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轉移定價看CSR價值的流失

田淼森+賈楠

轉移定價是指跨國企業集團內部，關聯方之間以關聯交易價格進行貨物購銷、技術轉讓或資金借貸等交易，把利潤從高稅負地區轉移到低稅負地區或免稅地區，從而降低整體稅負的定價方法。轉移價格又稱內部結算價格，產生于不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也正是由于轉移價格不是市場交易的正常價格，而是關聯企業內部定價，所以轉移定價也成為跨國公司避稅的主要手段。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的發展，跨國關聯企業之間的內部交易額占世界貿易額的比重越來越大，相應地，轉移定價的數量和復雜性也越來越大。

基于企業價值循環模型的分析

如圖所示，企業通過建立公眾形象，贏得了利益相關者的好評與肯定。同時依據國外學者基于消費者的研究，消費者往往在購買商品的過程中存在“識別”的過程，即消費者感到其個人的價值觀與公司價值觀的融合的過程。企業主動與社會融合，與公眾溝通加快了“識別”的過程，促進了企業與利益相關者之間的良好的關系，對企業聲譽具有很大的積極影響。

企業的聲譽形成企業的無形資產，在未來會形成競爭優勢，給企業帶來收益。良好的聲譽就是市場的敲門磚，它能帶來投資者和消費者以及人們的尊敬，在漫長的培養過程中，形成了企業獨一無二的競爭優勢與阻止潛在進入者進入的有效壁壘。最終，聲譽的提高在財務業績上表現為主營業務收入的增加抑或是銷售成本的下降，前者源自于消費者的肯定，銷量增加；后者則源自于聲譽具有競爭企業難以模仿的特性，由企業獨享即是擁有了明顯的競爭優勢，帶來廣告，宣傳費用的下降。最終，企業長期培養的聲譽在為企業帶來收益的同時，也有助于股東利益的最大化，和企業價值的最大化。不僅如此，以上各個因素都與聲譽有著雙向的反作用，彼此相互促進，相互融合。

不難發現企業社會責任是企業聲譽的重要來源之一，換而言之，企業的社會責任具有經濟價值。然而，跨國公司轉移定價的行為恰恰是從履行社會責任的源頭切斷了公司價值的循環。

從經營倫理上，跨國公司操縱轉移定價，使東道國稅收外流是不合情理與道德的?？鐕驹跂|道國享受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甚至獲得了政策優惠。而且，大公司憑借其規模經濟，在生產資料的獲取上，產品生產銷售上有很大優勢，大量占用著東道國的市場資源。另一方面，它們往往會遭到稅務部門的反避稅調查，甚至遭到我國法律的制裁，影響正常的經營活動，更損害了公司的形象。此外，也難以得到我國政府的信賴。更為嚴重的是，企業會承受更大的輿論壓力，激發起我國國民的民族保護意識而使其拒絕購買產品與服務，投資者撤資，企業聲譽下降，業績下滑。長此以往，企業將面臨不得不撤出中國，將辛苦打拼出的市場份額拱手讓人的局面。

主要對策

以企業自身的角度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不難看出對于企業自身來講，履行社會責任應該是全方位的。部分外國企業帶著推動東道國地區經濟增長，滿足就業，滿足當地消費者訴求的口號，在華獨資設廠經營，或合資共同經營。表面上積極響應SA8000的要求，暗地里卻操縱轉移定價，造成我國稅收流失，中方投資者利益不斷受損。

同時，企業社會責任不能只流于表面，不能被功利地當成一種營銷手段或者只做表面文章。在Levis因為其血汗工廠而飽受詬病，服裝銷量岌岌可危的時候，總公司出臺企業內部生產守則進行挽救，并取得不錯的反響。之后，耐克等公司也紛紛出臺相應守則，在獲得較高聲譽和不錯的反響后，后期的履行則顯得行動力不足。

企業社會責任應該是一種自發的行為，需要落到實處。這對于中國實行的“走出去”戰略，中國企業的海外經營都頗有借鑒意義，切實履行企業社會責任，使中國企業在海外的樹立良好的形象，為后期越來越多的企業走出去拓寬道路，建立標桿。另一方面，國內企業也能以此為契機，建立品牌形象，提高競爭力，在外資企業飽受詬病而業績下滑時，獲得更多市場份額。

從經營倫理上，跨國公司操縱轉移定價，使東道國稅收外流是不合情理與道德的。它們往往會遭到稅務部門的反避稅調查，甚至遭到我國法律的制裁，影響正常的經營活動，更損害了公司的形象。此外，也難以得到我國政府的信賴。

以國家的角度

我國屬于發展中國家，經濟建設，金融改革都在進行當中。在市場經濟逐步完善的過程中，存在著很多差強人意的地方，如大型企業行政化程度高，不同性質、規模的企業享受到不同的市場待遇；市場中的大量不正當競爭行為；政府及監管部門對經濟的調節能力和監管水平還不夠高等問題。各個方面都要求著我國的法制建設和標準制定需要完善和提升。

國際經驗借鑒

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西方發達國家對企業避稅行為由放縱逐步轉為抑制。70年代各企業猖獗的避稅行為讓更多的人意識到過度避稅是納稅人濫用法律的行為，也促使發達國家頒布了各種各樣的反避稅法規，并開始在法律中規定反濫用條款。即如果某一交易的全部或主要動機是為了避稅，則認為該納稅人濫用了這一交易形式的權利，稅務機關對此可不予認可。此外，還有許多國家根據“實質重于形式原則”、“真實商業目的原則”等來反制納稅人的避稅行為。

而針對于國際避稅的主要手段——轉移定價，不少國家都通過立法進行限制，加大了監管和處罰力度。其中，美國是對轉移定價進行立法調整最早的國家，1917年美國就在其戰時收入法案中允許國內收入署對關聯企業的收入額和扣除額進行調整。1928年就在其稅法中增加了有關轉移定價的章節。而2001的安然事件更是改變了企業行為的社會輿論環境，一些以前被視為合法避稅的財務手段遭到禁止。之后，美國修改會計準則，同時國會參、眾兩院在2002年7月末通過決議——處罰出于避稅動機遷往海外注冊的美國企業，如取消這些公司與政府之間的商業合約。

另外，在對于轉移定價的處罰方面，美國采取補罰結合的措施，1996年發布了關于轉移定價處罰條款（《國內收入法典》第6662e節）的實施細則規定，如果轉移定價的凈利潤調整達到或超過500萬美元、達到或超過調整后總利潤的10%，或者轉移價格等于或高于正常價格的2倍、等于或低于正常價格的二分之一，處以所逃避稅額的20%的罰款；如果凈利潤調整達到或超過2000萬美元、達到或超過調整后總利潤的20%，或者轉移價格等于或高于正常價格的4倍、等于或低于正常價格的四分之一，處以所逃避稅額的40%的罰款。endprint

時至今日，美國依舊重視國際避稅的問題，僅在2009年3月，就錄用了將近475名國際稅收管理工作人員，2012年這一數字上升到700名，同比增加了47.37%，美國國家稅務局至今仍在招聘監管轉移定價的工作人員，其反避稅的力度可見一斑。

對中國的啟示

完善反避稅的法律制度迫在眉睫

2009年1月8日，國家稅務總局《特別納稅調整實施辦法（試行）》（國稅發[2009]2號）正式出臺。這標志著中國終于構建起較為完備的反避稅體系，同時明確表達了中國稅務機關維護國家稅收權益和強化國際稅源管理的決心。

一般意義上，反避稅包括國內反避稅和國際反避稅。隨著我國對外開放的不斷深人和外商投資逐年增加，國際避稅將導致大量稅收流失，影響我國的稅收主權。所以，當前我國的反避稅工作的重點則應放在抑制國際避稅上。

完善預約定價制度是關鍵

作為一種事先規制轉移價格爭議的方法，預約定價制度防止了公司對轉移定價進行事后調整，使稅務部門避免證明當時的交易是否符合檢查時點的公平交易價格，減少了征納雙方的爭議和矛盾。目前，中國規范預約定價的法律規范主要有《特別納稅管理調整規則》與《企業所得稅法》，規范了關聯企業間業務往來預約定價的稅收管理程序及企業避稅。但是，其過程不應不僅僅包括APA（APA是指納稅人與納稅機關之間就關聯企業間的轉讓定價方法通過談判達成的一項諒解）簽訂過程本身，還應包括APA簽訂前后的磋商，跟蹤執行，監管等一系列制度安排，重視預約定價中的各個環節并加以妥善處理。同時，加強國際合作，加強國家間相關信息的交流。

加大避稅的處罰力度為輔助

目前我國對跨國公司轉移定價的處罰，主要是要求其對因轉移定價而造成的稅收損失進行補償性調整。即如果企業操縱轉移定價被稅務部門發現，只需補交稅款。這種只補不罰的做法，對跨國公司來說成本極低。所以，應該借鑒美國的措施，對通過轉移定價惡意避稅的企業，除要求補稅外，還應處以罰款，旨在加大跨國公司的避稅成本。

保護合資方合法權益，全面監管

國外跨國公司在共有股權企業中的股權比重是其轉移定價的重要原因，而且轉移定價動機的強弱與股權份額呈負相關關系。外商獨資企業轉移定價的動機最弱。外資比例愈低，其轉移定價的動機愈強。上述分析表明，轉移定價的交易通常發生在公司和控股股東之間，東道國公司在交易中轉出的利潤必然包括了其他股東的應得利潤，其結果便是合資的中方股東的權益減少。

在這個意義上，我國監管部門不能僅僅將轉移定價的問題視為稅收問題，局限于完善反避稅的稅法稅制；更應關注對中小股東合法利益的保護，完善與之對應的民商法律制度。（本文為對外經貿大學經濟與倫理研究中心主辦第七屆大學生企業社會責任征文大賽獲獎作品，作者單位：西安交通大學）

編輯|羅曙輝 shuhui.luo@wtoguide.net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