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作者考辨

張培高

（西南石油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四川成都610500）

?

《中庸》作者考辨

張培高

（西南石油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四川成都610500）

[摘要]考辨《中庸》的作者，首先要厘清《史記》之《中庸》、《子思》之《中庸》與《禮記》之《中庸》的關系。其實《史記》之《中庸》、《子思》之《中庸》與《禮記》之《中庸》不是一回事，《禮》之《中庸》只是《史記》之《中庸》或《漢志》之《子思》的一篇而已。要證明今本《中庸》的作者，可以從“檢討主張《中庸》非子思所作的立論根據”、“辨析《禮記》與《古記》的關系”、“分析《中庸》與《孟子》的關系”等方面分析。無論從哪個方面分析，都可以確定《禮記·中庸》為子思所作。

[關鍵詞]《中庸》；《禮記》；子思；《中庸說》

《中庸》相傳為子思所作，后被漢儒收入《禮記》中。關于《中庸》的作者，宋以前沒有疑義。自歐陽修提出質疑后，《中庸》的作者、成書年代便成為了問題，有子思作和非子思作之爭。自20世紀來，許多學者對此進行了討論和分析。就從現當代學者馮友蘭、徐復觀、唐君毅、勞思光、郭沂、梁濤等人的分析來看，他們的見解獨到，很具有啟發性。但經過研讀后，我們發現在他們的基礎上，仍然可以有所補充。

一、諸家概說

關于作者的爭論，可以概括為兩個方面：子思作和非子思作。其中子思作，又可以分為子思單獨作和子思及其后學所作。

（1）子思作?！妒酚洝氛f：“子思作《中庸》?！北彼吻?，世人并無疑問，鄭玄、沈約、孔穎達、李翱等均主此說，如孔穎達《禮記正義》引鄭玄目錄云：“孔子之孫子思伋作之，以昭明圣祖之德?！雹俣?、朱熹等人說法與此同。這種說法肯定了《中庸》為子思一人所作。

（2）非子思作。宋儒一改漢儒默守師法、家法的傳統，對儒家經典產生了疑問。以《中庸》而言，歐陽修為疑《中庸》非子思作的第一人。他認為《中庸》中所主張的“誠明”及“不勉而中，從容中道”的觀點與現實不符，因為無論是堯、舜、禹，還是孔子，都是學而知之且均曾有過失。既然圣人都做不到，那么《中庸》之言便是無用的虛言。而子思是圣人之后，必然得到圣人的真傳。所以說，今本《中庸》的作者應該不是子思。他說：“若《中庸》之誠明不可及，則怠人而中止，無用之空言也。故予疑其傳之謬也?！雹谇宕拇奘鲈凇朵ㄣ艨夹庞噤洝分姓f得更為詳細。他說：“孔子、孟子之言皆平實切于日用，無高深廣遠之言?！吨杏埂藩毺娇兯麟[，欲極微妙之致，與孔、孟之言皆不類。其可疑一也?！墩撜Z》之文簡而明，《孟子》之言曲而盡?！墩撜Z》者，有子、曾子門人所記，正與子思同時，何以《中庸》之文獨繁而晦，上去《論語》絕遠，下擾不逮孟子？其可疑二也……由是觀之，《中庸》必非子思所作?！雹燮渌宕鷮W者袁枚、葉酉、俞樾也認為非子思所作，理由在于書中有“載華岳而不重”、“書同文、車同軌”之語。如袁枚在《小倉山房尺牘》中說：“《論》、《孟》言出皆泰山，以其在鄒魯也?！吨杏埂藩氃唬骸d華岳而不重’。子思足跡未嘗入秦，疑此是西京人語?！苯F代學術前輩錢穆、唐君毅、馮友蘭、勞思光等學者也持這一觀點。如錢穆在《中庸新義》、《宋代理學三書要札》等論著中均稱《中庸》成書于秦漢之際，是儒道融合之作。勞思光亦認為：“《中庸》作為《禮記》之一篇，其時代及作者亦均不可確定，但非子思所作，則可斷言?！鼻覐奈捏w、思想、文辭三個方面詳細展開論述。④

（3）子思及門人作。對上述二者，進行調和的是乃謂《中庸》是子思學派所作。持該觀點的古有葉適，今有武內義雄、徐復觀等學者。葉適明確地指出《中庸》非一人所作。他說：“漢人雖稱《中庸》子思所著，今以其書考之，疑不專出子思?！雹菸鋬攘x雄認為，《中庸》分為兩部分，上半部分為子思作，后半部分為門人作。⑥徐復觀先生的觀點與此同。⑦

（4）孔子所作。此論濫觴于呂大臨。呂大臨在《中庸解》中說：“此書，孔子傳之于曾子，曾子傳之于子思，子思述所授之言，以著于篇?！雹嚯m呂大臨仍肯定了該書為子思所撰寫，但從邏輯上可以得出《中庸》的發明權乃是孔子，只不過是說孔子、曾子、子思三者之間的傳承方式是口授。楊時高弟羅從彥在呂氏的基礎上，更進一步認為孔曾之傳非口傳，而是以書傳之。他說：“即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分明是有一本書相傳到子思，卻述云所授之言著于篇?！雹崛绻f呂氏仍承認子思擁有部分著作權的話，那么羅仲素的說法則完全剝奪了子思的著作權，而歸之于孔子。

以上諸說，除第四種無任何文獻依據外，其余皆有據。既然如此，那么現在的關鍵問題是，哪種分析更符合歷史事實？這便是需要分析的問題。

二、《中庸》、《子思》與《中庸說》

要弄清《中庸》的作者，首先就要弄清《史記》之《中庸》與《禮記》之《中庸》的關系，即這兩者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因為今本《中庸》即在《禮記》中，又在《子思》中。若《史記》之《中庸》即是《禮記》之《中庸》，那只能說明司馬遷所見到的子思的文章就只有一篇。若是如此，這與史實不符。因為《漢書·藝文志》載有一部名為《子思》的書（二十三篇）。既然班固時還有，那么太史公定然也有所聞見。因此，極有可能太史公筆下的《中庸》與班固記載的《子思》是為一書。有何根據呢？《孔叢子·居衛》⑩載：“文王困于羑里作《周易》，祖君困于陳蔡作《春秋》，吾困于宋可無作乎，于是撰《中庸》之書四十九篇?！边@一記載與《史記》基本相同，只不過《孔叢子》的記載更詳細罷了。后李翱、晁說之、鄭樵雖均認為《中庸》四十七篇，篇數與此略有不同，這種不同可能是由傳訛之誤所造成的，但至少說明子思之所作不可能只有一篇?！吨杏埂分八氖咂迸c《子思》之“二十三篇”之間為什么會有如此大的差異？有可能是，各自計算的方法不同，正如蔣伯潛所說：“殆《漢志》所錄之《子思子》二十三篇，各分上下二篇，又加序錄一篇，故為四十七篇歟？”所以，《史記》之《中庸》與《漢志》之《子思》為一書的可能性極大。為什么司馬遷不說子思作“《子思》”，而說作《中庸》呢？這與古人對書的命名習慣有關。古人通常會把某一部書的首篇作為該書的書名，而《中庸》可能是《子思》的首篇，所以司馬遷只說“作《中庸》”。翟灝正是如此解釋的，“四十九篇即《子思子》，謂之《中庸》者，蓋以首篇之名為全書之名。猶鄒衍所作有四十九篇，而《史記·孟荀列傳》僅言作《主運》；屈原賦尚有《九歌》等，而《史記·屈賈列傳》僅言作《離騷》也?！?/p>

《漢志》除了載有《子思》之外，還載有另一書《中庸說》，它與《子思》及《禮記·中庸》是什么關系呢？已有學者作過這方面的分析。徐復觀先生認為它與《史記》之《中庸》及《禮記》之《中庸》，三者是異名同謂，其理由是“古人對傳記之稱謂，并不嚴格，三者皆可視作一書之名稱”。這種理由比較勉強。郭沂先生已有分析。清人王鳴盛認為《中庸說》是對《禮記·中庸》的“解詁”，郭沂、梁濤等學者認同這種看法。我也認為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因為從時間上說，戴圣在漢宣帝的時候已經成為博士，而且后來他的禮學（《儀禮》）也被立為官學，雖然說《漢志》不載《禮記》，但該書中的內容在《漢書》其它篇（如《王莽傳》）中常被引用，所以《中庸說》有可能是對《禮記·中庸》的解詁。不過，這種可能性較后兩種來說，仍然是較小的。另外兩種可能性是：第一，《中庸說》是對《子思》的解詁。這種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因為《漢書》不載《中庸》，只載《子思》，很可能在班固看來《中庸》與《子思》是為一書，所以也可以說《中庸說》是對《子思》的解釋。第二，《中庸說》是對《子思》中與禮有密切關系的篇章的解詁。在這三種可能性中，我覺得最后一種可能性最大。因為《子思》是與《晏子》、《曾子》、《漆雕子》等書列在一起，若按照后世的“經史子集”的分類來說，這些都是屬于子部中的“儒家”類；而《中庸說》則是與《禮古經》、《記》、《明堂陰陽》等書列在一起，屬于經部中的“禮類”?？梢姟吨杏拐f》應該是解禮之書，而《子思》未必全部與禮有關，如《郭店竹簡》的《魯穆公問子思》與禮的關系并不是很密切，很難說《中庸說》是對《子思》所有文章的解詁。因此，極有可能是對《禮記》之《中庸》、《表記》、《坊記》、《緇衣》或《子思》之《中庸》、《表記》、《坊記》、《緇衣》等與禮有密切關系的篇章的解詁?！吨杏埂返人钠皇杖搿抖Y記》中，這說明在戴圣看來這些篇章與禮有著密切關系。實際上，沈約也是如此認為的，《隋書·音樂志》載：“梁武天監元年，散騎常侍、尚書仆射沈約奏曰：‘漢初典章滅絕，諸儒捃拾渠墻壁之間，得片簡遺文，與禮事相關者，既編次以為禮，皆非圣人之言?！吨杏埂?、《表記》、《坊記》、《緇衣》皆取《子思子》?！币浴吨杏埂窞槔?。今本《中庸》確實與禮有著密切的關系，《中庸》說：“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卑粗祆涞姆终?，第十四章一直到第二十章都是圍繞禮而發揮，涉及到射禮、喪禮、祭禮等。另外，“中庸”與“禮”關系也非常密切，正如學者所論：“中庸一詞實是由禮轉化而來，是禮的理論化和哲學化?！备鼮殛P鍵的是，《中庸》等四篇也在《子思》中?！端鍟ひ魳分尽芬铣蚣s的話說：“《禮記·中庸》、《表記》、《坊記》、《緇衣》皆取《子思子》”。其中《緇衣》已為《郭店竹簡》和《上博簡》所證實。通過對比發現，今本《緇衣》與《郭店簡》、《上博簡》的《緇衣》內容基本一樣，則為沈約之言的可信度提供了不可辯駁的客觀證據。既然如此，那么我們可以說《中庸說》是對《子思》中與禮有密切關系的篇章的說明。與此同時，這也說明了另外一個問題，即《史記》之《中庸》、《漢志》之《子思》與《禮記》之《中庸》不是一回事，但兩者也有關系，即《禮》之《中庸》只是《史記》之《中庸》或《漢志》之《子思》的一篇而已。那能不能說司馬遷所看到的首篇的內容與今本《中庸》完全一樣呢？當然不能，因為沒有證據來證明，所以后人根據今本的內容來加以推測其作者，于是有“子思作”和“非子思作”之爭。

三、《中庸》的作者

要證明今本《中庸》是不是子思所作，可以從三個方面加以辨析。

1．檢討主張《中庸》非子思所作的立論根據

要弄清楚今本《中庸》是不是子思所作，我們可以檢討主張“非子思作”的理由是否可靠，若不可靠，則可反證傳統說法的可靠性?？v觀他們的理由有幾個方面：①文中所言的“書同文，車同軌”是秦漢以后的現象。②文中所言的“華岳”、“河?！辈凰谱铀颊Z，因與子思的活動范圍不合。③文體不類，即有些文體與《論語》一樣屬于記言體，而有些則屬于議論體。④與孔子思想比較，文中的心性思想與孔子的主張不合。他們的主張是否經得起推敲呢？我看不能。

首先，就“華岳”與“河?！倍?，徐復觀先生已經有詳細分析。他認為華岳二山原系齊境二山之名，與下文“河?！?，正相對稱。雖然這種考證詳細，但也有問題，即“河?！迸c齊境之二山不相對稱，因為齊境之二小山如何與雄偉的“河?！逼ヅ淠?？故我認為，“華岳”不是齊境二山之名，而是指華山與泰山。有何依據呢？因為該詞不僅在《中庸》中出現了，且《子思》的其它篇里出現了相近之詞。徐干在《中論》中引《子思》言說：“誰謂華岱之不高，江漢之不長與？君子修德亦高而長之，將何患矣？”在這里“華岱”與“江漢”相對，江指長江，漢指漢水，“岱”顯然指泰山，可推“華”必然是與“岱”相當的一座大山，故可說“華”是華山，且“華山”在先秦儒家文獻（如《左傳》）中早已出現。若按袁枚等人所論，子思也沒有到過楚國，怎么知道長江和漢水呢？所以說，這種推斷實有問題。殊不知，古人的活動范圍實際上是很廣泛的。據贛南新干大洋洲、廣漢三星堆等地考古發現，江西和四川的出土文物受到殷商文化的影響，也就是說江西、四川與中原的交往是比較暢通的。既然商文化經過湖北或陜西影響到了四川，難道長江、漢水、華山等名山大川不為中原所知？實際上，“江漢”一詞在《詩經》中已經出現?！缎⊙拧に脑隆酚小疤咸辖瓭h，南國之紀”之語?？梢娺@些地理知識早已為中原人所熟悉，孔子當然也知道。而子思對《詩經》自然是熟悉的，甚至還可能受到孔子“不學詩，無以言”之類的教誨。所以說，子思雖然沒有到過楚國，但不表明他沒有聽說過江漢。同理，他雖也沒有到過秦國，但并不能說他沒有聽說過華山。再者，雖說《左傳》的作者不一定是左丘明，但不管是左丘明、子夏、還是吳起、魯國左姓人，他們的生活年代或者比子思早或者與之差不多同時。既然他們都知道華山，子思怎么可能不知道呢？華岱可以與“江漢”相對稱，華岳自然也可以與“河?！毕鄬ΨQ?？傊?，以此作為《中庸》非子思所作的證據，是經不起推敲的。

其次，就“書同文、車同軌”一段來說，學者也多有辨析。如李學勤把《中庸》“今天下”之“今”訓為“若”。他說：“所謂‘今天下車同軌’云云，鄭玄注說：‘今，孔子謂其時’，但是孔子生當春秋晚年，周室衰微，在政治、文化上均趨分裂，已經沒有‘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的實際，由此不少學者疑為秦漢統一的反映。按《中庸》此句的‘今’字應訓為‘若’……是假設的口氣?？鬃铀f，也是假設，并非當時的事實，不能因這段話懷疑《中庸》的年代?！?/p>

實際上，“書同文，車同軌”之語能夠在先秦的文獻中找到?！豆茏印ぞ忌稀罚骸昂馐环Q，斗斛一量，丈尺一綧制，戈兵一度，書同名，車同軌，此至正也?！边@里的“書同名”實際上就是“書同文”。因為“文”與“名”都有“文字”的意思。對于文字的演變，班固是有研究的，而且也知道秦始皇統一文字之前有不同的文字，但他仍然認為“書同文”在古代是存在的?！稘h志》稱：“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書幡信也。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卑喙痰恼f法是有道理的。因為“書同文”在春秋以前是存在的，西周時期尤為明顯，今天出土的文物便可證明?，F在全國各地都有西周的文物出土，然而經過研究發現，雖然文物出土的地方不一樣，也不屬于同一個國家，有些是晉國的，有些是鄭國的，但這些文字的形制非常接近，所以不能說“書同文”一定是秦以后才有的。但是隨著大一統政權的衰落，尤其到了戰國的時候，基本上各國都有了自己的文字，“古制”意義上的“書同文”就不存在了?？鬃拥臅r候，雖然周天子仍然是名義上合法的天子，但是政權的旁落必然也會導致各國文字的興起，所以到孔子、子思之時“書同文”的情況必然受到嚴重的沖擊，甚至可能不存在了?？鬃?、子思欲恢復大一統的局面，進而希望再次出現“書同文”的盛況，這種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按此，李學勤先生所言也有理?？傊?，以此而否定《中庸》為子思所作也是經不起檢驗的。

有學者認為《管子》這句話和《中庸》的那段話一樣也是出自漢人。實際上，即便如此，也不足以否定《中庸》整體的真實性。因為古書的形成往往要經過很長的過程，在流傳過程中，被后人追加幾句話，甚至改動幾句，實屬正常。如《郭店簡》的《老子》與傳世本的《老子》某些句子完全不同。傳世本有“絕圣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之句，而這幾句在《簡》本卻作“絕智棄辯，民利百倍。絕偽棄詐，民復孝慈?！卑磦魇辣?，很容易發現儒道的對立，然而按《簡》本則發現不了，這說明傳世本是經過多次改動的。除此之外，其它大部內容則與今本《老子》基本相同。正是古書的形成有此特點，所以說以某些有疑問之句而否定全局，是不可取的。正如李學勤先生所言：“古書的形成，每每要有很長的過程?！松贁到浖缫驯涣⒂趯W官，或有官本之外，古籍一般都要經過較大的改動變化，才能定型。那些僅在民間流傳的，變動自然更甚。如果以靜止的眼光看古書，不免有很大的誤會?！?/p>

再次，從文體方面來看，今本《中庸》的文風確實存在差異，但這不足以證明其“偽”。今本的文體可以分為兩種：議論體（論說體）和語錄體。這種差異可以說明一個問題：今本《中庸》起初的時候可能并不是完整的一篇，而是由幾部分構成，每一部分各自分別流傳，戴圣在編《禮記》時，看到這幾部分皆為子思之作且又有聯系，于是經過自己的加工，然后形成一個整體。所以，以文體而否認子思所作，很難成立。

最后，就思想差異而論。按照清人崔述所論，《中庸》有“高深廣遠”之言，與孔、孟不類，故疑為非子思所作。今人勞思光認為《中庸》具有心性論和形而上學的思想，而形而上學在先秦主要見于道家學說，故而斷定非子思所作。事實上，這些立論也是有問題的。第一，今本《中庸》中不完全是“高深廣遠”之語，也有很多日用切實之語，如上文所說從第十四章至第二十章與禮有密切的關系，且《中庸》稱：“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薄霸於撕醴驄D”不正是平常切實之語？第二，《郭店竹簡》業已證明子思在討論心性等“玄遠高深”的問題了，《五行》、《性自命出》都是這方面的代表。事實上，《孔叢子》對子思的風格也有所透露?！犊讌沧印ぞ有l》篇載：“樂朔曰：‘凡書之作，欲以喻民也，簡易為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辭，不亦繁乎？’子思曰：‘書之意兼復深奧，訓話成義，古人所以為典雅也?！薄耙饧鎻蜕願W”也就是崔述所說的“晦”。

綜上所述，這些懷疑《中庸》非子思所作的理由是經不起推敲的，所以傳統的說法仍然是可靠的。

2．辨析《禮記》與《古記》的關系

此外，從《禮記》與《古記》的關系也可以證明今本《中庸》來源甚古，為子思所作的可能性極大。在這方面，學者多有論之。顧實在“《記》百三十一篇”條中說：“此《禮》古文記也?！缎〈饔洝分对铝睢?、《明堂位》，《別錄》屬《明堂陰陽》?！瓌t豈獨其間有糅合逸經者為古文哉？成帝綏和元年，立二王后，推跡古文，《左氏》、《谷梁》、《世本》、《禮記》相明。則凡《禮記》明皆古文?！笔Y伯潛也如是主張。他說：“《景十三王傳》，言河間獻王所得皆古文先秦舊書，書有《禮記》；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古文書凡數十篇，皆有古字，中亦有《禮記》……四十九篇之《小戴禮記》，輯自《記》三十一篇及《明堂陽陰》等五種，則亦為古文，明甚?！睏钐煊铍m認為《禮記》并非全源于《古記》而是源于當時禮家（《曲禮》、《王制》、《雜記》等）的抄本，但卻認為《禮記》之內容實源自古文。他說：“陳氏（壽祺）謂大、小二《戴記》皆取自《漢志》所載百十三一篇之《記》中則非是?！庇终f：“考漢代諸多禮《記》的來源，實皆出自古文?！薄翱梢姶笮《鳌队洝肪推鋪碓炊?，本多為古文《記》?！奔热弧抖Y記》源于《古記》，而《漢志》又稱《古記》為七十子后學所作，那么《中庸》的作者自然屬于七十子后學（這里的“后學”包括孔子的一傳弟子及其后學）。再參考司馬遷、《孔叢子》等說法，而說《中庸》為子思所作是完全可以的。

3．分析《中庸》與《孟子》的關系

有些學者主張《中庸》成書時于秦漢之際，還有一個關鍵的理由是《中庸》晚于《孟子》，是對《孟子》思想的發展。馮友蘭先生、唐君毅先生等學者主張此說。馮先生說：“孟子哲學中有神秘主義之傾向?！吨杏埂犯兔献又?，加以引伸說明，以‘合內外之道’，為人之修養之最高境界?！边@里所說的“神秘主義”是指“萬物一體”的境界。誠如馮先生所言，《中庸》與《孟子》均有“天人合一”或“內外合一”的思想?！吨杏埂返摹靶灾乱?，合內外之道也”，說的就是這種境界?！睹献印返摹叭f物皆備于我也。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表達的也是這種境界。唐先生說：“按《中庸》言誠之語，多同《孟》、《荀》言誠之義。然《孟》、《荀》皆未嘗以一誠，統人之一切德行而論之?！吨杏埂穭t明謂三達德之智、仁、勇，五達道之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與為天下之九經之尊賢、敬大臣、柔遠人等，以及人之為學之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之工夫，一切天人之道，皆以一誠為本，而后能貫徹始終，以有其成功。故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此則《孟》、《荀》所未言?！碧葡壬J為《中庸》中所說的“誠”具有道德本體的色彩，“誠”貫穿天人。唐先生所言甚是，《中庸》所言“不誠無物”之“誠”確實有道德本體論的意義。

雖然《孟子》、《中庸》都講“誠”，但能否說《中庸》晚于《孟子》呢？我看未必?！豆旰啞返某鐾翞槲覀兘议_了子思思想的神秘面紗。通過閱讀《五行》、《性命》、《教》（《成之聞之》）等文章后發現，子思已經在討論“高深玄遠”的“心性論”和“形而上學”了?！段逍小氛f：“德之行五，和謂之德。四行和，謂之善。善，人道也；德，天道也?！蔽逍校ㄈ柿x禮智圣）形于內，謂之德；四行（仁義禮智）不形于內，謂之善。因為形于內，得自于天，故謂之天道；不形內，通過教化所得，故謂之人道。在這里，已經具有天人合一，內外合一的思想了。而且在此，“德”是五行之統一，這意味著有進一步向道德本體論發展的可能性，因為由五行統一于“德”到“德”統率五行的轉換只有一步之遙。當“德”可以統率五行了，那么這個概念與“誠”一樣就具有道德本體論的含義了。因為“德”為五行之統一與“誠”為“五達道”、“三達德”之統一是如此的相似。

當然，要證明《中庸》早于《孟子》還可以從別的角度加以證明。張岱年先生通過“思誠”與“誠之”的比較，進而認為《中庸》早于《孟子》。因為按照用詞的習慣來說，時代越晚的，用詞越通俗，越容易理解，《孟子》的“思誠”很容易理解，但“誠之”則不好理解。由此，他改變了早年的看法，從而主張《中庸》早于《孟子》。他說：“吾今以為，《中庸》的大部分是子思所著，個別章節是后人附益的?！吨杏埂贰\’的思想應先于孟子?！惫氏壬鷦t運用了現代漢語的研究成果，從“聯詞的使用”、“字形的發展”及“構詞法”等角度證明了《中庸》早于《孟子》。如他說：“從字形的發展看，我們知道，現在的知道的‘知’和智慧的‘智’本來皆寫作‘知’，到了后來才出現‘智’字?！墩撜Z》和《孟子》兩書正反映了這種演變。在《論語》中，不但知道之‘知’寫作‘知’，如‘未知生，焉知死’（《先進》），而且智慧之‘智’也一律寫作‘知’……到了《孟子》，‘知’和‘智’的用法已經涇渭分明?！癫椤吨杏埂?，其情形完全與《論語》相同?！睙o疑，這種分析也很具有說服力?？傊?，通過上述所論，自然能夠得到《中庸》早于《孟子》的結論。

綜上所論，《中庸》為子思所作是可以確定的。不過，即便如此，仍然不能說子思所作的《中庸》（古本《中庸》）與《禮記》的《中庸》（今本《中庸》）在內容上或在篇章結構上完全一樣。前一個問題，則涉及到今本《中庸》是否有后人加入的內容。后一個問題則與今本《中庸》的篇章結構有關了。就內容來說，按照古書流傳的規律，今本《中庸》中有子思后學或漢人加入的內容是正常的，除“至誠之道，可以前知”段可能是漢人雜入的外，其余的內容則很難判定哪些是子思的，哪些是子思后學的。這只能靠將來出土的文獻證明了。至于篇章結構的問題，即今本《中庸》是否是完整的一篇文章，則需另文討論了。

[注釋]

①孔穎達：《禮義正義》，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1422頁。

②歐陽修：《歐陽修全集》卷四十八，中華書局，2001年，第675頁。

③崔述：《崔東壁遺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397頁。

④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第二卷），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44頁。

⑤黃宗羲：《宋元學案》（第三冊），中華書局，1986年，第1761頁。

⑥武內義雄：《子思子考》，見江俠庵編《先秦經籍考》中冊，商務印書館，1931年，第121～123頁。

⑦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64頁。

⑧陳俊民：《藍田呂氏遺著輯?！?，中華書局，1993年，第270頁。

⑨羅從彥：《豫章文集》，文淵閣四庫本。

⑩傳統的觀點認為該書與《孔子家語》一樣，是偽書，但隨著越來越多文獻的出土，《孔叢子》中的部分記載得到了出土文獻的證實，故《孔叢子》的史料價值得到了很多學者的肯定。李學勤先生把它們看成是“漢魏孔氏家學的產物?！币娛现妒涞奈拿鳌?，上海文藝出版社，1997年，第342頁。李存山先生亦認為“現傳文獻中記子思言行最詳的是《孔叢子》，而楚簡《魯穆公問子思》等篇與《孔叢子》記子思言行在風格上相同，故《孔叢子》有關部分作為先秦時期‘子思之儒’的可信史料已受到學界的重視?！币娛现丁纯讌沧印抵械摹翱鬃釉娬摗薄?，《孔子研究》，2003年第3期，第10頁。

[參考文獻]

[1]鄭玄．鄭玄集[M]．齊魯書社，1987．

[2]朱熹．四書章句集注[M]．中華書局，1983．

[3]孫希旦．禮記集解[M]．中華書局，1989．

[4]孔穎達．禮記正義[M]．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5]郭沂．郭店竹簡與先秦學術思想[M]．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6]李零．郭店楚簡較讀記[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7]梁濤．郭店竹簡與思孟學派[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

[8]王鍔．《禮記》成書考[M]．中華書局，2007．

[9]蔣伯潛．十三經概論[M]．岳麓書社，2010．

責任編輯：梁一群

[作者簡介]張培高，福建上杭人，西南石油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師，哲學博士，四川大學宗教所博士后，主要從事中國哲學研究。

[基金項目]西南石油大學“青年教師學術發展基金”；西南石油大學“文化研究科研團隊”(2012XJRT001)；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乾嘉漢學的解釋學模式研究”（11czx030）。

[收稿日期]2015-05-01

[中圖分類號]B2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4479（2016）02-0056-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