窮，就是因為“黨紀反腐”第一道防線和“國法反腐”最后一道防線的失守所致。

除實現黨內法治外，還必須實現行政法治，讓小官自覺養成法治思維方式，自覺維護、嚴格執行法治原則?！胺罟绶▌t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強”。但目前，小官主要還是依靠執行上級領導或上級部門的政策文件、講話批示，而不是依靠憲法和法律來推動基層治理，因此小官根本還未做到依法行政、依法執政，無法達到依法治國的目標。只有實現黨內法治和行政法治，才能沉著應對復雜多變的國內外形勢，持續推進全面深化改革發展全局，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與良序和諧，保證改革開放成果最終能為民所享。

法治主張標本兼治，從治標開始，中間形成制度發展的合力，最終導向治本。所謂治標，就是治理當前貪腐現象，遏制不斷蔓延的貪腐風氣；所謂治本，就是建立權力制約機制，從源頭上治理貪腐現象。法治不僅要利用權力制衡原理去設計制度，也要鼓勵普通民眾去行使參與反腐治理的合法權利，以監督基層政府及其官員的權力。法治既要不斷完善和嚴格執行黨內法規，又要具體細化和貫徹落實國家法律，黨內法規和國家法律相得益彰，相輔相成。因此，要想“在法律框架下實現有效而高效的公平正義，法律應該平等地適用于所有人，并且是通過民主辯論而形成的大眾都能理解的法規”*[法]托馬斯·皮凱蒂：《21世紀資本論》，巴曙松等譯，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32頁。。

(四)認真對待民主權利，健全完善“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民主參與反腐治理機制

“在干部選拔過程中，在加強自我監督的同時還必須接受外部的‘異體監督’。只有全社會樹立對腐敗積極舉報的責任感和義務感，才能真正消除滋生腐敗的土壤，才能讓腐敗分子陷入社會監督的包圍之中”*吳海紅：《防范“帶病提拔”的保障性制度構建》，《中共浙江省委黨校學報》，2015年第5期。。因此，小官大貪反腐治理還需要建立和完善包括社會團體、非政府組織、私營部門、獨立公民等多元主體在內的“異體監督”機制。對此，托馬斯·皮凱蒂(Thomas Piketty)早有言在先：“腐敗和市場操縱讓個別人牟利會加劇這種不平等，但不是唯一的因素。要扭轉這種趨勢，必須建立一整套公共機制，使資本為整體利益服務，包括在各個行業中發展各種新型資產和新型的參與性治理，還包括對收入和資產實行累進稅制?！?[法]托馬斯·皮凱蒂：《21世紀資本論》，巴曙松等譯，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VIII - IX頁。這里提及的“新型參與性治理”實際上就是指民主治理，需要我們認真對待和行駛民主權利，健全完善“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民主參與反腐治理機制。

雖然許多新興民主國家都“面臨著建設國家和鞏固民主制度的雙重挑戰”*陳堯：《理解全球民主衰落》，《復旦學報》，2015年第2期。，“西方自由主義民主體制日益顯示出其難以適應社會發展的趨勢”*陳堯：《理解全球民主衰落》，《復旦學報》，2015年第2期。，民主日益淪為“希臘的鄉愁”，陷入“去民主化”的浪潮，反腐治理也難免會面臨諸多困境，比如權力濫用、腐敗猖獗、不平等加劇、法制遭到破壞、政府功能失調、缺乏遠見、難以滿足公民需要。但“借助國際研究機構的統計數據可以看到，第三波民主化進程中少數國家的民主崩潰和全球性民主質量的下降屬于一種正常范圍內的回落。迄今為止并未出現全球性的民主逆轉，暫時的民主回落沒有改變國際社會民主深化發展的長期趨勢?！?陳堯：《理解全球民主衰落》，《復旦學報》，2015年第2期。讓公民直接參與復雜的決策過程是發展中國家“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最重要的創新。參與治理機制是增強公民和政府官員之間關系的一種新體制，旨在擴大公民參與，提升政治代表性，促進社會正義。*Wampler，Brian.Participation，Representation，and Social Justice：Using Participatory Governance to Transform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Polity，2012，44(4)：666-682.

警惕民主混亂或民主質量的下降，堅持群眾路線?！爱斍拔覈拿裰髦卫?，是指人民群眾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自發自覺地參與公共事務治理。在其中，民主不只是程序性的運作模式，而成為一種內生性治理資源，這與堅持群眾路線的精神完全一致?！?郁建興：《堅持群眾路線 創新治理模式》，《光明日報》，2014年2月12日?！懊裰鞯倪\行需要在政黨、立法機構與社會組織、民眾之間加強銜接，使后者能夠更便捷地融入、參與到治理過程中。當然，良善的治理還需要提高國家的資源利用和組織效率。新老民主國家都需要努力來改進國家治理的質量，提高政府的回應性和責任性，加強法治，以應對當前和未來經濟和政治的挑戰?！?陳堯：《理解全球民主衰落》，《復旦學報》，2015年第2期。

認真對待權利，以權利制約權力。為此，社會力量不應該被排除在政治機制之外，游離于政治過程之外?！爸袊母锼a生的困難就在于改革者總是擔心社會力量的興起，不敢真正賦權于社會，包括媒體和非政府組織?！?鄭永年：《未竟的變革》，浙江人民出版社2011年5月版，第258頁。在健全內部監督機制的基礎上，社會力量應該被允許參與小官大貪反腐治理制度建設的進程。針對微信紅包、支付寶、電商網站有價證券等為載體的“高科技”收禮送禮現象，除保證職能部門監督、巡視監督、政黨監督外，還要保證使用高科技手段去推進群眾監督、網絡監督、媒體監督常態化。

四、結　　語

中國腐敗在全世界尚處于中等水平，屬于比較腐敗的國家。目前，中國腐敗出現了“特權腐敗”“小官大貪”等新特點，其中，“小官大貪”又呈現了“集體作案”“作案手段越來越掩蔽”“涉案金額越來越大”“嫌疑犯越來越年輕化”等新特征。因此，如果不對“小官大貪”腐敗現象加以管控，中國腐敗會嚴重惡化，導致中國的社會治理危機。

同時，筆者深知，要實現這些“小官大貪”治理機制極為不易，要掌握反腐治理與維護人權的尺度也極為艱難，因此，“小官大貪”反腐治理機制建設還有漫漫長路要走，需要我們不斷去探索、強化和完善?！?/p>

(責任編輯：徐東濤)

2015-01-04

夏遠永，浙江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浙江水利水電學院社會科學部講師，主要研究方向為政治哲學、公共治理。

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實用主義政治哲學研究”(編號：13AZX016)，浙江省教育廳2014年度科研計劃項目“社會轉型期高校青年教師師德師風建設對策研究”(編號：Y201432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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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7-9092(2016)04-0039-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