銅鼓文化圈的演變過程

【摘 要】銅鼓文化圈是南中國與東南亞特有的文化現象，但不等同于銅鼓的分布區域，而是一個不斷發展變化的時空概念，中心與邊緣的分布區域隨時代變遷而變化，各時期銅鼓文化的內涵也不斷變化，經歷了形成、發展、興盛、散播與傳承的演變過程。

【關鍵詞】銅鼓；文化圈；演變過程

【作 者】彭長林，湖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長沙，410081

【中圖分類號】K20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 - 454X（2016）01 - 0116 - 008

文化圈是文化傳播論學派的基礎理論，包括同一地理區域內不同人群的相同文化特質構成的文化區域和時間性兩重含義，雖有諸多缺陷，但對認識文化的遷徙、擴散、傳播、文化中心和邊緣的關系以及文化傳播所帶來的碰撞和融合現象等問題仍有重要價值。利用文化圈的概念可以較好地解釋與銅鼓相關的文化現象，趙叢蒼提出“銅鼓文化圈”的概念及其包含要素 [1 ]204-205，萬輔彬、韋丹芳對其內涵進行了全面分析 [2 ]。但上述研究忽視了一個關鍵問題，即銅鼓文化圈并非等同于已發現的所有銅鼓的分布區域，而是一個不斷發展變化的時空概念，中心與邊緣的分布區域隨時代變遷而變化，各時期的銅鼓文化內涵也不斷變化（圖一）。因此在前文的基礎上，本文對銅鼓文化圈的發展演變過程做進一步分析，以便從整體上把握銅鼓在南中國和東南亞古代文化中的歷史地位。不當之處，敬請指正。

一、銅鼓文化圈的形成

文化圈的出現，是由核心文化叢向周邊地區擴散一定數量的物質和精神文明因素，不同程度吸收這種文化因素的區域便形成了一個文化圈，而萬家壩型鼓的起源與傳播、分布顯然符合文化圈的特征。銅鼓的起源爭論多年，目前基本獲得共識。一般認為最早的銅鼓為萬家壩型，起源于春秋時期的滇中偏西一帶，然后向東、南及東南方向傳播和發展 [3 ]。各地陸續發現的新材料證明了這一學說的科學性 [4 ]。對各地萬家壩型鼓的鉛同位素比值的檢測和分析也證明越南或者文山地區的萬家壩型鼓都是從楚雄、大理等地傳播過去的 [5 ]。從分布情況來看，迄今發現的62面萬家壩型鼓中，除去征集的10面外，其余52面的空間分布有一定規律。分布最集中的楚雄、大理核心區共18面，從最早的春秋早期Ⅰ式到最晚的戰國晚期Ⅳ式均有發現。在核心區之外的周邊地區，西面的昌寧、鳳慶、云縣、騰沖、梁河共發現7面，北面的永勝、鹽源共發現3面，東面安寧、曲靖共發現3面。而主要傳播方向為東南向，在滇東南的蒙自、丘北、廣南、文山、硯山及鄰近的越南北部（簡稱越北）山區河江、老街、安沛共發現11面，形制也從Ⅰ式到Ⅳ式均有，因此有學者認為文山是銅鼓的起源地之一 [6 ]1-6。這一觀點與作者此前和此后所持的觀點相沖突，其合理性難以被理解。更為合理的解釋是，萬家壩型鼓從出現到結束都對這一區域有持續不斷的較強影響。此外，這一方向的傳播一直延伸到桂西北，在田東也發現3面。這一方向還順著紅河傳入越北平原，在富壽、河西、清化共出土6面，此外還有7面出土地點不詳（據說是在老街、安沛一帶出土的）。按照阮文好的分類，越南萬家壩型鼓可分為5式 [7 ]107-113，其中Ⅰ式與銅釜形制一致，鼓面太小無法作為銅鼓使用，其余4式與李昆聲、黃德榮所分中國萬家壩型鼓一致，可見越南萬家壩型鼓也是從Ⅰ式到Ⅳ式都有發現，這為后來越北石寨山型鼓的發達打下了基礎。此外，還有個別鼓由西面沿瀾滄江南傳至滇南的勐海、泰國東北的班清等地。因此，從銅鼓的起源來看，它是單中心起源后向周邊擴散傳播的結果，符合文化圈“形的標準”。

萬家壩型鼓是作為一種打擊樂器出現的，但同時也作為身份地位和權力象征的重器，各地墓葬所出銅鼓均為最高等級墓。從其分布看均與稻作農業民族有關，與南方地區稻作農業民族崇尚大型青銅樂器并視為權力象征的做法一脈相承，是稻作農業民族底層精神文化的外在表現，而與游牧民族無關。不同地區銅鼓使用觀念的基本一致顯然與不同族群之間的文化相通和密切往來有關，也是這種底層精神文化一致的反映。此外，核心區萬家壩型鼓是與大口銅釜、羊角鈕鐘、銅鋤等共同出現的，這些器物也同樣在周邊地區或多或少地出現，時代以核心區最早，顯然也是隨銅鼓傳播的結果，從“量的標準”來看也同樣符合文化圈的界定。

由此可知，銅鼓文化圈形成于萬家壩型鼓流行的時期，核心文化區為楚雄、大理一帶的滇中偏西區，既是銅鼓的起源地也是萬家壩型鼓分布最集中的核心區，而且形制規整、演變有序。周邊地區在銅鼓文化的傳播過程中與其原有文化發生碰撞和融合，呈現出與核心區有差異的文化現象，演變規律與核心區并不完全同步，出現了一些特殊形制的萬家壩型鼓和文化滯后現象。從形制來看，西面昌寧天生橋鼓鼓面有獵犬搏鹿、持弩跪射之人和擊鼓之人等4組立體雕塑；而北面鹽源鼓形制與通常見到的萬家壩型鼓體型差別甚大，體高，束腰明顯，腰、足無分界線，鼓面中心鑄雙圓圈紋，圓圈紋內為正“十”字符號，外飾四對光芒的變體——牛角紋，胸、腰、足部光素 [3 ]。二者均無法歸類而被作為異型處理，這是由于邊緣區在傳播過程中混雜了其他文化因素而出現了與核心區差別較大的變異品種。從時間來看，銅鼓自起源之后就開始向四周傳播，西面的騰沖固東鼓、東面的曲靖八塔臺2號鼓、東南的廣南沙果村Ⅱ號鼓、越北上農鼓均為較早的Ⅰ式。但上農鼓伴出東山文化常見的方跟銅斧、銅鉞，時代約為公元前1世紀，遠遠晚于核心區的流行時間；老街兩面萬家壩型鼓與石寨山型鼓和銅奩、銅盆、銅釜、托盤、提梁殘件等共同出土，陶舍鼓也伴出五銖錢和漢式銅盆、銅碗、銅碟、銀環、銅指環、瑪瑙珠、鐵劍、鐵矛和陶瓷器，它們的年代均可能為公元1世紀 [7 ]。越北屬于這一時期的萬家壩型鼓共有7面，說明其存續的時間遠遠晚于核心區。天生橋鼓鼓面銅塑與石寨山文化較晚的貯貝器上的塑像相似；鹽源鼓也與石寨山型鼓、銅編鐘、銅戈、銅劍、銅馬具、鐵矛、鐵鐓等同出于墓中 [8 ]，二者時代均可能晚至西漢早中期。這種現象也符合文化圈的特征，即核心區的文化因素最早發生變化，周邊地區則有明顯的滯后性和變異性。核心區的萬家壩型鼓在西漢已消失不見，周邊地區仍能延續較長時間并出現了一些變異品種，這從另一個角度證明了銅鼓起源和傳播學說的可靠性。

二、銅鼓文化圈的發展

隨著滇中偏西區青銅文化的衰落，這一區域的萬家壩型鼓也隨之消失。而相鄰的滇池區則取而代之成為云貴高原青銅文化的中心，從萬家壩型鼓演變而來的石寨山型鼓也同時成為銅鼓文化的中心，主要分布在滇文化核心區域的晉寧、江川一帶，共發現38面，從戰國中期到西漢晚期各型式都有發現，是滇文化典型器物之一。從其更優美的形制和大量復雜繁縟的紋飾可以看出，石寨山型鼓不僅沿襲了萬家壩型鼓的實用功能，而且大大強化了其象征功能。均發現于大型墓葬，一般1、2面，最多4面，顯然具有代表墓主人身份地位的重器象征。隨著滇文化向外強勢發展，石寨山型鼓也快速向四周傳播。西、北方向的傳播力度較弱，這是因為西面的萬家壩型鼓核心區為“昆明”、“雟”等游牧民族占據，農業民族完全退出，銅鼓文化已無存在基礎，未發現任何銅鼓，只在邊緣的元江、云縣、騰沖發現4面。北面也很少，西北會理、鹽源各發現1面，東北赫章、昭通發現3面。其主要傳播方向與萬家壩型鼓一樣為東南向，在滇東南的文山、麻栗坡、富寧及桂西北的百色、隆林、田東均有發現，最遠到達桂東北的賀州。越北東山文化中也有部分滇文化傳入的銅鼓，特別是與云南接壤的老街省，如清化省成功鼓、南進鼓及老街省部分鼓的鉛同位素數據與廣西、云南礦石及古代冶礦遺物樣品的鉛同位素數據吻合，它們“有可能在石寨山銅鼓和冷水沖銅鼓文化區域做好后，通過某種途徑交流到東山文化地區;或者東山文化的主人從中國運來礦料在東山文化地區鑄造”[9 ]。

而當它傳入越北時，與本地發達的東山文化相結合，形成了石寨山型鼓的另一個中心。迄今在東山文化中共發現100多面，主要集中在越北平原，日本學者今村啟爾將黑格爾Ⅰ型（包括石寨山型、冷水沖型）分為石寨山系和東山系兩個亞型 [10 ]，二者除形制和紋飾有一定差別外，東山系還有不少不見于石寨山系的大型鼓。東山系鼓有截頭圓錐形腰和圓筒形腰兩種，其中截頭圓錐形腰與石寨山系相似，應是受石寨山系影響出現的，而圓筒形腰只見于東山系，是東山文化在石寨山系基礎上新創造的形制，這也可以說明東山系源于石寨山系而不是像越南學者說的那樣正好相反，一般早出的較單一而晚出的更多樣。相比石寨山系較小的傳播范圍，東山系的傳播范圍要廣大得多。向北傳入相鄰的滇東南，廣南鼓、開化鼓、西林銅鼓墓的4面鼓均形體較大，與石寨山系相對較小的形體差別明顯，紋飾也接近東山系而不同于石寨山系，顯然都屬東山系。更遠的滇文化的石寨山、李家山也有來自東山文化的東山系鼓 [11 ]。對滇文化銅鼓的成分分析也證明部分銅鼓可能來自東山文化，李家山M24：60鼓的鉛含量很高而錫含量很少，這與滇文化銅器合金中含錫高而含鉛少的特征不一致，可能來自越南 [12 ]。李家山M47的三騎士鼓為圓筒形腰，與石寨山系截然不同而同于東山系，但騎士塑像則是本地特色，而且銅鼓與三騎士是分開鑄造的，是在鑄好的銅鼓上鑿孔，再將騎馬武士插入，推測是從東山文化中輸入銅鼓，再在鼓上鑿孔安放塑像。另一個證據是，鼓耳和馬腿的金相組織及合金成分檢測結果有較大差別，鼓耳為銅錫鉛合金，含鉛量達18.0%，鑄造組織呈顆粒狀，馬腿則為銅錫合金，含鉛少，有（a+δ）共析組織，表明三騎士鼓與馬腿所用合金不同，騎馬武士與銅鼓為分別鑄造而成，騎馬武士為滇文化特征，應為滇文化遺物，是在當地制作的，而銅鼓合金成分與越南相似，可能是外地輸入的 [12 ]。滇文化晚期還出現少量明器鼓，這是東山文化的特征之一，應是東山文化的影響所致。介于東山系與石寨山系之間的滇東南石寨山型鼓也有一些自身特色，有觀點認為文山式與石寨山式、東山式是黑格爾Ⅰ型鼓的三種并列樣式 [13 ]。不過文山式的劃分顯得較為勉強，能夠納入該樣式的銅鼓數量寥寥無幾，因此本文以為所謂文山式是石寨山系和東山系的一種特殊混合形式，無須單獨區分出來。東面從與越北相鄰的桂西一帶未見石寨山型鼓來看，越北與嶺南銅鼓文化的往來是經海路而非陸路。海南儋州的石寨山型鼓位于這一線路中途，顯然是從越北傳入的 [14 ]280-281。貴縣高中漢墓的一面石寨山型鼓，其鉛同位素數據分布在越南東山銅鼓鉛同位素分場Ⅰ中，實驗證明這面鼓應是在東山文化區域做好后，通過某種途徑交流到中國貴縣的 [15 ]。貴縣羅泊灣漢墓的2件銅鼓和1件銅鼓改成的三足案也與越南部分銅鼓紋飾相似，而且1件銅鼓和三足案形體較大，應屬東山系，同出的4件銅提筒為典型東山文化遺物，可為旁證。還有零星銅鼓到達更遠的長江下游，浙江安吉上馬山漢墓出土的1件小型銅鼓是東山文化特有的器類，可能為懸掛敲擊的鼓鈴，其他地方未見，顯然是從東山文化沿海路輸入的[16 ]。西面由于長山山脈的阻礙，只有少量銅鼓在老撾發現，烏汶鼓、豐沙灣鼓、會華桑1號和2號鼓等都是黑格爾Ⅰ型鼓 [17 ]，從形制看屬于典型的東山系。而其主要影響方向為南面，東山文化時代相對較晚的銅鼓以馬江流域分布最集中，越南中部以南及東南亞各地的銅鼓應該主要來自馬江流域的影響。它順著長山山脈的沿海狹長平原到達越南中部、南部，在廣治、承天—順化、廣義、平定、富安、慶和、平福、平陽、檳椥、頭頓、建江等地發現數十面。最近在南部多樂出土了上百面東山鼓，鼓四周圍著石圈，或是像一個保存銅鼓的地方 [18 ]4。泰國灣沿岸的柬埔寨發現2面、泰國發現23面、馬來西亞發現6面 [19 ]。然后跨海進入印尼群島，自西向東在印尼群島間傳播，最遠到達新幾內亞島的西端，數量也很多，在已發現的69面銅鼓中，除3面黑格爾Ⅳ型、5面印尼獨有的佩砧（Pejeng）型及3面無法確定類型外，其余均為黑格爾Ⅰ型，其中大多數為石寨山型 [20 ]。

從數量和分布范圍看，石寨山型鼓遠遠超過了萬家壩型鼓，這一方面是青銅文化發展的結果，各地青銅文化都發展起來，在云貴高原和東南亞大陸形成了兩個極為強盛的青銅文化中心——滇文化和東山文化，對周邊文化的影響較大，青銅冶鑄技術的進步使大型精致的銅鼓鑄造相對容易，銅鼓數量劇增;另一方面也與外來文化的強勢影響有關，滇文化是在中原文化和北方地區青銅文化的影響下異軍突起的，而東山文化也是在與滇文化、嶺南越文化、中原文化的互動中迅速發展起來的，二者都有明顯的文化洼地特征。東山系雖是在石寨山系的影響下出現的，但其強勁的發展勢頭并不遜于后者，因此這一階段銅鼓文化圈形成了兩個勢力相當、齊頭并行的中心，石寨山系主要在云貴高原傳播，而東山系主要在東南亞和嶺南傳播，二者的交匯地帶在滇東南和越北山區一帶，老街發現的石寨山型鼓有些紋飾有東山和滇兩種風格，如老街Ⅴ號鼓的鷺鳥紋和蛙像上的勾連同心圓紋為東山風格，而兇猛有厚毛、牛角轉動的封牛則為滇風格，細長的船紋為東山風格，但兩頭不上翹又似滇風格，頭戴羽冠劃船的人為東山風格，而裸體手足肌肉突出的為滇風格，在樂器和飾品上有一些奇異的爬蟲類形象，與滇文化的影響有關 [21 ]。隨著滇文化和東山文化的快速擴張，銅鼓文化也從西南、越北一隅發展為南中國和東南亞廣泛分布的有強烈特色的區域性文化，成為古代青銅文化中的一朵奇葩。

而石寨山型鼓的功能也隨著社會復雜化的推進，呈現出與萬家壩型鼓不同的特征，銅鼓文化的內涵也更為豐富。萬家壩型鼓作為樂器和炊器的實用功能更強，這從其簡易的紋飾和常常布滿煙炱的鼓面可以看出，當然也有作為權力重器的象征功能。石寨山型鼓大多紋飾精美，玉縷鼓、開化鼓等是銅鼓紋飾最頂峰的作品，而且不少器形龐大、形制優美，不僅作為樂器使用，更主要的是作為權力象征和祭祀禮器的政治功能，這從石寨山M12“詛盟”場面貯貝器的成列銅鼓和比人更高大的銅鼓形象、M20“殺人祭銅鼓”場面貯貝器以及銅鼓上各種祭祀場景可以看出。部分銅鼓的含鉛量達到1/4以上，難以發揮作為樂器的功能，其實用功能相對弱化。此外，滇文化中銅鼓還作為貯貝器使用，并在杖頭飾、玉墜等器物上裝飾銅鼓塑像，顯示其作為財富和身份地位象征的功能。而東山文化中大量發現的明器鼓也表明銅鼓在當時社會中身份地位的象征作用，故而在墓葬中用明器鼓代替實用鼓實現這一功能。

三、銅鼓文化圈的興盛

公元1世紀左右，滇文化和東山文化都在漢文化的強力入侵下快速消亡，幾乎所有土著特色的物質文化都難尋蹤跡。但銅鼓卻并未隨之消失，而是頑強地保存了下來，并完成了從石寨山型向冷水沖型的過渡。

冷水沖型鼓的出現和傳播仍有較大爭議，多數觀點贊成郭立新提出的從紅河型到邕江型、再到潯江型的衍變流播過程 [22 ]，也有認為石寨山型鼓在分別向東和向南傳播的過程中形成了冷水沖式和紅河式兩種冷水沖型鼓，二者各自因襲不同系統，獨立發展，它們之間是平行發展關系，而不是一方派生另一方的因襲嬗變關系 [23 ]。冷水沖型與石寨山型最大的不同在于鼓面有動物塑像和紋飾，從寫實走向圖案化，而部分介于石寨山型與冷水沖型之間的銅鼓可以為我們解開這一爭議。石寨山M10鼓為實心蛙塑，在滇文化中僅為孤例，另一件銅鼓形貯貝器鼓面中心有蛙塑，與銅鼓蛙塑布置不同。但類似銅鼓在越北安沛有發現 [18 ]102-105，實心蛙塑在東山文化小型銅鼓上也有出現，這種鼓面有實心蛙塑的小型銅鼓是東山文化的特征，因此石寨山M10鼓可能是從東山文化中輸入的，顯然這是鼓面蛙塑最早的實例。老街銅鼓中的93LCⅠ、Ⅱ、Ⅳ、Ⅴ共4面 [24 ]和義安 [18 ]106、興安 [18 ]107的銅鼓，器形和紋飾為典型石寨山型特征，鼓面的4個空心蛙塑較實心蛙塑更接近冷水沖型特征。以上銅鼓均為石寨山型晚期，年代為西漢晚期，而石寨山型鼓圖案化紋飾的特征也在西漢晚期開始出現，加之東山系部分銅鼓高大的形制為冷水沖型繼承，因此可以推知，冷水沖型早期形制應該在稍晚的西漢末或東漢初最早出現于越北。郭文認為紅河式（型宜按《古代銅鼓通論》改稱式）早期是從石寨山型東山系演變而來的觀點是可以成立的，但其將紅河式早期的年代定在西漢中期則似嫌過早，因為西漢中期漢文化剛進入越北，東山文化與滇文化一樣正處于其發展的頂峰階段，石寨山型東山系鼓也仍大量使用，只是西漢晚期才在漢文化強力推動下發生蛻變逐漸轉變為冷水沖型。

紅河式在越北發現不多，迄今所見約為二、三十面，主要分布在紅河平原周邊地區，以清化、河山平最多，其次為河內、河北、海興、義靜等地，越南稱為東山C型鼓。這與西漢中期以后郡縣設置主要位于紅河平原有關，這一地區漢化較為明顯，銅鼓文化也隨之式微，而清化、河山平相對偏遠，經濟落后，“九真（今清化、寧平一帶）俗以射獵為業，不知牛耕，民常告糴交阯，每致困乏……”[25 ]486，漢文化影響相對較弱，原有的社會結構尚未破壞，因此銅鼓文化仍能延續，并在型式上有所創新，紅河式早期鼓應是首先在這一區域出現的。在越北之外主要見于南面各地，越南中部和東南部的昆嵩Daglao鼓、平定Vnh Quang鼓、T？覾y Thun鼓、Ct Ti鼓、富安Ⅰ鼓、平福Lc Tn鼓、Bù ng鼓、檳椥An Thy鼓與東山C型鼓相似 [26 ]49-140。越南之外的東南亞，老撾南部沙灣拿吉發現了數面大型冷水沖型鼓，最大的一面鼓面蛙塑為蛙頭向外，這種蛙塑只在越北發現 [27 ]118-124，柬埔寨磅清揚的Toxtac鼓、泰國清邁、素可泰、烏達臘迪Thung AngⅠ號和Ⅱ號鼓、馬來西亞的Kampong Sungai Lang鼓 [28 ]以及印尼的Gunung Api鼓、Salayar鼓、Roti鼓、Alor鼓、Kur鼓 [29 ]410-413等也都與紅河式典型的右鐘鼓類似。越北以南各地文化基本延續其土著文化，對于銅鼓所具有的社會功能仍十分重視。北面云貴高原未見紅河式鼓，這一區域漢文化已經替代了土著文化，銅鼓作為權力象征的重器也失去了其存在的社會根基，與其他土著文化因素一道消失。東面有少量傳入廣西，桂平理村鼓屬于紅河式早期 [22 ]。

東漢早期，越北爆發了一次規模很大的“二征”叛亂，在成功平叛后，土著政權徹底瓦解，銅鼓也很快消失，這是越北紅河式鼓數量不多、延續時間不長的主要原因。而與越北相鄰的桂西南漢晉六朝時期很少漢文化遺存發現，土著文化仍占主要地位，因此紅河流域土著文化受漢文化擠壓而被迫遷徙至此，銅鼓也開始在該區域出現，并從紅河式演變為邕江式，主要分布在邕江和左、右江流域的賓陽、邕寧、武鳴、橫縣等地。此后繼續向東傳播，在潯江流域與北流型鼓相遇而演變成潯江式，以桂平、平南、藤縣最為密集。邕江式和潯江式鼓多見于廣西，這是冷水沖型鼓的核心區，除粵西、海南有少量發現外主要向西傳播，越北山區的諒山、河江、山羅等地發現數面，云南文山也發現6面、陸良1面。還有一些流入長江流域，在貴州東北和四川東南的宜賓、興文、洪縣、古藺有所發現 [30 ]，這一現象可能與“僚人入蜀”有關 [31 ]。

在冷水沖型鼓流行的同時，北流型和靈山型鼓也大量出現。關于北流型鼓的來源，有的認為是從石寨山型鼓發展而來，也有認為是從冷水沖型鼓演變而來。從類型學角度的分析來看，北流型鼓是在冷水沖型鼓基礎上的一種創新 [32 ]15-17。北流型鼓的形制與冷水沖型鼓相比有較大改變，因此二者出現的年代有一定差距。從時間看，冷水沖型鼓大概在西漢末或東漢初出現，而邕江式鼓的出現約為東漢早期后段，北流型鼓應是在邕江式鼓的基礎上產生的，其年代大致在東漢中期。北流型鼓集中分布在廣西與廣東交界的云開大山兩側的玉林、北流、容縣、岑溪和信宜、高州、羅定一帶，其他地區只在海南有少量發現。

靈山型鼓的淵源較為清晰，它是以北流型中期鼓為基礎，不斷接受冷水沖型鼓的影響并加以創造而成的 [33 ]，時代較北流型鼓更晚一些，大致在東漢晚期開始出現。主要分布在六萬大山西側至郁江兩岸的靈山、橫縣、浦北等地，西面到達左江流域，在龍州、越南諒山一帶仍有發現，再往西只在富壽安立發現1面，南面只在海南有零星發現，北面在文山發現3面。

冷水沖型、北流型、靈山型雖然出現時間略有不同，但結束時間大致相似，均在中唐，兩晉南朝是其發展鼎盛期。越北到粵西之間的廣大區域顯然是三種碩型銅鼓分布的核心區域，又被稱為粵式鼓，這一規律與俚僚族群的分布地域有關。與石寨山型鼓的分布地域相比，其核心區顯然從滇中和越北移到桂南、桂東和粵西一帶，其他散布區域沒有太大變化。從銅鼓文化的內涵來看，三種銅鼓均有體形碩大笨重的顯著特征，而且分布密集，數量眾多，顯然進一步加強了銅鼓作為財富和權力象征的功能，晉人裴淵《廣州記》所記“俚獠貴銅鼓，惟高大為貴，面寬丈余方以為奇”即為典型例子。這與當時嶺南腹地土著政權的強盛有關，俚僚豪酋的部族武裝能夠與中原政權抗衡，文獻記載劉宋時期合浦俚帥陳檀、蕭梁時期西江俚帥陳文徹以及南朝至初唐世代為豪的高州馮氏、欽州寧氏等均與地方政府分庭抗禮。他們通過鑄造和使用銅鼓來加強文化認同和部族凝聚力，各自形成有族群特色的銅鼓型式，北流型和靈山型的形制與分布區域與馮、寧兩大相互對抗的部族勢力范圍吻合 [34 ]，顯然是兩大部族在文化上發生分化、強調族群認同的體現。另一方面，三種銅鼓上都有繁縟的云雷紋和蛙塑，顯然也暗示著強烈的宗教祭祀意味。而銅鼓作為樂器的原初功能進一步弱化，因為碩大笨重的特征顯然難以輕易搬動，只能立置敲打，難以懸掛演奏。這在各地銅鼓的使用上都比較一致，如印尼銅鼓主要發揮的也并非其樂器屬性，而是其宗教和政治等功用 [20 ]。由此可見，這一時期的銅鼓文化主要體現在其作為權力象征的社會功能方面，俚僚豪酋充分利用了當地貴重銅鼓的文化傳統來加強其統治，將銅鼓作為其身份地位的主要標志，刻意強調銅鼓高大與擁有者身份尊貴之間的聯系，使銅鼓形體達到了鑄造技術的極限，這一點似乎與商周青銅器中以體形龐大復雜、紋飾精美繁縟作為禮器之最的觀念相似。

四、銅鼓文化圈的散播與傳承

三種碩型銅鼓的消失都在中唐，這與中央政權對地方豪強勢力的強力打壓有關 [34 ]，與石寨山型鼓的消失原因大致相似。而銅鼓文化在受到漢文化排擠后，并未就此衰落，而是從漢文化勢力中撤出，又一次向土著文化占優勢的西南山區轉移。遵義型鼓是銅鼓從象征功能向實用功能回歸的過渡型式，因此數量不多、延續時間短。目前尚無遵義型鼓發展演變關系研究，早期樣式絕大多數見于文山地區，最早出現于唐代，主要繼承了冷水沖型鼓的特征，也繼承了北流型、靈山型的一些特征。而冷水沖型和遵義型鼓的鑄造者和使用者均為僚人 [35 ]129-131，很可能是桂南僚人在受到漢人壓迫后，向漢人勢力較弱、有親緣關系的地區遷移，滇東南一帶剛好是嶺南、越北和滇中漢文化勢力之間的薄弱地帶，因此成為嶺南僚人的主要遷徙方向。學者對壯泰族群（俚僚族群的后裔）相互關系的研究也認為，壯泰族群為同源異流的關系，它們分化時間約為6～9世紀，外遷族群是從嶺南經滇東南、越北山區向西雙版納、老撾、泰國一帶逐次遷移的 [36 ]270-279。因此，有理由認為，遵義型鼓是壯泰先民在遷徙到滇東南以后，將碩大笨重的形制改造為相對輕便簡單，并向四周零星傳播。從遵義型鼓的分布來看，文山及其周邊無疑是核心區，文山總共發現40面之多，相鄰的桂西北的那坡、越北山區的河江、高平等地也有少量發現，其他地區則為零星分布，包括云南的官渡、昭通，貴州的安龍、遵義、岑鞏，川南的興文、珙縣，廣西的桂平、邕寧等地，應是從核心區向外散播的。從傳播方向來看，主要為東北方向，這與僚人的遷徙及分布大致吻合，另有零星回流至嶺南。

麻江型鼓繼承遵義型鼓而來，但形制更小一些，鼓面多在50厘米左右，鑄造技術相比嶺南之前的三種碩型鼓更簡單一些，而且也便于攜帶。因此，麻江型鼓數量最多，占銅鼓總數的絕大多數，迄今發現約3000面，僅廣西河池地區就有約1400面，與河池地區相鄰的黔南三都縣也有300多面，黔東南地區有500多面。文革時期還有大量銅鼓被毀壞，其中多數為該型鼓。另外，唐宋以來的歷代文獻皆有銅鼓使用和出土記錄，從形制描述和分布范圍來看也大多為麻江型鼓。從分布地域看，核心區為桂西北和黔南、黔東南，向北散播到貴州全境、湘西、川西南，西南傳入越北山區的高平、河江、北件、宣光、萊州、奠邊、山羅一帶，這些區域均為交通不便的山區地帶，歷代多為土官自治，即使明清改土歸流以后漢人仍很少分布，絕大多數為少數民族。因此，唐宋以后，在各地封建政權的擠壓下，大量少數民族遷往這些地薄物寡、交通艱險的蠻荒之地，而這些民族過去均有使用銅鼓的習俗，造成這一山區地帶銅鼓使用的極度興盛，并且一直延續至今。

西盟型鼓紋飾受到冷水沖型、遵義型鼓影響，特別是靈山型鼓對它影響很深 [35 ]121。而腰足無分界的特征與其他類型銅鼓差異明顯，可能是受象腳鼓的影響而出現的 [32 ]17-19。由于西盟型鼓的早期形態發現于桂西一帶，有學者認為是受廣西冷水沖型鼓的影響在廣西最先出現，然后通過民族遷徙、戰爭或貿易等方式傳到緬甸，成為緬甸克倫鼓的模型 [37 ]234。目前存世的西盟型鼓大多年代不久，多為傳世品，極個別的出土品也無伴隨物，因此其年代及演變規律仍難有定論。就總體而言，西盟型與遵義型、麻江型一樣是粵式鼓的退化、嬗變型式，也是在中晚唐時期銅鼓向西南遷移時出現的，或許是銅鼓隨壯泰族群從嶺南沿不同方向遷徙時發展而來的，一路向北演變為遵義型及其后繼者麻江型，另一路向西演變為西盟型，這從二者分布地域也可看出。而象腳鼓也只在滇南和其南面的東南亞大陸分布，西盟型鼓奇特的形制受象腳鼓影響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此，從各種因素分析，它最有可能先出現在滇南和老撾北部一帶，然后向緬甸和泰國傳播，并一直流傳至今。從分布來看，西盟型鼓的核心區在滇南佤族、老撾西北山區克木族和緬甸東部克倫族相鄰分布區，佤族地區曾經存在大量銅鼓，20世紀50年代以前，佤族每個村寨都有銅鼓，僅西盟縣就有四、五百面之多，滇南總共或有兩、三千面，老撾南塔省也曾有600多面，緬甸克倫族也大量使用。滇東南、桂西、越北、泰國北部也有少量分布，是從核心區向外零散流出的。

另外，在越南西北各省的紅河、馬江中游存在一種類黑格爾Ⅱ型鼓，分布范圍較小，共發現100多面，形體巨大，其使用者為越南芒族人，多見于公元16～18世紀芒族郎官宗族墓中，因此也稱“芒鼓”，至今仍在使用。其他地區只在文山有少量發現。這類銅鼓的淵源不清，從形制看受粵式鼓的影響較大，出現較早的年代在公元10世紀左右，或許是銅鼓從嶺南外遷時在越南西北山區演變而來的新型式。而印尼的佩砧型鼓和后來的莫科（Moko）鼓修長的形制與常見銅鼓完全不同，應是獨立發展的結果。

遵義型、麻江型、西盟型和芒鼓是銅鼓文化受到漢文化的又一次壓迫后，從嶺南退出向西南山區轉移而發展出的新型式。從銅鼓分布來看，大致形成了麻江型和西盟型兩大并行發展的核心區，并向周邊山區擴散。由于銅鼓隨人群的四散播遷，形制發生了巨大變化，除芒鼓仍繼承了粵式鼓碩大笨重的特征外，其他類型均已變得小巧輕便。不僅外形變化明顯，其內涵也與此前有較大差異，以銅鼓作為權力象征的主要功能逐漸淡化，這與使用銅鼓的民族均相對弱小、社會發展程度較低有關。作為樂器的實用功能及附加其上的祭祀、祈福等用途重新彰顯出來，并隨各區域文化的不同而有各不相同的文化解讀，造成銅鼓文化的表現形式和內涵千差萬別、異彩紛呈，延續至今成為西南和東南亞各民族一種特色鮮明的文化現象。

五、結語

從以上分析可知，銅鼓是在滇中偏西一帶出現以后，逐漸為周邊地區接受，形成了有共同特征的銅鼓文化圈。在滇文化和東山文化最強盛的時候，銅鼓文化也隨之四散傳播，發展為南中國和東南亞廣泛分布的區域性文化圈。在外來漢文化的壓迫下，土著文化近于瓦解，銅鼓文化則轉移到桂南至粵西一帶，并與當地政治和族群相結合而臻于極盛。最后，隨著嶺南人群的外遷，銅鼓文化也向北、向西散播并傳承至今。銅鼓文化圈的發展演變過程，與文化發展、文化互動及人群遷移基本同步，對研究西南和東南亞古代文化關系有重要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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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袁麗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