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唐書《柳宗元傳》載文差異之文史辨析

張悅歡（華南師范大學中國文學與文化研究所　廣東廣州　51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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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唐書《柳宗元傳》載文差異之文史辨析

張悅歡
（華南師范大學中國文學與文化研究所廣東廣州510006）

摘要：《新唐書》與《舊唐書》是在不同社會歷史背景之下構筑的史書體系。柳宗元作為唐宋八大家之一，兩唐書皆為其立傳，兩篇傳記有所異同，除字數外，最突出的有三點區別——是否將柳宗元的政治選擇與文學成就視為一個整體、是否采摭柳宗元本人的文章、是否引他人言語為總結評價。從兩唐書中《柳宗元傳》寫作、表述的差別，可以透視出兩《唐書》編撰的歷史環境、社會背景、文化思潮之異，以及唐宋時期史書編撰者的文史取向。

關鍵詞：《新唐書》；《舊唐書》；柳宗元；文人傳記

兩《唐書》作為研究唐代文史的基本資料，它們本身就具有較高的研究價值。而古往今來，對于兩《唐書》的比較，也是不絕于耳。由于史書是特定社會背景下的一種敘述模式，它一方面受作者個人情感與生平經歷影響，同時社會價值判斷亦是重要寫作依據?！缎绿茣反_實在一定程度上補《舊唐書》之未備，但是否僅僅是起到這一功能？這就要從具體的文體分析入手探究了。

生活于中唐時期的柳宗元是著名的思想家、文學家，他具有思想家的理性、文學家的熱情，在他杰出的文字作品中，大致亦可以分為兩類風格：一部分作品冷靜、清醒，閃爍著理性的光輝；另一部分作品則抑郁、憤懣，縈繞著一股排遣不開的壓抑之氣。而晚唐與宋代對于柳宗元的接受程度是有差異的。

晚唐五代時期，人們的接受心理表現出重綺麗、重形式與重辭藻的特點，因而偏愛萎靡、艷麗的詩風。柳宗元的作品在當時的傳播接受可以說處于一個沉寂的狀態，是柳宗元作品接受的奠基期；而北宋時人在文學接受上重學問、重理性、重品格，因此，在接受晚唐五代人對柳宗元作品認識的基礎上，更突出對“文以明道”文藝思想的不斷傳承。它維系著“文學復古運動”和“儒學復興運動”的兩端，兩者相互支持和促進，也使宋代的古文運動成為唐代古文運動的一個有機整體。柳宗元“文以明道”的文藝思想在兩宋時代，由于接受語境的變化，被古文家和理學家們不斷改造和接受，賦予其新的涵義?？傊?，兩個歷史時期的文學接受心理情況的差異，自然也會表現在兩《唐書》對《柳宗元傳》的記載當中。筆者以柳宗元為例對讀兩《唐書》，以期以小見大，拋磚引玉耳。

一

柳宗元與韓愈并稱“韓柳”，雖然在文學創作的發展長河里，難以比肩李白、杜甫之名氣與才情，但在兩《唐書》的文人傳記中，卻是非常重要的一名人物。觀察柳宗元的一生仕途，我們可以發現，他代表著一類因主動參與或被動卷入政治、文學變革運動而遭受貶謫等政治上的不幸的文人群體。而兩《唐書》編撰者基于自身經歷、歷史背景及社會價值判斷基礎上對于這一類典型的文人群體的評判，就可以看出兩《唐書》不同的寫作風格、價值取向以及隱藏其后的深層原因。

從最直觀的角度，《新唐書·柳宗元傳》的字數是《舊唐書·柳宗元傳》的十倍左右，在字數這一層面上來講，可以看出《新唐書》的編撰者一方面是對原有傳記的不滿，另一方面也是表達出對柳宗元的重視。下面具體列表來分析兩《唐書》的柳宗元傳記差異在何處：

兩《唐書》柳宗元傳記比較表（摘取傳記重要部分，未錄全文，于原文順序有變）

會居位不久，叔文敗，與同輩七人俱貶。宗元為邵州刺史。在道，再貶永州司馬。俄而叔文敗，貶邵州刺史，不半道，貶永州司馬。元和十年，例移為柳州刺史。昌朗州司馬劉禹錫得播州刺史，制書下，宗元謂所親曰：“禹錫有母年高，今為郡蠻方，西南絕域，往復萬里，如何與母偕行？如母子異方，便為永訣。吾于禹錫為執友，胡忍見其若是？”即草章奏，請以柳州授禹錫，自往播州。會裴度亦奏其事，禹錫終易連州。元和十年，徙柳州刺史。時劉禹錫得播州，宗元曰：“播非人所居，而禹錫親在堂，吾不忍其窮，無辭以白其大人，如不往，便為母子永決?！奔淳咦嘤粤菔谟礤a而自往播。會大臣亦為禹錫請，因改連州。柳州土俗，以男女質錢，過期則沒入錢主，宗元革其鄉法。其已沒者，仍出私錢贖之，歸其父母。柳人以男女質錢，過期不贖，子本均，則沒為奴婢。宗元設方計，悉贖歸之。尤貧者，令書庸，視直足相當，還其質。已沒者，出己錢助贖無四篇：《與蕭翰林俛書》（書信，引全文，有刪改）《寄許京兆孟容書》（書信，引全文，有刪改）《貞符》（散文，引全文）《懲咎賦》（賦體，引全文）對柳宗元總括評價　　無宗元少時嗜進，謂功業可就。既坐廢，遂不振。然其才實高，名蓋一時。韓愈評其文曰：“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奔葲]，柳人懷之，托言降于州之堂，人有慢者輒死。廟于羅池，愈因碑以實之云。采摭柳宗元古文

從這一表格可以看出，兩《唐書》對柳宗元的家世、政事及其相關活動的描述雖然有差異，但總體的意思是沒有太大區別的?！缎绿茣分性鲈O了一段關于柳宗元父親的描寫，相較《舊唐書》的平實記述所帶來的平庸感確是添了幾分生動。在兩篇傳記的對讀中，最主要的區別有三點：

其一，對柳宗元文才的描述?！杜f唐書》表述得更加詳細，加入了諸如“精裁密致，璨若珠貝”對柳宗元文學作品的比喻，亦有“名動于時”的評價。但重點在于《舊唐書》中對于柳宗元文才的描述，與其在政途上的升遷與貶謫是割裂的，主人公身上的文學因素與政治因素并沒有融合為一個整體，柳宗元只是作為才華橫溢之文人和懷才不遇之政客的形象被書寫和定論。在文學與政教結合得并不緊密的五代時期，史臣顯然將柳宗元的政治選擇與文學成就分開來看，《舊唐書》在政治上否定了柳宗元的價值取向，而在文學評價上持肯定態度?！缎绿茣穭t并不如此，《新唐書》除了與《舊唐書》在文章相同的結構部分簡練地提及了柳宗元的文才之外，還采摭了柳宗元的四篇文章。

其二，有無采摭柳宗元本人的文學作品?！缎绿茣妨鴤髦兴傻乃钠恼?，其寫作時間非常重要，都是在柳宗元被貶為永州司馬之后一段時期的作品。從這一時間定位與所選的文章（《與蕭翰林俛書》《寄許京兆孟容書》《貞符》《懲咎賦》）來看，宋祁所期是著重突顯柳宗元被貶謫之后的懺悔心態，并對柳帶有一種同情的態度。同時，通過與《柳宗元集》的對讀，我們可以發現，宋祁所采摭的四篇作品中，《與蕭翰林俛書》《寄許京兆孟容書》都有一定程度的刪改。也就是說，引文并不是單純認同柳宗元的文學才華，而是服務于作為史官的宋祁。宋祁可藉柳宗元剖析心聲之文，申述自己的文史觀，以弘揚中央集權之中心思想。在這個過程中，宋祁完成了對柳宗元個體的政治選擇與文學成就的融合。

其三，《新唐書·柳宗元傳》的結尾處，相較《舊唐書》增加了一段對柳宗元其人的總體評價。文章在否定其政治選擇的同時，值得注意的是引用了韓愈的一段話來評價其文學成就：“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笨梢哉f，宋祁于此以韓文評價柳傳的方式，這一方面是肯定了柳宗元的文學成就，同時又表達了一種希望能將“韓柳”并列的主觀意圖。在《新唐書》中，柳宗元的最終形象定格是一個弘揚道統而又仕途潦倒的文人形象，其中對仕途貶謫的描寫是服務于渲染其弘揚道統的形象的。我們知道，《新唐書》中對于韓愈《原道》等作品是極為推崇的，可以說，宋祁在寫柳宗元時，不僅僅是寫柳宗元，更是在一定程度上表達了自己崇韓的價值觀，這自然亦與當時的社會主流思想有聯系。

通過對兩《唐書》柳宗元傳記的對讀，可以粗略地看到兩代史書編撰者之文史觀存在差異，其價值取向與背后的深層原因我們下一部分要具體談到。

二

兩《唐書》的修撰，間隔不到一百年。從兩部史書對柳宗元傳記的記述，除了字數等表層差異外，我們可以看到最突出的有三點區別——是否將柳宗元的政治選擇與文學成就視為一個整體、是否采摭柳宗元本人的文章、是否引他人（在柳宗元這一個案中是韓愈）言語為總結評價。我們可以把兩《唐書》的編撰背景分為客觀條件與主觀條件?？陀^條件就是兩《唐書》編撰的歷史環境、社會背景和文化思潮；主觀條件就是兩《唐書》編撰者的自身經歷、文學思想與史學觀念等等。

《舊唐書》修撰于后晉高祖天福六年（公元941年），后晉出帝開運二年（公元945年）六月全書修撰完成。編修一部如此重要的史書的時間卻很急促，主要因為當時后晉的政治環境是非常動蕩不安的，沒有給《舊唐書》的完成提供一個安定的環境。后晉的歷史可以說是十一年的屈辱史，《新五代史》卷八《晉本紀》載，后唐末帝李從珂繼位后，石敬瑭時為河東節度使，雙方互相猜忌。清泰三年（公元936年），石敬瑭起兵造反，后唐軍兵圍太原，石敬瑭向契丹求援，以割讓燕云十六州為條件，“約為父子”，即自稱為契丹的“兒皇帝”。隨后在契丹援助下，石敬瑭稱帝滅后唐，定都汴梁，改國號為“晉”，史稱后晉。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后晉依靠契丹力量建立政權，從而使自身很大程度上受契丹控制，契丹對后晉政權的干涉必然成為后晉政權穩定的巨大隱患。這是造成后晉政治動蕩，也即是《舊唐書》編撰環境不安定的第一個原因。

其次，石敬瑭是以割讓燕云十六州為條件的，并依靠契丹建立了后晉。同時，石敬瑭對契丹稱臣的屈辱行徑遭到后晉王朝各層力量的反對。民心的喪失是后晉滅亡的根本原因。后晉依靠契丹建國，不僅遭到人民的唾棄，統治內部對此也有很大意見，地方節度使以行動反抗，地方方鎮獨立屢見不鮮?！顿Y治通鑒》卷二百八十二《后晉紀三》載，方鎮節度使恥于石敬瑭的做法，早已心悖于后晉。安重榮作為成德節度使，掌握著后晉的東北地區，與契丹接壤。安重榮誘惑吐谷渾部落歸于成德，契丹大怒，命令后晉主征討吐谷渾，并嚴懲安重榮。但是，安重榮握有重兵，石敬瑭難以制之，甚為憂患，卻如“家有惡子，父母不能制”。地方方鎮的獨立，分裂了后晉王朝內部兵權勢力，契丹的貪婪狡詐，地方方鎮的反抗，內憂外患，后晉形勢岌岌可危。

從以上材料，我們可以看出后晉的時局動蕩，契丹的進攻只是后晉滅亡的直接原因，內憂外患，人心背向才是最根本的原因。在這種戰亂時期，加之幾易監修，《舊唐書》的編撰可以完成已是非常難得，列傳重復、史實缺漏及記述繁冗等缺陷，從某種程度上看亦是必然，望其全備，仿佛已是奢求。

但同時，我們要充分肯定《舊唐書》的史料價值。在時局戰亂不斷，史籍散佚難尋的情況下，五代史官以史館為依托，通過政府行為搜集、購買和抄錄大量唐代史料，這種敏銳的史料保存與搜集的意識以及當權者的充分支持，是《舊唐書》完成編撰不可或缺的另一個重要原因。

由于《舊唐書》的編撰過程主要以文人為主導地位，時局動蕩又進一步弱化了政權對史書撰寫的影響，因此保證了《舊唐書》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士大夫階層的主流思想，在留下珍貴的豐富的史料典藏的同時，給予了我們一個了解編撰者自身文學修為、史學觀念的機會?！杜f唐書》卷五十九（1975年版，第2332～2333頁）有：

史臣曰：“或問屈突通盡忠于隋而功立于唐，事兩國而名愈彰者，何也？”答云：“若立純誠，遇明主，一心可事百君，寧限于兩國爾！被稠桑之擒，臨難無茍免；破仁杲之眾，臨財無茍得，君子哉!”

贊曰：屈突守節，求仁得仁。

從這段話中我們可以看出，《舊唐書》史臣中本身分事多朝者不在少數，這實際上是為當時士大夫進入新朝找到了一個看似合理的借口。同時我們也可以很清晰地理解到，為什么我們在對讀兩《唐書》柳宗元傳記的過程中，發現《舊唐書》是以割裂的態度看待其政治選擇與文學成就的。因為當時社會對于諸如柳宗元此類文人群體的認識，更多的是對其才華的憐惜，五代朝政更迭頻繁，一人事多君亦是常事，又何能對柳宗元多加苛責？因此即使否定了柳宗元的政治選擇，也是采用比喻等修辭手法，強化對其文才的描述，落腳點在于塑造一個才華橫溢之文人和懷才不遇之政客的形象。對傳記主人的形象刻畫，反映了五代時期文學與政教聯系尚不緊密的時代特點。

其次，再看《新唐書》的編撰背景。上文我們已經引用有關史料說明《新唐書》是在對《舊唐書》編撰情況不滿的情況下決定重編的，它在創新體例和史料填充（尤其是晚唐人物傳記與史事）等方面具有重大的貢獻，恢復了正史紀志表傳體裁的完整性，創設了前代史書所沒有的《兵志》、《儀衛志》和《選舉志》，真正做到了“事增于前”。除了《舊唐書》本身存在的缺陷之外?！缎绿茣肪幾谋厝恍赃€體現在北宋時期的歷史環境與學術活動當中。

宋仁宗慶歷四年（公元1044年)，宰相賈昌朝提出重修唐書的建議，第二年，仁宗下詔正式開局修撰，歷時十七年，于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成書。這段時期，正是北宋中期——各種社會問題暴露的時期。內有“勢官富姓,占田無限；兼并冒偽,習以成俗”，外與周邊民族關系緊張，采取“守內虛外”的保守政策。在此情況下，不少官員上書啟奏，希望借前朝經驗治理國家：“唐室治亂，于今最近。請節略《唐書》紀傳中事跡，今可施行、有益時政者，日錄一兩條上進。善者可以為準的，惡者可以為鑒戒。茲亦賈誼、晃錯借秦以喻漢事之意也?！薄吧蠍倧闹??！?/p>

另一方面，宋代文學基本上是沿著中唐以來的方向發展的。韓愈等人發動的古文運動在晚唐五代一度消寂之后，得到宋代作家的熱烈響應。這種將道統與文統緊密結合起來的做法，使宋代的古文真正成為了政治性、實用性相統一的文體?？梢哉f，宋代的士大夫具有政治與學術雙重使命感，他們普遍關注國家與社會。反映社會矛盾、干預政治是最重要的主題。同時，宋代“重文輕武”的氛圍為文人們爭取了更多表達學術思想的自由權利，張揚個人學術思想、社會設想和政治理念變得容易起來。

時代背景驅使文臣們向前朝學習，以復興宋世。而寬松的學術氛圍與干預政治的文學導向促使他們一方面在政事上敢于針貶時弊，進諫直言；學術上，打破束縛，推陳出新。這也可以充分地解釋為何《新唐書》中將柳宗元的文學成就與其政治生涯聯系得非常緊密，視作一個整體。因為政、文的融合就是北宋當時的一個社會趨勢，唯有充分滿足文臣撰寫文人傳記時心中所帶有的關于時局、文學雙重變革的需要，這才是一篇“積極”的文人傳記。

對兩《唐書》編撰背景的客觀條件的分析，足以窺見五代政教對文學干預作用小而北宋文學則形成政治性、實用性之統一，這便可以充分解釋兩《唐書》中柳宗元傳記的第一個差異——是否將柳宗元的政治選擇與文學成就視為一個整體。

三

我們如今能看到的歷史材料與史實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偏差，這是緣于史書自身的雙重性。一方面它是社會現實的反映，另一方面它又是文人群體構思編撰的結晶。所以我們從史書的閱讀中，不僅可以讀到當時社會的主流政治、經濟趨向，還可以看到編撰者個人喜好、人生際遇及文學史觀等因素對史書編撰的影響?！杜f唐書》在前文中，已論及主要是在趙瑩的主持下編撰的。趙瑩是五代時期政治家、史學家，《舊五代史》卷八十九有其傳。由于《舊唐書》的編撰者主要為文臣，而非正統的文學家，因而從趙瑩的傳記中，我們更多地是讀出其作為臣子的個人身世、際遇及在史書編撰中造成的影響。趙瑩，身處五代亂世，本為后梁時期進士，仕后晉，為宰相；后晉為契丹所滅之后趙瑩被俘虜，遼太宗愛惜他的才德，授以官職?？梢钥闯?，趙瑩曾仕后梁、后晉、遼三朝，且母喪不歸葬，這與傳統的以“忠孝”為主流思想的儒家文化是完全相悖的。而在政事上，趙瑩雖“以敦讓汲引為務”，但從其“私謂馮、李”看來，他雖“性復純謹”，有正義感與責任心，卻更多地是以委婉、軟弱的態度處事，這當然也有可能是出于自保的想法，畢竟趙瑩所處的社會環境是戰亂頻繁的時代。趙瑩是一個矛盾的個體，既無法做到以死明志忠于一朝，又無法坦然地接受身仕異邦，最后不得不懇求死后歸葬故土。

因此，在《舊唐書》沒有受到太多政權干擾的編撰環境中，對人物傳記的評價受編撰者個體經歷的影響非常大。趙瑩無法苛責他人的忠義，因此他對柳宗元政治選擇雖然是否定，但沒有多做評論。處于亂世之中，他一方面將文人的政治選擇與文學成就割裂開看待；另一方面，面對《舊唐書》編撰之時，后晉已完全成為契丹囊中之物，國破只是時間問題。他在文人傳記中又充分表達出對盛唐氣象的緬懷、對社會安定的渴望、對文人安度晚年的歆羨。如卷一百六十六《白居易傳》。

通過對白居易晚年安定、悠閑、淡雅的生活的描寫，表達出一位處于亂世，身不由己的文人的奢侈心愿。趙瑩不是純粹的文人，沒有明確的文學觀，他的編撰思想體現在《舊唐書》中，更多的便是這樣一些憂慮、同情和羨慕的情感，對文人品德層面的要求多于忠君孝義的要求。

而到了北宋，積貧積弱的時代，有鑒于中晚唐藩鎮割據最終導致亡國的歷史教訓，北宋統治者在處理國務時一貫持保守內斂的態度。保守內斂的社會風氣落到文人的身上，就是使他們在為人處世為官都日趨內斂與自省。王水照先生在《宋代文學通論》（1997年版，第27頁）中指出：“宋代士人的身份有一個與唐代不同的特點，即大都是集官僚、文士、學者三位于一身的復合型人才，其知識結構一般遠比唐人淹博融貫，格局宏大?！痹趯嵤┪墓僬蔚乃未?，“文”與“官”是緊密聯系的兩種身份，一方面，士人希望通過自身的努力經由科舉龍門一躍，以功名建樹來實現自身價值；另一方面，宋王朝“重文輕武”的禮遇政策，也使文人群體在政治上的自信、責任及熱情成為一種自覺與必然?！缎绿茣分兄饕撠熚娜藗饔浀乃纹?，就是在這一時代背景下，集官僚、文士和學者為一身的一個人才。對他的人生際遇、官場生活、文學思想的探討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為何在《新唐書·柳宗元傳》中，他要采摭柳宗元的四篇古文及引用韓愈之言給柳宗元下總結判定?！端问贰肪矶侔耸挠兴纹畹膫饔?，從傳記中我們可以看到，宋祁一生經歷三十多年的宦海浮沉，八臨州郡、四入翰林，論禮、典樂，定法令，修唐史，可以說兢兢業業，嘔心瀝血。宋祁雖最后沒有拜相封侯，但可謂一生顯貴。如此順達的仕途生涯，一方面是使他對歷經政治運動而被貶或者周旋于官宦勢力斗爭之中的狼狽的文人群體，沒有深刻地切身體驗，自然不會抱有同情與憐惜。在評價時，宋祁是冷靜而理性的。另一方面，傳記中也多次提到宋祁向皇帝進諫，議論朝政，盡心盡責。這從側面可以體現出，宋祁對于為官的價值取向是積極的，直言進諫、關心朝政，是作為一個官員（無關職位大?。┒紤摫Ｓ械呢撠煈B度。這也就可以解釋，為什么他在《新唐書·柳宗元傳》中，多次引用柳被貶之后所寫的文章（《與蕭翰林俛書》《寄許京兆孟容書》《貞符》《懲咎賦》），宋祁希望能夠突出柳宗元被貶謫之后的懺悔心態，作為一名臣子，忠君為民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另一方面在懺悔的同時，又要充分考慮史書的實用性與借鑒意義，因此，宋祁是直接以“道統”規范文統，文學作品的創作意義被依附在政治立場和道德理念之上。從對柳宗元的描述中折射一種弘揚道統的文人形象，使中心政治理念突出。

正如羅根澤先生所說：“史學家文論之最應注意者，不在文學觀及文學方法，而在文學史觀。因他們不是文學家，也不是文學批評家，以故他們的文學觀與文學方法雖宏通不頗，而平淡無奇。他們是史學家，以故他們的文學史觀，比一般的文學家與文學批評家，較有見解。純粹的文學家及一部分的文學批評家，其對于文學的觀察，往往是“橫刨面”的，只注意好壞的價值，不注意歷史的因素，是靜止的批判，不是變動的探討。史學家歷覽古今，則是“縱剖面”的，由古今的不同，而探求前后的轉變?！保_根澤《中國文學批評史》2003年版，第390頁）這段話準確地道出了史官撰史的優長所在，雖然宋祁并非一名傳統的史官，但基于他的文史積淀與政治訴求，他仍然做到了流動地看待文學之演變過程，將所要撰寫的文人置身于文學發展的更為廣闊的視野里，以本時代的價值觀要求前人，以本時代的文學觀來觀照撰寫其傳記。

所以，宋祁在柳宗元之傳記中，以政事活動為中心組織傳文，后加之韓愈的評價，將自己的政治觀、文學觀融入評價體系之中,從“廟堂之文”到“士大夫之文”，正是體現了他對韓柳文的推崇,以古文為中心確立了自己的評價體系。采摭柳文，以文學作品服務政治，實際上仍是因襲韓愈的論調，即柳宗元因政事之失敗而獲得文學上的成功；采韓文乃是以文神化其士大夫之完美形象。

四

總結上文可得，兩《唐書》對柳宗元的家世、政事及其相關活動的描述雖然有差異，但總體的意思并無不同。在兩篇傳記的對讀中，除字數之外，最主要的區別有三點：

一是是否將柳宗元的政治選擇與文學成就視為一個整體?！杜f唐書》中對于柳宗元文才的描述，與其在政途上的升遷與貶謫是割裂的，《新唐書》則并不如此。

二是有無采摭柳宗元本人的文學作品?！缎绿茣妨鴤髦胁伞杜c蕭翰林俛書》《寄許京兆孟容書》《貞符》《懲咎賦》這四篇文章，都是在柳宗元被貶為永州司馬之后一段時期的作品?？梢苑治稣f明，引文并不是單純認同柳宗元的文學才華，而是服務于作為史官的宋祁。宋祁可藉柳宗元剖析心聲之文，申述自己的文史觀，以弘揚中央集權之中心思想。

三是《新唐書·柳宗元傳》的結尾處，相較《舊唐書》增加了一段韓愈對柳宗元其人的總體評價，在一定程度上表達了撰史者崇韓的價值觀。

史書一方面是社會現實的反映，另一方面它又是文人群體構思編撰的結晶。所以我們從新舊唐書《柳宗元傳》的對比閱讀中，不僅可以讀到當時社會的主流政治、經濟趨向，還可以看到編撰者個人喜好、人生際遇和文學史觀等因素對史書編撰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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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王占峰]

The Literary and Historical Explanation 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New History of the Tang Dynasty and Old History of the Tang Dynasty in Biographies of Liu Zongyuan

Zhang Yuehuan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 Zhou, Guangdong 510006）

Abstract:New History of the Tang Dynasty and Old History of the Tang Dynasty are historical records in different societies. Liu Zongyuan was one of the eight celebrities in Tang Dynasty and Song Dynasty. Therefore, there were two literary biographies of Liu in history books which were not the same. The two history books had different opinions that can reflect their compiling environment in Liu’s biographies. There were three difference between New History of the Tang Dynasty and Old History of the Tang Dynasty: Whether regard Liu’s political choice and literary achievements as a whole or not, whether quote Liu’s own articles or not, whether quote others’comments on Liu or not. From the writing and expression differences of Biography of Liu Zongyuan in two books, one can perceive the two books’compilation of historical environment, social background, the different cultural trends, as well as the editors of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history orientation.

Key words:New History of the Tang Dynasty; Old History of the Tang Dynasty; Liu Zongyuan; literary biography

作者簡介：張悅歡，女，廣東惠州人，華南師范大學文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唐宋文學與文化。

收稿日期：2015-10-06

中圖分類號：I206.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0438（2016）2-004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