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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預言不靠譜的原因

2016-04-07 11:44許正中
人民論壇 2016年9期
關鍵詞:新自由主義

許正中

【摘要】人類發展的軌跡使得“三大預言”似乎越來越難以實現了。尤其是以美國為代表的先發國家采取強力手段干涉別國內政,強行“實現預言”的行徑,更進一步惡化了國家與文明間的關系。實際上,從一開始,這“三大預言”內部所充斥著的謬誤和矛盾,就埋下了其失敗的種子。

【關鍵詞】三大預言 新自由主義 民主制度 【中圖分類號】D602 【文獻標識碼】A

“三大預言”的內涵是什么

“唱衰中國”預言的基礎來自于20世紀90年代蘇東劇變后,美歐意識形態領域拋出的“三大預言”。具體分析而言,這三大預言主要從政治、經濟、意識形態領域,以美歐先進國家支配世界為前提,對未來進行了展望。

首先是政治領域,預言認為,“歐美式民主制度將一統天下”。在上世紀80年代后期,隨著蘇聯東歐地區改革的失敗,這些國家的執政黨紛紛發生了更迭,拋棄了社會主義道路,走上了全盤西化的道路。在人們為之震驚的時候,美國日裔學者,曾擔任美國務院政策計劃司副主任和蘭德公司智囊的弗朗西斯·福山拋出了他的成名作《歷史的終結和最后之人》。在這部書中,其認為蘇東劇變標志著歐美式民主制度的最終勝利,歐美式民主制度將成為人類發展的終點。從這一角度上講,他認為,人類的歷史已經終結,生活在歐美式民主制度之下的人們將是最后之人。

其次是經濟領域,預言指出,“新自由主義將成為全球普遍模式”。1989年開始的蘇東劇變,其導火索卻是出于經濟原因。正是由于長期以來奉行的計劃經濟體制逐漸僵化,使得蘇東各國人民生活條件發展停滯,蓄積了社會不滿?;仡櫄v史,當時的某些西方國家其實或多或少也患有同樣的毛病,自1930年代主張國家干預、強調“看得見之手”的凱恩斯經濟學成功解救了大蕭條中的資本主義后,美歐各國政府無不將之奉為圭臬。然而,正如計劃經濟體制的僵化負面效果一樣,凱恩斯主義過多的國家干預使得某些國家在20世紀70年代紛紛陷入“滯漲”的困境。此時,同樣誕生于20世紀20、30年代,強調市場化、自由化和私有化的新自由主義把握住了機會,成為了里根、撒切爾、中曾根康弘等發達國家領導人的執政信條。蘇東劇變后,經濟意識形態領域出現了巨大真空。為此,某些國家拋出了新自由主義將統一全球的口號,意在完成他們主導下的世界經濟秩序變革。

最后的領域是在意識形態上,由于蘇東國家信奉的是共產主義,與美歐資本主義國家針鋒相對。因此,劇變不可避免地被某些國家認定為共產主義必然失敗的“鐵證”。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美國著名戰略思想家布熱津斯基和他的著作《大失?。憾兰o共產主義的興亡》和《大失控與大混亂》。他認為共產主義違背了歷史規律,因而它將“不可逆轉地在歷史上衰亡”,“共產主義將作為20世紀最反常的政治與理性畸形物載入史冊”;《大失控與大混亂》中對社會主義也進行了種種詰難,該書把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相提并論,把列寧、斯大林與希特勒視為同類,誣之為“極權主義”,是“有組織的瘋狂的政治”、“造成了人類歷史上空前的流血”等,并稱正因為這種“強制性烏托邦是一種進行全面控制的企圖”,因而它“生產了一臺自我毀滅的機器”,所以“這個制度必然垮臺”。

“三大預言”日顯蒼白,越來越難以實現

但事與愿違,先不提中國,此后二十多年的歷史證明,人類發展的軌跡使得這“三大預言”似乎越來越難以實現了。國際局勢持續烏云彌漫,地區間對峙和沖突層出不窮,極端恐怖主義大行其道。尤其是以美國為代表的先發國家采取強力手段干涉別國內政,強行“實現預言”的行徑,更進一步惡化了國家與文明間的關系?!叭箢A言”日顯蒼白。

面對如此不利的局面,美歐輿論界陷入了尷尬的境地,各種分析和辯護層出不窮。實際上,從一開始,這“三大預言”內部所充斥著的謬誤和矛盾,就埋下了其失敗的種子。

先從政治上的歐美式民主制度說開去,從來都不應該用一種固定模式去教條式地套用民主和自由制度。民主制度本身就版本多樣復雜,民主制度發揮其效用,總是與一個國家一定時期的歷史、文化和政治具體情況密切聯系。對一個國家來說,能促進經濟發展、政治穩定和民生幸福,就應該屬于良好的民主制度。反之,如果一種民主制度,引起經濟衰退、政局動蕩和百姓痛苦,那么就說明它的不適應和尚待調整。法國歷史學家托克維爾對于美國民主的贊譽不遺余力,但也承認美國的民主制度實際上是“一部精巧的儀器”,將之放到鄰國墨西哥恐怕都會出現運轉不靈的情況。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鞋子合不合腳,只有腳知道”,一味迎合歐美式民主制度,削足適履,很有可能適得其反,影響中華文明的偉大復興。還有一點,像弗朗西斯·福山那樣,使用“歷史的終結”和“最后之人”這種帶有黑格爾哲學色彩的概念來宣揚人類的發展已經走向盡頭,也實在是把人類文明想的太簡單了,把世界的發展想的太單純了。這種哲學上的宿命論本不值一駁,只不過是政治產物罷了。

之后的歷史我們都非常清楚,歐美式民主制度并沒有高奏凱歌并為全世界帶來希望和福祉,相反,一些國家的政治秩序在崩潰以后,人民的生活水平甚至是生命安全都無法得到保障,失望的人群轉而投向了極端主義的懷抱,世界安全形勢反而進一步惡化了。面對如此窘境,早先曾豪情萬丈的福山面子上也有點掛不住了,他在21世紀撰寫的《政治秩序的起源》與《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兩本書當中,不得不對于自己以往的觀點進行了修正。他認為,以往人們過多關注于民主制度,但在施行民主制度的同時,政府的作用不應再被忽視。對于崛起中的中國的政治體制,也開始重新進行思考。福山的“轉向”實際上已經宣告了關于“美歐民主制的預言”的結局。

繼之而來的是經濟領域的“新自由主義”。上世紀末最后十年以來,以之為內核的“華盛頓共識”,在拉丁美洲、東南亞和前蘇東地區的國家內廣泛施行,大行其道。但是,好景不長,“華盛頓共識”很快在實踐面前瀕于破產。

蘇東國家和地區是“華盛頓共識”全新的試驗場,在那里,有著別離社會主義,對新自由主義所描繪的美好生活充滿憧憬的人們??墒墙涍^20多年的發展,情況卻不盡如人意。以前蘇聯最大的遺產繼承者俄羅斯為例,葉利欽上臺以后,任命蓋達爾等一批信奉新自由主義、毫無俄國實踐經驗的年輕學者執掌經濟大權。蓋達爾上臺以后就對羸弱不堪的俄國經濟斷然采取“休克療法”和對國有資產實行斷崖式瓜分,結果俄國經濟迅速崩潰,黑金政治享受著本屬于人民的饕餮盛宴,中飽私囊現象司空見慣,形成了遺毒俄國社會至今的經濟寡頭現象。經濟前景黯淡,社會矛盾加劇的俄國進而也對某些國家產生了怨恨之心,間接導致了如今俄國和美歐的緊張關系。

即便是作為新自由主義大本營的美國,在這二十多年的發展中,也不得不對其效用進行了反思。2008年開始的美國次貸危機,很快演變成為全球性的經濟危機。這場危機的根源如今已經揭示,正是由于新自由主義環境下政府對于金融市場和整個經濟領域疏于防范所導致的?;诖它c,奧巴馬上臺以后,其推行的“新政”明顯摒棄了原有的新自由主義路線。美國政府對于市場的規制在接下來數年明顯增多,且國會賦予聯邦政府權力的范圍也在不斷拓展;政府所推出的全新且強而有力的產業政策,不斷占據著經濟界的頭條新聞;對銀行金融業的重點監管,一時讓輿論驚呼奧巴馬是否在學習凱恩斯主義的最初嘗試——羅斯福新政……種種行為都表達出同樣一個信號:美國已經在重新考慮新自由主義路線的地位,這對于有關新自由主義的預言,打擊是致命的。

最后是關于“共產主義必將衰亡”的預言,這就根本不必辯駁了。正是在這二十多年的歷程當中,中國穩步發展,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和平崛起的勢頭已無可阻攔。如今,中國已經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處于低潮和某些國家的強大壓力下,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基礎卻不斷穩固,世界影響力不斷增強,這就是最好的反證。

“三大預言”溫床之上的“中國崩潰論”

在三大預言的溫床之上,又衍變出了“中國崩潰論”這種論調。其中的思維邏輯很簡單,如果哪一個國家還堅持著社會主義,沒有實現必須由某些國家認可的民主制度,沒有采取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模式,那么它就注定不會有好下場。中國恰恰把這三條都占全了,怎么可能不崩潰?

“三大預言”不僅僅是某些國家的宣傳武器,也是其意識形態領域的統治支柱。如果“三大預言”宣告失敗,也就意味著支撐這些某些國家民族的靈魂支柱將產生動搖,這一后果是某些國家不能承受的。所以說,維護“三大預言”的正確性,對于美歐先發國家來講是前提性的政治正確,而要想維護“三大預言”,“中國崛起”就是一個“礙眼”的悖論,一個繞不開的障礙。所以,美歐輿論一定要極力貶低中國獲取的成就,這樣才能證明自己的正確性。

以“三大預言”“中國崩潰”為代表的唱衰中國論,我們本可一笑置之,但不可忽視的是,一方面目前某些國家尚掌控著世界主流輿論的話語權,對中國思想界仍有著重要影響力。另一方面,隨著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經濟轉型工作時間緊任務重,國民中存在著一些不安感。在這一關節點上,如不重視應對,還是會產生負面影響的。

首先,“中國崩潰論”可能會導致中國政府的形象危機。如果讓這些不負責任的言論肆意流傳,會讓不明真相的人們對于政府的信用產生懷疑,長此以往中國社會將陷入“塔西陀陷阱”,從政府形象危機擴散為國家和民族危機。其次,“崩潰論”將打擊中國人民的復興信心。中國經濟既然已經崩如流沙,那么中國的未來肯定也沒有希望了。再者,“崩潰論”將阻礙中國改革事業的進行。如果按照章家敦等人的觀點,中國目前所取得的一切成績都是虛假的,那么人們對于改革開放的評價將會發生變化,進而不會再支持改革開放事業,中國的改革事業將陷入停滯。

該如何應對此種情況?我們當然也需要在意識形態領域做出反擊,而且中國目前也有足夠的底氣進行辯駁,但從根本上講,還是要遵循習近平總書記“實干興邦”的重要指示?!按蜩F還需自身硬”,中國未來經濟發展要注重綜合結構競爭力的建設。

在未來“十三五”期間,應吸取先行國家的發展經驗教訓,結合中國發展的實際情況,以發展創業型經濟為根本,以推進城市化為重心,以支撐產業創新為動力,以鋪設社會普遍服務網為保障,以加快國際化進程為契機,全面提升國家的綜合結構競爭力,順利實現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富強文明的中國在世界舞臺上的身影越高大,唱衰中國的陳詞濫調也就越可笑,到時候只會讓散播謠言者適得其反,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作者為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教授,國家行政學院博士后孟明銘對本文亦有貢獻)

【參考文獻】

①(美)弗朗西斯·福山著,黃勝強、許銘原譯:《歷史的終結及最后之人》,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

②(法)托克維爾著,董果良譯:《論美國的民主》,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年。

責編/周素麗 張小青(見習)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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