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干之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探析

康桂英

(安徽理工大學　思政部，安徽　淮南　232001)

何干之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探析

康桂英

(安徽理工大學思政部，安徽淮南232001)

摘要：何干之是我國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其研究廣泛，著述豐富。深度剖析何干之的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既有助于從理論上把握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精神實質，又可以在實踐中增強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研究和分析問題的能力，旗幟鮮明地反對歷史虛無主義思潮。

關鍵詞：何干之；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探析；歷史虛無主義思潮

何干之(1906—1969)，廣東臺山人，是我國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他一生奉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圭臬，廣涉中國社會經濟史、中國政治思想史、中國革命史與中共黨史諸領域，撰寫了《中國社會性質問題論戰》、《中國社會史問題論戰》、《中國的過去現在和未來》、《近代中國啟蒙運動史》等一大批影響時代的史學著述。深度剖析何干之對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理解和認識，既有助于我們從理論上正確把握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精神實質、堅定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又可以在實踐中增強我們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研究和分析問題的能力，旗幟鮮明地反對歷史虛無主義思潮。

一、經濟基礎的決定性

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認為，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生產關系對生產力、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具有強大的反作用。人類社會正是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運動中不斷由低級走向高級?！拔ㄎ锸酚^應用于史學領域，就要求我們從經濟角度去解說和詮釋人類歷史”[1]。

何干之對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這一基本原理認識深刻。他視經濟因素為解釋社會歷史變遷的根本原因，非常注重從社會經濟基礎的變動方面解釋歷史發展的原因和過程。在具體的史學研究中，何干之尤其重視近現代歷史上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及其變化，并以此作為研究中國社會性質、中國革命的切入點。何干之說，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是“歷史唯物論的ABC”[2]249，生產力的要素主要是勞動力和勞動對象，勞動力在生產中居于決定地位，生產關系“是劃分歷史上各種社會結構的基準”[2]247，“生產力與生產關系是交互作用著的，生產力是生產關系成立的基本條件，同時生產關系又是制約著生產力運動的形式，使它循著某種歷史法則而發展著。沒有生產力要素的結合，也沒有生產關系，離開了生產關系，也認不清生產力發展的特殊性”[2]249。1947年，何干之在華北聯合大學講授“思想方法論”一課時，結合中國的實際，運用舉例論證的方法闡釋了這一原理的實質內涵，通俗易懂。他說：“物質決定精神，存在決定思維，物質與存在在先，精神與思維在后”，“社會的存在決定社會的意識”。例如，“中國農村童養媳的風俗還有，而且一般夫婦之間，女人的年紀大于男人。由今看來，這當然是不合理的風俗，而且家庭中往往因此而種下悲劇和喜劇的根苗。但是，這種現象的產生是有社會原因的。小農社會里，農民被剝削被掠奪，結果生產力很低，所以娶大媳婦，聘童養媳，原是為了增加勞動力，多一個人口增一分勞動，由此幸而免于饑餓和死亡的襲擊。因而童養媳就成為這樣社會里的一種習俗了。社會的意識在自己的發展中落后于社會的物質基礎，社會存在是第一位，而社會意識是第二位”[3]185。他還說：“經濟是社會的基礎，政治不過是上層建筑”，“有什么樣的經濟制度，就產生什么樣的政治制度。政治制度是推動或保障經濟制度發展的。但社會發展是無間斷的，在某種社會的勃興期，經濟制度(生產關系)是推動著生產力向前發展的，可是到了衰落期，經濟關系就變成社會發展的桎梏了，社會要發生大變革。但是，要變革舊的生產關系，必須從保障舊的生產關系的政治形態開始，換句話說，經濟變革是從政治變革開始的。不過經濟是政治的決定者，因此，要了解政治運動的形式和動力，必須先從經濟制度的分析入手”[2]79。

追尋社會經濟的性質進而決定中國革命發展的方向和道路，是何干之研究社會經濟性質的根本目的。針對中國革命的實踐，他具體分析了中國經濟的特征，并以此作為探究革命道路的起點。何干之說，鴉片戰爭以來，帝國主義運用軍事、政治、經濟的手段向中國輸入資本，控制中國的經濟命脈，獨占煤炭、鐵礦、制鐵業等重工業的基礎，使中國沒有重工業而無從建設中國資本主義，即使在紡織、面粉、火柴等輕工業領域，外資也占有很大的優勢。金融業方面，外國銀行“不但統治中國的金融市場，統治中國的工商業，甚至于連中國的政府，也發生支配作用”[2]55。這種無重工業、輕工業和金融業又受控于帝國主義的經濟態勢決定了中國經濟的半殖民地性。他還說，雖然外國資本的到來沖擊了中國傳統的封建經濟方式，但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中國封建的經濟運作方式，中國只是出現了一些新式的企業而已，無論是在城市還是在農村，封建剝削、封建的人身依附關系仍普遍存在，中國經濟的半封建性也是顯而易見的。半殖民地性和半封建性就成為中國經濟的兩個突出的特征。據此，他指出，中國經濟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自然決定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務，因為“在帝國主義的壓榨下，中國的生產力，永遠沒有合理地發展，使中國陷入慢性恐慌的深淵中，在深淵中呻吟的是極少數的買辦、地主，軍閥以外的全民族。所以中國的被壓迫的民眾，無論是民族資本家、商人、工人、農民，都要起來打倒橫暴的帝國主義，解放民族的束縛，爭取民族產業的自由發展”[2]162。

面對“九·一八”事變以來的中國狀況，何干之指出：“中國經濟壁壘，在東北失陷華北危亡的時候，早已支離破碎了”[2]174，東北、華北的礦藏、石油、農作物、對外貿易統統遭到了嚴重的破壞，我們的資源已“漸漸變成敵人國防經濟的命脈”，此種經濟形勢決定了我們必須建“漢奸以外的全民族大聯合的抗敵陣線”[2]175，同仇敵愾，抗擊日寇。自然，當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后，其特定的經濟狀況也決定了政治和文化的表現形式，新民主主義最終會實現向社會主義的過渡，社會主義的經濟態勢決定了政治的表現形式。

二、歷史發展的貫通性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指出：“社會經濟形態的發展是一種自然歷史過程，大體說來，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可以看作是社會經濟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資產階級的生產關系是社會生產過程的最后一個對抗形式?！盵4]馬克思的論述揭示了人類社會從低級到高級不斷演變的過程，指出了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連續性。毛澤東也說：“不要隔斷歷史。不但是懂得希臘就行了，還要懂得中國；不但是懂得外國革命史，還要懂得中國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國的今天，還要懂得中國的昨天和前天?！盵5]他還說：“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隔斷歷史?！盵6]馬克思和毛澤東的論述表達了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在肯定歷史發展連續性、遵循歷史發展規律方面的基本要求。

何干之對這個觀點也有著深刻的理解和認識。他認為，歷史是貫通聯系的，“凡是忠實于科學的歷史觀的人，都承認由原始共產制而封建制，再而資本主義制，乃歷史的普遍法則，中外古今都沒有例外”[2]122。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等人雖然對人類社會歷史發展過程的研究作出了劃時代的貢獻，但無論是原始社會、奴隸社會還是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都“缺乏可靠的史料和缺乏有價值的著作，他們遺留給我們的，只是一些天才的提示，具體的問題，還等待著我們后來者的集體創作”[2]121。只有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指導下才能科學地認識人類社會的發展過程。

以“歷史貫通”思想為指導，在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社會史問題論戰”中，面對蘇聯、日本和中國學界的一些學者否認中國沒有經歷過奴隸社會，以及隔斷中國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的有機聯系，在其間橫插一個所謂的“前資本主義社會”、“先資本主義社會”的錯誤學說，何干之逐一予以駁斥。他說，人類社會歷史的發展具有普遍性，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都是確定的歷史范疇，雖然東西方社會由于自身歷史發展的不同而有一定的差異，但是卻遵循著相同的社會演進規律。割裂人類社會歷史之間的聯系，必定不能正確地認識人類社會的真實面貌。日本歷史學家森谷克己堅持認為中國社會缺了奴隸制度，是直接從原始社會跳到封建社會的，這樣的認識沒有“具體的從氏族社會內的社會分化和進貢關系的交互作用中，去尋求中國古代國家的基礎”[2]306，所以不能很好地說明殷代國家的起源和發展過程。當然，對于不同階段的歷史分期可能會有不同，比如郭沫若的西周奴隸制說、呂振羽的殷代奴隸制說，但他們都肯定了奴隸社會的歷史范疇，這無疑是正確的。

何干之還指出，中國社會歷史在遵循人類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的同時也有著自己的特殊性。中國的奴隸社會因為進貢制關系的存在，“使奴隸制的生產力的發展滯后，不如希臘、羅馬那樣，奴隸大批大批地參加生產，而只停留在家內奴隸制的階段”[3]93。中國的封建社會同歐美國家在本質上完全一樣，但形式上卻有很大差異：歐美是分權制，而中國卻是集權制。原因在于農村公社的反復再生產，加強了農村的孤立性，使中國的封建社會處于長期停滯的狀態，一直持續到鴉片戰爭的前夜。此后的中國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深淵，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雖有發展，但并不是資本主義社會，所以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是唯一的出路。

結合中國革命的實際，何干之在馬克思主義學者對中國歷史分期的基礎上提出了自己的認識。他說：“依我個人讀史的意見，我以為夏以前是原始共產制，夏、殷是奴隸制，周、秦以后是封建制”[2]121，鴉片戰爭以來是半殖民地半封建，而中國的未來則是通過“新的民主革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務，走向新民主主義，并最終實現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最后會進入共產主義社會。他坦言，只有“明白了這些微妙的關系，對于現代中國社會，對于現代中國的解放運動，才有了正確的認識”[2]266。雖然何干之對中國歷史的分期缺乏更為可靠的史料支撐，但他卻從歷史發展的連續性和規律性的現實政治意義上為中國革命提供了理論依據。

據此，何干之對人類社會歷史的發展過程作出了精辟的總結：“歷史是有機地連貫著，‘現在’由‘過去’而來，‘現在’又產生‘未來’，‘過去’的曾當過‘現在’，‘現在’的又可變成‘過去’，‘未來’的也終有‘現在’和‘過去’的一日?？傊?，‘過去’、 ‘現在’和‘未來’，乃絕對分不開。要知道‘未來’，先要知道‘現在’，不知道‘過去’，也不知道 ‘現在’?！盵2]121-122這樣的見識體現了何干之對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之“歷史發展貫通性”的深刻理解。

三、社會革命的階級斗爭性

階級斗爭學說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認為，階級斗爭是階級社會發展的重要動力，既往人類社會的歷史就是一部階級斗爭的歷史。中國早期的馬克思主義學者李大釗非常重視階級斗爭的作用，他認為階級斗爭理論是聯系馬克思主義理論各部分內容之間的紐帶，階級社會中的階級斗爭是不可避免的，因為“經濟上有共同利害自覺的社會團體，都有摧毀別的社會團體以增加自己團體利益的傾向”[7]29。同時他也指出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學說只“應用于人類歷史的前史，不是通用于過去、現在、未來的全部”[7]30。張聞天也認為，中國社會的階級斗爭“絕不是什么共產黨制造出來的東西，而是一切階級社會中的必然產物”[8]。毛澤東更是把階級斗爭作為劃分史觀的界限，認為“階級斗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拿這個觀點解釋歷史的就叫做歷史的唯物主義，站在這個觀點的反面就是歷史的唯心主義”[9]。之所以有這樣的認識，是基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要求。因為在他們看來，“既然社會政治問題的根源在于經濟問題，那么社會政治問題的根本解決就是經濟問題的解決，要解決經濟問題就必須進行階級斗爭”[10]。何干之對階級斗爭觀點的認識也很深刻，可以三大“論戰”為例進行說明。

何干之充分認識到了三大“論戰”肩負的政治使命，從政治革命的立場出發指出了它們的階級性。他說：“思想上的爭論，并非天外飛來的高調，乃當時當地處在不同經濟環境和政治地位的人們的吶喊?！盵2]184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中國思想界出現的中國社會性質問題論戰就是當時國內社會政治情勢的一種反應。因為“為了檢閱革命失敗的原因，規定革命的政綱，不得不分析研究中國社會的性質，各黨各派為了宣傳自己的政綱，打擊敵黨敵派的政綱，也不得不爭論中國社會的性質”[2]210，故站在新的革命起點上，最先需要認識的是社會的性質，之后才能以此為基礎大談改造之路。又因為政治立場的不同而對社會性質的認識各異，所以改造的主張不盡相同，“要是承認中國是一個金甌無缺的封建社會，那么資產階級自然是時代的驕子，工人農民休想插嘴！要是承認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那么革命形式必然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革命的執行者必然也是下層勢力。要是以中國為資本主義社會，工人階級當然是唯一的革命主力”[2]209-210。不同的社會性質認識、不同的革命主張引來激烈爭辯，使中國社會性質問題論戰參雜了濃厚的政治因素，需要從階級斗爭角度去理解。何干之的這一認識視角揭示了中國社會性質問題論戰的階級性特征，事實亦確實如此。

鑒于黨內陳獨秀和黨外陶希圣等對中國社會性質的不同認識，中國共產黨組織了新思潮派參與論戰，各方都在自己的陣地(中共以《新思潮》雜志、托派以《動力》雜志、新生命派以《新生命》雜志)表達自己的認識，唇槍舌劍，互相抨擊，可謂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階級斗爭的韻味很濃厚。不久，中國社會性質問題論戰轉向了中國社會史問題論戰，各派人士開始探求中國古代社會的發展過程，為各自的政治主張尋求歷史的依據。出于不同的政治目的，他們對中國社會發展過程的認識也完全不同。何干之認為他們對鴉片戰爭前中國社會的認識更是充分顯示了他們的階級屬性，無論是李季的“前資本主義”論、陶希圣的“先資本主義”論，還是胡秋原、王禮錫的“謎的時代”，都隔斷了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的聯系，其目的就是否認鴉片戰爭前的中國社會為封建社會，自然就否定鴉片戰爭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進而反對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

至于中國農村社會性質論戰，何干之認為它自然也是一場充滿了政治色彩的階級論戰，“不同的立場，得出不同的經濟觀察，不同的經濟觀察，得出不同的政治結論”[2]239，中國經濟派與中國農村派之間爭論的焦點依然在于中國的社會性質問題和中國的革命道路問題。三大“論戰”的結果是，中國共產黨主張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性質最終得到了廣泛的認同。從階級斗爭的立場來看，這就意味著中國共產黨對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的認識取得了勝利。而何干之從階級立場出發深刻剖析了中國社會的特征和中國革命的時代特點，與眾多馬克思主義學者一起為新民主主義理論的產生作出了貢獻。

何干之以中國社會史論戰為平臺逐漸走上了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之路。他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指導，較為科學地分析了當時中國社會與中國革命的實際，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觀點，顯示了其深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素養，也充分證明了唯物史觀的科學性。近年來思想界出現了歷史虛無主義思潮，它打著“學術反思”的旗號堂而皇之地出現在大眾視野，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道路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頗多非議，“隨意剪裁和拼湊史實，牽強附會，以點代面，以偏概全，指鹿為馬，糟蹋歷史”[11]，淡化經濟基礎的決定性，隔斷歷史發展的貫通性，否認社會革命的階級斗爭性，從根本上背離了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根本原則，是一種錯誤的、唯心主義的歷史觀。何干之對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理解和認識為我們旗幟鮮明地反對歷史虛無主義思潮提供了歷史智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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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田居儉．旗幟鮮明反對歷史虛無主義[J]．求是，2013(19)：45.

[責任編輯文俊]

收稿日期：①2015-09-28

基金項目：本文為2014年安徽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重點項目“何干之對馬克思主義史學中國化的探索與貢獻研究”(批準號：SK2014A230)、2013年安徽理工大學引進人才項目“何干之史學研究”的部分成果。

作者簡介：康桂英(1975-)，女，山西大同人，博士，副教授，主要從事中國史學史研究。

中圖分類號：B03

文章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1513(2016)01-003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