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風丕變的社會成因

應星和項飆是敝人非?？春玫膬晌恢星嗄晟鐣W家。應星的《大河移民上訪的故事》和項飆的《跨越邊界的社區——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都有望寫入中國社會學史。無獨有偶，二人都著有討論知青一代學者的文章。但作為資深知青，敝人對這兩篇文章均不敢茍同。對應星的《且看今日學界“新父”之朽敗》的批評見于拙文《“新父”朽敗之由來》。本文討論相似的主題，對手換成《中國社會科學“知青時代”的終結》的作者項飆。

做過知青的教授都退休了嗎

項飆說：“如果以北京大學社會學系為例，2015 年也許象征著中國社會科學的‘知青時代’的終結。在2015年前后，出生于1960年以前、所接受的教育不完整不連貫、有過上山下鄉經歷的學者全面退出領導崗位，大部分人停止教學工作?！兄啾尘暗膶W者包括所謂的‘老三屆’（畢業于1966～1968年間的初、高中學生）、‘新五屆’（1969～1973）、和‘后五屆’（1974～1978）。在2015年，他們中的大部分已經到達高校正教授的退休年齡（男65歲、女60歲）?！?/p>

以上說法在三個方面值得商榷。

其一，知青的年齡。知青現象萌發于60年代，大規模知青運動則始于1968年，終結于1977年高考的恢復。1977年的高中畢業生已經開始下鄉，幾個月后他們離開插隊所在地參加高考，他們是最后一撥知青，僅有過短暫的插隊經歷。大規模知青運動時期的當事者出生于1947～1958年。那個時代小學7歲入學，中小學共歷時12年。1977～1978年是個分界線。1959年生人高中畢業時，即19年后正值1978年，可直接參加高考，不再有上山下鄉運動。項飆說“1960年”，誤差不大。那時辦學不正規，也有1960年出生1978年畢業的。

其二，大學教授退休年齡。教授職稱中，低端退休有性別差異，高端沒有。比如首都師范大學正副教授均為男性60歲退休，女性55歲退休，博導不分男女均65歲退休，而正教授中非博導者很少。北京大學無博導職稱，教授均可帶博士生，其退休年齡63歲。概言之，多數院校中的多數男女教授都是63歲或65歲退休。

其三，有知青經歷的教授全部退休了嗎？以2015年為準，若退休年齡為63歲，則1952年以后出生者尚未退休;若為65歲，則1950年以后出生者尚未退休。前面說過大規模知青運動的當事者為1947～1958年生人。1952年恰在正中，1950年稍偏前。就是說，截止于2015年，有知青經歷的教授中，只有一半年齡段的人已經退休。以北京大學社會學系為例。楊善華、王思斌、王漢生、馬戎、鄭也夫、劉世定、林彬七人有知青經歷，其中六人已退休。郭志剛（1954年生人）、蔡華（1954）、錢民輝（1956）、朱曉陽（1957）、謝立中（1957）、張靜（1957）六人有知青及相似經歷，均未退休。朱曉陽在云南插隊兩年，謝立中在城市打工三年，張靜參軍兩年。郭、蔡、錢三位知青或打工生涯更長。項飆說：1960年以前出生的大部分人已經停止教學工作，與實況相差八到十年，離譜大了些。

其實我同項飆一樣看到了中國社會科學界風氣之劇變。分歧在于對變化之原因的認識截然不同。項飆的判定近乎于：人亡政息。我的認識是：人未亡，風氣改。

學者的影響力依賴職務和崗位嗎？

項飆說：“知青時代的終結，決不是指這些學者的學術生涯的結束或者是影響的削弱?！傅氖悄莻€以他們為領導的、具有獨特風格和氣質的學術實踐方式的終結?！?/p>

這話頗為費解。如果一代學者的學術生涯尚未結束，怎么可以說學術上他們的時代終結了呢？“獨特風格和氣質的學術實踐方式”是來自學術作品還是來自學術管理權？

學術思想與政治經濟是迥然不同的領域。后者的運作依賴權力，而前者的構成是作品和言論。學術管理上的權力，絲毫不能幫助一個學者提升他的著作和言論的品質和魅力。相反，管理上的付出將削減他投入學術的精力，導致他學術水準的下降。因此為了愛護頂級學者的創造力，學術權威與學術管理最好分離。西方大學及其院系就是這么處理的。中國學術界不幸丟失了一個機會，就是在其社會最開放的時刻，未能打破其管理權與學術權威的合一，未能削弱學術管理者的至高地位。這一混淆使得一些原本優秀的學者迷失在學術管理的繁瑣事務中，更使得俗人乃至缺乏獨立思考的腐儒不知中國最優秀的學術成果在哪些學者手中。

思想的力量不依賴領導職務，也不依賴教學崗位。很多著作的社會影響力不低于該作者在校園傳道影響力。且前者與后者未必關聯。以敝人為例，2013年退休，開始寫作《文明是副產品》（2015年10月出版），該書的完成和影響與教學崗位無涉。

一個卸任的總統，或跨國公司退休的CEO，無法發揮他此前的作用;而一個學者的貢獻無需依賴權柄和教職。

形格勢禁與代際特征

前后連接的兩個時期（A與B）中，比例不等地生存著兩代學者（甲代與乙代）。A時期中甲代學者數量占優;進入B時期隨著甲代學者的故去或退休，乙代學者數量漸漸占優。如果A與B時期剛好呈現出兩種學風，探究其原因時，人們最易想到這是兩代學者的不同性格所使然，性格每每形成于各自早年的經歷，若兩種經歷相異較大，便更誘導人們推論“早年經歷-性格-學風“的因果關系。重視此種可能性是合情入理的，應當深入此一研討，項飆的文章正是致力于此。但與此同時，還應看到另一種可能性：若A時期與B時期的社會環境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則兩種學風也可能在更大程度上是環境變化的函數。當然穩健的說法是：代際特征與社會變遷，共同造就了學風的差異。若要探究在一個具體時空下，代際特征與社會變遷，哪個因素對學風的影響更大，則對研究方法提出了極大的挑戰，因為二者是交織在一起的。筆者沒有獨到的方法能分清二者之輕重。所能做的只是探討社會環境的變化對三十余年來學風轉向的影響，以期形成與項飆文章對應的第二視角，豐富和深化這一討論。

筆者2008年寫過一篇答記者問《腐敗的中國學術界》。2009年應星的文章《且看今日學界“新父”之朽敗》發表。我們在學界腐敗的問題上有高度共識，但在認識腐敗的根源上存在分歧。應星將“腐敗的新父”與知青掛鉤，歷數“新父”們“敗朽”的身世因果：“是吃狼奶長大的……先天的營養不良……早年的曲折……早年在底層的混跡?！倍以谖恼轮姓f：“墮落的原因異常簡單，社會把更多的錢放在那兒讓他們去搶，他們不再干別的，專心去搶這些蠅頭小利。之前沒那么多錢，收入比較低，在一定程度上，他們還能為底層人民代言，發出的聲音也比較多，現在的狀態完全變了?！压珯嘧兂伤嚼?，這叫腐敗。但奇怪的是，一個學術機構，管不了幾個人怎么就腐敗了呢？是權力機構幫了忙，給了學者們一筆錢讓他們去搶，去競爭?！屇銈円哺瘮∫幌?，省得你們老攻擊我們。怎么不把錢給全國人民？全國人民是沉默的大多數，而學術界的人是能喊叫的少數人?！瓌e說好聽的，別說多一些錢能把科研搞得更好。我們常?？吹降氖?，錢越多科研反而做得越垃圾。這就是學術腐敗的由來?！麄€（學術界）群體變得越來越無聊、無思想，很多人不讀書，身為文化人拿著國家的薪水以及昂貴的課題費，毫無貢獻?！保ā陡瘮〉闹袊鴮W術界》，《中華兒女》2008年第10期）當90年代初期誘發學術腐敗的條件初具時，剛巧是知青一代中的一些人登上學術界領導崗位之時——這完全是年齡與資歷使然。如果腐敗的社會條件早些來到，學界“老父”也會腐敗。如果腐敗的社會條件不革除，以后的“新新父”也會腐敗。我認為權力可以腐蝕各路出身、各種經歷的人，實在看不出腐敗與代際特征有密切關聯。

項飆與應星不同的是，他對知青一代的學者有更多的肯定，對下一代學風有更多的批評，他將差異的根源放在知青一代的經歷上。我認為，兩個時段中學風差異的主因很可能還是學術環境的變化。90年代以后，中國學術環境的最大變化是“課題制”的流行。如上所述，這是學術腐敗的成因，而因其“流行”開來，腐敗就不再限于“新父”，即學術新頭領，也將眾多普通學者拉下水。課題制的核心是課題費。課題制普及前，學者們各自的研究題目在很大程度上是個人的主觀偏好。而課題的獲得要經評委通過，故課題制興起后學者們在選題時更要看他人，即評委們的眼色。筆者高度認同舒蕪寫于40年代的《論主觀》。無論是文學創作還是學術研究，選題的主觀偏好都是至關重要的。命題作文不可能獲得大的成功，看他人眼色做研究與之相仿，因為它們中沒有研究主體的偏好、熱愛、長久的關注和獨到的眼光。陷于一個接一個的、自己并不熱愛的項目研究中，必然走向平庸，更不要說那些赤裸裸的課題經費的追逐者。

代際特征與社會變遷對學風的影響哪個更大？

筆者三十年來沒有申請過一分錢課題費。鑒于在同齡人，即知青一代中這也屬孤家寡人，筆者充分理解：年輕的學者們更難擺脫課題費的吸引和桎梏。原因異常簡單，就是高房價。中國超大城市的房價已經壓過紐約，而年輕學者正面臨買房成家，他們的收入看似不低，但購房后一貧如洗。高房價的成因便是地皮財政。地方政府高價將地皮賣給房地產開發商，地皮價相當于最終房屋售價的70%，這是中國高房價的決定性因素。地皮財政的影響是全方位的，此非本文主題。這里只想談其后果之一，地皮財政使得年輕學者們瘋狂地追逐課題，以緩解購房之憂慮與窘迫。80年代末期，孫立平與太太蝸居在不足十平米的住房中，書寫其意氣風發的文章和著作。不是他胸懷大志甘于清貧，而是那時根本沒有課題費;住房反正就是這樣，你想靠制造垃圾去撈錢也沒機會，愿不愿書寫雄文是你自己的事情?，F在好了，地皮財政以曲折的方式，讓新一代學者舍棄了當年孫立平的雄心和野性。特別是，這正發生在新一代學者剛剛進入學界之時，此將鑄造他們庸俗功利的性格。而反觀知青一代學者，多數人有了房還在追逐課題費，若無房豈能異乎于下一代。

二十年前后的另一個差別是，之前說出格的話、打“擦邊球”，可以讓一些學者贏得聲譽和知名度，而之后會為他們帶來麻煩，陷入困境。若置身于二十余年前的社會中，焉知今日的一些年輕學者不會有知青一代學者當年的作風。反過來看，很多知青學者不是已判若兩人了嗎。

綜上所述，新一代學者所面對的，一邊是雙重壓力：購房錢款的緊缺和政治正確的管束;另一邊是極強的誘惑：高額課題費。政治正確會迫使一些智力生活的熱愛者選擇舍棄出格，追求精致。在中青年學者中偶見如是選擇的才子。但筆者認為，不管我們如何評價乾嘉學派的由來，其學術高度是今日中青年中追求精致者難望項背的。因為乾嘉學派畢竟享有一個精湛智力生活的群體氛圍，而今日精致追求者只是孤獨的個體，包圍他們的是無數垃圾制造者。

也說項飆眼里的知青特征

不識知青真面目，只緣自己是知青。項飆談及的兩個知青特征令我特別感興趣。其一“他們無計劃的閱讀經歷”。我是推崇“副產品”的人，剛剛出版的《文明是副產品》了結了我多年來對“副產品”的情結。我覺得計劃性行為的收獲太窄，無計劃的、散漫行為的收獲才是意想不到的，才可避免與他人的雷同，在必須出新的科研中尤為重要。無計劃的閱讀顯然是我們知青時代的收獲，因為那時我們不能計劃，只能是碰到什么讀什么。那么是否我要謳歌知青時代了？非也。國外學生的閱讀絕不像當代中國學生的閱讀那般計劃和狹窄。知青的閱讀特征是在嚴重病態的當代中國教育的背景下才顯出優勢。教育本來就不可塞滿，不給學生亂翻書的時間。

其二更有意思，項飆說：“‘特別能聊、特別犀利’這是很多學者，特別是來自港臺和海外的同行，對知青學者的典型評價?！嬲匾淖兓峭轮g幾乎不再辯論。同事關系基本上是‘無聊’的關系?！币驗榘l明了造紙術與印刷術，中國人的學習傳統就是讀與寫，欠缺的是言說與辯論。古希臘文明之所以偉大，在于其智力生活中文字與口語的并重，口語是辯論的支點。雖走入文字，希臘文化憑借蘇格拉底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義者們堅守口語與辯論的傳統，挑戰文字的片面性：“文字寫作有一個壞處在這里，斐德若，在這一點上它很像圖畫。圖畫所描寫的人物站在你面前，好像是活的，但是等到人們向他們提出問題，他們卻板著尊嚴的面孔，一言不發?！边@一重辯論的傳統被西方后代智者們繼承。約翰· 穆勒說“在缺乏討論的情況下，不僅意見的根據被忘掉了，就是意見的意義本身也常常被忘掉了?！蛘呒偃缯f意義還有什么部分被保留下來，那也只是意見的外殼和表皮，其精華則已盡失去了”。知青因為離開了正規和刻板的教育，有充沛的時間，在漫無邊際的聊天中娛樂和互動，開辟出中國人智力生活的一塊空前絕后的飛地。當然，在促進智力生活上，聊天仍遜色于辯論。

項飆還說：“知青時代留給我們的一個遺產，也許是社會學想象過剩、人類學想象力不足?！惫P者讀不懂這句話，且覺得在社會學想象力和人類學想象力孰高孰低的問題上，代內的差異可能大于代間的差異。

三個群體的上下崗

從項飆不吝筆墨地講述三個群體——和社會科學的知青時代同時結束的（筆者已提出反駁，但不少知青學者紛紛退休是事實），是局級以下干部中知青時代的結束，而與此同時發生的更有“今天在政治上知青時代的來臨，幾乎是必然的”——可以看出他對上述發現的興奮溢于言表。

其實這些均系人為制定的退休年齡所致。我們的退休制規定了局級以下干部60歲退休，教授63歲或65歲退休，國家領導人崗位的進入則是“七上八下”（最近兩屆常委履職時最年長者都是67歲），此必然導致項飆所述局面的出現。

如此年齡規定確乎應該調整了，以下是幾個并不同質的理由。其一，中國人口已進入老齡化，退休年齡需要調整。這是管理層已經意識到的事情。其二，63歲是一個教授夕陽無限好的年齡，這時被迫退休，是荒誕的制度。如果他能力不行，不是現在該退休，而是當年不該獲得教職的事情。其三，筆者以為，上中下三個干部管理層中，都應該包含老年人和中年人（要高層包括年輕人可能不現實），這會增加每個管理群體理解社會問題的寬度和厚度。在副部級及其以下的現役干部群體中不再有60歲以上的人，他們和最高層之間有個年齡斷檔，其情形頗堪思索。

關于遇羅克

項飆說：“遇羅克的《血統論》被當作‘中國版的人權宣言’來傳誦，而似乎沒有意識到，那是紅衛兵內部不同群體為了爭取黨的高層的認可而斗爭的一部分;只有把那樣的思考和那樣的經歷結合起來看，我們才能真正看懂那個文本，才能充分地體會其價值?！?/p>

遇羅克震動當時中國社會的大作冠名《出身論》，而不是《血統論》。紅衛兵是學生組織。遇羅克的天資和學習成績極佳，因出身不好、思想活躍，被打入異類無緣大學，先在北京郊區農場，后在市內工廠打工。他沒有加入過任何組織，無論是學生的組織，還是工人的組織。他是在成為“賤民”以后開始深徹反省現行意識形態的人，他是孤獨的思想者和徹底的叛逆者。老紅衛兵組織（由紅五類出身的學生組成）視遇羅克為極端反動分子。遇羅克本人對后起的造反派紅衛兵也并不認同，他曾托人帶話，想與蒯大富公開辯論。以他的智慧不可能不明白：反對黨的階級路線，即使手法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也絕不可能獲得黨的高層的認可。

遇羅克之死是至今未解的謎。弟弟從外地武斗發生處帶回并藏匿了一個手榴彈，能導致哥哥被判死刑，這是弱智者也難以相信的理由。我始終認為，遇羅克是因為《出身論》被判死刑的。階級路線的底線不可觸動，撕破其堂而皇之的外衣，必導致對當下壓迫與剝奪的覺醒和反抗。故撕破這神圣外衣者必予人身滅絕。將這樣一位殉道者的吶喊說成“紅衛兵內部不同群體為了爭取黨的高層的認可而斗爭的一部分”，于情理，于事實，于歷史，都是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