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傳》數詞計物量和動量研究

郭浩瑜

(華南師范大學　文學院，廣東　廣州　510006)

《左傳》數詞計物量和動量研究

郭浩瑜

(華南師范大學文學院，廣東廣州510006)

摘要：《左傳》中的數詞計物量有數詞在名詞前充當定語和在名詞后充當謂語或同位語兩種。計動量也有在動詞前充當狀語和動詞后充當謂語兩種。充當狀語的數詞可以指向一個動作，也可以指向多個動作；數詞充當謂語既是表達上突出動作數量的需要，也是VP復雜化影響的結果。

關鍵詞：左傳；數詞；物量；動量

一、《左傳》數詞計物量情況

《左傳》中數詞計物量主要出現在兩種位置中：一種是數詞在名詞之前，一種是在名詞之后。

(一)數詞+NP：

根據筆者調查，《左傳》中這類例子約有1200例，雖然這里的例子包括了那些“數詞+單位詞”的情況，剔除它們，“數+NP”的例子仍然占絕大多數。這個時候的數詞計物量有如下特點：

1.數詞所修飾的NP實際上可以省略，僅有一個數詞就可以達到計物量和指稱事物的作用。

(1)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僖公二十三)①

(2)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奸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成公十六年)

例1是講晉公子重耳有三條上天幫助他成為國君的有利條件；例2是講有三種罪行不可觸犯。前者之“三”后無名詞，后者有，但表達效果是一樣的?？梢?，根據語境的不同，數詞有單表計量或兼稱事物兩種功能。

2.一些數詞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可以和NP組合成固定結構，有變成專有名詞的傾向。其中一部分大約是《左傳》之前就有的如“三墳”、“三苗”、“三犧”、“四時”、“四岳”、“四夷”、“五聲”、“五色”、“五味”、“九歌”、“九功”、“九鼎”、“百官”、“三命”、“三軍”等；一些則可能是春秋時期新出現的，如“三老”、“三桓”、“百姓”、“百濮”、“百工”等。

(3)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隱公五年)

(4)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文公七年)

這些專有名詞的產生和消失帶有時代性，比如“三桓”，特指春秋時魯桓公的三子孟孫、叔孫、季孫的后代，他們曾在魯國長期當政，被稱為“三桓”(或稱“三家”)，這個名稱隨著三桓的倒臺而消失。這些名詞的意義變化也具有時代性，比如“三軍”指周代時期諸侯的軍隊，包括左軍、中軍、右軍，后來軍隊的陣容早已擴充，遠不止三軍，但仍有“號令三軍”、“犒賞三軍”等說法，其意義已泛化。

(二)NP+數詞：

1.語法功能

《左傳》中的數詞在NP之后有兩種情況：一種情況是數詞充當謂語，陳述NP的數量；一種情況是數詞充當NP的同位語，復指NP，具有指稱作用，與NP一起充當主語或賓語。前者近40例(按，此指數詞后不帶量詞的類型)，后者約16例。

1)“NP+數詞”是主謂結構，數詞充當謂語。

(5)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桓公十五年)

(6)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僖公十七年)

2)“NP+數詞”是同位結構，數詞充當同位語，“NP+數詞”在句子中可以充當主語(下例7)或賓語(下例8)。

(7)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僖公三十三年)

(8)有死罪三，何以堪之？(昭公二年)

例7的“十二”是“?！钡耐徽Z，“牛十二”充當“犒師”的工具主語。這里的意思是弦高用十二頭牛犒勞秦國的軍隊。例8的“三”復指前面的NP“死罪”。這兩種結構都可以轉換為“數詞+NP”的形式而語義不變，比如“(以)十二牛犒師”“有三死罪”。當然，兩種語序的語義表達顯然有不同的效果，數詞放在名詞之后，事物的數量得到了更多的凸顯。 2.NP與數詞之間的關系 何樂士(2000)認為，“NP+數”與“數+NP”中所體現的數詞與NP的關系并不相同。她認為：①數詞在名詞后不一定都是表示它前面名詞的數量，有時是表示前面另一事物的數量；②數詞在前，一般都是表示后面事物的數量，用作定語，而數詞在后并不都是前面名詞的定語，有的用作謂語。[1]344-345

確實，“數+NP”中數詞體現的是NP的數量，“NP+數”所體現的關系則有些復雜。如下面的例子，脫離上文，則可能對數詞在句中的指向發生誤解：

(9)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隱公五年)

(10)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襄公二十年)

(11)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昭公二十九年)

這幾個例子里的數詞都不是計量主語的：例9表示的是大夫和士所用之羽舞人數的行列；例10的“六十”指的是說話人所擁有的城邑數量；例11的“二”也不是指河水和漢水的數量，而是帝所賜予的河水和漢水之乘龍的數量。因而在統計時，必須將這一類情況與普通的“NP+數”(數詞是對NP進行計量的)的那一類區分開來。

一般而言，“NP+數詞”中的數詞或是陳述NP的數量、或是復指NP，前者單表計量，后者兼指事物，這與“數詞+NP”中數詞的語義特點是相一致的。何樂士(2000)所列的這種情況雖然給“NP+數詞”的語義關系帶來了復雜性，但并不違背我們所說的原則。因為這幾個例子都是在語境中省略了相關的內容：如例9省略了“用”，當為“大夫(用)四，士(用)二”；例10省略了“備”，當為“臣(備)六十”；例11省略了“乘龍”，“河、漢之乘龍各二”。這種例外是可以解釋的。

(三)名量詞的大量出現：

何樂士認為，《左傳》中的名量詞有69個，分為：①自然單位量詞(29個，個體單位量詞有人、匹、乘、兩、個等，集體單位量詞有耦、家、戶、室、乘、駟、稱、瑴等)；②度量衡單位量詞(有寸、尺、尋、丈、里、舍等)；③反映當時軍隊(或地方)編制的專用量詞(伍、行、卒、佾、牢等)；④時間量詞(如日、旬、月、年、歲等)。[1]332-342

名量詞大量出現，數詞帶上表單位的量詞，表意更顯豁，不容易產生誤解。上面所提到的NP和數詞之間意義關系的歧解就可以避免了。

(12)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隱公元年)

(13)皆賜玉五瑴、馬三匹，非禮也。(莊公十八年)

如上面所提到的“大夫四，士二”、“臣六十”、“河漢各二”若分別加上“佾”、“邑”、“條”，其意義就明確了。

此外，數量結構在句子中的位置相比數詞更加自由，功能也更加多樣化，——不但可以充當主語(例18)、謂語(例14)②、賓語(例17)、定語(例15)、狀語(例20)、補語(例16)，還可以和名詞組成同位結構充當賓語(例19)等。

(14)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莊公十四年)

(15)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僖公二十五年)

(16)寡君即位三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文公十七年)

(17)鄭人醢之三人也。(襄公十五年)

(18)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襄公二十五年)

(19)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為公期筑室于門外。(定公八年)

(20)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哀公十年)

二、《左傳》數詞計動量情況研究

(一)數詞+VP：

數詞充當狀語，表示VP的數量?！蹲髠鳌烦霈F在這種結構里的數詞也是以“三”為主，有50多例，占總數90多例的一多半。呂叔湘(1982)認為文言只有在動詞前面加數字的一個方式表達動量的看法雖然有失偏頗[2]，但上古漢語中“數詞+VP”表動量的確是最為主要的方法。

(21)夏五月，公四不視朔，疾也。(文公十六年)

(22)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昭公十五年)

(23)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定公八年)

(二)VP(者)+數詞：

數詞在這種結構里充當謂語?！蹲髠鳌分谐霈F在這種結構里的數詞只有“三”、“三百”，共8例，其中“三”占了6例，“三百”2例。根據殷國光對部分先秦文獻③的調查，“幾乎所有的數詞都能出現在狀語的位置上計動量”“出現在謂語位置上計動量的數詞在我們考察的范圍內僅見系數詞中的‘再’‘三’‘五’?！盵3]這和我們對《左傳》的調查情況基本吻合。

(24)蘇而復上者三。(襄公十年)

(25)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哀公十一年)

(三)“數詞+VP”和“VP(者)+數詞”之別：

對于數詞在動詞之前和動詞之后計動量的區別，殷國光(2002)認為“數詞作狀語計動量是自由的，既可以實指，也可以虛指；而數詞作謂語計動量是不自由的，以虛指為?！?，“數詞作狀語一般只計一個動作的數量，而數詞作謂語往往兼計兩個(或兩個以上)動作的數量?！薄皵翟~作謂語強調的并非是該數詞固有的數值，而是將該數詞的數值虛化，強調行為的多次重復?！盵3]

根據調查，《左傳》中的情況并沒有這么簡單。

首先，“數詞作謂語計動量不自由”，跟各數詞的使用頻率有關。數詞位于動詞之后計動量的出現晚于其在動詞之前，殷國光(2002)調查的文獻始于《左傳》[3]。根據筆者統計，《左傳》中有90多例“數+VP”，其中50多例是“三+VP”；其次是“一”，約不足20例；再次是“五”，有6例；其余的數詞則1到4例不等，甚或不見其例?！叭北硪忪`活，宜實宜虛，使用頻率高，這大概是它最早出現在謂語位置以表動量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而“VP+數詞”的形式在東漢就已經消失，時間短暫，用例有限，有可能其他數詞尚未進入這種結構，這種形式就已經退出漢語史舞臺。

數詞“一”表意也很靈活，往往和其他數字并舉。因其是最小的正整數，故而有強調次數極少或時間極短的意味，常常與其他動作相連，強調“一VP”的結果。比如“一戰而霸”(僖公二十七年)、“一舉而滅之”(襄公二十五年)、“一動而失二禮”(昭公十五年)、“一動而亡二姓之帥”(昭公二十四年)等等，與“三”強調次數多、位置靈活、不常與相應的動作結果并舉有別。

至于數詞作謂語計動量“以虛指為?！钡膯栴}自然也就跟“三”經常表概數有關。若是其他數字，則有可能是實指。如例26，魏犨觸犯了軍法，晉文公欲殺之而又愛其材；魏犨為顯示自己尚可利用，努力前后上下跳躍各三百下，故而獲得一條生路。

(26)距躍三百，曲踴三百。(僖公二十八年)

其次，筆者認為數詞的位置和計量問題似乎沒有殷國光所謂的“數詞作狀語一般只計一個動作的數量，而數詞作謂語往往兼計兩個(或兩個以上)動作的數量”[3]這么簡單。

因為《左傳》的數詞意義指向是比較復雜的。我們先來看數詞作狀語修飾VP的情況?！蹲髠鳌分袔讉€動作相連而用數詞作狀語計動量，“三”最多，“一”次之，“五”、“九”偶見。其他數詞所修飾的VP結構一般都很簡單，“四卜郊”、“四不視朔”、“四萃于其王族”、“五降”、“五戰”、“五伐我”、“七奔命”、“八反”、“九獻”、“九合諸侯”、“百克”等。

1.(數詞+VP1)+而/副詞+VP2：

出現在這個位置里的數詞以“一”和“三”居多，如上所述，二者的表意功能并不相同。如例27的“一動”和“亡二姓之帥”之間顯然存在著因果關系，而且也是說話人想特別強調的；“一”在兩個VP之前，僅修飾第一個動詞“動”?！叭毙揎椀腣P1一般和VP2之間構成承接關系，用“而”來銜接，強調動作的先后順序，如例28、29、30。例31、32則用副詞將“三VP”和其他VP分開，突出“三”對它緊挨著的VP的計量作用。并非所有帶副詞的都屬于這種情況，如“七遇皆北”(文公十六年)、“七戰皆獲”(哀公二年)中的“七+VP”應該是狀中結構充當主語，和后面的動詞不屬于一個層次。

(27)王一動而亡二姓之帥，幾如是而不及郢？(昭公二十四年)

(28)既復命，袒、括發，即位哭，三踴而出。(成公十八年)

(29)三肅使者而退。(成公十六年)

(30)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定公四年)

(31)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定公九年)

(32)三問，卒辭不對。(哀公二十七年)

如果第二個動詞前面有否定詞，則數詞的意義指向有兩可性：僅指前一個VP或同時指向兩個VP。如例33若強調秦多次施恩而晉始終無一以報，則“三”指向“施”；若強調秦每次對晉施恩，晉每次都不予回報，則指向“施而無報”。例34同此。

(33)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僖公十五年)

(34)禹八年于外，三過其門而不入。(孟子·滕文公上)

從例35和36中我們可以進一步看到這種兩可性：一是強調多次VP而仍無喜色或憂色，一是強調每次VP都無喜色或憂色。無論哪一種理解其意義差別都不太大，而理解為第一種意義(即“三”指向VP1)其表達效果更為強烈。 (35)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論語·公冶長)

(36)孫叔敖三為令尹而不喜，三去令尹而不憂。(呂氏春秋·知分)

2.(數+VP1)，(數+VP2)：

兩個“三VP”連用，VP都是光桿動詞，強調兩個動作的多次性?！蹲髠鳌穬H見1例，此例強調齊侯多次闖入敵人軍隊想營救逢丑父。

(37)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成公三年)

3.數+VP1+VP2(+VP3……)：

這種情況里的數詞的意義指向也有兩種可能，一種是指向后面所有的VP，如例38、39；一種是指向第一個VP，如例40、41。

(38)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比?，叔向不應。(襄公二十六年)

(39)顏鳴三入齊師，呼曰：“林雍乘！”(昭公二十六年)

(40)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群臣敢在下風?！?僖公十五年)

(41)季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谷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唯敝邑？”(襄公十九年)

這種情況較易引起歧解，因為兩個VP之間沒有“而”或副詞隔開。但是后兩個例子應與當時的禮節(三拜、再拜)有關，故而不致引起誤解。

這種情況與殷國光所舉的“三敗及韓”(左傳·僖公十五年)、“三戰入郢”(戰國策·楚策)[3]不同，“入”、“及”與“戰”、“敗”相比，動作性較弱，它所表達的是“戰”“敗”的結果，后接動作的終點。這兩個例子不能轉換為“VP者三”。

“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則又不同。殷國光認為它與“三舉所佩玉玦以示之”有別，前者的“三”同時計量“舉”、“示”兩個動作；后者的“三”有兩種指向，其一指向“舉”，其二既指向“舉”也指向“示”。[3]我們認為不然，“舉”和“示”兩個動詞，一實一虛，前者是動作，后者是動作的目的，“舉”的目的是為了“示”，不管“三”作狀語還是作謂語，“舉所佩玉玦”與“以示”都是不可拆分的整體。這個“三”后移應該主要是因為動詞結構太長太復雜，無法突出范增的多次努力提醒，故而上升到謂語位置加以強調。這個例子中的“三”在前在后意義本身無區別，而意義表達重點與效果則有差異。

數詞在VP之后的情況，也不能一概而論?！蹲髠鳌分小叭碧幱谥^語位置的有6例，

(42)主人縣布，堇父登之，及堞而絕之，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襄公十年)

(43)子尾抽桷，擊扉三，盧蒲癸自后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肩。(襄公二十八年)

(44)伯有既死，使大史命伯石為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襄公三十年)

(45)坐引者，以師哭之，親推之三。(定公九年)

(46)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哀公十一年)

(47)孔丘三日齊(齋)，而請伐齊三。(哀公十四年)

從《左傳》的情況來看，數詞出現在謂語的位置時，VP確實都不是光桿動詞，但“三”所指向的動作也不一定是兩個或一連串的：例46的VP本身很簡單；例43僅指向“擊扉”；例45的“三”僅指向“親推之”；例47則具有兩可性，或指向“請伐齊”，或指向“三日齊(齋)，而請伐齊三”，但從上下文語境來看，當指前者；只有例42所指向的是一長串的動作行為，故而有“者”來提示。這里的“三”指向“主人縣布，堇父登之，及堞而絕之，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指整個情況發生了多次。

可見，“VP+數詞”在產生之初的作用主要還是如王力(1999)所言“強調某一行為的數量”、“表示動量的數詞從動詞前面的狀語的位置上升到全句的謂語的位置，自然就顯得突出而重要了”[4]。VP結構的復雜化可能也對數詞位移到謂語位置起到了一定的影響作用，但應該不是數詞位移到動詞之后的主要動因。

因此，就《左傳》的調查情況看來，數詞在動詞前作狀語和在動詞后作謂語兩種計量動作的結構形式，的確有其規律和特點。

1.出現在謂語位置的數詞只有“三”和“三百”；

2.如果VP是一個光桿動詞，一般只有數詞作狀語計動量的情況。

但也有其紛繁復雜之處：

1.VP比較復雜時，數詞是“三”的情況比較多，可以作狀語也可以作謂語，作狀語可指向一個動作，也可以指向多個動作；

2.“VP+數詞”最初產生之時，VP后有“者”的僅一例，可見無需“者”，VP本身可以完成指稱化，充當句子的主語；

3.“VP+數詞”中的VP多數也比較簡單，其數詞可計量一個動作，也可計量多個動作；

4.已經開始出現用“如是”指稱復雜事件的例子，這在中古時期極為常見，但《左傳》中僅見1例。

注釋：

① 本文征引《左傳》中的材料一律只用某公某年形式標注，其它文獻則提供書名篇名卷名等。

② 有學者認為此結構為動補結構，“十四年”為補充說明“子儀在位”之時間。本文仍將它看作是謂語，理由主要有三點：首先，《左傳》中所引的對話，四字格式極多，這一例的上下文是“茍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為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其韻律節奏的特點還是很鮮明的。楊伯峻的《春秋左傳注》正是在“子儀在位”后斷開(見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198頁)。其次，“矣”“是一個表示動態的語氣詞”、“意味著事物的變化和發展”(見王力《古代漢語》，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257頁)?！笆哪暌印痹诖颂庯@然是在報道一種新信息，“十四年”是句子要強調的重點；若“十四年”充當補語，則句子多半表示為“子儀在位十四年也，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則“子儀在位十四年”成為一個背景信息。其三，《左傳》中數詞表動量充當謂語，其前面的VP固然可帶有“者”字，然無“者”的情況亦并非絕無僅有，比如：“子尾抽桷，擊扉三”(襄公二十八年)，“(齊侯)坐引者，以師哭之，親推之三”(定公九年)。因此我們也不能因為“子儀在位”之后無“者”而判斷“十四年”為補語。

③ 殷國光所調查的文獻包括：《論語》《國語》《左傳》《莊子》《孟子》《墨子》《荀子》《韓非子》《呂氏春秋》《谷梁傳》《公羊傳》《戰國策》。

參考文獻：

[1]何樂士.左傳的數量詞[C]//何樂士.古漢語語法研究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

[2]呂叔湘.中國文法要略[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149-150.

[3]殷國光.上古漢語中數詞計動量的兩種位置的比較[J].古漢語研究，2002(1)：60-64.

[4]王力.古代漢語(校訂重排本)[M].北京：中華書局,1999:255.

[責任編輯李夕菲]

收稿日期：2015-11-26

基金項目：本文為2015年度廣東省普通高校特色創新類基金項目“國學經典誤讀釋例”之階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簡介：郭浩瑜(1976— )，女，湖南益陽人，博士，講師，主要從事漢語史研究。

中圖分類號：H04

文章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1513(2016)02-006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