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新見青銅句初識

郎劍鋒 趙守祥

（1.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山東濟南 250100；2.壽光市地方歷史文化研究會 山東濰坊 262700）

山東新見青銅句初識

郎劍鋒1趙守祥2

（1.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山東濟南 250100；2.壽光市地方歷史文化研究會 山東濰坊 262700）

2005年，山東省濰坊市濱海技術開發區大家洼街道發現一批形制、組合都比較獨特的青銅器，其中以句鑃為主，另有少量的璧形器和圭形器等。相關的考古資料此前在山東章丘、淄博等地偶有發現，濟南市博物館亦有少量收藏。山東出土青銅句鑃的定名目前仍存在一定的分歧，時代約為春秋中晚期。青銅句鑃的特征及埋藏環境表明，其主要用于祭祀，并與青銅圭形器、璧形器形成固定的組合。山東青銅句鑃可能受到了吳越地區同類器的影響，但已具有一定的地域特色。

山東 句 祭祀 吳越

2005年下半年，山東省濰坊市濱海經濟技術開發區大家洼街道在建設施工過程中發現一批青銅器，器形以青銅句鑃為主，還包括青銅璧形器、青銅圭形器等。這些器物出土后陸續為壽光市博物館和中國壽光蔬菜博物館收藏。這些器物的形制、組合及出土環境都比較特殊，因而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因此，筆者擬就個人所見，對青銅句鑃等資料進行介紹，并結合相關的考古資料，對銅器的定名、時代、性質及文化屬性等問題進行討論，以期引起學界更多的關注。

一、形制分析

這批青銅器的數量較大，但種類不多。筆者所見，包括壽光市博物館收藏的2件句鑃，中國壽光蔬菜博物館收藏的3件句鑃、2件璧形器、2件圭形器，共計9件。其中，青銅句鑃的數量較多，形制也存在較為明顯的差異，試以出土器物的數量為序，分別敘述之。

1.句鑃

5件，形制略異，大小不一，但皆通體素面。根據腔體的扁闊，可分為兩型。

A型，2件。合瓦形，腔體較闊，平舞，弧于，柄近舞部向兩側突出，斷面一面平直、一面弧形。

標本一，壽光市博物館收藏，編號511-38。銑長12.3、12.8厘米，舞修7.0、舞廣3.5厘米，銑間9.8、鼓間4.3厘米，柄長3.2、厚0.4厘米，壁厚0.2～0.3、通高15.6厘米（圖一：1；封三：1）。

標本二，壽光市博物館收藏，編號511-39。銑長11.5、11.7，舞修7.1、舞廣3.4厘米，銑間9.1、鼓間4.5厘米，柄長3.0、厚0.4厘米，壁厚0.1～0.2、通高14.5厘米（圖一：2）。

B型，3件。合瓦形，扁體，舞面從中部向外側傾斜。根據于部形狀及柄部斷面形狀又可分為兩個亞型。

Ba型，2件。于部圓轉，近半圓形，短柄斷面一面平直、一面弧形。

標本一，中國壽光蔬菜博物館收藏。銑長13.8厘米，舞修7.5、舞廣1.6厘米，銑間9.3、鼓間1.8厘米，柄長2.1、厚0.3厘米，壁厚0.2～0.4、通高16.3厘米（圖一：3）。

標本二，中國壽光蔬菜博物館收藏?；⌒斡诓炕《嚷孕?。銑長12.1、12.2厘米，舞修7.4、舞廣1.0厘米，銑間8.3、鼓間1.3、柄長2.1、厚0.3、壁厚0.1～0.3、通高14.3厘米（圖一：4；封三：2）。

Bb型，1件。于部較為方折，略呈圓角倒梯形，短柄斷面為橢圓形。

標本一，中國壽光蔬菜博物館收藏。個體較大，保存完整。銑長25.4、25.8厘米，舞修14.1、舞廣3厘米，銑間16、鼓間4.0厘米，柄長7.2、厚0.9厘米，壁厚0.2～0.6厘米，通高32.1厘米（圖一：5；封三：3）。

圖一//大家洼街道出土青銅器（一）

2.璧形器

2件，保存完好。圓環形，與玉璧的形制相同。

標本一，中國壽光蔬菜博物館收藏。直徑9.8～10.0、孔徑約為4.6、厚0.05厘米（圖二：1；封三：4）。

標本二，中國壽光蔬菜博物館收藏。直徑9.8、孔徑約為4.8、厚0.07厘米（圖二：2）。

3.圭形器

2件，一件完整，一件殘損。整體為扁平長條形，頂端為三角形，末端齊平，與玉圭的形制相同。

標本一，中國壽光蔬菜博物館收藏。僅存圭首部分。殘高7.8、寬2.8～3.1、厚0.12厘米（圖二：3；封三：5）。

標本二，中國壽光蔬菜博物館收藏。完整。寬2.2～2.4、厚0.05、通高17.5厘米（圖二：4；封三：6）。

二、相關發現

濰坊市濱海經濟技術開發區大家洼街道地處魯北，北濱渤海。該地出土青銅句鑃等文物雖屬偶然，但并非孤例。此前，與之相關的考古資料在山東章丘、淄博等地已有發現，濟南市博物館亦有少量收藏。這些資料對于探討青銅句鑃等青銅器的時代、性質和屬性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故撮要舉凡，將發現情況進行簡單介紹。

1.章丘小峨嵋山

章丘小峨嵋山發現青銅句鑃等文物的時間始于1966年，此后陸續出土青銅器80余件。出土地點位于明水鎮東南部的小峨嵋山（現為桃花山公園）北側，向北約0.5千米為明水湖，東北0.5千米為秀水村，傳為漢代土鼓城。出土青銅器的種類包括甬鐘、句鑃（簡報稱“鐃形器”）、圭形器、璧形器等［1］。

青銅句鑃，共計22件，皆為扁體合瓦形，于部圓轉，近半圓形，與前舉Ba型句鑃相似；柄部形狀略有不同，12件句鑃短柄斷面為橢圓形，與Bb型句鑃相同，其余10件句鑃短柄形狀與A型句鑃相似。青銅圭形器，30余件，大小相似。青銅璧形器，25件，其中環形13件，餅狀12件（圖三：1、3、4、8、9）。

圖二//大家洼街道出土青銅器（二）

圖三//章丘小峨嵋山出土青銅器

簡報作者認為，小峨嵋山北側出土的青銅器，除甬鐘外，均為“象征性禮器”，“數量較多，出土單位非窖藏及墓葬，應是用于祭祀的部分器物”，“可能是郊天祭山之物”。根據同出青銅甬鐘的紋飾，作者判斷，“這批銅器可能是春秋早中期之際的器物”。

1992年4月，章丘小峨嵋山又發現了一批“窖藏”青銅器，包括10件青銅句鑃（簡報稱“鐃形器”）、17件青銅璧形器、9件青銅圭形器，另有玉片、石削各一件［2］。青銅句鑃形制相同，扁體合瓦形，于部圓轉，與Ba型句鑃相同，柄部斷面為橢圓形，與Bb型句鑃同。青銅璧形器分為兩種形制，環形10件，餅狀7件。青銅圭形器的形制皆相同（圖三：2、5、6、7）。

與此前出土青銅器的情況不同，此次出土青銅器的埋藏情況較為明確，“經現場考察后確認是一東周銅器窖藏”，窖藏位于小峨嵋山西北側山坡的臺地上。窖穴平面圓形，直壁，距地表0.7米，直徑0.7、深0.4米。窖穴上部以黃色砂質片巖斜壓在器物上。聯系該地點此前出土的相關文物，簡報作者重申，“這批象征性禮器當為郊天祭山之物”，“這一窖穴很可能是祭祀坑”。

2.臨淄齊都鎮西古東村

1976年，臨淄齊都鎮西古東村南墓地發現一組20件青銅句鑃（作者稱“銅鈴”、“扁鈴”），均為扁體合瓦形，素面，短柄，形狀、大小相同，于部圓轉，與Ba型相同。部分句鑃范芯尚未取出（作者稱“內填紅燒土”）（圖四：1）。作者認為，這批青銅句鑃“應為西漢時期冥器”［3］。

3.濟南市博物館

濟南市博物館收藏2件青銅句鑃，1960年購于濟南市歷下區古玩居，出土地點不詳［4］。句鑃為扁體合瓦形，于部較為方折，略呈圓角倒梯形，短柄斷面為橢圓形，與Bb型句鑃全同（圖四：2、3）。一件句鑃銑部略殘，腔內尚存范芯。作者認為這兩件器物，“腔體甚扁，器壁較薄，應是戰國時期的遺物”。

三、問題討論

1.定名

前述新發現的青銅器類中，璧形器、圭形器與常見的玉璧、玉圭形制相同，故以“璧形器”“圭形器”稱之，以與玉璧、玉圭相區別，學界于此分歧不大。與青銅璧形器、青銅圭形器的情況不同，大家洼街道出土青銅樂器在定名上的差異較大，除“句鑃”之外，尚有“編鐘”、“鐃形器”、“鈴”或“扁鈴”等，故仍有辨析之必要。

商周時期，成編的青銅樂器以鈴和鐘為主，皆有“自名”銘文。其中，鐘又包括甬鐘、鈕鐘和镈鐘，另有三件一組、形制與紋飾相同、大小相次的“小型鐃”，后者主要流行于晚商周初的黃河流域［5］。大家洼街道等地出土的青銅樂器在形制及裝飾等方面與鐘、鐃都存在較為明顯的差異，且與鐃的時代相去甚遠，更無鈴舌，故“編鐘”、“鐃形器”、“扁鈴”等定名均不確。

句鑃，亦作“鉤鑃”，見于銘文而不見于傳世文獻。句鑃的形制較為獨特，但腔體亦為合瓦形，附柄，柄的斷面呈長方形或略近方形，通體素面或僅在舞部及附近區域局部裝飾紋樣。根據銘文走向可知，句鑃使用時器口向上；銘文內容表明，句鑃主要用于祭祀或宴享［6］。此前已有多位學者指出，東周時期的句鑃多出土于吳越地區，尤以蘇南的寧鎮地區、浙江的寧紹平原和杭嘉湖平原地區出土較為集中。因此，句鑃是吳越地區的典型器類，具有很強的地域性［7］。

圖四//臨淄出土、濟南市博物館收藏青銅句鑃

與鐘、鐃、鈴等器類相比，本文所述青銅樂器的形制與句鑃更為接近；通體素面的特點與江蘇高淳青山茶場［8］、高淳顧隴公社松溪大隊［9］、武進淹城［10］等地出土的青銅句鑃相同。因此，筆者認為，這種樂器以稱“句鑃”為宜。但需要指出的是，山東所見青銅句鑃較為輕薄，腔體更加扁平，尤以B型句鑃為甚，于部的弧度較大，柄部較短，斷面形制亦與吳越地區出土句鑃不同。這些方面都表明山東地區的青銅句鑃具有一定的地方特點，這一特點的形成可能又與句鑃的性質相關。

2.時代

在對大家洼出土句鑃等進行報道時，記者根據專家意見將其時代定為“秦漢時期”。章丘小峨嵋山句鑃，簡報作者認為，甬鐘形制與“王孫鐘”近似；又根據甬鐘的紋飾，將甬鐘、句鑃等文物的時代定為“春秋早中期之際”或籠統的定為“東周”。但李純一認為，小峨嵋山出土甬鐘與者減鐘更為接近，故將其時代斷為“春秋中期后段或春秋后期”［11］。李晶認為濟南市博物館收藏的兩件句鑃，“腔體甚扁，器壁較薄”，故將其定為“戰國時期”，證據不足?！吨袊魳肺奈锎笙怠肥珍浟苏虑鹦《脶疑皆缒瓿鐾恋木滂S和甬鐘以及濟南市博物館收藏的句鑃。書中將小峨嵋山句鑃定為“春秋后期”、甬鐘定為“春秋”，濟南市博物館的句鑃定為“戰國”，可能表明作者并不認同以甬鐘年代推定句鑃年代的做法，畢竟甬鐘、句鑃雖出土于同一地點，但并非考古發掘所得，二者的共存關系不明，而濟南市博物館藏句鑃的時代則可能采用了李晶的觀點［12］?！杜R淄文物志》主張齊都鎮西古東村出土句鑃的時代定為“西漢時期”，不知依據為何。

大家洼街道出土的句鑃與章丘和臨淄出土、濟南市博物館收藏的同類器物在形制和裝飾方面大同小異，彼此的時代亦當相近，當不至于如上述諸家意見之莫衷一是。

如前所述，本文所論的青銅句鑃雖與吳越地區的句鑃在整體形態和裝飾方面比較接近，但在細部方面也存在一些差異，而同出的青銅圭形器、璧形器時代特點不甚明確，故精確斷代存在一定的困難，只能根據其整體形態對其時代進行大體討論。

本文A型句鑃兩銑外敞，與江蘇高淳青山茶場出土句鑃接近，B型句鑃的兩銑內收，角度變小而近于平行，與浙江紹興城南狗頭山出土的句鑃相近，后者的時代為春秋晚期［13］?？紤]到A、B型句鑃在形態上存在一定的差異，A型句鑃目前僅見于大家洼街道，而不見于章丘、臨淄等地，兩型的時代可能略有差異，但應當相去不遠，故將句鑃的時代定為春秋中晚期。

3.性質

本文所論性質包括句鑃本身的性質和出土句鑃考古遺存的性質兩個層次。大家洼街道出土的青銅句鑃與章丘、臨淄等地出土的青銅句鑃，器壁較薄，鑄造的質量也較差，更有部分句鑃的腔內尚存范芯，表明這些青銅句鑃并非在宴享或祭祀場合使用的實用器?？赡芤虼酥?，有學者以之為“冥器”，但“冥器”（或稱“明器”）專指用于隨葬的器物，故這一屬性的判斷又與出土句鑃的考古遺存直接相關。

大家洼街道地處渤海南岸，出土的青銅句鑃表面附著細砂和少量螺殼，推測這些青銅器可能最初被人為的沉于近海之中；同出青銅圭形器、璧形器等，形成一定的組合關系。除此之外，章丘小峨嵋山句鑃的出土情況也比較明確，特別是1992年出土的青銅句鑃等文物，經過考古發掘，有明確的坑穴，器物上面還覆蓋黃色片巖?？友▋裙渤鐾辆滂S10件，可能為一組，另有青銅圭形器和璧形器，形成句鑃、圭、璧的組合關系，與大家洼街道出土器物的情況相同。這兩個地點的出土情況較為明確，均可排除其為墓葬的可能性，故學者將其推定為祭祀遺存的意見可能是正確的，而大家洼街道、章丘小峨嵋山（可能還包括臨淄齊都鎮）的出土文物可能代表了兩種不同的祭祀方式，即傳世文獻記載中的“沈”與“埋”；章丘小峨嵋山所謂“窖藏”應依學者所論，稱為“坎”［14］。因為時代、地域或文化傳統等方面原因，這些祭祀遺存的祭祀對象已難確考。

另一方面，魯北乃至整個山東地區，與句鑃同時期的墓葬，數量不少，但尚未見出土青銅句鑃的報道，故“冥器”之說難以成立。因此，本文所論青銅句鑃很可能是東周時期魯北地區專門用于祭祀的青銅制品，其與青銅圭、璧形成相對固定的組合關系，形成具有一定時代和地域特征的祭祀文化。

4.屬性

根據目前的考古資料，多數研究者主張句鑃為吳越地區的典型器物，這一觀點已逐漸為學術界所普遍接受。但論及山東出土句鑃的文化屬性時，學者之間的觀點并不一致。一種觀點認為，章丘小峨嵋山句鑃的形制與吳越地區的句鑃存在差別，且小峨嵋山句鑃的時代屬于春秋早、中期，早于吳越地區的同類器。因此，小峨嵋山句鑃并非受到吳越地區影響，而是商代青銅鐃在齊地的演變支系，與吳越地區的句鑃是并行發展［15］。另有學者主張，句鑃原產于吳越地區，句鑃出土于齊地，并與甬鐘共存，與江蘇高淳青山茶場的情況相同，且共存甬鐘的形態又與吳國者減鐘類似，表明當時齊魯地區和吳越地區音樂文化關系相當密切”［16］。也有學者對山東與吳越地區出土句鑃的關系持保留意見，認為山東地區出土的句鑃，是否源于吳越，“尚不得知”［17］。

若依本文所論，山東地區出土青銅句鑃的時代為春秋中晚期，略晚于吳越地區，更與商代銅鐃時代遠隔，缺乏存在演變關系的考古證據；并且，山東出土青銅句鑃不及吳越地區出土句鑃的數量多、分布廣、持續時間長。因此，筆者更傾向于認為，山東青銅句鑃很可能受到了吳越地區句鑃的影響，但因山東句鑃僅作為祭品，故其形制略有簡省，質量較差，從而在局部或細節方面具有一定的地域特色；而其與青銅圭、璧構成一個相對固定的祭品組合，有別于吳越地區句鑃的使用情況，表明齊地對外來文化的吸收具有一定的選擇性或創造性，而非一味照搬。

［1］常興照、寧蔭堂：《山東章丘出土青銅器述要兼談相關問題》，《文物》1989年第6期。

［2］寧蔭堂、王方：《山東章丘小峨嵋山發現東周窖藏銅器》，《考古與文物》1996年第1期。

［3］臨淄市臨淄區文物管理局：《臨淄文物志》，文物出版社2015年，第163頁。

［4］李晶：《介紹濟南市博物館收藏的幾件青銅器》，《文物》1996年第1期；《中國音樂文物大系》總編輯部：《中國音樂文物大系·山東卷》，大象出版社，2001年，第37頁。

［5］［6］朱鳳瀚：《中國青銅器綜述》上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25-336、343-375、377頁。

［7］方建軍：《吳越樂器句鑃及其相關問題》，《樂器》1994年第2期；徐孟東：《句鑃發微——對一種先秦樂器歷史蹤跡的尋覓與思考》，《中國音樂學》1994年第2期；李晶：《試談句鑃》，《考古與文物》1996年第6期；李純一：《中國上古出土樂器綜論》，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326-336頁。

［8］劉興：《鎮江地區近年出土的青銅器》，文物編輯委員會《文物資料叢刊5》，文物出版社1981年。

［9］楊正宏、肖夢龍：《鎮江出土吳國青銅器》，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184-185頁。

［10］倪振逵：《淹城出土的銅器》，《文物》1959年第4期；趙玉泉：《武進縣淹城遺址出土春秋文物》，《東南文化》1989年第4、5期合刊。

［11］［16］李純一：《中國上古出土樂器綜論》，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332頁。

［12］《中國音樂文物大系》總編輯部：《中國音樂文物大系·山東卷》，大象出版社2001年，第35-37、68頁。

［13］紹興市文管會：《紹興市發現兩件鉤鑃》，《考古》1983年第4期；沙孟海：《配兒鉤鑃考釋》，《考古》1983年第4期。

［14］李零：《說“祭壇”和“祭祀坑”》，《入山與出塞》，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17-38頁。

［15］米永盈：《東周齊國樂器考古發現與研究》，山東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9年，第65頁。

［17］李晶：《試談句鑃》，《考古與文物》1996年第6期；楊波、李大營等：《山東文物叢書·青銅器》，山東友誼出版社2002年，第265頁。

（責任編輯：朱國平；校對：黃苑）

A Study on the Bronze Goudiao Newly Discovered in Shandong Province

LANG Jian-feng1ZHAO Shou-xiang2
(1.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Shandong University,Ji’nan,Shandong,250100;2.Shouguang Municipal Research Association for Local History and Culture,Weifang,Shandong,262700)

In 2005,a range of distinctively featured bronze wares,most of which are goudiao-s with small numbers of items shaped in bi and gui,were discovered at Dajiawa Street in Binhai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Zone located in Weifang,Shandong province.Related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have been occasionally discovered in other parts of Shandong such as Zhangqiu and Zibo.Jinan Municipal Museum has modest collection of similar objects.No agreement has been achieved yet regarding the naming of the bronze goudiao-s unearthed in Shandong while their dating has been pointed to the middle and late period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The features and burial environments of these goudiao-s indicate that they were mainly for ritual uses and often grouped with gui-s and bi-s.While these bronze goudiao-s discovered in Shandong might have received influence from the Wu-Yue areas,they had presented considerable local characteristics.

Shandong;goudiao;rituals;Wu-Yue areas

K876.41

A

2016-05-05

郎劍鋒（1981—），男，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講師，主要研究方向：商周考古、中國古代青銅器。趙守祥（1958—），男，山東省壽光市地方歷史文化研究會會長，主要研究方向：地方文化史。

山東省社會科學規劃研究項目（編號：15DLSJ05）、山東大學人文社科類專項青年團隊項目（編號：IFYT1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