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當代西方譯學理論在中國譯界的傳播影響

陳 斌，馬大森（湖北民族學院外國語學院，湖北恩施44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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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析當代西方譯學理論在中國譯界的傳播影響

陳 斌，馬大森
（湖北民族學院外國語學院，湖北恩施445000）

摘要：本文針對來勢兇猛的西方譯學熱，首先論述了當代西方譯學為何能在對外輸出中占有優勢，繼而對當代西方譯學傳播背后的假象和局限進行了分析。最后，筆者主張在引進西方譯學的同時，更要注重中國譯學的自主創新，才能為中華文化走出國門奠定堅實的譯論基礎，這是中國譯界對外翻譯自身文化并獲得他語民族翻譯認同的必然選擇。

關鍵詞：中西方譯學；學習與借鑒；批判與繼承；自主創新

自改革春風吹遍中華大地，中國翻譯界以認真學習并借鑒的心態引進了許多西方著名翻譯研究學者的譯論。其中，尤以當下中國譯界數十位知名學者聯名推介并由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在本世紀初出版的英文原版“國外翻譯研究叢書”引人注目。翻閱叢書，首先就會讀到上述學者之一為叢書所作的中文代序：“這套叢書時間跨度從古代到現代，所選書目皆為譯學發展史上有里程碑作用的名家名著，堪稱譯學經典”。因此，凡是在國內出版的專論翻譯研究的學術刊物上，普通讀者都會見到國內從事翻譯研究的學者連篇累牘評述這些西方譯學理論的文章，乃至在中國譯界出現了一種至今不衰的西方譯學熱。

誠然，上述這些“西學東漸”的西方譯論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改革開放以前國內已長久停滯不前的譯學研究。但是，這種原本想通過叢書的出版達到“西為中用”的初衷卻使中國譯學研究陷入了西方譯學的窠臼?，F在，要想讓自己研討翻譯問題的文稿見之于學術報刊，文中必須要有“言必稱希臘”、針砭中國譯學弊端的玄妙字句，否則就談不上譯論研究的時髦。目前，中國譯界的翻譯理論向西方譯學看齊的現象應引起我們的關注與反思。

一、當代西方譯學為何現在會在傳播力方面占上風

從翻譯的發軔來看，中國無疑有著最豐富的歷史。當代已故翻譯名家季羨林曾指出：“在全世界范圍內，翻譯歷史之長，翻譯東西之多，翻譯理論之豐富，哪一個國家也比不上中國?！雹僦軆x，羅平，翻譯與批評，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既然如此，那為什么我們現在一談起翻譯理論，就會有人妄自菲薄，總是認為西方譯學好呢？這就需要我們從西方文化的生命力和傳播力那里追根溯源。

綜觀人類文明史，在西方文化經翻譯或不經翻譯侵入中華文明之前，古老的中國最初遭遇的外來文化的第一次大沖擊，實則來自于東方——有佛教之源之稱的古印度文明。印度佛教自東漢初年傳入中國之后，經過東晉至唐代的著名僧人（如：安清、支謙、道安、法顯、鳩摩羅什、玄奘等）對所傳佛典進行了大量翻譯，使中國本土文化，尤其是中國的古典文學內容和語言逐漸受到佛經漢譯的影響。佛教的梵文（古印度文）經典由多音節的語言書寫，而漢文語言以單音節的字符為主；由梵文表達的很多名詞、觀念及事物，如用方塊漢字的詞匯來表達已經顯得捉襟見肘。由此，大量梵文翻譯體的字詞就產生了，如：涅槃、舍利、世界、菩薩、覺悟、苦海、平等、開山等，為漢語注入了新的血液。而中國文化也以海納百川的宏大氣魄接受了佛教東漸，最終佛教用了七百年的時間完成了中國化的進程，佛經漢譯持續了一千余年，對中國古代文化產生了重大影響并成為了中國文化的一部分，贏得了世界性的認同與尊敬，這才是我們對佛學東漸，佛經漢譯所期待的結果。隨著大量的西方哲學、自然科學和文學藝術的翻譯介紹，西方文化思想構成了對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前所未有的沖擊，這自然也包括對中國原有的古代與近代的譯學理論的沖擊。對此，國內學者郭延禮指出：“中國近代翻譯事業是伴隨著帝國主義入侵而開始的，隨著中西文化交流的發展，近代翻譯也日益發展起來，但作為其理論導向的翻譯理論，在近代雖無經典的系統的論著出現，像英國近代泰特勒（A.Tyt1er，1747—1841）的《翻譯原理論》那樣的專著；但散見于各種著作中的論文、序跋、奏稿，卻反映了近代人對翻譯的認識和主張?！雹俟佣Y，中國近代翻譯文學概論，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57頁。對于郭氏中國近代無經典系統譯論的說法，我們并不贊同，且不論中國古人的譯論見解，即便在中國的近代也并非沒有國人通過自己的翻譯實踐而總結出來的經典譯論。雖然泰特勒在《翻譯原理論》（Essay on the Princip1es of Trans1ation）中所提出的翻譯三原則（即：1.譯文應完整傳達出原作的思想；2.譯文的風格與筆調和原作性質相同；3.譯文應和原作同樣流暢）早于晚清民初嚴復提出的“譯文三難：信、達、雅”的翻譯理念，也只能說與嚴復的“信、達、雅”三字真言有異曲同工之妙，并不是嚴復的移花接木之筆，而是他基于自己的翻譯實踐概括出來的關于翻譯如何在東方與西方之間傳播彼此文化的至理名言。但是對于嚴復的這一翻譯思想，當代研究翻譯理論與實踐的西方學者卻與中國當代另一些學者有著大相徑庭的評說。

中國曾有學者指出：“歷史已經證明，‘信、達、雅’理論80年來一直對中國的翻譯工作起著指導作用，至今還有它的生命力?！雹谥軆x，羅平，《翻譯與批評》，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41頁。亦有學者評價說：“隨著時間的推移，‘信、達、雅’三者的內涵得到了豐富和深化，它已部分脫離嚴復的命意而獲得獨立的生命，具有深刻的哲學性、科學性與藝術性。它是傲然屹立于世界譯壇的一朵久開不謝的奇葩?！雹墼S鈞，翻譯思考錄，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8頁?？墒?，美國研究翻譯理論的世界聞名學者尤金·奈達（1914—2011）在他那本《語言與文化——翻譯中的語境》（Language and Cu1ture：Contexts in Trans1ating）著作的上編第十章中卻說：“不過，翻譯理論的系統化主要同西方世界直接相關。雖然在中國，人們對理想翻譯的三原則，即信、達、雅展開過廣泛的討論，但還不曾對這個原則的相關重要性得出過任何結論?！蹦芜_的這段話顯然同我們在前面引述的郭延禮的評論有著相同之意，即認為嚴復的“信、達、雅”評論登不上翻譯理論的大雅之堂，只有西方才具有系統科學的譯學理論。不過，有一點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西方譯界繼泰特勒的“翻譯三原則”之后出現的一些現當代譯論，如卡特福德的“等值翻譯”論、紐馬克的“文本中心”論及奈達提出的“形式和功能對等”論等等，依然使人覺得這些可以登上大雅之堂的西方譯論并沒有超出嚴復提出的“信、達、雅”的范疇。對此，中國學者也有著十分貼切的對比，認為嚴復的“信”相當于奈達所說的“對等”（equiva1ence），所謂“形式對等”（forma1 equiva-1ence）就是指譯文與原文的語言形式的一致性，而“功能對等”（functiona1 equiva1ence）就是要使譯文發揮與原文同樣的功能，也就是要使譯文的讀者得到與原文讀者同樣的感受，同樣的意義，用嚴復的話說就是“達”意。而嚴復的“雅”，用現代語言說，就是譯文要充分考慮到譯文讀者的可接受性，從這個意義上說，紐馬克的“交流翻譯”（communicative trans1ation）就可以說是“雅”字的最好注腳了。由此可見，以嚴復“信、達、雅”為代表的近代中國譯學理論并非是仰西方譯家鼻息之作，絲毫不缺乏與西方近代甚至當代譯論并肩而立的理由。但是，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憑借強大的文化產業優勢，有意對我國的傳統人文精神進行干預并使其弱化，使包含在文化領域內的中國以嚴復為代表的近現代翻譯理論也遭到了西方譯論的強大挑戰?；谖鞣浆F代語言學研究的翻譯理論、對于語言學流派提出批評的解構主義翻譯理論、跨文化交際學翻譯理論、文藝學翻譯理論等一系列西方當代譯論卻在被改革開放喚醒的中國譯界受到了熱議，涉及的范圍包括語言學、文化人類學、詮釋學、交際功能學、社會符號學、接受美學等學科的成果，具有新穎性、嚴謹性和理論概括性，為中國翻譯理論研究的開展拓寬了新的視野，促進了譯論研究的發展。由此，我們不難發現，當中國翻譯研究在文革前和文革中長期受到“極左”思潮的影響舉步維艱乃至裹足不前之時，西方譯學的研究卻獲得了飛速的發展，出現了譯論多元的局面，使西方現代文化借重翻譯的力量在世界各地不斷輸出西方思想的影響。反映在譯學研究上，中國譯界的不少論著都以對西方譯學的激進移植和對翻譯體語言的全面模仿為榮，幾乎中斷了與中國傳統譯學的關聯，甚至鄙夷自己的傳統譯學有發揚光大的希望，這當然是西方文化在現當代對我們的翻譯研究影響劇增的結果。翻譯在近代中國興起的歷史上，無論在譯論研究和翻譯文化方面，西方的文化傳播力都要比我們強，不僅近代如此，在現代社會，西方文化的覆蓋面仍在不斷擴展，干預力仍在不斷提升，且不說政治、社會、軍事、外交等各方面的例證，單就屬于非物質文化范疇的西方譯學和翻譯文化而論，它們也往往憑借強大的西方文化產業的物質翅膀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后傳播開去，反映在翻譯研究上，就會產生“崇洋媚外”的心理，缺少了怎樣去繼承弘揚中國傳統譯學的信心。

二、當代西方譯學傳播背后也有假象

伴隨著“改革開放”的解放思潮，西方現當代譯學思想在中國譯界獲得彰顯，我們的譯學研究便開始了向西方當代譯學學習借鑒的歷程。在此期間，中國的傳統譯學難免遭受到前所未有的非議。脫胎于西方譯學的國內譯論研究登堂入室，幾乎站在了與中國自古有之的傳統譯學的對立面，而且這些移植的譯學研究的成果并沒有體現出“西為中用”的自主創新，卻對西方譯學無視中國語言文化的地域性和獨特性的局限缺乏深入分析。翻開前面所談到的“國外翻譯研究叢書”中的任何一本原著，很少有作者深入討論中英或中西互譯之間的差異，即便是根據他們那套言之鑿鑿的理論，在分析中英或中西互譯的具體問題時也顯得蒼白無力。在上世紀50年代，比較語言學和對比語言學方興未艾，它們致力于中西兩種語言的對比研究，并將中英或中西語言之間的比較通過語言結構系統的共時特征加以比照，旨在尋求兩種語言結構關系的異同。到了上世紀80～90年代，對比語言學在翻譯研究方面在國內外又有了新的發展。國外一些語言學家、翻譯家的相關論著先后問世，但多涉及西方語言之間的對比研究，鮮有人提出針對中英或中西語言在翻譯分析中的頗具說服力的對比論證，而且他們中還有人持悲觀的觀點，認為中文與英文相比，天生就有很難成功譯為英文或其他西文的弱勢。依然是那位改革開放后同中國譯界頗有交往的有著著名翻譯家、翻譯理論家之稱的奈達在他的那本《語言與文化——翻譯中的語境》著作的下編第五章中談到日語詩歌譯成英語之難時感嘆道：“實質上，把一些阿拉伯語和中文詩歌譯為英語時也存在著相同的問題。但把詩歌由阿拉伯語譯為英語的譯者顯然比把詩歌由中文譯為英語的譯者更為成功，也許是因為阿拉伯語詩歌似乎更接近于西方世界，而這是由于數個世紀文化接觸的結果。而把中文原文譯為英語的一些譯者對通過翻譯的詩歌去傳達中文原文中獨特的文化遺產的精髓感到勉為其難，結果中文詩歌的許多譯文談不上是成功之作?！雹倌芜_，語言與文化——翻譯中的語境，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09頁。

奈達的這種基于西方語言學理論的翻譯觀無非是說東方詩歌，其中包括中文詩歌（一般指中國古典詩詞），由于其語言文化相對于西方的獨特性，使之在內容和語言兩個方面都遭遇到難以翻譯的情況，特別是中文古典詩詞更成為極難轉譯為他種語言的文學樣式。其實，同日本相比，近代中國的大門先于日本被打開，明治維新前后，日本恰恰是通過中國了解西方。這期間“日本新詞”多來自漢語，如鐵路、新聞、國會等?？梢?，中國同西方的語言文化聯系原比日本早。只不過在19世紀中葉到五四運動之間的時期，中國文化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異質文明即西方現代文化的巨大沖擊，至今余波未絕。其中，中國的翻譯研究也受到了西方文化中心主義的影響，翻譯出版的重點常常放在西方文化的大量引進上，譯論的探討也跟在西方學者之后，西方的翻譯文化較之中國的翻譯文化的對外輸出已經占據了優勢。不過，既便如此，中文詩歌，尤其是中文古詩詞的西語翻譯（包括英語翻譯）還是在不斷進行著，從來都沒有停頓過，譯者有中國的翻譯家和國外的漢學家。他們的中文古詩詞的翻譯顯然是對奈氏中文詩作難譯論的否定。自現代以來，中國一些學貫中西的語言學家、翻譯家為了對外宣傳中國的文化理念和價值觀念，實現中華文化與西方文化平等交流和彼此融合的目的，他們在學習借鑒西方語言學流派各種譯論的同時，在中譯英的翻譯實踐過程中，注重在比較或對比語言學方面不同于西方語言學家、翻譯家的自主創新，創立了頗具說服力的穿越語言文化差異的中英互譯的譯論體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著述是下面一些中國學者完成的。

翻開中國翻譯史料記載，我們可以看出，最早的漢英對比研究可以從嚴復的《英文漢沽》算起，后來黎錦熙研究了納氏（J.C.Nesfie1d）的《英文文法》等，寫出了《新著國語文法》（1924）；呂叔湘研究了杰斯珀森（Jens Otto Harry Jespersen，1860～1943）的《英語語法基礎》（Essentia1 of Eng1ish Grammar）等寫出了《中國文法要略》（1942）；王力除研究杰斯珀森的語法外，還研究了布龍菲爾德（Leonard B1oomfie1d，1987—1949）的《語言》（Language）等著作，寫出了《中國現代語法》（1943）。

對他們的著作，中國有學者曾評價說，他們的對比研究雖有移植之嫌，但卻對中國漢語語言學的建立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在這些中國語言大家研究的基礎上，到上世紀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隨著中國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與推行，比較語言學在漢英互譯交流的實踐中也得到了廣泛的應用。國內著名的語文學家和語法學家呂淑湘先生早在1942年就說過：譯學（不論中外）研究的真諦就是尋找不同語言的比較翻譯特點，從而為講不同語言的民族之間的順利交流提供翻譯保證。綜觀中西跨文化交流史，不難看出，中西文化交流在翻譯中有過碰撞和融合，只不過在這種交流中，西方等發達國家在軍事、經濟、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帝國主義行為使其占了上風。中國的古典詩作及文學名著經西人翻譯而在西方流傳的知名度遠不及經中國譯家翻譯的西方名詩及名著在中國的知名度?？梢?，中國譯家的譯論從古至今并非不如西方譯論，只不過他們不崇尚空談理論，更注重翻譯實踐對譯論的檢驗。

通過以上研究我們不難發現，從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之后，當中國譯界沿著從封閉到困惑、從不安到期待之路前行時，一些譯界的有識之士已意識到，現代西方語言學流派的譯論還不能替代中國傳統譯學對中英或中西互譯的影響，這里面有很多偶然的因素，也有很多必然的因素，包含了很多中國文化和歷史傳統的因素。因此，中國當代譯學的演進創新，無論從內在的精神到外在的形式都不能寄生于西方譯學，首先還是要學習和繼承中國傳統譯學的精髓，在借鑒西方譯學的同時，使自己的譯學理論能指導中華文化的對外輸出，從而獲得與西方譯學在交流和融合中的平等地位，為中譯外所存在的現實問題尋找到一條穿越語言文化差異的解決之路，而不會像奈達所說的那樣，中國古典詩詞的英譯要想獲得成功，除了鳳毛麟角之外，其翻譯的可接受性似乎已陷入到難以脫困的處境。

三、認真鑒別當代西方譯學的局限性

目前中國譯界所推崇的西方翻譯理論，大多是以語言學派的研究成果為依據。不可否認，西方現代語言學理論的發展的確給西方譯論的研究注入了活力，幾乎所有重要的語言學理論（語義學、語用學、語篇學、比較語言學、結構語言學、社會語言學、語言交際學、社會符號學等）均在不同程度上被西方語言學家、翻譯家運用在他們的翻譯研究中，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他們的翻譯理論在中國譯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并大有左右國內譯界翻譯研究走向的趨勢。因此我們確有必要提高鑒別力，弄清西方譯學的局限性。

首先，從常理推測，人類自語言產生以來，翻譯就應出現在東西方的交往之中，而且東方的翻譯史并不會比西方的翻譯史短，這當然包括其中的翻譯理論與實踐的探討。出生于法國巴黎后成為美國著名翻譯理論家的喬治·斯坦納曾在《通天塔》一書中指出：“有關翻譯的理論、實踐和歷史的文獻數量眾多”。他還在同一本書中說：“西方的翻譯理論與實踐大都直接出于傳播基督教經書之必要性?！倍跂|方的中國，影響深廣的嚴復“信、達、雅”說，據錢鐘書考證，也早見于東晉釋道安的《法句經序》。這說明代表東方的中國古代翻譯家道安所提出的“五失本、三不易”翻譯原則比西方坎貝爾（George Campbe11）于1789年在其所翻譯的《四福音書》（The Four Gospe1s）序言中首次提出的翻譯三原則早得多，而后來被當成西方翻譯理論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的泰特勒翻譯三原則又比坎貝爾的翻譯三原則還晚一年提出。在西方譯界，文學派與語言學派關于譯論的爭辯一直難分難解，只不過國內譯界從國外輸入的西方譯論，似乎語言學派的譯學論述之豐富要勝于文學派的翻譯理論。其實，從當代西方學者對譯學所作的研究來看，他們中也有人認為，語言學派的各種譯論也并非那么完美無缺，故不能將其奉為時下指導翻譯實踐的泛之四海而皆準的譯學圭臬。沃爾弗拉姆·威爾斯（Wo1fram Wi1ss，1925—）是德語翻譯理論界的一位重要人物，他在上世紀1980年代和1990年代公開發表的多篇探討譯論的著述中就曾對語言學派的翻譯觀點作出過修正。他在其翻譯理論專著《翻譯學：問題與方法》（The Science of Trans1ation：Prob1ems and Methods）中開宗明義地指出：“現代語言學被視為是一門以研究信息傳播為主的學科；其發展可以追溯至它開始擺脫生成主義者（即轉換生成語法GTG和生成語義學的倡導者）的束縛之時?！雹賅o1fram Wi1ss《翻譯學——問題與方法》（The Science of Trans1ation：Prob1ems and Methods）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1頁。

這種發展過程中方向的改變是特別顯而易見的，現代語言學已回到了索緒爾的研究方式，重視對符號學問題中涉及到詞、句和話語篇章各個層面的探究?！庇谑?，他進而指出：“僅從邏輯上講，②同上，第11-14頁。翻譯已越來越成為語言學的研究重點，尤其成為共時描述性比較語言學、篇章語言學、社會語言學和心理語言學等領域的研究重點，而且在此過程中，翻譯已發展成為一門極富自身活力的學科?！卑凑胀査沟纳鲜鲇^點，我們可以看出，他主張將翻譯所涉及的問題納入現代語言學的科學研究過程，就表明了現代翻譯理論與傳統翻譯理論在方法論上的截然不同。因此他又說：“假如翻譯學只傾向于純理論的探討，那么在方法論方面就會一無所獲，研究出來的成果對以實踐為主的翻譯學并無太多補益?！痹谕査箍磥?，現代語言學的理論應在翻譯的方法論上具有指導作用，強調通過對翻譯實踐進行總結和歸納，從而建立起有別于其他抽象理論的翻譯學體系，以解決翻譯研究中針對與兩種具體語言有關的實際問題。

這樣，在翻譯的過程中就必然會涉及到譯者采用什么方法進行語際翻譯的問題。威爾斯在其專著中批評了德國譯界在德國語言學家維廉·洪堡（Wi1he1m von Humbo1dt，1767—1835）去世后，又重新陷入了對純理論的空談與辯論，而這種空泛的議論一直在譯界壓倒了方法論方面的研究。他堅持主張將翻譯學與比較語言學結合起來，研究出具體的語際翻譯方法，這分明與在本文第二部分談及的中國現代語言學家及翻譯家所持的翻譯觀點是相一致的。被尊為“漢語言學之父”的中國著名的語言學家趙元任曾說：“所謂語言學理論，實際上就是語言學的比較。就是世界各民族語言綜合比較研究得出的科學結論?！雹偻趿?，王力論學新著，廣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頁。語言比較的結果，自然會導致語際間的交流，而不同民族之間的語言文化交流必然要借助翻譯的方法。對此，威爾斯在其同名專著的第86頁中又說：“在翻譯的歷史中，直譯或意譯是關于翻譯方法論的一項根本決策，它使得譯者要么采納以源語為目標的回顧性翻譯方法，要么采納以目的語為目標的預期性翻譯方法?！雹谠S鈞，翻譯思考錄，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86頁。他本人就曾用這兩種方法對以話語篇章為翻譯單位的德語與英語之間的互譯作出過深入的語言對比分析。他的翻譯觀與翻譯實踐同中國譯界自古迄今圍繞直譯與意譯之爭而產生的若干譯論（諸如：“信、達、雅”、“舊化”、“西化”、“神似”、“化境”等說）和翻譯實踐不乏相同的識見與追求，都看重翻譯理論與翻譯實踐相結合的翻譯模式，并通過中西譯界的翻譯實踐證明了比較語言學等理論應用于翻譯過程的可行性。譬如中國詩歌（包含古典詩作）的中英或中西互譯在中外翻譯史上就有不少成功的范例，其中，由中國著名學者、翻譯家錢鐘書和葉君健等參與翻譯的代表中國古典詩詞豐碑的《毛澤東詩詞》英譯本在世界流傳之廣早有定論。美國總統尼克松1972年初次訪華時，在人民大會堂祝酒辭中引用的“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這句話的英譯文就是引自上述兩位大家的《毛澤東詩詞》譯本，雖然美國當時已經出版了自己的毛詩譯本。至于國外漢學家翻譯的中國古典詩詞譯本，在世界各地均有出版發行，他們的作品還被翻譯介紹到中國，如《初唐詩》、《盛唐詩》、《唐詩三百首》等。但他們的譯作與中國翻譯名家的譯本相比，在“信”和“達”的方面往往失去了含蓄，有些詩詞句只是囫圇吞棗地直譯，而在“雅”的方面也有美中不足之感。但用他們中一位的話講：“我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夠向中國讀者表明：中國詩歌的愛好者遍于全世界?！笨梢?，將中國詩歌，尤其是將極難轉譯為他種語言的漢語古典詩作譯為能被外國讀者認可的文學樣式并非沒有可能，而且隨著翻譯方法論的不斷完善，中國古典詩歌的西譯一定會不斷涌現出成功的譯品。不過，也正如我們在下面就要提及的另一位美國翻譯理論家根茨勒在其所著的《當代翻譯理論》（Contemporary Trans1ation Theories）（第二版修訂本）的出版前言中說：“無論我們的翻譯有多‘好’，它們也永遠無法吻合觀眾的某些‘文學’期待，不論源發文化還是接受文化，這也許是個關鍵問題?！雹跡dwin Gtentg1er，當代翻譯理論第二版修訂本，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8頁。

埃德溫·根茨勒（Edwin Gentz1er）是中國譯界引進的“國外翻譯研究叢書”之一的另一位作者。根茨勒的這部題名為《當代翻譯理論》的力作于1993年在英國出版，后于2001年進行修訂再版，并僅供在中國大陸境內銷售。該書的出版正如原版“國外翻譯研究叢書”的編輯蘇珊·巴斯內特（Susan Bassnett）在叢書編者前言中所說：“這本令人興奮的新書將會受到在21世紀中對翻譯研究饒有興趣的讀者的歡迎”。這是因為作者以其超越其他西方學者的視野，在書中對西方當代翻譯理論進行了旁征博引的系統分析與評說，為批判地學習西方譯論并促進各國譯學的繁榮提供了可茲借鑒的參考。根茨勒在其《當代翻譯理論》的修訂版的序言中指出：“以往鮮有學者能以超越傳統的源語文本及翻譯文本二元模式來思考翻譯現象?，F如今隨著蘇聯的解體、中國的開放、發展中國家的崛起和較大國家中少數民族區域內增長的自治權力，翻譯活動在世界各地日益興旺。不過，圍繞著上述國家和地區的文化形態各異，經濟及社會狀況的不同，翻譯的策略也會相應的不同。如果說我們能從過去近十年的翻譯研究中學有所獲的話，那就是那些舊的理論和模式在解釋現代翻譯現象時，已不一定那么適用了”。近年來，翻譯領域內新的理論層出不窮，諸如：文化研究理論、女性主義理論、新語言學理論、后殖民理論和解構理論等。根茨勒為此受到鼓舞，他在這本200多頁，共分為七個部分的專著里，還對西方當代翻譯理論所涉及的早期翻譯研究流派的兩大派別——文學派與語言學派在上世紀70年代進行的激烈紛爭進行了評述。他認為，主張翻譯研究應從文學考慮出發的譯者不同意理論上的預設、規范式的標準和語言學的行話；而主張翻譯研究應從語言學考慮出發的譯者宣稱他們的方法是一種“科學的”方法，不接受“道”或“邏各斯”的解決方法及主觀推測。但根茨勒在他的著作里并未花更多篇幅談論西方譯論研究史上這兩大派別至今未息的激烈爭辯，卻對當代西方語言學派的兩位有名的翻譯理論家奈達與威爾斯受到美國著名語言學家喬姆斯基的影響而將其深層結構/表層結構的模式有意或無意納入他們的翻譯理論提出了不同看法。根茨勒覺得奈達的翻譯理論似乎少點科學上的動因，而且似乎強調對原作的重現。對此，根茨勒認為，作者與原作（文本）之間的關系是復雜的，并且可能是靠不住的，把一部作品變為“簡單的結構”必定會失真，而且那些簡單的結構的轉換從一種深層結構到另一種深層結構——穿越各種語言及穿越時間——大概是不可能的。即使在奈達的簡明的理論中，他也沒告訴我們這種深層結構是如何轉換的。而對于威爾斯的“翻譯學”論說，根茨勒也認為仍處于初步的形式——僅用了很少的例子證明翻譯學的研究，而且那些例子僅引自于兩種語言（英語和德語）。翻譯學的研究仍有許多未解決的矛盾，而且就整個翻譯學體系來看仍然缺乏可評價的標準。

四、結語

從上述現當代西方研究翻譯的學者們的評論可以看出，西方譯論正從語言學派一統天下的局面向其他諸多學派相互爭鳴、多學科交叉研究的方向發展。從國內一些評述來看，西方語言學派及其他學派的譯論，都似乎難于指導中國的翻譯實踐。由此可見，在輸入西方譯論的同時，我們不能不回顧中國譯學中那些傳統譯論的價值與功能，也不能不回顧中國近現代譯論豐富中國譯學的過程。只是在20世紀初，隨著國門洞開，“西學東漸”來勢兇猛，以嚴復為代表的旨在弘揚中國傳統譯學的翻譯家們翻譯了西方大量涉及現代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及文學方面的著作，并根據自己的翻譯實踐提出了著名的“信、達、雅”說，這實在是對中國傳統譯學的一種突破。不過，在當時歐風美雨的吹襲之下，中國的譯學理論主要在翻譯西方文化的過程中求證而行，這固然有它的必然性，卻帶著很大的被迫性。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從那里起，中國已有的翻譯理論就比西方譯論差，相反卻對解決中英或中西互譯中存在的問題有著較之西方譯論難以解決的優勢，這當然是由于語言這種特殊顏料決定了人類翻譯活動和翻譯現象本身的多元性和復雜性所致，幻想有一種普遍適用于兩種不同語言之間的翻譯理論是不現實的。還是在中國譯界提出著名“化境”說的錢鐘書先生說得好，對于西方翻譯理論，須“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為法者，以化推移”。

如今，中國的傳統譯學已經走完了它的歷史進程，中國譯界的當務之急是在學習借鑒西方當代譯論之時，還必須繼承自身的譯學傳統和自主創新，讓中國當代譯學贏得世界性的尊嚴，為譯介中華文化使之走出國門發揮出積極的指導作用，少套用西方譯學的種種觀點，多討論中國譯界在對外輸出本國的文化理念時存在的翻譯不足，這才是真正下定決心推動中國譯學發展變化的首要心態，從而在東西方文化大融合的21世紀鑄造出振興中國譯學的黃金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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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Eugent A.Nida.語言與文化：翻譯中的語境[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1.

責任編輯：王飛霞

中圖分類號：H0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941（2016）01-0168-06

收稿日期：2015-11-28

基金項目：湖北民族學院校級重點項目“翻譯課堂‘逆向全過程’教學模式實證研究”（項目編號：2012JY004）。

作者簡介：陳斌（1969-），女，湖北恩施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翻譯理論與實踐；馬大森（1952-），男，湖北建始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翻譯理論與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