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內瑞拉的社會主義

過去的幾個月里，拉美的政治風向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右翼轉守為攻，左翼退潮的勢頭明顯。先是巴西工人黨的羅塞夫政府遭遇困境，右翼反對派在組織一波波的街頭抗議之外，還試圖在國會發起彈劾動議。阿根廷的左翼則在大選中失敗，右翼重新奪回了失去已久的政權。一直引領著拉美左派粉紅浪潮的委內瑞拉，局勢同樣不容樂觀。2013年底查韋斯去世之后，繼任的馬杜羅勉力支撐，但他顯然缺乏查韋斯那樣的超凡魅力和政治嗅覺，反對派逐漸集結力量。在2015年12月初的議會選舉中，反對派政黨獲得壓倒性勝利。自1989年查韋斯贏得總統選舉以來，右翼反對派還是第一次成功地控制一個關鍵的國家部門，并以此為根據地，謀求合法地推翻左翼政府。

風向變化的國家都正經歷著嚴重的經濟困難，對拉美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這塊大陸對全球經濟環境的變化異常敏感。巴西，盡管擁有龐大的國內市場和強大的制造業，仍然不能幸免于2008年以來的全球經濟衰退，預計將在2016年迎來負增長。嚴重依賴大宗商品出口的阿根廷和委內瑞拉就更為脆弱了，它們所受的打擊尤為嚴重。上百年來，拉美永遠不變的劇目都是，隨著大宗國際商品價格的漲落，政府也隨之倒臺或者上臺。眼下一波政治變化常常被視作左翼民粹主義的失敗。但與其說是拉美民眾厭倦了左翼的意識形態，不如說是越來越多的人對日益嚴峻的經濟狀況失去了信心。深陷不利的經濟形勢，當權者都面臨著被選舉出局的危險。碰巧的是，目前當政的多數是左派政府。

委內瑞拉的經驗尤其值得關注，這不光是因為在許多人眼中，其民粹主義的癥狀格外典型，還因為委內瑞拉在查韋斯及其接班人的領導下，一度試圖找出一個超越資本主義的替代模式。他們將自己的實踐命名為“21世紀的社會主義”，其目的主要是要與20世紀人類所試驗過的各種社會主義，尤其是蘇式社會主義劃清界限（這當然是一種缺乏實質內涵的定義）。就是這種嚴格的意識形態訴求將他們與一般意義上的民粹主義政治區別開來。因為民粹主義除了致力于將被排除者納入政治進程、收買選民以贏得下一次選舉，并不指向任何理想的社會模式，也不會帶來實質的社會變革。

政治學家達里奧·阿澤里尼（Dario Azzellini）曾在《社會主義與民主》（Socialism and Democracy）雜志發表的《變動中的選舉權：委內瑞拉的十年轉型》（Constituent power in motion： ten years of transformation in Venezuela）一文，剖析了委內瑞拉近十年的轉型歷程：委內瑞拉的變革始于1999年查韋斯贏得總統大選。當年查韋斯的主要政策綱領是反對新自由主義。這樣一個切中時弊但又初始目標有限的議程，卻隨著形勢的發展而逐漸走向激進。轉折點出現在2002和2003年間。在此之前，查韋斯施政的總體風格溫和而有節制，但國內右翼反對派卻無法容忍。2002年，他們聯合軍隊發動政變，結果以失敗告終。次年，他們又在自己所控制的石油工業發動大罷工，意圖癱瘓整個經濟，迫使查韋斯下臺。原本，查韋斯的支持力量只是一個廣泛而松散的聯盟，其成員的目標和訴求各異，彼此常常陷入爭吵，力量相互抵消?？梢哉f，既沒有一個統一組織，也沒有一個強有力政黨，抑或工人階級組織，能夠勝任領導核心。在此情況下，查韋斯憑借其日益強化的總統職位和超凡的個人魅力，扮演著運動核心和推動者的角色。

反對派的強烈反抗促使查韋斯陣營走向整合，并引發了同樣強烈的反彈。2003年，在挫敗石油產業罷工之后，查韋斯宣布石油工業國有化，聲稱“一個美元也不留給政變支持者”。他的政權開始有系統地清除保守派資產階級商業力量，并與那些沒有卷入政變和罷工，并且支持政府的一批商人群體建立戰略同盟。在短時間內，這一同盟關系幫助政權在工業國有化轉型的關鍵時刻獲得了至關重要的管理經驗和資本支持，并確保經濟穩定，順利實施那些帶有再分配色彩的社會項目。然而，新政權與所謂“生產性資產階級”之間無法建立長期性的戰略同盟。在后來的發展中，這批最初支持查韋斯政權的商人成為新富，與政府漸行漸遠。他們不支持查韋斯2006年以后宣布的社會主義轉向。國內資產階級始終拒絕合作，公開或者隱秘地對抗政府，迫使查韋斯政權采取更為嚴苛的國家管制，從而加劇了日益嚴重的經濟困難?；仡櫄v史，社會主義者與進步資產階級的關系在最好的情況下也是麻煩重重。上世紀70年代，智利的阿聯德左翼政府就曾面對國內資產階級及其美國支持者的拼死抵抗。在全球化時代，資產階級作為一個整體，與全球資本主義有著比過去更為深刻的關聯。尤其是在拉美，這里資產階級的民族性更弱，他們不能扮演資產階級同路人的角色，更無法擔負起政府職能。委內瑞拉的資產階級尤其具有跨國性，且長期浸染在一個本質上是尋租的石油經濟體中，尋租心態嚴重。與拉美大陸的同行相比，更加不愿意承擔風險和創新。

委內瑞拉是另一個在資本主義經濟框架內推進社會主義議程的案例。這一故事也再次說明了這一轉型必須受制于商業壓力。2006年查韋斯將主要的工業國有化之后，其國內的經濟管理又面臨著勞動紀律松弛和激勵不足的問題。這些都是社會主義的經典問題。資本主義體制依靠一套明示或者暗示的失業和饑餓的無情法則，來規訓和馴服勞動人口，使之具有高度的紀律性和責任心。在這方面，資本主義具有巨大的優勢。因為社會主義按照其定義，不能也不應當使用饑餓武器來馴化自己的人民，它也無法再簡單地訴諸烏托邦思想。為了維持勞動紀律，社會主義須要發明自己的文化機制，實現文化轉型和責任意識的蘇醒。

委內瑞拉的社會主義實驗無法擺脫困擾著前代社會主義經濟的那些老問題，而且嚴重依賴單一石油出口，整個經濟帶有尋租性質，再加上國內資產階級的持續抵制和“經濟戰”，其經濟日益陷入困境。而宏觀經濟管理部門的一些短視做法，如中央銀行直接將社會開支赤字貨幣化，更造成了嚴重的通脹，加劇了經濟困難。但這些不是委內瑞拉故事的全部。委內瑞拉經驗中更為激進，也許也是更為持久的進程，是在政治和社會領域中的新探索。

簡言之，自2003年起，委內瑞拉開始創建一個與現有政府和代議制結構平行的權力系統，由這種自下而上組織起來的、非官僚的、群眾自治的機構來迅速回應社會需要。最初的動因是，查韋斯陣營發現在現有的政治體系之內（盡管已做了極大的改造），難以推動結構變遷。社會主義所蘊含的民眾參與和自治，不僅受制于強大的反對力量，諸如反對派、資產階級、寡頭，也受到既有等級的官僚結構的壓制。為打破這種局面，查韋斯嘗試一種新的實驗，構建一套基于人民參與和自治的平行權力體系。在工廠、城市社區和鄉村，普遍設立了人民和社區委員會，在主要的社會人群中，也設立了類似的組織，其終極的形態是一個公社國家（communal state），現有的資產階級國家形態將被超越。這一實驗可以在左派理論和歷史實踐中找到依據，例如巴黎公社、一切權力歸蘇維埃。在委內瑞拉，這一創建公社國家的設想還受到新近流行的制憲權理論的影響。1992年，左翼理論家奈格里的《制憲權理論》問世，時在獄中的查韋斯讀到此書，并受到很大影響。在那些缺乏造反有理、資產階級已經建立起穩固的文化霸權的國家（這不同于中國），人們必須發明一套具有類似鼓動功能的話語。統治集團對此話語的回應歷來是，盡力將其降低為一個純粹司法意義上的概念和操作。而制憲權理論放棄直接奪權，轉而要求喚醒憲制中所蘊含的人民持續參與、干預、構建和重組秩序的能力。這當然超出了既有的代議制政治理論和制度的視野。委內瑞拉的這一進程仍在實驗階段，關于其實際的運行狀態，我們現在能得到的最新信息是，馬杜羅在2015年12月初的大選之后，宣布要建立一個國家層面的民眾委員會。這是一個非法又合法的決定，取決于觀察者站在哪一個角度。完全可以預料到的是，控制議會多數的右翼反對派的第一反應是堅決反對。 ?（文/程東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