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難民危機沖擊下的區域福利政治發展困境

鄭青，夏國永

歐洲難民危機沖擊下的區域福利政治發展困境

鄭青，夏國永

區域福利政治具有利用空間發展戰略，產生“激發社會福利發展動力”的功能，但這一功能的發揮，受制于區域福利政治發展所處的社會政治生態條件。歐洲難民危機折射出區域福利政治發展模式在處理國家間政治分歧與危機管控應對方面的無力。歐洲難民危機制造出的脆弱且不穩定的社會生態環境，沖擊著區域福利政治發展的難題、短板及分歧。歐洲難民危機的治理困局展現區域福利政治發展的要求，分別需要從戰略的高度、動力的激發、機制的構建和方法的尋求四個層面解決區域福利政治發展的沖突與延續、共識與行動、領導與合作、排斥與融入等方面的問題。

歐洲難民危機；區域福利政治；發展困境

一、導言

進入21世紀，人類社會遭遇到的一個共性難題，就是民族國家普遍存在福利與政治的膠著狀態，表現為公共輿論中“對行政充滿不信任感的福利意向”[1]（P3）。對此占主導的解決之道，是西方學者們長期以來主張尋求民族國家福利分配的公正。但全球化的時代背景，福利問題政治化、國內政治國際化，使這類僅局限于國別疆域內的福利政治的研究，存在由于問題研究不全面、不充分導致相關主題的研究陷入難以突破的困境。面對福利政治的研究現狀，筆者嘗試對福利政治的發展作出兩個方面的研究拓展：一是立足全球化下福利政治發展的區域時空研究；二是聚焦具有危機聯動與矛盾管控的區域福利政治發展的功能內涵研究。以便從世界秩序的變革中考察區域協同解決人類面臨的福利與政治之間膠著困境的發展路徑。為此，文章選取近年來備受國際社會關注的歐洲難民危機的社會變革條件，考察區域福利政治發展面臨的難題、短板、分歧，探究區域福利政治發展所要遵循的協同治理路徑，包括區域福利政治發展所需的治理能力、具有共識性的治理結構和治理規則、為區域協同治理的福利政治參與等方面提供區域整合發展所需的政治資源和制度環境等。以此解析區域福利政治發展的戰略、動力、機制、方法等約束條件及應注意的理論與現實問題。

福利政治發展的核心問題是協調福利發展動力與政治運行機制之間的關系。長期以來，圍繞民族國家福利政治發展的研究對象，福利政治發展的性質主要歸結為國家層面的社會保障問題：福利政治發展的總體水平受制于經濟發展的狀況；福利政治發展的動力來源于具有路徑依賴的國家政治運行機制的責任規定。顯而易見，這一局限于國別福利政治發展的研究思路，凸顯了福利政治發展的經濟發展水平、國家治理能力等的國別差異，但漠視或忽略了關乎超越一國國民福祉的福利政治發展危機及其根源。而這正是長期以來由資本文明主導的現代人類社會發展的短板之一，即由強權的資本擴張，導致國際社會福利政治發展的動力空間失衡，產生影響全局性的區域福利政治發展的戰略危機。當這一危機處于可控的狀態時，危機主要表現為區域福利政治發展的差異；但當這一危機處于不可控的局面時，危機危害到的是整個全局性的包括民族國家、區域乃至整個國際社會的和平與發展問題。近年來發生的歐洲難民危機，正是凸顯了區域福利政治發展的戰略危機的性質。

對此，本文著重從四個方面進行分析：一是歐洲難民危機的產生根源引發區域福利政治發展的難題；二是歐洲難民危機的演變軌跡凸顯區域福利政治發展的短板；三是歐洲難民危機的應對策略激化區域福利政治發展的分歧；四是歐洲難民危機的治理困局展現區域福利政治發展的要求。通過這四個方面的分析，說明本文研究主題的問題性質從以往民族國家的福利政治發展的責任動力向區域福利政治發展的空間動力的轉換，這就要求轉變相應的區域福利政治發展的政治運行機制。

二、歐洲難民危機的產生根源引發區域福利政治發展的難題

區域福利政治發展，指的是在由獨立主權國家組成的區域空間內，福利作為凝聚區域協調發展動力的實踐價值目標，通過政治運行機制得以實現，以此確保區域發展的秩序與民族國家的利益。區域福利政治發展與國家福利政治發展的相同之處，除具有“回應社會發展危機、滿足社會基本需求”的保障功能之外，其獨特的功能還具有通過利用空間發展戰略產生“激發社會福利的發展動力”。從這一點來說，福利政治發展是推進區域發展的戰略手段。由于區域福利政治發展涉及區域內、區域外、區域間等多維空間，需要面對多元政治社會生態環境的制約和影響，具有脆弱性與不穩定性等特性，但多維空間又為民族國家膠著的福利與政治的發展提供了空間發展動力，產生區域福利政治發展的聯動效應。

長期以來，區域福利政治發展受到漠視，至少有三個方面的認知原因：一是福利政治隸屬于民族國家政治范疇的慣性認知，且把經濟發展水平當作決定性的要素，區域福利政治發展的差異被認為具有客觀性。二是在依然由資本文明支配的國際社會，核心—邊緣占主導的區域國家構成結構，區域福利政治成為強勢國家或國家群體獲得比較優勢利益的手段，區域福利政治發展的格局被認為具有主觀性。三是區域福利政治發展無疑需要通過凝聚福利發展共識和采取統一政治行動才能產生實效，但在經濟全球化向縱深方向發展、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危機疊加的國際形勢下，政治碎片化使得福利政治發展的合作被認為缺乏相關的條件。區域福利政治發展受到漠視，在實踐層面至少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福利政治發展積貧積弱的地區，總有強勢國家對弱勢國家殖民掠奪的歷史印跡；二是在撕裂其他國家或地區福利政治發展基礎上的發展模式，最終導致損害自身福利政治發展的危機溢出后果。

2015年爆發的歐洲難民危機，把國際社會區域一體化發展最為先進的歐洲與區域局勢依然處于動蕩甚至戰爭狀態的中東、北非地區聯系在了一起，這一危機的根源凸顯現代區域福利政治發展的聯動效應。對近乎失控的歐洲難民危機及暴恐頻發的次生危機，盡管整個歐洲目前還沒有一個明晰而有效的解決辦法，但國際社會對這一危機發生根源的認知卻具有一定的共識，具有代表性的相關觀點認為，“今天的難民危機既有遠因也有近因。遠因自然是當年西方對全世界的殖民掠奪。其后果之一就是留下了眾多講英語和法語的政治不穩定、經濟很落后的第三世界國家。每當出現政治危機或經濟危機時，這些沒有語言障礙的難民便涌向前宗主國。近因則是西方的外交戰略失誤。目前涌入歐洲的難民共有兩類：一是阿富汗、伊拉克和敘利亞的戰爭難民，而這三個國家的亂局則是西方一手導致的。二是阿拉伯之春后，曾經配合西方堵截難民和非法移民的政權被西方推翻，比如利比亞的卡扎菲。由于利比亞也陷入無政府狀態，結果不但無法發揮過去堵截的作用，相反獲得自由的他們也成為外逃的主力”[2]。歐洲面臨潮水般的難民涌入，其福利政治所要維護的區域秩序和民族國家的利益，由于責任分擔無法達成共識，而以英國的脫歐及原有維護區域一體的政治運行機制如申根協議的違背，導致歐盟面臨解體的困境。歐洲難民危機的產生根源，引發難民流出與流入地區福利政治發展出現了難題。

三、歐洲難民危機的演變軌跡凸顯區域福利政治發展的短板

利用區域空間尋求福利政治發展動力，原因在于“區域一體化的首要目標是追求在更大范圍內資源配置的優化，提高資源利用的效率，增進區內國家的社會福利，使每一個成員國能獲取比單獨一國時更大的利益”[3]（P57）。區域福利政治發展涉及四個方面的基本問題，即區域福利政治發展的目的、內容、方式、成效。就目前區域發展實踐而言，區域經濟及軍事一體化占主要合作模式，區域政治一體化的發展短板較為明顯，而為區域內外民眾謀福利的福利政治的發展較為少見。對于區域一體化發展較好的歐洲而言，即使福利主義已經成為區域內民族國家的文化特質，但對于未來歐洲區域福利發展的展望而言，“一種較悲觀的前景是，由于歐盟‘負一體化’的社會整合難以實現，無法建立起強大的統一社會福利體系，因此歐洲一體化進程將導致各國的福利體系向自由主義模式收斂，即歐盟的財政緊縮要求迫使各國政府縮減公共福利，那些原本實行社會民主主義福利模式的國家將受到極大沖擊”[4]。顯然，一旦歐盟內民族國家福利持續緊縮，就會迫使一方面更加強烈爭取更多有利于本國區域一體化的福利利益，另一方面區域內民族國家為維持本國國民福利的平穩采取加大政府補貼非市場競爭、實施具有排斥外來移民的政策，區域內民族國家福利政治的發展更加碎片化。

區域聯盟或區域一體的最終目的是通過區域合作謀取單一民族國家無法獲取的福利，違背了這一核心宗旨，區域合作只能淪為少數利益者謀取私利的工具，區域合作的前景堪憂。從學理上來看，區域福利政治發展的目的包括兩個層面：一是維護區域秩序；二是增進民族國家的公共福利。區域福利政治發展的內容包括三個層面：一是通過擴大稅收、增加就業、增強經貿資本人員等的流動，創造福利；二是提供生產福利的機會；三是提升發展福利的能力。區域福利政治發展的方式，主要通過主導加協商展開，兩者是統一的，主導給予協商以引導，協商給予主導以支持。這就要求區域福利政治發展要有主導福利政治發展的力量，要建立相關的協商機制。區域福利政治發展的成效是最大化地增進區域發展的共識和行動力。

然而，難民危機演變軌跡暴露出歐洲區域福利政治發展的短板。出于對20世紀兩次世界大戰的歷史記憶，決定了現代歐洲在文明演進中具有注重觀照歷史經驗的精神氣質，其中，接收和安置難民成為歐洲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正是基于關懷難民的人道主義的價值自律，無論從難民數量還是歐洲的安置能力來看，此次的難民流入本不應成為危機，但事實是，難民危機愈演愈烈，歐洲對此的管理呈現無序、低能。難民危機演變軌跡暴露出歐洲區域福利政治發展的短板。難民危機流動軌跡由難民流出國和流入國兩個空間組成，連接這兩個空間的推拉力除了空間接近、語言文化相關、形勢所迫等客觀原因之外，起決定作用的，一是流出國難民流動的意愿，二是流入國接納難民的政策基礎。對于經歷過戰亂的難民而言，流向能夠安身立命且具有可預見未來生存保障的國家無疑是首選。而歐洲國家具有可比優勢的福利基礎及西歐較為明確的難民接納政策并有核心大國德國等國家聲稱積極接納難民的承諾，激發了中東、北非難民冒著風險奔赴歐洲而來。

但歐洲主導國家顯然低估了難民危機的演變形勢和高估了自身處理難民危機的能力，有效處理難民問題的前提，是要確保難民流動可控，大量接收難民是為了幫助這些難民度過戰亂，無論是難民數量還是幫助時效都是有限和臨時的，因此就近幫助難民度過危機無疑是最佳選擇，并要加強對難民流動的正確引導，但就此次難民危機流動軌跡而言，顯然這類的幫助與引導是缺乏的。如“在國際難民涌向德國的過程中，按照其行進線路，歐盟國家可以分為意大利、希臘等難民登陸的‘前線國家’，難民經過的匈牙利、捷克、奧地利等‘過境國家’：以及最終接收難民的德國、瑞典等‘目的地國家’?！熬€國家’和‘過境國家’都無意接收更多難民，擔心‘目的地國’的接收能力有限，最終會把難民堵在自己國家內。這種擔心并不是多余的。對歐盟來說，此次難民危機實際上是其‘未完成’的制度體系造成的：目前歐盟建立了取消內部邊界的申根體系，但是避難政策卻仍屬于成員國內政，共同體沒有權能干預成員國避難政策。在難民危機的壓力下，歐盟成員國不得不接受難民配額方案，意味著歐洲一體化的程度又有提高。但是，難民危機過程中少數國家作秀、全體國家‘埋單’的做法對歐盟團結產生的消極影響也不可忽視”[5]。

四、歐洲難民危機的應對策略激化區域福利政治發展的分歧

“二戰”以來，彰顯歐洲具有文明性且構成其發展動力的，有兩個標志性的價值理性，一是從慘痛的歷史經歷中習得的人道主義精神；二是從維護公民權的高度構建的較為全面的福利主義保障。人道主義精神賦予歐洲“新”的形象，福利主義保障體現歐洲“強”的實力。正是這兩大價值理性使得歐洲區的國家彼此具有了認同的共識基礎和共同行動的要求。但值得注意的是，這兩大價值理性的實踐是需要條件的：人道主義精神的發揚需要支付成本，而福利主義保障的提供需要能力。由于歐洲是由諸多主權國家構成的發展聯盟，這一價值實施能力除了不言自明的人力、物力、財力等硬實力之外，還有一個不可或缺的軟實力，就是激發歐洲各個國家發展共識和行動的協同力，如果忽視了這一能力的維護和提升，不僅無法發揮歐洲具有的硬實力功效，而且還有可能因協同無力，產出阻礙價值理性實施的離心力。其原因之一，在于組成歐洲的各個國家發展程度不同，對維護歐洲價值理性的使命感和能力存有差異。除了歐洲國家之間為維護價值理性所需的協同度之外，還有三個不可忽視的客觀情況需要被關注：一是實施價值理性的國家公權力的執行者與廣大公民之間訴求意向的契合度，兩者在維護利益的關注點上具有交集，但不完全重疊，相較而言，前者更加宏觀，不僅需要考慮本國公民的利益訴求，而且還要兼顧區域的發展需求。二是價值理性實施的兼顧度，歐洲兩個價值理性既可能互構，又可能成為彼此發展的障礙，過于關注某一個方面，必然引發另一方面的缺失。三是推進價值理性實施任務的調整度，隨著價值理性實施的社會生態環境的變化，應明確階段性實施目標和手段，固守原有的實施方法導致的低效只會違背價值理性。歐洲價值理性實施的協同度、契合度、兼顧度及調整度，構成了破解歐洲經濟社會發展難題的共識和行動力的決定要素，對此的違背，只會導致相關實踐的發展陷入分歧及困境。

歐洲難民危機的應對歷程缺失上述四個“度”的觀照，形成了應對分歧，彰顯區域福利政治發展的困境。歐洲難民危機經歷了一個被動向主動、無序向無助、積極向消極的應對演變過程，盡管有德國等個別國家對接收難民具有明確的堅守政策之外，不斷涌入的難民潮、各自求安的國家難民緊縮政策、無法預料的難民暴恐事件等，促使歐洲對外的難民危機轉變成了對內仇恨情緒上升的社會危機，甚至出現了以英國脫歐事件為驅動的歐洲政治危機。毗鄰而居的地理位置、高福利的生存保障預期、老齡化社會需要難民補充勞動力等，從這些方面來看，“移民不僅為歐洲經濟發展帶來了豐沛的勞動力資源，也是當代歐洲人口構成和多元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接收避難移民、為難民提供庇護更是歐洲人道主義思想和價值觀的重要體現”[6]。難民與歐洲本可互為所需，從涌入歐洲的難民總量來看，數量遠遠不及難民來源地的鄰國多?？梢?，不是難民而是應對難民的不當策略才是激化歐洲難民危機的主要原因。歐洲難民危機存在重大的應對分歧：

一是缺乏協同度。對此有學者指出，“歐洲缺乏足夠的手段來分清哪些是難民、哪些是經濟難民；也缺乏足夠手段甄別哪些移民是經過注冊的，哪些是沒有注冊的。歐洲各國對于難民危機的政策也充滿分歧，比如，德國宣布2015年之前可以接收80萬難民，其他一些國家卻宣布不接收任何難民。另外一些國家的態度則介于兩者之間。它們不知道到底應該怎么做，或者政策和態度每個月甚至每個星期都會發生改變”[7]。進入2016年，歐洲的申根地區有越來越多的國家加入了恢復邊境管控的行列，此舉與其說是甄別真正難民所需，還不如說是為了防止更多的難民入境，暴露歐盟體系缺乏協調管控難民危機的機制設計，即“有共同貨幣，卻沒有財政部的支持；有共同邊界，卻沒有統一的移民政策；技術官僚制定的外交政策與國家權力的源頭背道而馳”[8]。

二是缺乏契合度。解決難民危機涉及兩個發展階段，即接收與安置，這不僅是政治領導人的事，還影響到每位公民的生活，因此，政治領導人處理難民危機的問題需要獲得公民們的認同與支持。但“歐洲一些國家的主流政黨和政治人物未能拿出有效舉措來解決民眾對難民危機和恐怖威脅的深切關注，而極右翼政黨正越來越多地拿這些話題做文章。這帶來的直接后果將是極右翼勢力得到加強，獲得更多支持。這會讓歐洲國家陷入危險境地”[9]。

三是缺乏兼顧度。歐洲應對難民危機，前松后緊，歐洲的人道主義與福利主義成為吸引難民涌入的兩大重要價值理性，但對難民接受國而言，短期內在這一危機事件的應對中出現了無法兼顧的難題。以德國為例，盡管總理默克爾力排眾議，堅持人道主義的難民政策，但在公民安全不斷受到暴恐威脅的情況下，2016年德國的難民政策也在收緊?！皵祿@示，僅今年上半年就有13324人被攔截在德國邊境之外或在機場被禁止入境，比2015年全年的人數還多50%。今年上半年，在德奧邊境共有10629人被禁止入境。今年上半年，德國遣返的移民數量也大幅增加，有13743名抵達德國的移民被遣返，而2015年全年被遣送的難民共有20888人，2014年全年共10844人?！盵10]

四是缺乏調整度。無論歐洲國家正視與否，階段性的難民危機具有階段性的治理任務，這就要求難民危機治理者應及時調整相關治理手段。2016年，歐洲難民危機演進到了接受與融入需要并舉的階段，同時，這一危機又處于其他各類危機的包圍之中，包括“經濟發展緩慢、銀行業危機、債務危機、反歐盟主義危機”[11]等。解決歐洲難民危機應考慮或有助于其他社會危機的解決，但就目前歐洲消化難民配額計劃的艱難局面而言，歐洲還未調整解決難民危機的主要戰略。對難民危機應對的分歧，彰顯區域福利政治發展的共識不足和行動力的遲緩和低效。

五、歐洲難民危機的治理困局展現區域福利政治發展的要求

由少數超級大國主導的世界政治經濟發展秩序，遵循著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區域經濟聯盟或軍事聯盟最終維護的還是強者的利益。目前，國際社會出現的各類社會危機的問題根源，主要是國際危機區域化、區域危機國家化，區域作為國際和國家之間的連接點，既可能是危機的緩沖帶，又可能是危機的引燃點，區域危機能否管控治理，直接決定了危機演進性質的轉變。從這一點來看，區域危機必須得到處理，但與以往單一區域問題危機下由個別國家利用自身在相關問題方面的強勢權“領導”破解區域危機的形勢不同的是，現如今區域危機多元矛盾糾結在一起的復雜性，即使是個別超級大國也無力或不愿獨自承擔破解區域危機的責任，“主導+協商”破解區域危機的方式成為維護區域秩序和發展的唯一選擇。據此反觀歐洲，難民危機的發生根源沒有被認真反思，有效應對難民危機的準備明顯不足，結果“歐盟的應對失據致使其陷入政治紛爭、社會撕裂、經濟承壓、文化對立的困局”[12]。這四個方面的問題展現區域福利政治具有四個方面的發展要求。

首先，歐洲難民危機的政治紛爭展現解決區域福利政治發展的沖突與延續的要求?，F階段，歐洲難民危機的政治紛爭主要集中在歐洲內國家間難民接受與安置的配額計劃上，盡管有人道主義的文化精神要求，但在多元危機齊發的社會生態環境下，強制配額也遭遇諸多歐洲國家的直接拒絕。與此同時，還有兩個方面的政治紛爭需要關注：一是左右歐洲政治生態良性與否的歐洲國家內部的黨派對移民危機政策選擇的紛爭，在應對難民危機一籌莫展之時，歐洲國家政治出現的一個普遍現象，就是持反對接受難民政策的右翼政黨頻獲選民支持，致使“歐洲極右勢力就日益強勢，正在加速改變歐洲的政治版圖”[2]。二是歐洲難民危機的來源地中東、北非仍處政治紛爭的戰爭局面，任由這些地區的動蕩局勢發展下去，只可能產生更多的難民，歐洲內部應對難民危機的措施永遠治標不治本。歐洲難民危機的這兩類政治紛爭，折射出區域福利政治的發展沖突具有空間緯度，區域福利政治發展的延續具有時間緯度。區域福利政治發展主體具有歷史的責任根源，同時，區域福利政治發展結果具有聯動的溢出效應。據此，要求區域福利政治發展的戰略規劃要統合時空緯度內的結構網絡要素，構建大空間、大緯度、大戰略的區域福利政治的發展計劃。這是區域福利政治發展的戰略要求。

其次，歐洲難民危機的經濟承壓展現解決區域福利政治發展的共識與行動的要求。歐洲難民危機發生的時間節點，恰逢整個歐洲處于后經濟危機時代經濟艱難復蘇階段，難民危機對疲軟的歐洲經濟而言雪上加霜。因此，無論對于經濟基礎較好的中、西歐還是經濟基礎較為薄弱的東、南歐，歐洲難民危機都會造成不同程度的經濟承壓?！鞍仓秒y民成本核算高。難民問題是一項復雜的社會工程，同樣，安置難民也是一個經濟學問題，因為難民的成本核算非常高，接收國政府需要投入巨額資金?！盵13]如“歐盟國家每年在每一位難民身上平均要花費數千至上萬歐元，巨額的財政支出給很多國家帶來了沉重負擔”[14]。正因如此，“為解決難民危機，歐盟領導層多次開會，承諾去年和今年共拿出92億歐元資金用于應對難民問題，并制定一系列措施，包括成員國自愿出資，按國土面積、人口、經濟實力等因素，分攤進入意大利、希臘等‘前線’國家的難民，擴容希臘等地的難民安置中心等。然而，各成員國對出資要求響應者寥寥，至今資金缺口仍很大”[15]。歐洲難民危機的經濟承壓暴露出區域福利政治發展的動力不足，這似乎印證了一個較為悲觀的政治規律認知，即“超國家層面的共同體問題是很難通過主權國家之間的同心協力解決的”[16]。這一消極認知表現出的國家行動是，“面對國際移民所施加的財政壓力，能夠推行限制性移民政策的福利國家會‘擁抱’福利國際主義，承認移民的福利權利；而無法執行這樣的移民政策的福利國家只能采用福利沙文主義政策，限制移民的福利權利和削減針對移民的福利開支”[17]。但無論是面臨難民危機的極端情況，還是處于常態下，福利國際主義與福利沙文主義對福利給予者與接受者都是不公平的對待，只有達成兼顧維護國家利益與區域秩序的福利政治發展的目標共識，才有可能激發產生實現這一目標的行動力。這是區域福利政治發展的動力要求。

再次，歐洲難民危機的社會撕裂展現解決區域福利政治發展的領導與合作的要求。不斷涌入的難民、衍生出的各類社會危機及低效的應對方案，使得難民危機似乎成為撕裂歐洲社會的最大誘因，而這一威脅隨著歐洲區域大國法、德聲稱對局勢失去控制后日益增強。難民危機撕裂歐洲社會的表現被歸結為“歐洲人的道義、良心與其能力、體制對不上；歐洲各國出于各自利益和算計，互相爾虞我詐；歐洲人扯皮不休，統一難民處置政策任重道遠；難民問題正引發歐洲全民大討論，觀點對立嚴重；從長遠看，難民與移民問題一樣，歸根結底牽涉社會融合問題”[18]。不可否認，就歐洲難民危機引發的一系列社會問題集中出現而言，難民危機對歐洲社會的撕裂是顯而易見；但就這些問題本身而言，又不是新近才有的，是一直或明或暗地存在于歐洲社會之中，這暴露出歐洲一體化這一區域發展本身存在缺陷，表現為“在歐洲一體化的發展進程中，一個明顯的特征就是成員國既要維護其主權權力，又要尋求以合作乃至一體化的方式不斷擴展其主權利益，這樣就不可避免地產生了政府間主義和超國家主義兩種思維和行為模式的沖突與妥協”[19]（P236）。政府間主義的思維要求達成合作的機制，而超國家主義的思維需要確立領導的機制，兩大機制在歐洲的構建都存在著虧空。表現為“當歐盟逐漸成為一個超國家的管治主體時僅靠成員國政府的授權是與歐洲長期以來形成的、特別是已在國家政治中日趨完善的議會民主和人民主權政治傳統相矛盾的，這也就是近年來被廣泛批評的歐盟政體本身的‘民主虧空’問題”[20]（P271）。而“協調一體化進程和民主的關系是歐洲的唯一出路，在聯邦制的政治聯盟框架下，歐洲議會由民主選舉產生歐盟委員會首腦，實現有效問責。這樣的聯邦制必須有一個強大和限權的中心，也必須有強大的成員國來牽制”[21]（P161）。面對這樣的制度基礎，歐洲區域福利政治發展的機制，需要在領導與合作兩個層面加強構建。這是區域福利政治發展的機制要求。

最后，歐洲難民危機的文化差異展現解決區域福利政治發展的排斥與融入的要求。歐洲難民危機把世界上經濟最為發達的歐洲地區與世界上經濟發展最不發達的中東、北非地區緊密地聯系在了一起，由于宗教、風俗、習慣、價值觀等的巨大差異，經過前一階段難民無序的涌入之后，無論是難民還是難民接受國，無不感受到由于文化的差異而面臨的難民排斥與融入的難題。對于歐洲國家而言，“目前面臨一種兩難的選擇，如果加強本土文化和主流價值觀，那么無疑將加劇愈加龐大的移民、難民群體的受排斥感；而如果尊重、照顧外來群體的文化、宗教、習俗，又可能刺激本土的極端主義?！瓪W洲的安全還與經濟復蘇密切相關，如果歐洲經濟不能保持穩定強勁復蘇，從而給移民、難民群體提供足夠經濟保障，那么安全威脅勢必會成為歐洲各國短期內不得不接受的常態”[22]。難民需要留下來生存，而歐洲國家希望對整個危機事態進行掌控，尤其是捍衛體現國家利益的宗教和價值觀等主流文化。雙方的利益交集確立的基礎，是要聚焦于“危機聯動與矛盾管控”的共同利益上來，用共識價值破解利益原則引發的排斥與融入的難題。解決這一問題的可能性，在于共同的生存區域空間利益相關。這為區域福利政治發展的排斥與融入的難題指明了解決的方向，即增加不同文化相互依存的信任感，通過解決每個階段面臨的排斥與融入的主要問題，用可見和可預期的成效削除排斥，推進融入。這是區域福利政治發展的方法要求。

六、結語

解決歐洲難民危機的發展情形，是有效措施乏力，影響了全球經濟復蘇的進程；危及了歐洲一體化的構建；助長了非法移民；弱化了對難民來源地區難民危機的關注與處置等。這些問題的存在必須對歐洲難民危機與區域福利政治發展進行反思。對于至關重要的國家利益來說，難民問題從始至終都是有影響的。它們關系到全國性的、區域性的乃至國際性的和平與安全。盡管難民問題的重大性，但是否采取行動參與其中加以有效解決，一般主要取決于和相關利益方關聯的程度及解決的意愿和能力。但此次歐洲難民危機的真實情況顯然要復雜的多，表現為難民問題與非難民問題摻雜在一起，人道主義危機已經越來越多地演變成對于全局具有重要意義的戰略性危機，使得由歐洲難民危機引發的區域福利政治發展的難題已經不再是僅解決難民短期處置和長期融入的問題。

國際社會解決難民的主要政策方式，包括“收編新難民、支持現有難民但限制未來難民、通過削減福利來排斥已有的難民?，F在政策已轉向第三種響應方式，人們越來越承認難民的經濟收益，但是政策越來越具有選擇性，在準入和權利方面分門別類。這種選擇性手段限制了那些獲得臨時居住證的難民，特別是尋求庇護者的福利權”[23]（P4）。歐盟區域內國家間的內松外緊的政策要求與每個國家內緊外松的政策安排問題、公民與難民的排斥與融合問題、同化與融入的問題、政府在申請庇護方面的政策決策不力以及在特定民族群體上的區別對待等問題，導致尋求庇護者被主流社會所隔離，形成有管制但被拋棄的“二次難民”危機。而國際恐怖主義、國內右冀極端主義等的乘虛而入不僅造成不安全和不穩定的政治生態環境，更是成為區域福利政治發展的新障礙。為此，今后需要對四個方面的問題進行重點思考：一是歐洲難民危機管控是否能做到理性、公平和合乎道德？二是歐洲難民政策應該考慮哪些人的利益？三是歐洲難民遵守區域秩序規則的公民福利權利該如何分配？四是歐洲難民危機的人道主義普世價值與區域利益的政治原則能否有效協調？通過反思這些問題，評估歐洲難民危機與區域福利政治發展的實際影響，以達成解決問題的行動共識和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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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邵川桂]

鄭青，復旦大學政黨建設與國家發展研究中心博士后，贛南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院長，副教授，碩士生導師，法學博士；夏國永，贛南師范大學文學院講師，哲學碩士，江西贛州34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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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4-4434(2016)11-0030-07

中國博士后特別資助項目“歐洲難民危機與區域福利政治發展研究”（2016T90325）的階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