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科”指代考析

夏衛東

(杭州師范大學 人文學院， 浙江 杭州 31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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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研究

“制科”指代考析

夏衛東

(杭州師范大學 人文學院， 浙江 杭州 311121)

摘要：制科是中國古代的一項官員選拔制度，“制科”一詞的文獻指代含義與制科制度是有所區別的。在唐宋時期，該詞指代一般意義上的制科；明清時期則主要指代“進士科”，偶爾也指代制科制度。造成這一現象的根源，在于元明以后很少采用制科考試以及進士科融合了制科的一些考試內容。

關鍵詞：制科；進士科；官員選拔

制科始于兩漢，在中國古代選官制度中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所包括的具體科目因時而異，“制科”一詞指代的類別也不盡相同。制科由皇帝臨時下詔以選“非常之才”的選官方式，有別于定期舉行的?？?。關于“制科”指代的科舉考試科目，明清文獻中的概念與唐宋時期有明顯的差異，甚至明清時期本身也有概念指代雜用的情況。以清代的“博學鴻詞科”為例，現代一些學者認為：“通常所說的清代制科，實際上是指康熙、乾隆間的博學鴻詞科和光緒年間的經濟特科而言的?！盵1](P.312)這種提法被廣泛采用。這種分類方法有其合理性，但也容易使人產生混淆，以為明清文獻中的“制科”一詞就等于“博學鴻詞科”等選官方式，甚至進而對明代的“制科”也等同視之。有鑒于此，本文特對“制科”一詞所指代的選官制度，結合當時官員選拔制度的演變，進行考訂辨析。

一

唐宋時期的“制科”是指代進士科等?？浦獾目荚嚳颇?，凡“博學宏詞”“賢良文學”等均可視為制科。當時文獻中的概念也是很明確的，并未出現將“制科”與“進士科”混用的表述。例如，《舊唐書·皇甫鏄傳》：“鏄，貞元初登進士第，登賢良文學制科，授監察御史?！盵2](P.3738)同書《崔元翰傳》：“崔元翰者，博陵人，進士擢第；登博學宏詞制科，又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三舉皆升甲第，年已五十余?！盵2](P.3766)宋初承唐制，貢舉雖廣，莫重于進士科，其次則為制科?！端问贰みx舉一》：“宋之科目，有進士，有諸科，有武舉；常選之外，又有制科，有童子舉，而進士得人為盛。神宗始罷諸科，而分經義、詩賦以取進士，其后遵行，未之有改?！盵3](P.3604)宋代的呂夷簡就先后分別中式進士科、制科。唐宋文獻中的“制科”指代對象的清晰度，與科舉取士的確立成反向關系。

隋唐時期以科舉取士的制度取代了魏晉時期的九品中正制，以官員選拔的方式而言，不僅破除了門閥政治的弊病，而且更有利于官員選拔的公正性，擴大了官員選拔的人員范圍。唐太宗曾私幸端門，見新進士綴行而出，說：“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4](P.3)不過，科舉取士畢竟是選拔官員的制度，最終是為國家官僚機器選拔管理人員，而非選拔學術人才?！段墨I通考》作者馬端臨對這一時期的官員選拔制度曾有過較為精辟的分析。他認為，魏晉的九品中正制是“考之以里閈之毀譽，而試之以曹掾之職業”，“其為法雖有愧于古人徳行之舉，而猶可以得才能之士也”，九品中正制的缺點在于不能選拔出有“德行”之人，卻可以選拔“才能之士”；但是“自以科目取士，而所試者詞章而已，于是操觚末技得以階榮進之路”，既不能選拔有“德”之人，也不能選拔有“能”之士，“于是選賢與能之意，無復存者矣！”[5]事實上，如何“選賢與能”一直是中國古代官員選拔制度的困境。

關于科舉取士能否真正做到“選賢與能”，自唐代開始就充滿爭議，尤其是進士科。例如，張昌齡、王公謹在進士科考試時，主試的考功員外郎王師旦認為兩人“皆文采浮華；擢之，將誘后生而敝風俗”[6](P.1166)，所以就不愿錄取他們。唐代宗時期就科舉取士的合理性問題爆發了一場爭議。寶應二年，禮部侍郎楊綰上疏，提出：“為進士者皆誦當代之文，而不通經史，明經者但記帖括”，要求選拔具有“孝、友、信、義、廉、恥”德行之人，恢復“鄉舉里選”舊制，并廢除進士、明經與道舉三科。給事中李棲筠、李廙、尚書左丞賈至、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嚴武等人給唐代宗回復時，一方面認為“三代之選士任賢，皆考實行”，楊綰對當時官員選拔制度的批評是正確的；另一方面卻提出“以文取士，本文行也；由辭觀行，則及辭焉”，強調了書面考試可以判斷出一個人的品行。[6](PP.1166-1167)這一問題雖然暫時平息了，但此后對科舉取士的質疑之聲還是不絕于耳。唐代的“牛李黨爭”實質是庶族集團與士族集團之間的權力斗爭，但是雙方的一個重要分歧在于官員選拔制度，即科舉取士能否為國家選拔出合格的官員。

宋代的科舉考試大體沿襲唐朝，有鑒于進士科“當唐之晚節，尤為浮薄，世所共患”[6](P.1169)，因而進行制度革新。最初是慶歷年間的范仲淹改革。在各州縣設立學校，考生只有在原籍學校學滿三百天方可解試。這一做法的初衷在于考察考生的“品行”，“使士皆土著，而教之于學校，然后州縣察其履行，則學者修飭矣”[3](PP.3617-3618)。這一做法遭到社會強烈反對，不久就被廢除。宋神宗繼位以后，關于如何選拔官員，王安石與蘇轍觀點相左。王安石要求各州縣設立學校，恢復古制，從學校培養的學生中選拔官員。蘇轍則認為，注重“德行”的關鍵還是在于皇帝的示范表率，設科立名無法甄別考生德行；如果從文體使用的角度而言，“策論為有用，詩賦為無益”，從官員理政的角度看，“詩賦、論策均為無用”。蘇轍并說：“然自祖宗以來莫之廢者，以為設法取士不過如此也?！逼湟鉃榭婆e取士作為選拔官員的考試制度，也只能做到現在的地步。宋神宗非常贊同蘇轍的觀點，認為科舉取士制度本身沒有問題，癥結在于考生自己沒有去學習實際事務，“今以少壯時，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學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習，此科法敗壞人才，致不如古?！盵3](P.3613)由此宋代關于科舉取士存廢的爭議宣告結束。

宋代在確定保留科舉取士以后，其改革主要是針對科舉制度的修補，而這種修補恰恰是借鑒制科的考試內容。宋代?？齐m然有諸科、進士、武舉三種，仍以進士科為最重；不定期舉行的臨時科目則以制科為主。由于進士科中式者初授官較優，且升遷較快，應制科者就很少，“然宋之得才多由進士，而以是科(制科)應詔者少”[3](P.3645)。制科以策試為主，而進士科考試內容為“詩、賦、論各一首、策五道、帖《論語》十帖，對 《春秋》或《禮記》墨義十條”[3](P.3604)。王安石變法時，進士科以考試經義為主，這就與制科考試很接近了。元祐四年，政府將進士科恢復到分試經義和詩賦。第一場考試為經義，第二場為詩賦，第三場為策論，第四場為子史、時務策。此后又曾有反復，南宋紹興十三年，政府把進士科中的經義、詩賦合為一科；紹興三十一年，又分別為兩科，直至南宋滅亡。兩宋時期曾一度罷設制科?！毒懦幠陚湟贰敖B圣元年九月罷制科”條稱：“上謂章惇曰：制科所試策與進士策無異，先朝嘗罷此科，何時復置？”[7](P.638)罷設制科的原因，就是因為制科的考試內容與進士科相同。

由于制科與進士科考試內容的趨同化，占主導地位的進士科不斷被強化，制科逐漸式微，除“博學宏詞”等科以外，其他一些制科的科目相繼被取消。聶崇歧在《宋詞科考》一文中將博學宏詞科與宏詞科、詞學兼茂科統稱為“詞科”[8](PP.164-166)，認為并不屬于“制科”(或“制舉”)。他在《宋制舉考略》一文中，直接提出：“《宋史·選舉志》于制舉一節，雜敘書判拔萃及博學宏詞，頗似二科亦屬制舉。第觀宋代，雖偶有誤稱拔萃為制舉之人，但為數甚少，余多視為單獨一科，不與制舉相混。至于博學宏詞，則向無目為制舉者?！盵8](P.174)曹家啟在《宋代書判拔萃科考》一文中對聶的看法提出異議，認為“天圣七年復置后的書判拔萃科實為制舉科目之一種”[9]。無論博學宏詞科歸屬何科，都是獨立于?？浦獾?，兩宋時期沒有如明清時期那樣，將此混同于“進士科”的表述情況。

二

唐宋時期，制科的地位是隨科舉取士的固化而逐漸被弱化的。元代未曾發現有過制科考試，且多以“科舉”稱“進士科”，后者總共只舉行了16次。[10](P.195)明朝建立以后，進士科側重于四書五經為范圍的八股取士，包括科舉制度在內的整個選舉制度也與前代有所不同，《明史·選舉一》對此有概述：

選舉之法大略有四：曰學校、曰科目、曰薦舉、曰銓選。學校以教育之，科目以登進之，薦舉以旁招之，銓選以布列之，天下人才盡于是矣。明制，科目為盛，卿相皆由此出，學校則儲才以應科目者也。其徑由學校通籍者，亦科目之亞也，外此則雜流矣。然進士、舉貢、雜流三途并用，雖有畸重，無偏廢也。薦舉盛于國初，后因專用科目而罷。[10](P.1675)

所謂“專用科目”，就是將原先的進士科加以改造，使之成為科舉選士的最重要的途徑，原先唐宋時期的“博學宏詞”“賢良文學”等科目開始消失。商衍鎏曾有過闡述：“自元、明專用進士一科，不用制科，遂有誤以為進士科為制科，且更誤以為八比文為制舉文者，是典制與名稱俱失之，而不知制科實于進士外為一科也?！盵11](P.72)可以說，科舉制成為“進士科”(或“科目”)的代名詞，也就是從明朝開始的。

明朝在建立后不久，同樣也曾陷入如何“選賢與能”的困境。洪武三年(1370)，明太祖下詔：“中外文臣皆由科舉而進，非科舉者毋得與官”；時隔三年，認為科舉考試“所取多后生少年，能以所學措諸行事者寡”，于是在洪武六年停止科舉考試。[10](P.1696)明太祖下令察舉賢才時，明確要“以德行為本”、“文藝次之”[10](P.1712)，認為考試不能充分發現一個人的“德行”，借助于熟悉考生的官員的推薦，可以克服“選賢與能”的困境。事實上，薦舉制實行不久，其弊端就開始暴露。被舉薦的人既多且濫，還不如科舉考試的標準更容易把握。洪武十五年，又重新實行科舉考試；洪武十七年，確定了科舉程式?？婆e與薦舉的“兩途并用”在于希望取士各有特長，以適應不同層次的官員隊伍需求。兩者當時并無畸重，在使用薦舉起家的官員時，也經常有不拘資格的情況。后來的發展卻是“科舉日重，薦舉日輕，能文之士率由場屋進，以為榮；有司雖數奉求賢之詔，而人才既衰，第應故事而已”[10](P.1713)，就連明宣宗作詩鼓勵大臣薦舉時，臣子們也是應者寥寥。在薦舉制衰落以后，明朝“專用科目”的格局就得以確定，傳統的制科就更無從談起。

制科在明代長期被冷落的同時，明代的進士科與宋代進士科也很相似，都吸收了制科的一些考試特點，制科的許多考試內容融合在進士科之中。明代進士科考試大抵情況是：第一場為經義二道，《四書》義一道；第二場，論一道；第三場，策一道。中式后十日，復以騎、射、書、算、律五事試之。后來政府頒布科舉定式，規定：初場，《四書》義三道，經義四道；第二場，論一道，判五道，詔、誥、表內科一道；第三場，經史時務策五道。由此可見，明代進士科的考試內容是以四書文、經義為主，同時兼顧策論等?？梢哉f，明代的進士科考試內容已經包括了宋代制科的策論、進士科的經義、“詞科”的公文寫作等要求。

正是在這些背景之下，明代開始出現了“制科”概念的錯雜?！睹魇贰ね貊藗鳌罚骸耙朔虑按瓶迫绮W宏詞之類，以收異材，六年一舉。尤異者，授以清要之職，有官者加秩?！盵10](P.4826)王鏊將“制科”指代博學宏詞之類，而非時人所認為的“進士科”。但是，同樣在《明史》中，更多的是將“制科”指代“進士科”?！睹魇贰な房煞ǜ胶蝿倐鳌酚涊d：崇禎十七年，何剛上書稱：“國家設制科、立資格以約束天下豪杰，此所以弭亂，非所以戡亂也?！盵10](P.7025)此處“制科”就是指“進士科”。在明人文集中也是如此，如《明文?！贰昂擦衷捍t鄧汝極先生墓志銘”條：“我國朝中葉自制科而外，以儒碩征聘起者，僅有……四人而已?！盵12](P.4763)同書“唐一菴先生祠堂記”條：“先生初舉于鄉，入南雍師事南海湛民澤先生，既登制科，官比部?！盵12](P.3810)又“海忠介公傳”條：“海瑞……癸丑會試弗第，曰：‘士君子奮跡行志，何必制科？’就福建南平學諭?！盵12](P.4022)《明文?！肥珍浀倪@三條資料都將“制科”視作“進士科”。顧炎武明確指出當時的表述問題，稱：“今以殿試進士，亦謬謂之制科”[13](P.900)。這說明當時制科的指代不僅涵蓋了傳統的制科概念，也指代了進士科的考試。

雖然明代進士科考試較為全面，覆蓋了宋代一些制科的內容，但是在實際考試過程中，考官往往只看重第一場的四書文(亦稱“時文”或“八股文”)，其余兩場顯得無足輕重。明代進士科并沒有真正達到融進士科、制科乃至“詞科”于一體的實際效果，這也是經常有人要求恢復前代制科的原因。明人楊維楨曾希望政府在科舉之外，仿效漢唐舊制，再設立一些類似制科的科目，以達到廣收人才的成效。對于這種觀點，顧炎武評論道：“不知進士偏重之弊，積二三百年，非大破成格，雖有他材，亦無由進用矣?！盵13](PP.898-899)他認為明朝政府在“選賢與能”的問題上，已經偏離正常的路線，“今日[前明]考試之弊，在乎求才之道不足而防奸之法有余”[13](P.959)。明朝加強了科場舞弊行為的防范處罰力度，而忽略了“選賢與能”的根本問題，這是舍本逐末的做法。他不無憤激地指出：“用八股之人才，而使之理煩治眾，此夫子所謂賊夫人之子也?！盵13](P.973)

需要指出的是，每當國家人才匱乏或面臨重大危機時，社會輿論就認為進士科不能選拔優異人才，要求設立制科進行選拔；主張維持進士科的人，就提出進士科曾經涌現出許多賢能之士，認為該選拔機制還是很有效的。這種情況在唐、宋、明、清都存在，并且周而復始地出現，甚至清末也不例外。對于進士科、制科何者更能達到“選賢與能”的官員選拔效果，明末清初的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中曾有過一段分析，他認為：

流俗之人，徒見二百年以來之功名氣節，一二出于其中，遂以為科目已善，不必他求。不知科目之內，既聚此百千萬人，不應功名氣節之士獨不得入，則是功名氣節之士之得科目，非科目之能得功名氣節之士也。假使士子探籌，第其長短而取之，行之數百年，則功名氣節之士亦自有出于探籌之中者，寧可謂探籌為取士之善法邪？究竟功名氣節人物，不及漢唐遠甚，徒使庸妄之輩充塞天下。豈天下之不生才哉？則取之之法非也。[14](P.17)

制科原為選拔非常之才而設，黃宗羲理想的選拔方式是科舉、薦舉、太學、任子、郡邑佐、辟召、絕學等方式，其實就是將此前的各種選官方式進行匯總，其中的辟召、薦舉等形式就是制科。明朝末年，為應付內有農民起義、外有女真迫侵的情形，也曾試圖在科舉、薦舉之外，采用“舉孝廉”的制科方式來選拔部分官員，但成效甚微。明代制科的衰敗、進士科的強勢可見一斑，無怪乎顧炎武感嘆“今[明]代止進士一科，則有科而無目矣”[13](P.898)。明代的“專用科目”導致當時絕大多數文獻將“制科”概念混同為“進士科”；但在論及唐宋時期的 “制科”時，仍能還之以“制科”原名。

三

清代不僅在科舉制度上沿襲了明代，而且也沿用了明代的“制科”等同于“進士科”表述方式。例如，《世祖章皇帝實錄》“順治十四年正月戊午條”內稱:“朕惟制科取士，課吏薦賢，皆屬朝廷公典，……近乃陋習相沿，會試、鄉試考官所取之士，及殿試讀卷，廷試閱卷，學道考試優等，督、撫、按薦舉屬吏，皆稱門生?！盵15](P.82)將“制科取士”與“會試、鄉試考官所取士，及殿試讀卷，廷試閱卷，學道考試優等”相對應，其中的“制科”指代的是進士科?！安樗猛グ浮卑l生以后，政府搜查了查嗣庭的各種文章，對其內容進行逐一批駁，其中有：

查嗣庭則肆行譏訕，如選庶吉士，則云：宋制科，命從官各舉平日所為文于學士院中，選而后召試；明弘治以前，凡選庶常，必先期呈所為文字于內閣，倣宋制也；不知何時用隨意欽點之法，等語。夫宋制科之呈文召試，乃廷試也，而以之比擬選館，不通甚矣。[16](P.472)

可以看出查嗣庭關于宋代“制科”的理解還是符合史實的，但是他卻把“制科”中的“召試”混同于明清“進士科”中的“選館”(朝考)。雍正也認為宋代“召試”即明清“進士科”的內容，只不過不是查嗣庭所說的“選館”，而應該是“廷試”(殿試)。顯而易見，連雍正皇帝都把前代制科視同于進士科，混淆了兩者之間的區別。

清代其他的資料中也有類似表述。陳康祺在《郎潛紀聞二筆》“鴻博主試之被嘲”條中，提到一首對博學鴻詞科考官的諷刺詩時，作了“按語”，稱:“此必當時制科翰林所為者，妒寵爭榮，甘為妾婦，于持衡四公得第五十人，何損乎?”[17](P.366)將前面的“野翰林”(即“鴻博科翰林”)與此處“制科翰林”相對舉，“制科”即為進士科。又，《光緒朝東華錄》：“溯查順治二年制科取士，亦曾試以四書五經義，厥后屢有變更，今既一律考試論策義?！盵18](P.4782)《安愚齋集》“封公韓旭亭先生七十壽序”條：“國家以制科取士，士挾其所為帖括以希一時之遇合，其易者取青紫如拾芥然?！盵19](P.18)這些文獻資料也均將“制科”等同于“進士科”。

清代將“制科”視同于“進士科”，既有沿襲前朝稱呼的因素，同時也是清代進士科一科獨大的表現。乾隆年間的一起關于停廢科舉經義的爭論，又把“選賢與能”的問題擺到政府面前。乾隆三年(1738)，兵部侍郎舒赫德上書，認為科舉考試不足以選拔人才，“時文徒空言，不適于用，墨卷房行，輾轉抄襲”，要求政府改弦更張，推行古代之制。舒赫德的主張與前朝楊綰、范仲淹、明太祖等人并無很大的區別，都認為合格的官員很難用單純的考試來選拔。禮部官員商議以后，認為科舉弊病在于“習非所用，用非所習”，“詩、賦只尚浮華，而全無實用。明經徒事記誦，而文義不通”；不過，只要是考試制度，“凡宣之于口，筆之于書，皆空言也”。最后的結論，卻是要求各地考官“循名責實，力除積習”。[20](P.3150)當時大學士鄂爾泰當國，支持維護原有的制度，所以這場議論就這樣平息了。這與北宋時期的那場爭論很相似，就連雙方的觀點與理由也如出一轍。

事實上，歷代對科舉制度的抨擊從來就沒有停止過，其理由大抵相同，都集中在“習非所用，用非所習”，批評科舉制度存在著理論與實際脫節的問題?？滴醭跄?，政府一度廢除了制義，提高策、論、判、表等考試權重。這是明清時期第一次廢除八股文考試。不久，禮部侍郎黃機上書，要求恢復經義考試，他認為經義可以“闡發圣賢之微旨，以觀其心術”，策、論可以“通達古今之事變，以察其才猷”。更重要的是，他對飽受詬病的八股文進行辯護，除了前文所提及的可以“觀其心術”外，特地提出如果考試不考制義的話，則大家“將置圣賢之學于不講”。[20](P.3149)換言之，制義存廢關系到能否維持國家的統治思想。從這個角度而言，科舉考試已經不再是單純的官員選拔制度，更是維系政權的一支重要力量。因此，清朝相較于明朝的“專用科目”，它對進士科的重視有過之而無不及，“清代科目取士，垂為定制”[20](P.3175)。

清代嚴格意義上的制科，分別是博學鴻詞科、經濟特科、孝廉方正科。光緒三十四年(1908)，御史俾壽請特開制科，政務處大臣認為“孝廉方正、直言極諫兩科，皆無實際”；對于博學鴻詞科，“際茲文學漸微，保存國粹，實為今日急務”。[20](P.3179)在進士科獨強的情況下，這些制科原是“待非常之才”，最后連政府都覺得“皆無實際”，博學鴻詞科起的作用也只是“保存國粹”而已。光緒二十九年(1903)，政府舉行了“經濟特科”的考試。就考試形式而言，是仿效進士科的廷試，地點在保和殿?？荚嚂r間為兩天，分兩場，均只考策、論?？荚囎詈箐浫×?8人，在職官員略加升敘，舉人、貢生任知縣、州佐。清代康乾時期舉行過的兩次“博學鴻詞科”與此次“經濟特科”考試都仿效了進士科的廷試，考試內容也是進士科考試的部分內容。換言之，進士科發展到清代，就考試形式與內容而言，它基本涵蓋了制科的一些重要科目；一些制科考試只是進士科考試的“簡化版”而已，不再是原先互為補充的關系了。

清人毛奇齡針對當時“直稱鄉、會試曰制科”的現象，對“制科”一詞進行辨正。他分析了制科的源流:“夫制科始于漢而終于宋，皆天子親試，不及有司。所云宏詞博學、經邦變俗、絕倫拔萃等，隨時易名。其科在進士、明經之上，名為大科，為科目根本。雖六季五代猶尚不絕，至元明而始絕之。而反謂元明有制科、有制舉，義非渾沌乎?”[21](P.237)盡管他竭力為“制科”進行正名，但是“制科”等同于“進士科”的概念深入人心以后，想要改變已經是很難了。

綜觀唐宋以來“制科”名稱指代對象的變化，不難發現，原本用于選拔非常之才的制科和進士科之間的界限逐漸模糊。每當官員選拔制度進行變革時，政府都要對如何才能設計真正“選賢與能”的制度進行討論，加之傳統社會的崇古傾向，制科自然成為最好的求助對象。而事實上，官員選拔制度在發展過程中，各種方式之間的界限并不是天然不可逾越的，也存在著互相吸收的特點。進士科在兼容制科的一些特點以后，逐漸開始走強，至明朝形成絕對主導地位。另外一方面，制科由于進士科的趨同，其本身也因臨時性而缺少固化，其特色被納入規范化的進士科之后，自身的存在就逐漸黯淡下去，在選官制度體系中日益邊緣化，最終連“制科”之名也成為“進士科”的普遍代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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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n the Name of Zhi-ke Examination

XIA Wei-dong

(School of Humanities,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1121, China)

Abstract:Zhi-ke Examination is an official selection system in ancient China, and the meaning of the word “Zhi-ke” on the literature basis is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system. During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the word refers to the general sense of Zhi-ke Examination; while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t mainly refers to Jinshi-ke Examination, occasionally Zhi-ke Examination. All these could be attributed to the fact that after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the system of Zhi-ke Examination is seldom adopted and some contents of Zhi-ke Examination have been absorbed into Jinshi-ke Examination.

Key words:Zhi-ke Examination; Jinshi-ke Examination; official selection

DOI:10.3969/j.issn.1674-2338.2016.02.015

中圖分類號：D691.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2338(2016)02-0115-06

作者簡介：夏衛東(1975-)，男，浙江富陽人，杭州師范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主要從事中國近代史與科舉史研究。

收稿日期：2015-12-01

(責任編輯：沈松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