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永年“儒藏說”提出時間考兼論其對《四庫全書》纂修之影響

張銀龍　趙曉丹

摘要 周永年“儒藏說”被很多學人認為是編纂四庫全書的社會輿論準備，此觀點自民國郭伯恭而光大，然而卻無人做深入探討。爬梳文獻，不難發現有關“儒藏說”提出的時間線索以及周永年宣傳“儒藏說”的記載，基于這些材料的分析觀察，“儒藏說”對四庫的編纂起倡導作用的結論值得商榷，反倒可能是四庫的開館中斷了“儒藏說”的進一步宣傳。從時人的反應來看，“儒藏說”的社會影響被今日學界夸大了。

關鍵詞 四庫 儒藏說 時間 宣傳 影響

分類號 K203

DOI 10.16603/j.issn1002—1027.2016.01.013

清人周永年在中國近代圖書館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越來越受到學界重視，其“儒藏說”理論與“藉書園（借書園）”實踐被拔高到中國近代圖書館濫觴之高度。近讀中山大學圖書館青年學者王蕾的著作《清代藏書思想研究》，其中論及周永年“儒藏說”對四庫七閣的影響時說：“周永年儒藏說的最大貢獻和影響是為清修《四庫全書》和設立四庫七閣奠定了理論基礎?！焙笠г凇端膸烊珪胄蘅肌分醒浴笆苛忠猿珜е?，歸諸永年?！奔右詮娬{，又引任松如《四庫全書答問>>材料以佐之。王蕾得出結論說：“由此可見，學者們普遍認為周永年提出‘儒藏說為《四庫全書》的纂修奠定了一定的社會輿論和思想基礎?！辈楣壬臑椋骸笆苛忠猿珜е?，歸諸永年?！痹倏垂壬鷷笥懈戒洝端膸烊珪m修與影印述略>>內載有1925年國會議員邵瑞彭《征求續編四庫全書意見啟》云：“有清之世，歷城周永年撰儒藏說。未幾詔開四庫館，士林以倡導之功，歸諸永年?！比绱藖砜?，郭先生的言論是對邵瑞彭說法的繼承。遺憾的是尚未能考證出邵氏說法之來源。

郭先生所承襲的上述觀點對于后世關于《四庫全書》編纂研究的影響頗巨，凡研究者必引，但幾乎無人提及邵瑞彭，于此不多贅述，然細究者闕如。周永年“儒藏說”對四庫纂修之影響真實如何？細細考證起來，大有值得商榷之處。

首先，關于《儒藏說》提出的時間尚不明確。

“儒藏說”提出的具體時間，目前研究者尚未有人涉及，恐是資料太少之故。唯李常慶在《<四庫全書>年表》中載明：“1736，乾隆元年，周永年重提‘儒藏說?！钡醋⑿畔碓?。查周永年生于1730年，乾隆元年尚是7歲小兒，縱然他天資異常，此時能提出“儒藏說”這樣的思想，顯然難以想象，此說有輕率之嫌。

至于“儒藏說”的提出時間上下限，山東大學圖書館王紹曾先生有一個比較模糊的結論，他說：“在般若寺讀書的前后，周永年做了兩件前人從未做過的具有歷史意義的事情，一是根據明末曹學佺儒藏之議，發展而為《儒藏說》，使它理論化，具體化；二是倡建‘借書園（又作‘藉書園），把他自己的藏書，公諸于社會，使一家之藏，推而‘廣之于天下?！比煌跸壬苏摬⑽凑f明藉據。

清章學誠《藉書園書目敘》中說：“藉書園書目者，歷城周林汲編修籍錄，所藏經史百家之書，用隋年除了寫信與李文藻、俞潛山、孔葒谷、韓青田等四人談論“儒藏說”外，摯友桂馥亦深入參與，羅有高與劉音也大為贊賞并有回應。章學誠只是在為其撰寫《藉書園書目敘》時看見了《儒藏說》文章而已，劉統勛、邵晉涵、戴震、紀昀等人未見有涉及之記載。

此七人何其幸運哉！

桂馥為其摯友，二人相交近三十年，相知最深。

李文藻是周永年讀書即認識的故交，二人相交三十年，互為知己，李氏歿后交待所遺文稿由周永年代為整理，而周亦繼續照顧其家人。

俞潛山，名思謙，字秉淵，號潛山，浙江海寧人，官汾州知府，少學于桑調元，與周永年同學，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二人都參與編《歷城縣志》，交誼較早。

孔葒谷，即孔繼涵（1739—1783年），字體生，一字埔孟，號葒谷，別號南州，山東曲阜人，自稱昌平山人。清著名藏書家、金石學家、刻書家，系六十七代衍圣公孔毓圻之孫，正一品蔭生孔傳鉦之子。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中舉人，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取恩科進士，為周永年同年。任戶部河南司主事兼理軍需局事，兼《日下舊聞》纂修官，誥授朝議大夫。學識日益淵博，藏書豐富，藏書樓名“微波榭”、“紅櫚書屋”、“青睩書屋”等，藏書數十萬卷，與著名藏書家李開先并稱“江北二家”。

韓青田（1716—1776年），名錫胙，字介屏，號湘巖，別署少微山人、妙有山人，青田（今屬浙江）人。乾隆六年（1741年）拔貢，補八旗教習。十二年（1747年）中舉，乾隆二十年（1755年）主濼源書院，周永年于此讀書，承其所教。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冬，升任安慶府知府，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四月任松江府知府。

羅有高，字臺山，江西瑞金九堡鎮密溪村人。乾隆三十年舉人，與周永年兩次一起參加會試，然命運不濟，屢試不第。周永年因王昶而于濼源書院讀書期間認識羅有高。羅曾于思平縣人李文藻幕。

劉音，資料難尋暫闕。其稱呼周永年為“吾友濟南周君書昌”可見二人交情不淺。

然而何以周永年不與劉統勛、邵晉涵、戴震、章學誠、紀昀等當世名士宣傳“儒藏說”的重大意義呢？劉統勛此時為乾隆倚靠之重臣，聲望極高，為四庫總裁，薦舉周永年人四庫館。而邵、戴、章、紀等除了學術聲望顯著外，藏書也頗富，交往廣泛，影響很大。再則，時四庫館多鴻學碩儒，社會關注度極高，若周永年借助這樣一個平臺宣傳其“儒藏說”，肯定是再好不過了。事實上他并未這么做。那么前七人與其他幾人有何不同？仔細分析，除劉音情況不甚明了外，可見到他們與周永年均為1772年前即相交甚深，或早年摯友、或恩師、或同學、或同年，都是可以推心置腹的關系。而此時的劉、邵、戴、章、紀等人，在私人關系上與他們尚不可比肩。此其一。

其二，由一些事實可以推斷，在四庫開館前后一段時間，周永年不再宣傳“儒藏說”。

清王培荀《鄉園憶舊錄》記載：“周林汲先生，字書昌……先生在館時，蒙上垂問家藏書籍，刻有書目二部，遂以進呈，點出一千余部進之，后印以御寶發還?！笨梢?，周永年與乾隆有過直接接觸，若他仍然有強烈地宣傳“儒藏說”的欲望，此時何不向乾隆帝進言？要知道，他在前面所看中的第一個可擔此重任的人選是孔繼涵，《與孔葒谷》信中說：“曲阜既文獻淵藪，足下又淹雅多聞，克肩此事，故敢以告。不盡?！笨梢娭苡滥陮τ诳资系牟貢?、社會聲望與經濟實力都有深入了解，方才向他而不是別人表達此愿的。由于周永年所留文字極少，而搜檢《纂修四庫全書檔案》、《高宗實錄》、乾隆帝詩文集亦未能見到與周永年及“儒藏說”相關的片言只字。所以，基本可以斷定周氏未曾與乾隆帝交流相關想法。

再則章學誠在邵晉涵帶領下拜訪周永年于藉書園，但未提“儒藏說”之事。在章學誠為其寫<<藉書園書目敘》時，章氏見到“儒藏說”十八篇于書首，然并未在他處見其有所闡述，于此可見周永年亦并未主動向其宣傳“儒藏說”思想。

乾隆帝的綜合實力比孔繼涵不知強多少倍，周永年曾委托邵晉涵讓章學誠為自己作傳記，二人關系可謂密切，可是他未向此二入主動宣傳“儒藏”理想?；蛟S是周永年也認識到了李文藻向他闡述的事實之難，然而仍然不妨大膽猜測，周永年遇到了其理想中的“有大力而好事者”——乾隆帝。是乾隆帝編纂《四庫全書》的行動應合了他的儒藏學說，做了他理想中的事，故他不必再提起那個人不可及的理想而全力投入編纂“儒藏”的實踐中了。雖然“借書園”名稱得以保留自用，但由于并未能建成理想中的模樣，其私人書屋雖以名之，并未有對外開放借閱之事實，所以無人有相關記載。相反，四庫南方三閣開放借閱的事例很多，肯定與頌揚的詩文也頗多。若如此，“儒藏說”對四庫未產生什么影響，反而是四庫的開館，影響了“儒藏說”的進一步宣傳與發展。亦或者說，四庫開館后，周永年覺得“儒藏說”就不需要再做宣傳了，所以對當世的影響極小。

而且，從文獻中關于周永年的介紹文字也可推斷，儒藏說的社會影響并不廣泛。清章學誠的<<周書昌別傳》與桂馥《周先生傳》有提及“藉書園”與“儒藏說”，而成瑾《（道光）濟南府志》卷五十三《周永年傳》中提到“藉書園”卻未及“儒藏說”，民國趙爾巽《清史稿》周永年傳中也未點明“儒藏說”，亦可見所謂“儒藏說”社會影響之一斑。

若言“儒藏說”影響甚大，何故其諸多名震當世的好友們卻未曾談論與宣揚？章學誠為其作傳有所提及，其他文章中均不見有所牽涉。李文藻《嶺南詩集》與《南澗文集》中亦未發現有記載，翁方綱<<復初齋詩集》有多首詩記載與周永年交游事，王培荀《鄉園憶舊錄》與《聽雨樓隨筆》有記周永年事，然均未提“儒藏說”思想。

當然，好友們或許認為這樣的理想難以完成，所以不必費力勞心于此，亦是可能。如周永年《覆俞潛山》信中說：“南澗云：此事聚之既難，刻之尤難，恐不能成?！笨梢娭?、李二人有交流往復，且李氏持悲觀態度，他有詩曰：“君家林汲生，于我意甚厚。力筑借書園，鈔副雇百手。罄產不能繼，待我應已久。我夙好著錄，圖籍載車后。羊城僦舍仄，亂帙填窗牖。瀕行衣食盡，鬻書以蝴口。朝廷開石渠，萬卷羅二酉。無錢寫秘本，何以娛衰朽。未到已悵惘，到日其疾首。豈徒草堂貲，貧吏負良友?！闭谴藨B度的證明。并且，除了羅有高、劉音表態支持外，其他幾人均未見有過代為宣傳的響應。

關于“儒藏”一說，清平步青論曰：“尺牘新鈔卷，曹石倉與徐興公書云：釋、道有藏，獨吾儒無藏，可乎？仆欲合古今經史子集大部，刻為儒藏。庸按：忠節此言，殆以永樂大典分韻割裂，使無完書，故有此舉。然采擷四庫一書，十有余年，而未能卒業，徒虛愿耳，至國朝周書昌亦然。逮四庫全書告成，古今書囊括無遺，奚啻爭勝二氏已哉?！贝搜圆恢囈?！

綜上所言，起碼在民國初，人們即將周永年“儒藏說”思想與四庫纂修聯系了起來，認為思想提出在前，實踐在后，則實踐必然是在思想的影響指導之下。這種并無實證的假說，在邏輯上非常具有合理性，也正因此具有極強地欺騙性而暢行無阻。以當時的社會條件及事實來看，二者發生聯系的幾率很小?！叭宀卣f”思想提出的下限時間點與四庫館的正式成立相距不足一年，以當時社會信息的傳播速度，尚不足以產生極大地影響導致二者必然邏輯關系的發生。而且周永年與乾隆帝產生直接的聯系是在四庫開館以后。即使是周永年能接觸乾隆帝的間接關系最適合如劉統勛，以當時二人的關系恐尚不能達到如此程度。若非得要將二者聯系起來，那點太飄渺的聯系也只在周永年一人之處。因此，“儒藏說”思想并未對《四庫全書》的編纂產生什么影響。在未掌握足夠文獻證據的基礎上，以邏輯的合理性進行推論，顯然在科學性上有欠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