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淮安王莊村漢墓群的發現與研究
——兼談淮安地區漢代土墩墓

胡兵

（淮安市博物館 江蘇淮安 223001）

江蘇淮安王莊村漢墓群的發現與研究
——兼談淮安地區漢代土墩墓

胡兵

（淮安市博物館 江蘇淮安 223001）

淮安王莊村漢墓群（御馬墩）是一處西漢早期至東漢早期的墓地，共發現墓葬97座，墓葬排列有序，呈向心結構排列，出土各類文物近千件，是淮安市博物館近年來發現墓葬數量最多，分布最密集，時代跨度長，出土物最豐富的一個墓地。墓地的發現極大地豐富了漢代土墩墓研究的資料?；窗驳貐^密集分布著大量的漢代土墩墓，墓葬極具地域特征，作為漢代土墩墓分布的一個重要區域，必將會把漢代土墩墓的研究引向深入。

江蘇淮安 漢代 土墩墓 家族墓地

2013年10月至2014年1月，淮安市博物館為配合清浦區（今清江浦區）力辰物流園工程建設，清理發掘漢代墓葬99座（其中2座位于土墩范圍外），墓葬排列有序，呈向心結構排列，出土陶器、銅器、鐵器、漆器等各類文物近千件，其中以陶器為大宗。墓葬隨葬品成組成對出土，器物組合具有典型時代特征（簡報見本期）。從隨葬品看，墓葬時代早至西漢早期，晚至東漢早期。該墓群是目前所發現的墓葬數量最多的漢代土墩墓，明確其內涵、性質、分期及時段特點，對研究漢代土墩墓有著極其重要的作用。

一、陶器分析與分期

（一）陶器分析

王莊村墓地漢墓出土器物共近千件，有陶器、銅器、鐵器、漆器等，以陶器為大宗，器物時代特征明顯。陶器主要有鼎、盒、壺、豆、瓿、罐等，其中可以分型定式的有鼎、壺、瓿、盒、罐五種。以上五種器物除陶罐外均按陶質分為釉陶和泥質陶兩類，兩類器物演變規律基本一致。

1.陶鼎

按陶質分為甲、乙兩類。

甲類泥質灰陶。據足部形態分為兩式。

Ⅰ式鼎足修長，附耳外撇，器身呈橄欖形。M21：12，弧形蓋，頂近平。器身子口內斂，口附長方形立耳一對，耳外撇，耳下部有長方形凹窩，斜弧腹，近圜底，底附三蹄足（圖一：1）。

Ⅱ式鼎足稍矮，變粗壯，器身變圓。M46：5，覆缽形蓋，平頂。器身子口內斂，口附長方形立耳一對，耳外撇，耳下部有長方形孔，斜弧腹，圜底，底附三蹄足（圖一：2）。

乙類釉陶。據足部形態分為兩式。

Ⅰ式鼎足矮短，帶蓋，器蓋有三顆乳釘狀鈕或圈足形捉手兩種。M36：9，覆缽形蓋，平頂略凹，蓋頂貼附三個乳釘鈕。器身子口內斂，口附長方形立耳一對，耳稍外撇，耳中部有長方形孔，斜弧腹微折，平底，底附三矮蹄足（圖二：1）。

Ⅱ式鼎足已經退化，貼附在器底，器蓋為平頂。M34：19，覆缽形蓋，平頂。器身子口內斂，斜弧腹，底內凹，底周圍附三個退化矮蹄足（圖二：2）。

2.陶壺

按陶質分為甲、乙兩類。

甲類泥質灰陶。據圈足高矮分為兩式。

Ⅰ式高圈足。M21：4，喇叭口，方唇，粗長頸，腹頸連結處略有曲折，圓鼓腹（圖一：4）。

Ⅱ式圈足稍矮。M44：1，喇叭口，圓唇，短束頸，肩頸連接處略曲折，鼓肩，斜弧腹（圖一：5）。

乙類釉陶。據底部形態可分為兩型。

A型圈足壺，按器口形態又可分兩亞型。

Aa型喇叭口。據圈足高矮及肩、腹部變化可分四式。

Ⅰ式鼓肩，圓垂腹，高圈足。M98：12，喇叭口，斜折沿，尖圓唇，長束頸，鼓肩近折，圈足較高，挖足較深（圖二：6）。

Ⅱ式溜肩，鼓腹較淺，矮圈足。M36：12，弧形蓋，上附柱狀捉手，下設子口。器身喇叭口，平沿，沿面向內突出，長束頸，上腹鼓，下腹斜直。蓋面飾水波紋，器身肩部有一對葉脈紋橋形耳，腹部微現輪制旋紋痕（圖二：7）。

Ⅲ式頸變短，圓鼓腹，矮圈足。M62：7，喇叭口，斜方唇，束頸，溜肩，圓鼓腹，矮圈足。肩部及上腹有一對葉脈紋銜環橋形耳（圖二：8）。

Ⅳ式溜肩，深弧腹，矮圈足，器身變得修長。M67：2，喇叭口，斜方唇，唇面略凹，長束頸，溜肩，上腹鼓，下腹斜收。肩部橋形耳，腹部存輪制旋紋和刮痕（圖二：9）。

Ab型小侈口。據腹部和圈足變化可分兩式。

Ⅰ式圓鼓腹，矮圈足。M14：8，圓方唇，長束頸，溜肩。肩部一對葉脈紋橋形耳，腹部微現輪制旋紋痕和刮痕（圖二：10）。

Ⅱ式長鼓腹，器身較Ⅰ式變得瘦高，圈足較Ⅰ式更矮。M58：18，圓唇，長束頸，溜肩。肩部一對葉脈紋橋形耳，腹部微現輪制旋紋痕和刮痕（圖二：11）。

B型喇叭口，平底壺。據頸、肩、腹部變化可分為三式。

Ⅰ式長束頸，溜肩，淺弧腹。M37：10，斜方唇，平底略凹，肩部葉脈紋橋形耳（圖二：12）。

圖二//王莊村漢墓群典型釉陶器型、式與分期

Ⅱ式長直頸，鼓肩，斜弧腹。M53：2，圓方唇，平底略凹。肩部葉脈紋銜環橋形耳（圖二：13）。

Ⅲ式短直頸，微鼓肩，長弧腹，器身較Ⅱ式瘦長。M67：5，圓方唇，平底略凹。肩部葉脈紋橋形耳，腹部存輪制旋紋（圖二：14）。

3.陶瓿

按質地分為甲、乙兩類。

甲類泥質紅陶。據器耳裝飾風格的不同分為兩型。

A型器耳外翻，據肩、腹形態可分兩式。

Ⅰ式溜肩，圓鼓腹。M74：9，直口微斂，方唇，短頸，圓鼓腹斜收，平底略凹，器身局部凹扁，不規整。肩部一對橋形耳，飾兩道凸弦紋，耳部紋飾模糊不清，底存線割偏心圓紋（圖一：25）。

Ⅱ式鼓肩，斜腹近直。M92：10，直口，唇面內凹，平底略凹。肩部一對獸面橋形耳，飾兩組較粗凸弦紋，獸面模糊不清（圖一：26）。

B型器耳簡化，緊貼器身。據肩、腹形態可分兩式。

Ⅰ式弧肩，扁弧腹。M81：3，斂口，內斜沿，尖圓唇，短頸，近底處微收，平底略凹。肩部及上腹飾三組凸弦紋，貼塑一對獸面橋形耳，獸面模糊不清。腹部有弦紋（圖一：27）。

Ⅱ式豐肩，斜腹近直，器型較Ⅰ式瘦高。M92：15，直口，方唇，短頸，平底。肩部有一對變形獸面橋形耳（圖一：28）。

乙類釉陶。據器耳裝飾風格的不同分為兩型。

A型器耳外翻。據肩、腹形態可分五式。

Ⅰ式廣肩，扁圓腹。M20：2，直口，方唇，短頸，平底略凹，器身整體較扁。肩部一對獸面橋形耳，腹部存輪制旋紋（圖二：15）。

Ⅱ式廣肩，圓鼓腹，器身重心較Ⅰ式略高，腹略深。M36：6，弧形蓋，上附柱狀捉手，下設子口。器身直口，方唇，短頸，大平底略凹。蓋面飾水波紋，器身肩部一對獸面橋形耳，飾一道水波紋和兩道凹弦紋，腹部存輪制旋紋，近底處有戳痕（圖二：16）。

Ⅲ式溜肩，鼓腹，重心進一步上移。M30：8，直口微侈，方唇，平底略凹。肩部一對獸面橋形耳，飾兩組水波紋和三道凹弦紋，弦紋上方存輪制旋紋（圖二：17）。

Ⅳ式鼓肩，斜腹近直，重心繼續上移。M60：3，直口，唇面下凹，平底。肩部一對獸面橋形耳，飾兩組凸弦紋，獸面模糊不清，腹部存輪制旋紋（圖二：18）。

Ⅴ式弧肩，圓腹，器耳已逐步退化，器身瘦高。M12：2，直口微侈，外斜沿，尖唇，短頸，平底。肩部一對獸面橋形耳，飾一道凹弦紋，腹部存輪制旋紋（圖二：19）。

B型器耳簡化，緊貼器身。據肩、腹形態可分兩式。

Ⅰ式弧肩，鼓腹。M35：1，直口微侈，外斜沿，尖唇，短頸，平底略凹。肩部獸面銜環橋形耳，飾蝶形云紋和三組凸弦紋，同時還有乳釘紋和水鳥紋，水鳥紋局部兼有戳刺點紋（圖二：20）。

Ⅱ式鼓肩，斜弧腹，器型較Ⅰ式瘦高。M53：1，直口微侈，外斜沿，尖唇，短頸，平底略凹。肩部獸面橋形耳、方形鋪首，飾三組凸弦紋（圖二：21）。

4.陶盒

按質地可甲、乙兩類。

甲類泥質灰陶。據腹部形態變化分為三式。

Ⅰ式淺腹。M21：7，弧形蓋，器身子口微斂，平底略凹。腹部微現輪制旋紋痕（圖一：6）。

Ⅱ式斜腹。M36：11，覆碗形蓋，蓋頂設矮圈足。器身子口內斂，平底（圖一：7）。

Ⅲ式斜腹，腹部較AⅡ式加深。M2：6，覆缽形蓋，平頂略凹。器身子口微斂，平底。腹部存輪制旋紋（圖一：8）。

乙類釉陶。據有無器耳分為兩型。

A型無耳。據腹部形態變化分為二式。

Ⅰ式斜弧腹。M36：1，覆缽形蓋，平頂，蓋頂貼附三個乳釘鈕。器身子口內斂，平底。蓋鈕處飾兩道凹弦紋，器身腹部微現輪制旋紋痕（圖二：3）。

Ⅱ式斜腹近直。M34：13，覆缽形蓋，平頂。器身子口內斂，平底略凹。蓋腹存輪制旋紋，器身微現輪制弦紋痕（圖二：4）。

B型有耳。M27：15，覆缽形蓋，平頂。器身子口內斂，口附長方形立耳一對，耳稍外撇，耳中部有長方形凹窩。斜弧腹，平底（圖二：5）。

5.陶罐

陶罐均為泥質陶，據器表是否裝飾紋飾可分為繩紋罐和素面罐兩類。

繩紋罐據口部形態和系的有無可分為三型。

A型直口罐。據整體形態差異可分兩亞型。

Aa型器身寬扁。M72：5，直口，方唇，短頸，斜弧腹，小平底內凹。腹部飾雜亂繩紋，局部模糊不清（圖一：9）。

Ab型器身窄圓。據肩及腹部變化分為三式。

Ⅰ式溜肩，圓鼓腹。M20：1，直口，方唇，矮領，底內凹。器身下部及底飾雜亂繩紋，繩紋局部模糊不清（圖一：10）。

Ⅱ式鼓肩，圓腹。M8：6，直口微侈，方唇，矮領，底內凹。器身下部及底飾雜亂繩紋（圖一：11）。

Ⅲ式弧肩，鼓腹。M25：7，直口，方唇，矮領，底內凹。下腹飾橫繩紋和雜亂繩紋（圖一：12）。

B型盤口罐。據肩、腹形態變化分為三式。

Ⅰ式溜肩，鼓腹。M66：6，盤口，圓方唇，束頸，底略凹。器身上部微現瓦楞紋，下部及底飾雜亂繩紋（圖一：13）。

Ⅱ式鼓肩，斜弧腹。M84：5，盤口，口部內束，尖圓唇，束頸，底略凹。器身下部及底飾雜亂繩紋，大部分模糊不清（圖一：14）。

Ⅲ式弧肩，鼓腹。M4：8，盤口，口部微斂，圓方唇，束頸，小底略凹。器身下部及底飾雜亂繩紋（圖一：15）。

C型牛鼻耳罐。據腹部形態變化分為四式。

Ⅰ式溜肩，圓鼓腹較扁。M98：8，侈口，外斜沿，沿面內凹，尖圓唇，束頸，肩頸連結處略有曲折，小底略凹。器身上部飾間斷左斜細繩紋，下部及底飾雜亂繩紋，基本模糊不清（圖一：16）。

Ⅱ式溜肩，鼓腹。M46：2，侈口，外斜沿，尖唇，束頸，底內凹。器身上部飾左斜細繩紋，繩紋模糊不清，下部及底飾雜亂繩紋（圖一：17）。

Ⅲ式弧肩，圓腹微垂，器身稍長。M95：5，侈口，斜沿，沿面略凹，尖圓唇，束頸，鼓腹略垂，底略凹。器身下部及底飾雜亂繩紋（圖一：18）。

Ⅳ式弧肩，圓腹，器身更瘦長。M50：1，侈口，外斜沿，沿面內凹，尖圓唇，束頸，底內凹。器身上部遍飾凹弦紋，下部及底飾雜亂繩紋（圖一：19）。

素面罐據口部和整體形態不同分為三型。

A型灰陶小罐，直口。據腹部形態變化分為二式。

Ⅰ式淺腹。M21：6，方唇，矮領，折腹，平底（圖一：20）。

Ⅱ式腹較Ⅰ式更淺。M46：9，方唇，矮領，折腹，腹外壁略凹折，平底（圖一：21）。

B型灰陶罐，直口微侈。M21：2，方唇，矮領，鼓肩，斜弧腹，平底（圖一：22）。

C型灰陶罐，侈口。M58：16，外斜沿，尖唇，束頸，溜肩，鼓腹，平底略凹（圖一：23）。

（二）陶器分期和演變特點

根據上述型式分析并結合其共存關系，可將該墓群典型陶器分為前后相繼的四期（圖一、二）。結合周邊同類材料和共出的時代特征明顯的銅鏡、銅錢等進行年代判斷：一期為西漢早期；二期為西漢中期；三期為西漢晚期；四期為新莽及東漢早期。據此可以發現墓地中典型陶器的演化趨勢。

陶鼎出土數量較少，泥質灰陶鼎在整體造型上有戰國時期青銅鼎的風格，立耳和鼎足都狹長、清瘦，屬于仿銅陶器。由鼎足修長、附耳外撇、器身似橄欖形向鼎足稍矮、變粗壯、器身向圓變化，西漢中期以后消失。釉陶鼎整體造型上已經擺脫戰國青銅鼎的痕跡，具備自身的時代特點，即鼎足矮短，器身渾圓，附耳外撇程度減弱。釉陶鼎不見于西漢早期，鼎足由短粗向貼附于器底、近乎消失變化，器腹變深，器蓋由三乳丁或圈足形捉手向平頂變化。到新莽和東漢初期不再出現陶鼎，說明陶鼎在西漢晚期以后就不再流行。

陶壺出土較多，高圈足壺與平底壺共存。陶壺在西漢早期還帶有濃烈的青銅器風格，造型上有青銅壺或青銅鐘的影子：喇叭口，高圈足，圓垂腹。西漢中期，陶壺在造型上最大的變化就是腹部變得圓鼓，圈足變矮。西漢晚期的壺在造型上并無過多變化，器身變得更加瘦長。到了新莽和東漢初期，釉陶壺少見，紅陶壺大量出現，壺在造型上開始變得簡單，器身基本沒有裝飾，加上燒造溫度較低，器物出土時大多數已破碎不堪?？梢哉f西漢晚期以后的陶壺在造型和工藝上的簡化標志著該器形在逐漸衰落。

陶瓿和陶壺一樣是出土陶器的大宗。釉陶瓿在墓群各個時期的墓葬中均有發現，紅陶瓿則出現于西漢晚期。整體變化風格是一期器型扁圓矮胖敦實，最大徑大于器高，重心低，二、三期器身寬高比逐步變化，器型變得渾圓，重心上移，到四期器腹趨深，器型變得瘦高。西漢晚期瓿和壺一樣都在造型和工藝上簡化，做工粗糙，器身很少施弦紋，雙耳的造型簡單，紋路模糊。

陶盒作為西漢時期重要的仿銅陶禮器在該墓葬群中也有出土，是一個重要的斷代器形。盒同簋、敦都可以稱為盛，均是盛裝米食的器具，與盛裝肉食的鼎相對。M98出土有兩種陶盒：長附耳盒和無耳盒。孫機先生在《漢代物質文化資料圖說》中認為這兩種盒分別可以稱為簋形盛與盒形盛［1］?！吨袊脊艑W·秦漢卷》中則將M98中出土的這種簋形盛歸納為鼎的一種［2］。這里將其稱之為鼎式盒。鼎式盒在早期墓葬中出現，不見于其他時期。盒與鼎的演變規律基本一致，由淺腹發展為深腹，由弧腹發展到斜直腹，器身增高，在西漢晚期出現裝飾小立耳的釉陶盒，器類逐漸消失。

陶罐出土數量較多，繩紋罐中直口罐和牛鼻耳罐從西漢早期至東漢早期一直存在，直口罐器型由渾圓呈球狀向扁圓鼓腹變化，牛鼻耳罐的變化軌跡是器身逐漸變高，器腹由圓鼓向瘦長變化，制作工藝和造型逐漸簡化。素面罐中的直口折腹罐只在西漢早、中期出現，器型變化不大，是戰國時期灰陶折腹罐的延續，淮安韓侯大道戰國墓中出土過類似的灰陶折腹罐［3］。其他形制的素面罐標本較少，不具代表性。此外，該墓葬群還出土了少量的泥質紅陶罐，但造型簡單，做工粗糙，沒有形成明顯的發展序列。

二、墓群分期及其特點

王莊村古墓群土墩范圍內的97座墓葬，全部為土坑豎穴墓。墓坑內填土均為黃褐色或棕褐色五花土，部分墓葬坑壁經過修整，顯得規整光滑，墓地棺木整體保存狀況一般，大部分僅見棺具朽痕，部分棺底發現灰黑色草木灰痕跡。墓葬從葬具、葬式上看形式比較多樣。根據埋葬人數可以分為合葬墓和單人葬，單人葬占絕大多數。合葬墓又分為同穴合葬墓和異穴合葬墓，其中同穴墓根據葬具區分有一槨雙棺、雙槨雙棺、雙棺墓三種形式。同穴合葬墓數量較少，一槨雙棺僅發現一座（M34），均在槨內設置足箱放置器物。雙槨雙棺發現一座（M35），在槨內棺旁設置邊箱放置器物。雙棺墓發現三座（M4、M28、M92），均在足部放置器物。另有兩座雙棺墓，因遭破壞，無法確定器物放置位置。異穴合葬墓根據墓坑打破與否分為有打破關系和無打破關系兩種，有打破關系的墓葬發現16組（M12→M2、M27→M26、M36→M37等），無打破關系發現三組（M16-M17-M66、M44-M45-M46、M24-M79）。異穴合葬既有雙人合葬又有三人合葬墓。三人合葬發現較少，共發現兩組，這兩組三人合葬墓沒有打破關系，排在中間的墓葬形制規模明顯大于兩側墓葬，三墓靠頭一側坑口基本平齊，中間墓葬靠足一側坑口超出兩旁墓葬坑口。雙人合葬墓絕大部分存在打破關系，且墓葬大小有明顯差異，頭、足兩側墓坑錯開，不平齊。在葬具使用與隨葬品擺放位置上，無論是三人合葬還是雙人葬也不完全一樣，同一組合葬墓里既有一槨一棺又有單棺葬具，器物既有放置在足部的，又有設置邊箱放置在棺旁的現象，基本無規律可循。單人葬根據葬具區分有一槨一棺和單棺葬兩種形式。一槨一棺發現兩座（M98、M9），其中一座設置邊箱放置器物，另一座直接將器物擺放在槨室旁。單棺墓發現50座（M13、M30、M52、M65、M73、M85、M95等），有部分墓遭破壞或葬具痕跡不明顯。單棺墓均將隨葬器物擺放在足部或設置足箱擺放器物。

從墓葬形制分析來看，很難找出分期規律和時代特征。根據墓葬排列規律和陶器分期來看，西漢早期墓葬未發現合葬墓，但因早期墓葬位于土墩中心，中心區域已遭受盜掘，所以并不能確定早期墓葬就沒有合葬墓。另外從葬具上看，西漢早期墓既有一槨一棺墓，又有單棺帶邊箱墓，這些情況在西漢中、晚期同樣出現。從器物擺放位置看，早、晚各期墓葬隨葬器物要么放置在足部，要么放置在旁邊一側，沒有規律可尋。墓地中雙槨雙棺、一槨雙棺墓與無棺具墓同期共存，隨葬器物的多寡也并不代表時代差異，而更多反映的是墓主生前財力的大小。西漢晚期以后的墓葬，沒有發現帶槨室的墓葬，葬具保存狀況普遍很差，出土物少而簡，這與其家族的沒落應有一定關系。

墓葬形制并無時段上的變化，因此關于墓地的分期就主要依靠出土器物特別是陶器組合及其特點，并結合墓葬排列規律，將墓葬群整體分為四個時期。

西漢早期（高祖、惠、呂、文、景）：M21、M23、M98、M94（此墓存疑，僅出土罐一件，不能修復，據其所在位置歸為第一期）。

這一時期的墓葬集中在土墩中心，隨葬器物主要有壺、鼎、豆、盒、罐。高圈足壺、鼎式盒及豆為此期墓葬所僅見，沒有出現五銖錢，出土的蟠螭紋銅鏡具有戰國銅鏡特征。

西漢中期（武、昭、宣）：M6、M14、M20、M36、M37、M44、M45、M46、M47、M48、M72、M73等。

這一時期的墓葬圍繞在第一期墓葬四周，東、西、南、北四個方向均有分布，頭向全部朝向第一期墓葬，即東面墓葬頭向朝西，西面墓葬頭向朝東，南面墓葬頭向朝北，北面墓葬頭向朝南。隨葬陶器主要有灰陶罐、鼎、盒，釉陶壺、瓿、鼎、盒等。這一時期釉陶瓿開始大量出現，出現五銖錢幣，灰陶器數量減少。棺內開始有隨葬品，如五銖錢、鐵劍、銅鏡、銅帶鉤、鐵環首刀、竅塞、口琀、研磨器（黛板）等，日光鏡和昭明鏡開始出現。

西漢晚期（元、平、哀、成）：M2、M3、M4、M5、M7、M8、M12、M13、M26、M27、M30、M32、M34、M43、M52、M59、M71、M80、M81、M82等。

這一時期的墓葬分布在第二期墓葬后面，朝向與第二期相同。隨葬陶器主要有釉陶壺、瓿、鼎、盒、灰陶罐、牛鼻耳罐等，這一時期紅陶器開始出現，墓葬規模較早期、中期都小，隨葬陶器也不如前期多，鼎、盒數量變少，并逐步消失。另外這一時期器物裝飾出現鋪首銜環風格，釉陶壺肩部刻劃水鳥紋裝飾為這一期僅見。

新莽及東漢早期（王莽、光武）：M33、M40、M55、M56、M85、M91等。

這一時期的墓葬主要集中在北面，西面、南面有部分出現，東面發現最少，墓葬頭向依然延續第二、三期朝向。隨葬器物以泥質紅陶器為主，個別泥質紅陶器表面有施青釉痕跡，絕大多數自然脫落。器物有紅陶壺、瓿和灰陶罐。部分墓葬棺內隨葬有“大泉五十”、“小泉直一”、“大布黃千”等錢幣，同時也發現有五銖錢、竅塞、口琀、銅鏡、研磨器、銅帶鉤、鐵劍、鐵環首刀等。博局鏡在此期開始出現。

三、墓地排葬規律

王莊村漢墓群（御馬墩）因20世紀的生產建設和平整土地，土墩遭到嚴重破壞，幾乎不存，因此關于墩體上部結構已無法知曉。從地層上看，①層為機械平整土地碾軋形成的表土層，②層為現代耕作擾亂層，③、④層為墊土層，分布于整個土墩范圍內，⑤層土質純凈，接近次生土。所有墓葬開口均在②層下，打破③、④、⑤和生土層，實際上墓葬原始墓口可能在平整土地時已遭破壞。從墓地整體布局和墓葬排列方面來看，王莊村漢墓群有如下幾個特征。

第一，墓地在營建前經過認真選址和統一布局規劃，在直徑約80米的土墩范圍內完整分布著③、④層墊土層，證明是在墓地營建之初就已經將墓地范圍確定，當然不排除后期墓在原墊土上繼續墊土和加高的可能性，但可能遭到現代建設破壞。

圖三//王莊村漢墓群墓葬頭向示意圖

第二，墓葬排列按時代早晚和長幼尊卑有著比較嚴格的規制，最早和最長者墓葬位于土墩中心，其余晚期墓葬圍繞中心墓葬展開，越遠離中心的墓葬時代越晚。按照墓葬頭向，墓地可以分為五個區域，即中心區域加東南西北四個區域。北區的所有墓葬頭向均朝向南，東區墓葬的頭向均朝向西，南區的墓葬頭向均朝向北，西區的墓葬頭向均朝向東，中心區域墓葬（除不確定的M94外）頭向均朝南。外圍四區墓葬頭向全部朝向墓地中心，整體呈向心結構排列（圖三）。

第三，從現存情況看，墓葬均在同一層面下葬（破壞之前的實際情況可能會有不同），墓葬之間不存在相互疊壓的關系。異穴合葬墓雖有打破關系，但也僅是挖墓坑時碰到而輕微打破墓的一壁，對被打破墓葬的破壞程度十分微小，表明墓主后代對墓葬所在位置是十分清楚的，先后埋葬間隔時間不長，這從側面也說明了墓地的營造是十分講究和認真的，沒有半點隨意。

第四，從局部區域看，存在著大族群內小家族的族葬墓，它們按照長幼呈“八”字形排列或前后排列，比如東區M44、M45、M46、M47、M48、M70、M72、M73等呈“八”字形排開，西區M6、M14、M16、M17、M66、M24、M79等前后排列，似乎存在某種更緊密的聯系和關系。同樣情形在南區M95、M96、M97、M15、M74及北區M22、M57、M60、M89、M52、M82也存在，它們雖各有自己的排列規律，但并沒有破壞整個墓地的整體布局和規制。

第五，從墓葬分期來看，東區西漢中期墓居多，北區其次，南區、西區偏少，北區新莽及東漢早期墓非常集中。南區墓葬整體偏少，是南區這一支家族人丁不旺還是有什么其他原因，就不得而知了。這反映了同一期各區家族人口規模的差異和不同時期各區家族人口變化過程等問題。

第六，墓地中大部分墓葬隨葬鐵質環首刀、鐵劍、鐵戟、銅戈、銅弩機、鉛珠等兵器，似乎說明這是一個尚武的族群。

王莊村漢墓群的構筑方式是先構筑墩基（墊土），然后統一規劃布局進行埋葬。由于墓葬延續長達200余年，土墩不可能是東漢時期一次成形，到東漢時期此家族也不可能有財力去完成如此大的工程，所以推測土墩下的單個墓葬存在封土，小型家族墓群會有封土墩，隨著墓葬的增多，封土連成一片。封土應存在二次或者多次增筑的情況，土墩的形成應該是一個逐步加高加大的過程，就如當今某些農村地區，每逢逝者忌日或清明、春節，后人都會到逝者墳頭培土，加高加固封土。采用先起墩基（墊土），后埋葬的這種方式是有客觀和主觀原因的。江淮地區水網密布，地勢平坦，為了避開較高的地下水位，只能構筑土墩，以此防潮，這是其客觀原因。主觀原因則可能是為了聚族而葬，同時彰顯家族財力。

四、王莊村漢墓群的性質及特征

關于土墩墓，《中國考古學大辭典》給出的定義“是指流行于西周至春秋時期的長江中下游地區和閩北地區的一種墓葬形制，研究者多認為屬吳越文化葬俗”。近些年來隨著漢代土墩墓遺存的不斷發現，土墩墓分布地域由長江下游擴大到湖南、山東等地，出現了大量新的形制和葬俗，這些材料引起了學術界對土墩墓問題的重新審視與研究，但對“漢代土墩墓”的認定標準及其內涵還存在較大爭論。無論如何，王莊村漢墓群應也屬于“漢代土墩墓”這一范疇。

從見諸報道的資料來看，浙江是漢代土墩墓發現最多的省份，土墩墓集中分布在浙江北部的杭嘉湖地區，粗略統計發掘漢墓300余座［4］。安徽廣德縣發掘出一批漢代土墩墓［5］，江蘇在蘇州、無錫、常州、揚州、宿遷、連云港等地也先后發掘一些漢代土墩墓群［6］，山東日照等地發現一批土墩墓［7］，湖南在常德發現3處土墩墓群［8］，貴州在威寧地區發現一座［9］。這些土墩墓的共同特點是都有較大的封土堆，先筑堆基后筑墓穴，封堆內的墓葬排列或墓向有一定的規律，墓葬時代大都在西漢中晚期到東漢晚期。同時各地土墩墓又有地域特點和差異，浙江地區的土墩有三種類型：利用先秦土墩墓擴充增筑土墩、漢代有計劃有步驟堆筑的預留式規模整體較大的土墩和墩內僅包括一座主體墓葬的土墩［10］。浙江土墩墓土墩形式多樣，都是先筑墩基再在其上挖墓，或筑基時預留墓坑，一墩之中有兩次以上的堆筑，形成兩層或多層墓葬，打破關系復雜。劉興林認為浙江地區土墩墓區域特征明顯，是漢代土墩墓的典型分布區域［11］。山東地區的土墩墓主要分布于煙臺到日照的東南沿海一線，北部沿渤海一線及山東內陸地區迄今尚未發現。山東土墩墓葬一般在當地的高崗嶺地之上，以小型豎穴土坑木槨墓為主，封土墩內各墓葬開口、深度均不相同，具有打破關系，墓葬大部分埋葬較深，打破生土或巖石層，與浙江地區大部分埋藏于熟土層內的情形有較大不同。江蘇蘇南地區土墩墓特點與浙江地區相似，蘇北連云港地區與山東情況相似。湖南常德地區土墩墓僅分布在漢代林沅城北部約20平方公里的范圍內，墓葬封堆和熟土臺結構特征明顯，既有一墩一墓，又有一墩多墓，一墩多墓墓葬開口在同一層下，無打破關系，這與江浙、山東地區又有明顯差異，墓葬時代最早出現在西漢中期，到新莽及東漢初期基本結束。

淮安王莊村漢墓群既有上述地區土墩墓的共同特征，又有自身的特點。事前規劃，平地起墩，堆筑墊土，部分墓葬位于熟土之中（墓葬位于墊土層內，未打破原始地層），這與浙北、蘇南土墩墓情形是相同的。墓葬普遍打破生土，這與山東地區土墩墓是一致的。所有墓葬開口在同一層下，無疊壓關系，這與湖南地區又是類似的。從發掘資料看，王莊村墓群也有其鮮明的自身特征，首先墓葬數量是目前發表材料中最多的，達到97座，近百座墓無疊壓關系，有打破關系的也是異穴合葬墓一墓輕微打破另一墓的一側，這種打破關系更多的是反映墓主生前的社會關系，而非時代的差異。另外，墓葬群排列有序，呈向心結構，墓地分東西南北中五區，東南西北四區墓葬頭向全部朝向中心區域，離中心區域墓葬越遠，時代越晚。兩周時期一墩多墓的布局排列方式中，向心結構的排列方式較為特別，與中原及周邊地區的墓地布局有著顯著的差別，具有濃郁的江南土著特色?；窗驳貐^未發現兩周時期土墩墓，而漢代土墩墓則受先秦江南地區土墩墓影響，墓葬呈向心式排列，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墓群中存在族群之中小家族的現象，在總體排列規制的布局下，小家族呈長幼尊別的排列規律。還有一個顯著特征是，王莊墓地起始時間早于其他地區墓葬，西漢早期出現，但延續時間不如其他地區長，王莊墓地晚至東漢早期，這與浙江、山東、湖南土墩墓時代上限為西漢中期、下限為東漢晚期有著明顯的不同。因土墩早年遭受破壞，墊土層實際厚度、墓葬原始開口等均無從知曉，土墩上層結構也不得而知，這需要以后的發現來彌補這些缺憾。

圖四//淮安地區土墩遺存分布示意圖

淮安王莊村漢墓群與其他地區土墩墓既有共性又有獨特的地域特征，作為秦嶺淮河南北地理分界的東端，淮安地區文化兼具南北風格。劉興林認為長江以北的蘇北是浙江、蘇南地區土墩墓向北傳播影響的過渡地帶，土墩墓傳播路線為：浙北、蘇南—蘇北（過渡）—魯東南、膠東—韓國馬韓（忠清、全羅道）［12］?；窗沧鳛檫^渡地帶的重要區域，境內土墩遺存眾多，以王莊村漢墓群的發現為契機，更多地關注和加強對淮安地區漢代土墩墓的研究，必然會有更多新的收獲。

五、淮安地區的漢代土墩墓現狀

據以往考古工作情況及文物普查資料，淮安境內分布著眾多土墩，主要集中在淮安市清浦區（今清江浦區）城南、武墩、黃碼、鹽河等鄉鎮，淮安市淮陰區碼頭鎮、淮安市漣水縣，金湖縣金南鎮等地。如清浦區的七里墩、清水墩（又稱韓母墓）、宮墩、御馬墩、武墩、普墩、羅墩、金牛墩、鑼鼓墩等，淮陰區境內的泰山墩（漂母墓），漣水境內的三里墩、大墩、畢家墩、北神墩、煙墩、三岔墩、黃泥墩等，金湖境內的宋墩、抬飯墩、時墩、磨臍墩等。因淮安地區地處黃淮交匯之地，歷史上受黃泛影響嚴重，大部分遺址都掩埋在厚厚的黃沙層之下，特別是淮陰區和漣水縣，情況更加嚴重，加之20世紀的生產建設平整土地，很多土墩墩體均已不存，上述羅列材料可能僅是歷史上淮安所存土墩的一部分（圖四）。

通過近些年的考古工作，清浦區境內的宮墩已確定為戰國時期貴族墓葬［13］，漣水縣三里墩同樣為戰國時期墓葬［14］，金湖縣境內磨臍墩、宋墩為商周時期遺址［15］。其余土墩有待以后的考古工作來確認。這里重點介紹七里墩。七里墩［16］位于清浦區王莊村二組，東距王莊村漢墓群（御馬墩）約800米。土墩原高約10多米，后來被當地農民開辟成為農田，地勢也隨之降得較為平緩。墩體現在基本呈橢圓形，占地面積約4000平方米（圖五）。東側最高，約有1米，接近墩體邊緣幾乎為平地，中間部分高約0.3～0.5米。早年農民在農耕時發現了漢代青銅短劍以及一些陶罐等隨葬品。2013年10月，淮安市博物館對七里墩進行了考古調查和勘探，經勘探墩體東西長104、南北寬85米，近似圓形?？碧焦舶l現墓葬58座，可分為大、中、小型三類。M1為一座大型墓，東西長10、南北寬8、深2米，墓內填有白膏泥并發現有漆器殘片。東側邊緣發現2座中型墓葬，其中M34長5、寬4、深2.3米，M16長4、寬3、深2米。小型墓葬長度一般在2.4～2.5米，寬度1～1.2米，深度2米左右。從勘探情況看，七里墩墩體范圍內堆筑墊土，墓葬均打破墊土層，墩內分布數十座墓葬，其上有封土墩，這些情形與王莊村漢墓群極其相似，兩墩相距又非常近，應為同類型墓葬群。

如前文所述，淮安地處南北地理分界東端，因其地理位置重要，春秋戰國時期長期處在諸侯群雄爭霸的第一線，各方力量此消彼長，既有中原周王朝的影響，又有北方齊國、徐國和南方楚國、吳越的爭奪，特別是春秋末年吳王夫差開通邗溝溝通江淮之后，淮安更成了南北爭霸的前線。政治軍事的動蕩給文化也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反映在墓葬文化上，淮安高莊戰國墓既有楚文化的因素，又有徐文化的印記，墓葬國別族屬仍無定論?；窗策\河村戰國墓則又具有明顯楚文化因素，其他墓葬如天士力淮安生物醫藥產業園戰國墓、205國道戰國墓等又明顯具有中原墓葬風格［17］。兩漢時期墓葬，除王莊村墓地外，近些年發掘的金湖徐梁漢墓［18］、金湖入江水道塔集漢墓［19］、山頭遺址墓地［20］、盱眙金馬高速公路漢墓群［21］、盱眙小云山漢墓［22］等，無論墓葬形制還是出土器物均與周邊地區無差異。大量存在于淮安地區的土墩遺存，時代從戰國到兩漢，或為遺址或為墓葬。從這些年做的初步工作看，墓葬所占比重更大，現雖不能確定漢代土墩墓所占的比例，但從歷年走訪調查發現土墩遺存上經常出土漢代文物來看，漢代土墩墓絕不占少數。這些漢代土墩墓與傳統土坑豎穴墓、巖坑墓在淮安地區共存，淮安地區漢代土墩墓的源頭在哪？商周土墩墓大量存在于寧鎮、太湖地區，而淮安至今未發現一座，淮安運河村戰國墓（宮墩）是一座帶高大封土墩的墓葬，與王莊村漢墓群（御馬墩）差異明顯，并無傳承關系。商周土墩墓平地埋葬或挖淺坑，土墩內層層掩埋，墓葬上下疊壓，普遍無葬具，墩內大量放置器物群，這些特點與漢代土墩墓事實上存在很大的差別。在目前對漢代土墩墓界定并不清晰、分布范圍并不明確而各地墓葬特征差異明顯的情形下，對漢代土墩墓的性質、源流、葬俗及分布區域等方面的研究應采取審慎的態度，淮安地區作為漢代土墩墓極具特點的區域，理應引起學術界更多的關注和研究。

圖五//淮安七里墩墓葬分布圖

［1］孫機：《漢代物質文化資料圖說》，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305頁。

［2］劉慶柱、白云翔主編：《中國考古學·秦漢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第449頁。

［3］［19］淮安市博物館發掘資料，待發表。

［4］據胡繼根《試論漢代土墩墓》統計，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漢代城市和聚落考古與漢文化》，科學出版社2012年。

［5］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廣德縣經濟開發區趙聯土墩墓發掘簡報》，《文物研究》第16輯，黃山書社2009年。

［6］朱江：《無錫漢至六朝墓葬清理紀要》，《考古通訊》1955年第6期；常州博物館：《江蘇常州蘭陵惲家墩漢墓發掘簡報》，《南方文物》2011年第3期；黃建秋：《常州市醬品廠發現漢墓》，《東南文化》1989年第2期；江蘇泗陽三莊聯合考古隊：《江蘇泗陽陳墩漢墓》，《文物》2007年第7期；南京博物院：《昌梨水庫漢墓群發掘簡報》，《文物參考資料》1957年第12期。

［7］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東日照海曲西漢墓（M106）發掘簡報》，《文物》2010年第1期。

［8］龍朝彬等：《湖南常德南坪西漢土墩墓群》，《中國文物報》2011年8月26日第4版。

［9］貴州省博物館考古組、威寧縣文化局：《威寧中水漢墓》，《考古學報》1981年第2期。

［10］李暉達：《試論浙江漢代土墩遺存》，《東南文化》2011年第3期。

［11］［12］劉興林：《漢代土墩墓分區和傳播淺識》，《秦漢土墩墓考古發現與研究——秦漢土墩墓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文物出版社2013年。

［13］［17］淮安市博物館：《江蘇淮安市運河村一號戰國墓》，《考古》2009年第10期。

［14］南京博物院：《江蘇漣水三里墩西漢墓》，《考古》1973年第2期。報告認為是西漢墓葬，筆者認為其為戰國漢代墓葬。

［15］南京博物院、淮安市博物館勘探資料，待發表。

［16］淮安市博物館勘探資料，待發表。

［18］淮安市博物館：《淮安金湖徐梁村戰國西漢墓葬群發掘簡報》，《東南文化》2011年第3期。

［20］淮安市博物館：《江蘇淮安山頭遺址墓地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2010年第6期。

［21］南京博物院：《江蘇盱眙東陽軍莊漢墓群》，《大眾考古》2014年第6期。

［22］盱眙縣博物館：《江蘇東陽小云山一號漢墓》，《文物》2004年第5期。

（責任編輯：劉興林；校對：張平鳳）

The Discovery and Research of the Han Tombs at Wangzhuang, Huai’an,Jiangsu Province:Also a Discussion on the Han Earthen Mound Tombs in Huai’an Area in General

HU Bing
(Huai’an Municipal Museum,Huai’an,Jiangsu,223001)

The Han tombs site Yumadun located at Wangzhuang Village,Huai’an,Jiangsu province is a cemetery dating to the early Western Han through early Eastern Han.The site has unearthed ninety-seven tombs positioned in a centripetal order and about one thousand artifacts of various categories have been revealed.It is the cemetery containing the largest number of tombs with the most distribution density,covering the broadest time span,and revealing the greatest variety of burial objects that Huai’an Municipal Museum has discovered over the recent years.The discovery significantly enriched the research data of earthen mound tombs of the Han dynasty.With the densely distributed,large numbered Han earthen mound tombs that bear distinctive local features,Huai’a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study of Han earthen mound tombs.

Jiangsu Huai’an;the Han dynasty;earthen mound tombs;family cemetery

K871.41；K878.8

A

2016-05-31

胡兵（1980—），男，淮安市博物館文博副研究館員，主要研究方向：秦漢考古、運河考古及地方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