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云南文士的休閑文化略論

章　輝　宋　麗

(1玉溪師范學院 文學院，云南 玉溪 653100；2玉溪師范學院 圖書館，云南 玉溪 65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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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云南文士的休閑文化略論

章輝1宋麗2

(1玉溪師范學院 文學院，云南 玉溪 653100；2玉溪師范學院 圖書館，云南 玉溪 653100)

明代云南已出現豐富而具有地方特色的休閑文化。明代云南文士留下了不少與休閑本質、休閑本體價值有關的詩文，并表達出了積極向往休閑生活的思緒與情懷。他們的休閑工夫在心志調節方面，表現為“任天然”“收累譴”；在境域趣舍方面，表現為走向棲隱之境；在載體依傍方面，表現為飲酒賞花、溫泉沐浴、登山吊古。他們的休閑境界，可分為遁世境界、諧世境界和超然境界。他們用來表達自然美和人格美的詞匯，以及他們自身的詩文風格，都可以被提煉為“閑”及其相關范疇。

明代；云南文士；休閑文化

[Abstract]In Ming Dynasty,Yunnan literati begin to show the rich leisure culture with local characteristics.Their poems and essays are related to the essence and value of leisure,and they eagerly dream of leisure lifestyle.Their way to approach leisure is:Adjusting mind by following human nature and forgetting ingenuity;entering the realm of seclusion and enjoying the carrier (such as wine,flowers,spa,mountaineering,etc).Their realm of leisure can be described as retiracy,integration and transcendence.The words they use to express natural beauty and personality,and the style of their own works,can be summed as "Leisure" category.

[Key words]Ming Dynasty;Yunnan literati;leisure culture

盡管云南地處邊陲，接受儒家文化的洗禮較晚，但發展速度卻很快。在明代，“儒學影響所及幾乎遍及云南的各個角落，就是在土司統治的地方也產生了士人”[1]7。在中原文化和云南地方文化的交互作用下，從現有文獻可以發現，作為一個人數雖少而影響力頗大的群體，明代云南文士已經開始展現出了豐富且具有地方特色的休閑文化。這在四個方面表現得非常明顯：休閑本體意識；休閑工夫；休閑境界；休閑審美范疇。以下詳述之。

一、明代云南文士的休閑本體意識

“隨著明王朝的開疆拓土，儒學傳入，大量漢人移民云南、地方文人崛起”[1]2，此時的云南文士也和中原、江南地區的文士一樣，開始具有了較強的休閑意識。在本體論方面，他們留下了不少與休閑本質、休閑本體價值有關的詩文，并由此產生了積極向往休閑生活的思緒與情懷。

現代休閑學一般認為，自由乃是休閑的核心本質。金齒(今屬云南保山)文士湯琮(生卒年不詳)借用籠中鸚鵡，從反面指出自由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東西：“總將懷袖溫存意，不稱云林自在心?！?《鸚鵡》)[2]91明朝重臣、新興(今屬云南玉溪)人雷躍龍詩云：“日月悠悠閑出沒，溪山歷歷自笙簧?！?《昆池篇》)[2]252他顯然是在借詩暗示，自然界的日月都是悠閑的，那么人類生活的本質也應當是悠閑的。

滇中名士、嵩明人蘭茂非?？粗匦蓍e的本體價值，其多篇詩云：

男兒特立天地間，才不見用何慚顏。便當樂志老巖谷，功名未必勝清閑。

(《端午日》)[2]48

自得閑身樂，寧圖俗耳聞。

(《石羊雜詩》)[2]51

閑看好景山千疊，不負春風酒一壺。黃土堆誰詢事業，青云路枉著功夫。

(《七十自賦十首》其四)[3]136

百巧總輸閑處坐，一歡唯有醉時謳。

(《七十自賦十首》其九)[3]137

可見，蘭茂認為休閑是快樂的源泉，它可以帶來審美體驗，而享受清閑勝過追逐功名利祿，這是一種特立獨行的不俗表現。

“曾點之樂”、“舞雩風流”、“蘭亭修禊”、“曲水流觴”是傳統休閑文化中的經典案例。寓滇名士楊慎詩云：“瑟舞雩歌點也宜，流觴修禊記羲之?！?《安寧溫泉》)[2]151正是借溫泉沐浴的暢快清新，以表達他對傳統休閑文化的仰慕，這也是高度認同休閑價值的表現。著名詩僧、晉寧人普荷在陪同太守登山的途中詩云：“官閑真似鶴，僧定不聞雞?！?《同鶴陽太守張圣草登雞山絕頂》)[2]286實際指出了休閑對身體健康的重要性。嵩明文士賈惟孝則從美學價值的角度暗示，閑暇是引發審美心境的必要條件：“停舟閑眺望，清興逐心生?！?《過尋甸宿湘陽古村》)[2]56太和(今屬云南大理)文士吳懋也流露了類似的意思：“可能無事去塵寰，才覺登樓心自閑。三伏快人飛夏雪，入窗隨意看春山?！?《勝概樓》)[2]209

在這種意識下，明代云南文士普遍萌發了向往休閑的思緒與情懷。鄧川(今屬云南大理)文士高桂枝慨嘆：“高深兩莫問，丘壑可常耽。我生若泛梗，逐逐誰能堪？”(《畸庵詠懷》)[2]220祖籍安寧(今屬云南昆明)的重臣楊一清苦于公事繁忙，向往休閑：“一日閑行歷翠微，十年心賞恨多違?！Y驅未了公家事，莫更桃源問是非?！?《游崆峒山》之三)[2]109“我正憶花花笑我，幾時歸作灌花人？”(《藥欄漫興》)[2]113明代名臣、寧州(今屬云南玉溪)人王元翰渴慕陶淵明式的生活：“人生奔役何時已，不如栽桃滿谷蒸紅霞。任爾漁郎透消息，桑麻雞犬自為家?！?《煙湖草閣行》)[2]241晉寧文士朱鳳(成化間人)自稱其偷閑的喜悅：“昭提隱隱萬松深，忙里偷閑喜暫臨?！?《萬松寺》)[2]186甚至連僧人也產生了偷閑之念。如著名詩僧、呈貢人讀徹詩云：“故舊幾人堪共話，林巒有主暫投閑?！?《中峰喜逢白公夜集汰公方丈》)[2]263而詩僧普荷則發出這樣響亮的“休閑宣言”：

早入山，齒未落，面未斑，白云冉冉水灣灣。冷處正消閑，……所以丈夫回頭猶貴早，一早不了也能了。若待鐘鳴漏盡始悲啼，其如須鬢已枯槁?？尚μ烀鞔蛭甯?，任爾愴忙終失曉。

(《早入山引》)[2]277

二、明代云南文士的休閑工夫

在中國古代思想史上，“本體(本質)”和“工夫”是兩個互為表里的概念?！氨倔w(本質)”為“工夫”所依之預設，而“工夫”為“本體(本質)”現實之呈現。因此，所謂“工夫”，乃指為了認識本質、達到本體的手段或方法。之所以要引入這個概念，是因為休閑不是現成的、靜態的，而是處于不斷生成的過程中；此過程需要長期培養、修煉。正是在此意義上，休閑成為了一種“工夫”。

明代云南文士既然有休閑本體的意識，那么他們運用什么樣的手段來實現休閑這一理想狀態呢？主要是從心志調節、境域趣舍、載體依傍三個方面來實現休閑。

(一)心志調節

所謂心志調節，指的是如何在精神、心態上調整自己，使人心解除世俗價值觀的遮蔽，實現“心閑”。正如蘭茂所云：“識破浮漚，總是何樓？放閑身、物外悠游。黃花淡景，竹簡清謳。侭任天然，收累譴，把心修?！?《行香子·四時詞·秋》)[2]779蘭茂所言的“修心”，正是心志調節。它包括兩個層面：一是順應天性(恰為蘭茂所言的“任天然”)；一是復歸本性(恰為蘭茂所言的“收累譴”)。

在第一個層面中，蘭茂很講究“靜”的工夫。事實上，中國傳統的儒家哲學、道家哲學都把“靜”作為人的本性，認為“靜”是人性的本然狀態。因此，歸靜、習靜，便成為蘭茂的休閑工夫。且看其詩云：“習靜坐，掩柴門”(《行香子·四時詞·冬》)[2]780，“養氣調神，寡欲離嗔。樂陶陶、清世間人。壺中日月，靜里乾坤。勝廣參禪，勤問首，遠尋真?！?《行香子·四時詞·冬》)[2]780此外，普荷也用“息機養靜”(馮甦《擔當禪師塔銘有序》)[4]472來實現心靈的調養。

在第二個層面中，明代云南文士尤其講究“忘機”，即反對機巧心、計謀心，使人心回到本源、本真的狀態。先秦列子曾經說過這樣的一個故事：

海上之人有好漚鳥者，每旦之海上，從漚鳥游。漚鳥之至者百住而不止。其父曰：“吾聞漚鳥皆從汝游，汝取來吾玩之?！泵魅罩Ｉ?，漚鳥舞而不下也。

(《列子·黃帝第二》)[5]50

楊一清借用列子的典故，指出獲得休閑安樂就必須忘卻機心，與世無爭：“秋盡長江白鳥飛，平沙淺草故依依。海翁底事勞相狎，不獨忘機已見機?！?《白鷗》)[2]99而其他明代云南文士則多自稱其具有“忘機”的心志。如蘭茂自稱：“我老無為，對景忘機。笑欣欣、童冠相隨。酒瓢詩卷，到處提攜?！?《行香子·四時詞·春》)[1]777永昌(今屬云南保山)文士張含自稱：“機心不起白鷗疑，日逐傍船隨我飛?！?《機心》)[2]133納西族土司、麗江詩人木公自稱：“富貴畏人貧肆志，灑然胸次更無機?！?《逐癡堂寄題愈光》)[2]170此外，“退步”也是復歸本性重要工夫。所謂“退步”，就是放棄對功名的強烈渴求，在省力與安穩中獲得精神的休閑。蒙化(今屬云南大理)文士左文臣(嘉靖間人)指出，世人正是缺少“退步”的先見，總是撞了南墻、遇到險境才知道羨慕漁夫的恬退休閑：“誰肯平時先退步，都來險處欲休肩?！瓍s羨漁舟輕一葉，綠楊深處醉還眠?！?《過盤江》)[2]179

(二)境域取舍

休閑實踐應當是在“閑境”中發生的“閑事”。對于休閑境域的選擇，同樣是需要修煉、習得、體認的工夫。有了心志調節，若能尋找到一個具體的境域從而使休閑能夠較好地開展，則更為理想。具有休閑意識的明代云南文士，他們普遍看重個體生命與自然的關系，故而選擇了逸出塵俗之境，步入棲隱之境。

明代云南文士普遍具有“歸隱”的傾向。一部分人的隱居，帶有為了所謂名節、人格獨立的意味，例如：著名文士、太和人楊士云“見官場日益腐敗，于是閉門不出”[6]；楚雄文士劉聯聲“明亡，隱居不仕”[2]311；蒙化文士陳佐才“明亡，隱居不仕”[2]316；呈貢文士文俊德“由明入清，隱居不出”[2]323，等等。不過，更多的明代云南文士選擇隱居，是源于一種形而上的人生思考——在外在事功名利與內在生命享受兩者之間，他們的思考和權衡更加深入了，他們越來越愿意走向棲隱之境，將有限的生命時空用來滿足個體內在的享受。例如：

陜西富平人張紞來滇為官后，在華亭寺之游中流露出避世歸隱的思想：“何當海闊天高處，長倚禪林作隱君?！?《華亭寺》)[2]40當代學者認為，“避世入佛的思緒，這在張紞詩中是屢見不鮮的”[2]40。晉寧文士唐堯官(嘉靖間人)也在游覽盤龍寺時流露了歸隱的意思：“何當謝塵鞅，于此奉金仙?！?《盤龍寺》)[2]218詩僧讀徹也厭倦功名，渴求逃名：“絕世同無我，逃名恨有身?！?《答夏雪緇》)[2]261

而事實上，得遂棲隱之愿者不乏其人。例如，蘭茂“一生隱居求志，自得其樂”[3]135。晉寧文士朱璣“隱居樂道”，知州李諤贊他“醉里有詩超李杜，枕邊無夢到公侯”[2]32。賈惟孝，博學能文，不樂仕進，人稱其與蘭茂為“楊林兩隱君”[1]55。當他有一次路過尋甸時，山村優美的景色和當地人古樸淡雅的生活更加激發了他的隱居之情：“此地可逃隱，無人知姓名?！?《過尋甸宿湘陽古村》)[2]56昆明文士王琦“隱安寧山中，以詩酒自放”[2]182。高桂枝則耕隱和漁隱并舉：“薄田余數隴，荷鋤理東南。時還伴漁父，清濁句互參?！?《畸庵詠懷》)[2]220讀徹的朋友馬某隱居，“佳人卜筑愛山深，路轉層巒見翠岑”(《贈馬生超伯山居》)[2]276。

對于不樂仕進的布衣來說，走向棲隱之境是較為自然之事；而對于那些科場得意，或官場已取得高位者來說，放棄功名滋味而歸隱，就不那么容易了。但是，明代云南文士中放棄功名者也比比皆是。例如，張含、唐堯官等都是舉人出身，卻無意于做官，選擇隱居；楊士云，多次拒絕政府征召，借病告歸；著名思想家、大理人李元陽，44歲即棄官歸隱，直至終身。李元陽自稱其山居為小隱：“翠澗蒼松小隱家，洞門長日鎖煙霞”(《卯谷山居春日》)[2]71，其“在郊外山林營建別業，并常常尋訪高人隱士”[7]39。太和文士蘇偉是“明代嘉靖辛酉科舉人，隱居不仕”[2]219；石屏文士楊忠亮是“萬歷古酉舉人，歷官固原同知，掛冠歸，優游泉石，以讀書吟詠自適”[2]238。那些最終沒有實現退隱之愿者，也充滿了對隱居的向往和遺憾、自責。例如，楊一清暫未能歸隱，深以為憾：“五年不歸去，吾已愧沙鷗”(《歸興憶京口諸山莊》之二)[2]106；劍川文士楊應科(萬歷間人)也嘆曰：“何事尚羈陶令綬，五湖空憶范蠡舟”(《岳陽旅舍晚眺》)[2]257。

(三)載體依傍

明代李漁《閑情偶寄》中，“寄”字點出了對休閑載體的依傍。的確，休閑不但要落實在具體的現實環境中，還要在載體(賞玩之物)上反映出來。過去人們對“玩物”的理解多局限于“玩物喪志”，而宋代朱熹的“玩物適情”說，則在很大程度上肯定了游藝的休閑、審美功能。故而，對“物”的賞玩，也就能夠成為一種休閑工夫。走向棲隱之境，是明代云南文士實現休閑的大環境，而形態各異的載體依傍則是他們實現休閑的具體方式。

首先，酒是中國古代文士縱情、寄情，獲得放松休閑的主要載體之一，明代云南文士也不例外。蘭茂自稱：“太平村酒賤，終日醉醺醺?！?《石羊雜詩》)[2]51楊慎詩云：“韻光滿眼莫惜醉，幾個篇舟乘興來?！?《新春始泛歌》)[2]140李元陽則是“黃菊從人乞，空江對酒開?！?《登城感實事》)[1]37甚至作為和尚的普荷，也忍不住以酒為樂：“誰說酒戒嚴，人生一游戲?！帽闱页梁?，莫管明日事?！?《同許子與小集何文叔村舍》)[4]164不過，明代云南文士飲酒時往往與詩書作伴，憑添了一份高雅之意：“閑慣自體懶，……詩酒作生涯”(蘭茂《新春》)[2]53，“閑尋赤松子，得遇紫芝翁。酒縱陶三徑，詩題杜兩峰”(張含《九日寄升庵》)[2]124，“曲罷微醺高枕眠，醒來蝶翅猶翩翩。攤書更會古人意，讀至心開眼抽刺。屋角蹲然一釣磯，絲竿牽動鷺鳥飛”(王元翰《煙湖草閣行》)[2]240。

其次，賞花也是云南文士休閑的主要載體之一。云南四季如春，鮮花終年不斷，是賞花的絕佳之地。這在明代云南文士的詩歌中也常有反映。例如，楊慎詩云“天氣常如二三月，花枝不斷四時春”(《滇海曲》)[2]137；李元陽也稱其隱居之地“窗岫爽添三伏雪，階泉寒繞四時花”(《默游園記》附詩)[1]27。云南最有名的花是茶花，被稱為“省花”。楊慎對茶花贊曰：“綠葉紅英斗雪開，黃蜂粉蝶不曾來。海邊珠樹無顏色，羞把瓊枝照玉臺?！?《山茶花》)[2]157至于其他文士的賞花之作，則不勝枚舉。

此外，云南有很多優質溫泉，因此，明代文士們也不放過沐浴這一獨特而絕妙的休閑審美體驗。昆明文士孫繼魯在《溫泉偶浴》中，這樣描繪溫泉沐浴的審美感受：“指點淵源碧溜清，火珠誰教付波臣。始分靈竅三冬暖，常住離精一脈真。冷面寧趨巖罅熱，冰心獨解玉壺春。何當共說驪山好，今古溶溶不染塵?！盵2]203楊慎筆下也有這樣的詩句：“瑟舞雩歌點也宜，流觴修禊記羲之。何如碧玉溫泉水，絕勝華清礜石池。已挹金膏分沆瀣，更邀明月濯漣漪。沉沉蘭酌春相引，泛泛楊舟晚更移?！?《安寧溫泉》)[2]151

另外，登山、吊古也是云南文士普遍的休閑活動。云南多山且山色瑰奇。楊士云自稱：“老眼從來愛看山，閉目終日厭塵環?！?《約游雞足》)[6]16李元陽也是登山愛好者，歸隱后與弟兄、朋友登臨了不少本地名山，留下了《游石寶山記》《游石門山記》《游雞足山記》《游九頂山記》等著作。王元翰掛冠歸隱后，在回滇期間，曾游武定獅山和賓川雞足山，后來又出滇游覽了四川峨眉山和江蘇鎮江的金山、焦山等。詩僧普荷更加偏愛登山，且看其詩云：

才閑兩三日，一上幾千梯。

(《同鶴陽太守張圣草登雞山絕頂》)[4]188

老閑元吾事，何防煙水殘。好將山一片，常在雪中看。

(《山居二十首·其十》)[4]74

誰游苦海升沉外，我在青山伯仲間。竊喜一笻真崛強，任他高處總能攀。

(《漫興十首·其一》)[4]84

可見，他的游興極高，乃至于不懼山高，不畏風雪；他的體格又頗為強健，故而能逢山必登。名山大川中常常有古跡，因而云南文士們也常喜歡在登山時抒發懷古之幽情。例如，太和文士陳時雨自云“想象英雄閑吊古，坐臨白石飲清泉?！?《諸葛白石泉》)[2]96高瀚自云“杖策高崗閑吊古，山風山水共誰論?！?《石門關》)[2]120至于楊慎、張含登高閑游中的吊古之作，可謂比比皆是。例如，楊慎的《滇海曲》《滇海竹枝詞》《崇圣寺》《戊寅九日龍門登高》等；張含的《點蒼山》《蘭津渡》《蘭津橋南新開仄路險山》《兩關》《五華臺》等，不勝枚舉。

三、明代云南文士的休閑境界

融本體、工夫于境界一體的體驗式形而上學，是整個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特色。而中國休閑哲學的重要特點之一，正是重視人生境界的實現。所謂“境界”，是一個人的精神、覺悟通過修煉工夫所能達到的水準，它是工夫落實后在經驗層面的成就高度。它能驗證本體的必然，更能反映出本體的應然，對本體的建構有著印證和指導作用。因而，休閑境界也就是休閑工夫所能達到的現實高度，同時更是對休閑本體意識的驗證。

當代休閑學學者潘立勇、陸慶祥“將休閑境界分為三種，即自然或遁世境界，諧世或適世境界，超然或自得境界”[8]172。對此，筆者表示贊同，并認為明代云南文士的休閑境界也包括此三類。

所謂遁世境界，即將身心逃遁于俗世之外。它往往以隱居山野為表現形式，不與世接，獨善其身。盡管物質生活相對貧乏，但卻能安貧樂道，自得其樂。例如，高桂枝詩云“何如巢居子，瓢飲得所甘?！諒]適所愛，詩書恣討探。自得環堵趣，豈必菜珥簪”(《畸庵詠懷》)[2]220；王元翰自稱：“……，髯翁坐嘯空濛里。有閣有閣何潦草，斷松縛竹覆茅稿”(《煙湖草閣行》)[2]240；李元陽稱其山居是“鳥聲臨枕弄，云葉入窗留。身懶應成癖，家貧不解憂”(《山樓》)[1]46。顯然，這都是一種類似于“簞食瓢飲”卻有“曲肱之樂”的遁世境界。

不過，現代社會學告訴我們，人是群居的動物，具有社會屬性。事實上，傳統休閑文化更重視休閑的和諧與平衡。儒家休閑哲學便講究人與社會的協調、融合，反對做一個自了漢，講究休閑的“群樂”而不是“獨樂”。不少明代云南文士的休閑也已經達到了這一層次。例如，蘭茂一生隱居，卻仍然懸壺濟世，肩負著社會道義與責任；楊士云的“白馬青袍隨處好，雙童相引伴閑行”(《閑行》)[6]52；太和文士蘇必達(隆慶間人)的“異鳥來賡調，奇花不記名。欠伸猿鶴解，相伴且閑行”(《山居》)[2]224，都是諧世境界在詩文中的典型反映。此外，李元陽更是諧世休閑的代表。有學者認為，“他的詩讓我們感到他退隱山居并不是逃世”[1]46。除了一個人的自適之外，李元陽還多與文人、僧侶交往，一起游覽、唱和，還教授學生，救濟鄉里，乃至捐資興建寺廟寶塔等等，可以說是不廢各種人倫之樂。詩僧普荷也是如此。他的詩集中訪友詩、贈答詩非常多，可見和當時名人、文士頗有交往，其中就包括當時著名的文人董其昌、陳眉公和旅行家徐霞客。

再高一層的是超然境界。筆者曾這樣認為：

無論是遁世境界還是諧世境界，都有一種“必”，前者的休閑必須建立在與世隔絕的身心環境中，外來的任何動靜都會干擾其獨樂；后者的休閑必須建立在與世界的共融狀態中，一旦缺乏外來的充裕物質供給與話語交流，就會不堪忍受。此二者都還處于莊子所言的“有待”狀態，未能實現更高的精神超越[9]231。

因此，那種“無待”的休閑境界，才是更高層次的。云南文士中有少數人能夠達到。例如，蘭茂自稱：“濯足滄浪，靜坐禪床。任蜂衙蟻陣奔忙，身心不動，物我相忘?？此B天，云出岫，月流光”(《行香子、四時詞、夏》)[2]778；昆明人釋本無(萬歷間人)詩云：“欲問笑時何所悟，未知定處可容修。跏趺石上心如水，猿嘯孤峰月一鉤”(《扣華首門》)[2]233；詩僧讀徹自言：“逢人白眼閑相對，許我青山老共依”(《周文斗自甬上來陸敬身以詩見寄次答》)[1]264?？梢?，他們既不刻意回避紅塵，也不刻意融入社會，而是超然無心，寵辱不動，隨遇而閑，達到天人合一的超然境界。此外，李元陽有賞月詩云：“月出雪山白，倏然萬虛清。短詹移一榻，地籟寂無聲。世味從來薄，看山空復情。澹澹不思寐，坐待東方明?！?《月出》)[1]44有學者認為，李元陽“月光之下，萬籟寂靜，……體味世情，體味天人合一，尋求物我渾然的境界”[1]44，顯然這也是一種休閑的超然境界。

四、明代云南文士的休閑審美范疇

“閑”是中國古代美學中的重要審美范疇。盡管過去對它認識不足，但如今已日趨重視?！伴e”范疇在明代云南文士的詩文中亦可清晰地梳理出來。

首先，明代云南文士將“閑”范疇視為一種自然美的范疇，并有意識地對其加以發現和欣賞。例如王元翰欣賞“積寸翻泉急，孤云戀谷閑”(《宿萬佛堂》)[2]239；楊士云欣賞：“流水卷簾心共遠，片云倚枕意俱閑”(《題升庵悠然亭》)[2]199；“道人應是愛青山，一片閑云自往還”(《和草池雨中對蒼山》)[6]10；詩僧普荷稱“渡江尋善卷，秋老一臺閑”(《善卷臺》)[4]109。

其次，明代云南文士更將“閑”(及其相關范疇如“自得”“逍遙”“自適”“從容”等)視為一種人格美的范疇，用以稱贊他人或自贊。例如，蘭茂自稱“身閑頗類無花樹，心死猶如脫殼蟬”[3]136；楊慎贊鄉里風俗之閑美：“趁歸槎，低岸烏沙。滿酌村醪，閑話桑麻”(《折桂令》)[2]789；晉寧文士王宗詩云：“風靜鳥聲碎，云深僧意閑”(《萬松寺》)[2]31；昆明文士郭文被稱為“厭棄時俗，抱樸自樂，泛舟滇池，嘯詠自得”[2]84；李元陽自稱其休閑生活是“城頭閑步屧，撥悶當登臺”(《登城感實事》)[1]37，“逍遙天壤闊，何必學莊周”[1]46，“悠悠自忘世，寂寂本無愁”[1]46，“迂疏得自適，?？邔O翁”(《泛洱水》)[2]60；晉寧文士蕭景時把“從容”作為審美范疇：“野鳥自呼聲婉轉，山僧相見語從容”(《盤龍寺》)[2]188。

第三，后人在評價明代云南文士時，也以“閑”范疇(及其相關范疇如“閑適”“自得”等)來對其加以評價。例如，昆明人釋善堅，當代學者認為“其詩品清淡閑適，充滿禪機”(《尋隱者》)[2]188；當代學者稱楊一清的詩《西山雜詠》“充滿悠閑自得的情調”[2]103；有學者稱李元陽“用一種詩意的語言描繪出恬淡、適意的生活美，讓人讀起來怡然陶醉”[1]27；還有學者稱“回滇之后，王元翰完全過上了與做言官截然相反的休閑生活，其詩歌中體現了一種恬淡清雅的文人情懷”[10]19；蒙化文士郭廷瑰的《元珠觀即事》被當代學者稱為“清疏雅靜，閑適恬淡”[2]202；麗江文士木青的《泛玉湖》被當代學者稱為“表現了一種隱居遺世、閑適恬靜的情趣”[2]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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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陳詠梅)

On Leisure Aesthetic of Yunnan Literati in Ming Dynasty

ZHANGHui1SONGLi2

(1School of Humanities,Yuxi Normal University,Yuxi Yunnan 653100;2Library,Yuxi Normal University,Yuxi Yunnan 653100)

2015-11-16

章輝，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中國美學史、休閑美學。

G122

A

2095-4662(2016)05-0019-06

DOI編碼:10.3969/j.ISSN.2095-4662.2016.05.004

宋麗，館員，碩士；研究方向：儒家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