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外期刊評價的知識圖譜研究

劉宇　衛軍朝　楊柳

摘要 期刊評價是圖書館學和其他學科共同關心的研究議題，相關研究的文獻量巨大。為厘清有關英文期刊研究文獻的主要脈絡，通過收集Web of Science數據庫中1940—2015年間2826篇期刊評價研究的相關文獻，利用Citespace軟件作為數據分析工具，揭示了國外期刊評價研究的研究主體和知識基礎，發現國外期刊評價的重要文獻可以細分為7大類別。

關鍵詞 期刊評價 知識圖譜 學術評價 期刊質量

分類號 G255

DOI 10.16603/j.issn1002—1027.2016.01.004

1引言

根據學者或研究機構在不同級別期刊上發表文章的數量來衡量其科研績效，已成為國內外學術界普遍采用的一種評價方式。因此，期刊評價遂成為學術界利益相關者普遍關注的研究議題。

目前，國內外有大量文獻討論期刊評價、核心期刊、引文分析等相關問題，但是對期刊評價這一主題的研究主體、知識脈絡、主流范式進行系統梳理的文獻尚不多見。李云霞于2008年利用CNKI數據庫對1979—2008年之間的261篇期刊評價研究文獻進行計量分析。同年，劉新燕和武夷山利用CNKI數據庫對1983—2007年之間的671篇期刊評價研究文獻進行計量分析。姜春林于2011年利用CSSCI數據庫對1998—2009年間303篇國內期刊評價研究進行了梳理，侯素芳和湯建民于2014年也是基于CSSCI數據對1998—2011年間458篇國內期刊評價研究進行綜述。除了上述計量研究成果外，曾建勛和宋培元于2007年對我國科技期刊評價工作進行了定性的歷史回顧，別立謙和何峻于2012年對我國近30年核心期刊研究實踐進行了定性的歷史綜述。這些文獻都是針對國內期刊評價展開的梳理。2010年，陳燕和李銳使用1998—2009年間的SSCI和CSSCI分別獲取421篇外文文獻和385篇中文文獻，使用計量方法對國內外科技期刊評價研究的文獻進行了比較研究。

目前這些計量研究的檢索策略主要是以“期刊評價”作為檢索詞，在“主題”或者“關鍵詞”字段進行檢索。這種檢索策略會發生大量的漏檢，最為嚴重的后果就是遺漏大部分研究“核心期刊”的相關文獻。在陳燕和李銳的研究中，作者使用學科類別“Information Science & Library Science”對檢索結果進行了精煉，無疑遺漏了大量其他學科研究期刊評價的相關文獻。筆者主要針對國外期刊評價研究的英文文獻進行梳理，在時間上突破了陳燕等人的范圍限制，以Web of Science數據庫1940—2015年之間的數據為來源，時間跨度達76年，以期對國外期刊評價研究有一個較為整體、全面的認識和把握。

2數據與研究方法

由于國外期刊評價的相關文獻過多，為避免重要的文獻湮沒于海量文獻之中，本研究使用“Web ofScience TM核心合集”作為數據源。在南京大學圖書館購買的Web of Science數據庫（以下簡稱“WOS”）數據庫中，用檢索式“標題=（（journal orjournals）and（rank* or assess* or evaluat* orstratif*or select* or citation or citing or cited 0rquality））”進行檢索，時間范圍為1900—2015年，返回檢索結果3303條記錄，檢索時間為2015年7月16日。通過對檢索結果的精煉、清洗，選擇文獻類型為“article，editorial material，letter，proceedingpaper，review”五種類型，最終得到2826條文獻記錄。檢索結果中發表時間最早的來源文獻是AustinM.Patterson發表于1940年的一篇文獻。

1940年以來國外期刊評價研究的文獻增長趨勢符合普賴斯提出的科學文獻量指數增長的普遍規律，擬合優度R2為0.9213（圖1）。從20世紀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實際發文量都超過了理論值；1998年之后，實際發文量和理論值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期刊評價研究進入成熟期；但是每年發文的絕對值仍然在持續增長，自2007年開始發文量突破百篇，2011年達到歷史最高的193篇文獻。

本研究使用的研究方法是知識圖譜。知識圖譜是以文獻計量學、圖論、社會網絡分析、計算機技術為基礎形成的一種將分析單位進行可視化的量化研究方法，被廣泛應用到從海量的文獻中分析學科結構、描述科研合作、發現學科研究熱點和前沿、挖掘學科知識基礎、研究知識的擴展與傳播等問題。在具體分析方法上，本文主要使用共現分析來明確國外期刊評價的研究主體，使用共被引分析研究期刊評價的知識基礎。共被引也譯為同被引（Co-Cita-tion），是1973年由Henry Small和Irena Mar-shakova-Shaikevich同時提出的。共被引方法提出之后，已被廣泛地應用到學科結構和知識基礎的發現研究中。

使用的數據分析工具是Citespace3.9.R9。Citespace是德雷塞爾大學（Drexel University）陳超美教授采用Java語言開發的一款信息可視化工具，該工具的設計集成了文獻計量學、社會網絡分析、科學社會學等多學科思想，用于挖掘某一知識領域的知識基礎和研究前沿的演進軌跡。在Citespace生成的知識圖譜中，每一個節點用一個年輪表示，年輪以時間切片劃分為依據，年輪的厚度與相應時間切片中節點出現頻次成正比；節點之間的連線表示節點之間共現，連線的粗細與共現的頻次成正比，連線的顏色與首次共現的切片顏色一致；中介中心度高的節點的年輪外圈用紫色標示。在社會網絡分析中，中介中心度衡量的是社會行動者“控制”他人行動的能力。在引文網絡中，它可以衡量某一節點對其他節點的影響力。

3期刊評價研究的研究主體

3.1學科分布分析

圖2顯示了WOS中期刊評價研究文獻的學科分布。在Citespace中節點選擇Category，每個時間切片選擇Top50的點，節點標簽的參數設置為（40、3、12）。如圖所示，圖書情報學是所有學科中關注期刊評價問題最多、持續時間最長的學科。計算機科學、商學和經濟學、普通和內科醫學、醫學、工程、心理學、管理學、教育、護理等學科也非常關注期刊評價研究。

從這些學科分布來看，我們發現一個較為顯著的特征：基礎性學科并沒有在期刊評價上投入很多精力，如數學、化學、物理學、哲學、文學、歷史學等，而具有較強應用性質的學科均比較關注期刊評價問題。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主要有二個方面：一是與各個學科主要依賴的交流平臺有關?；A性學科更加偏向于著書立說，強調知識的累積性和確定性；而應用性學科偏向于社會實踐，社會實踐的不斷改變使得應用性學科的研究成果具有很強的時效性。羅素說：“科學正像哲學一樣，也要在變化的現象之中尋找某種永恒性的基礎?！比祟悓τ篮愫痛_定性的追求是知識產生的社會心理基礎，從這一點上說，基礎科學更為接近人類追求知識的原始動機，不大關注與實踐緊密聯系的暫時性的研究問題。二是和學科內部的研究范式有關?；A性學科內部的一致性程度較高，研究范式相對單一，學科內部對什么是好的研究成果、好的傳播平臺具有高度一致的認同感；應用性學科研究范式多元化，學科的知識生產會根據研究問題的不同產生較大的差異，相對來說對什么是好的研究成果、好的傳播平臺無法形成有效的一致共識，因此才會根據各自研究范式的核心價值對期刊從不同角度進行評價，產生大量研究文獻。圖書情報機構是科技文獻的主要消費機構，因此圖書情報學也是給予期刊評價最多關注的學科。這主要是因為圖書情報學不僅要關注本學科的期刊，同樣也要關注其他各個學科的期刊，期刊評價的成果會對圖書情報機構的期刊采購和文獻收藏工作帶來巨大影響。

在圖2中，計算機科學、商業與經濟學等節點擁有紫色年輪，表明這些節點的中介中心度較高，在整個網絡中處于重要的中心位置。若以1961年美國美國科學信息研究所（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創辦出版的科學引文數據庫（Science Cita-tion Index）作為分界點，圖書情報學、計算機科學、心理學、社會科學、社會科學—其他主題是最早關注期刊評價這一研究主題的5個學科。圖書情報學總計發表文獻764篇，和其他四個學科的發文總量（791篇）相當。但是，圖書情報學在網絡中的中介中心度僅有0.1，遠落后于其他四個學科。這表明圖書情報學在期刊評價研究中雖然體量巨大，但是學術影響力相對較弱，其研究成果需要借助其他學科傳播才能被普遍接受。環境研究（ENVIRON-MENTAL STUDIES）等學科體量雖小，但是影響力較大，中介中心度高達0.22。

3.2研究機構分析

在Citespace中節點選擇Institution，每個時間切片選擇Top50的點，節點標簽的參數設置為（8、7、90），得到期刊評價研究的機構圖譜（圖3）。由于整個圖譜的網絡密度只有0.0011，尚未形成規模性的網絡結構。圖中的節點INST SCI INFORMAT和INST SCI INFORMAT ION均為美國科學信息研究所，通過圖譜我們可以了解，西班牙格拉納達大學（Univ Granada）、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UnivAmsterdam）、美國科學信息研究所（INST SCI IN-FORMAT）、美國伊利諾伊大學（Univ Illinois）等機構在期刊評價領域非?；钴S。發文量在8篇以上的高產機構共有35所，其中美國有14所，加拿大和西班牙各有4所，英國和中國（包括臺灣）各3所，荷蘭2所，澳大利亞、克羅地亞、馬來西亞和伊朗各1所。這些高產機構基本上都在2000年左右開始涉足期刊評價；很早就開始進行期刊評價研究的機構，如美國科學信息研究所、紐約西奈山醫學院（CUNY MTSINAI SCH MED）、尼古拉斯州立大學（NI-CHOLLS STATE UNIV）這三所機構在2000之后基本就淡出期刊評價研究領域。在圖譜中這3個節點的年輪基本上都是綠色，意味著進入2000之后這三所機構在期刊評價領域產出極少。

中國大陸有兩家機構進入了高產機構：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Inst Sci & Tech Informat Chi-na），哈爾濱工業大學（Harbin Inst Technol）。中國大陸進行期刊評價研究的主體是圖書情報學界，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在國內期刊評價領域的貢獻廣為人知，而哈爾濱工業大學在國內期刊評價領域并未取得相同的學術聲望。

3.3作者分析

在Citespace中節點選擇Author，每個時間切片選擇Top40的點，節點標簽的參數設置為（4、14、200），得到期刊評價研究的機構圖譜（圖4）。整個圖譜的網絡密度只有0.0024，尚未形成規模性的網絡結構。

如圖所示，節點年輪的冷暖色調變化反映了期刊評價研究的核心作者活躍時段的不同，依據顏色的變化可以將期刊評價研究領域的主要作者分為三代學人，以1970和2000年作為色調冷暖的分界線。第一代研究者的節點以藍色為主，主要有L.丁.Martin和J.B.Adams、J.C.Merrill和D.M.Gillnlor、R.P.Kinght和A.Delahaye為代表。第二代研究者的節點以綠色為主，最具代表性的就是SCI的創始人E。Garfield，此外還有J.Vlachy、A。N。Bran-don和D.R.Hill、T.Braun團隊。第三代研究者的節點以黃色或紅色為主，突出的代表有L.Leydesdorff、C.J.Miguel、P.Jacso、A.Serenko等人，此外形成了5個重要的研究團隊：M.Wright團隊、R。M。Rauber團隊、A.N.Zainab團隊、N.Pandis團隊、G.E.Hunt團隊。此外還有一些非?；钴S的兩兩合作者和突出的個人研究者，比如臺灣淡江大學的蔡明月（M.Y.Tsay）。

4期刊評價研究的知識基礎

在Citespace中，篩選閾值（C、CC、CCV）前、中、后三段都選擇（2、1、15；4、2、20；6、2、20），時間切片以10年為一段，節點標簽參數設置為（50、3、30），選擇圖譜的顯示方式是Timeline，得到期刊評價研究的高被引期刊圖譜（圖5）。圖譜包括85個節點，78條連線，聚類穩定性的模塊化參數Modularity Q為0.8185，表明文獻共被引網絡具有較好的類內一致性、類間差異性，聚類結構較高。

由圖可知，文獻共被引網絡聚成7類。下面以每一類中中介中心度較高的文獻為主對各類的研究內容和核心觀點進行解讀。

表2列出聚類0#Scholars的主要文獻節點，這些文獻主要是對經濟學與管理學領域內的期刊進行評價。1984年，S.J.Liebowitz等將引文分為來自經濟學期刊的引用和非經濟學期刊的引用，并使用來自經濟學期刊的引用次數來評價經濟學期刊的影響力，從而排除了其他學科的引用造成的噪聲干擾；同時發現期刊歷史、期刊發文量、期刊印張多少對期刊總被引次數有顯著影響。1988年，M.J.Stahl等發現管理學期刊可以分為學術導向和實踐導向兩大類，由此生成2個管理學核心期刊清單，依據在這兩個期刊上的發文量，對美國商學院的管理學系的科研實力進行評價。1999年，A.Tahai等統計了17種管理學重要期刊在1993—1994年間參考文獻中的期刊論文，發現參考文獻中出版年限較久的期刊論文主要來自相關的社會科學（如心理學、社會學等），而較新的期刊論文來自管理期刊自身；作者以參考文獻出版年限分布的眾數（4年）為節點，以4年內的被引次數作為評價管理學期刊的依據，研究發現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是被引次數最多的期刊，心理學期刊的被引次數有明顯的下降；這證實了管理學的知識結構主要有2個重要部門組成：一是支撐管理學研究的社會科學基礎理論，一是管理學自身最近正在不斷發展的知識模塊。1999年，Michael Jay Polonsky用有多少家澳大利亞大學圖書館收藏作為依據，評價市場營銷期刊，研究發現Sloan Management Review和Journal ofMarketing Research兩份期刊的收藏率最高，依據收藏率的期刊排序和依據專家感知質量的期刊排序（Perceptual Ranking）有很大差異L19J。

表3列出聚類1#Information Science類的主要文獻節點，這些文獻主要出自情報學學者之手，主要內容是針對影響因子的評價功能展開討論。1963年，E.Garfield等首次提出利用影響因子遴選引文索引的來源期刊，從而避免來源期刊大量集中于歷史悠久或發文量大的期刊。之后，情報學界對影響因子的評價功能和內在缺陷展開了大量的研究。2002年，R.Rousseau指出影響因子無法測量期刊質量，因為“質量”是一個多維度的概念；相對來說，觀察期刊影響因子在一個時間段內的變化趨勢在評價期刊質量時更有價值。2002年，W.Glanzel指出盡管影響因子存在一定的缺陷，但是沒有其他的期刊評價指標可以代替影響因子，主要原因是其他指標都無法像影響因子一樣持續穩定地更新，這是其他計量指標無法得到學界接受的最大障礙。2008年，L.Leydesdorff指出不同學科之間的期刊影響因子不具有可比性，數學期刊的影響因子均值是0.559，遺傳學期刊的影響因子均值是3.633；不同類型期刊的影響因子也差異巨大，如評論類期刊（刊名中有Review）的影響因子均值是4.0081，而通訊類期刊（刊名中有Letter）影響因子均值為1.7981；由于作者和研究機構都會同時從事不同主體的研究，使得科研主體的研究領域具有多元性，因此不能使用影響因子來評價一個學者或機構的科研水平。2009年，D.A.Pendlebury系統回顧了文獻計量學的發展歷程和影響因子的優缺點后指出，“期刊質量”是科研政策的制定者和基金會關心的核心概念，盡管被引用可以表示某一文獻的內容被使用、被接受、內容重要或有影響力，但是被引用不能直接反映文獻的質量；影響因子雖然可以用來評價期刊，但是引文數據只是同行評議的補充手段。2012年，H.Moed等詳細比較的兩個新的期刊評價指標SJR、SNIP和影響因子之間的差異，最終指出以引文數據為基礎的計量指標是期刊評價的適當而有效的工具。

表4列出聚類2#Validity類的主要文獻節點，這些文獻主要出自ISI的創始人E.Garfield，主要圍繞如何有效選擇來源期刊建立引文索引展開。1927年，P.L.K.Gross等對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1926年卷的所有參考文獻進行統計，發現3633篇參考文獻源自247種期刊，被引5次以上的期刊僅有49種；并以1916-1925年10年間被引次數對期刊進行排序，得出為了保障化學專業教育和科研，高校圖書館最值得收藏的22種期刊。這是現存可考的最早使用引文分析方法對期刊進行評價的文獻，雖然該文的中心度為0，但卻是期刊評價和引文分析的奠基性著述，被引高達41次。正是在這些早期的引文分析研究成果和謝潑德索引（Shepard's Citation）共同啟發下，Garfield于1955年提出了創建科學引文索引的構想。建立引文索引的第一步，就是如何選擇來源期刊。1963年，Garfield發現如果按照Gross的方法僅僅以被引次數選擇來源期刊，發文量大的期刊會具有很大的優勢，因為發文量大的期刊容易獲得更多的被引；為了避免這一情況，Garfield等正式提出用期刊影響因子（Journal Impact Factor）這一個概念，用被引次數除以發文量以消除載文量大的期刊的先天優勢。1971，Garfield著文指出被引次數比發文量更適宜于科研評價，進一步強調引文索引來源期刊的選擇更強調刊物的被引次數，而不是發文量。正是基于強調期刊被引次數的理念，ISI在選擇SCI來源期刊時不斷調整選刊的標準和方法，至1972年SCI來源期刊已經擴展到2400種。1972年，Garfield對被引論文被引次數的時間分布進行研究后發現，一篇論文發表2年后有最多的被引，于是在算法上對影響因子進行了修正，將總被引次數除以總發文量的時間窗口修正為2年?，F在學術界廣為人知的影響因子正式確立。這一改進使得來源期刊的選擇不僅不再偏向于那些發文量大的期刊，同時也不再偏向于那些歷史悠久的期刊。因為，歷史悠久的期刊容易累積更多的被引次數，而影響因子強調的是期刊最近2年的載文的平均被引用次數。1976年，Garfield對英國和美國的SSCI用戶進行調查，檢驗SSCI在社會科學文獻檢索的效用。調查中有用戶指出SSCI的來源期刊偏向英文期刊，Garfield辯解認為考慮到英語的通用性和國際性，一個國際化的學者會努力在國際期刊上發表論文，而這些國際期刊通常都是英文期刊，因此這種偏向是合理的。

表5列出聚類3井Research Assessment類的主要文獻節點。傳統引文分析將每一次引用都等同視之，這一直被很多學者認為是引文評價的缺陷之一。這一類簇文獻研究的主要內容就是彌補這一重要缺陷，賦予不同引用以不同的權重，在此基礎上對引文分析法進行修正。該領域的奠基性成果是G.Pinski和F。Narin于1976年提出，該算法首先建立期刊互引矩陣，以每個期刊被引頻次除以期刊的施引頻次確定不同期刊在引文網絡中的重要度，以期刊的重要度為施引權重；同時，利用加權后的被引次數、期刊文章的篇均被引率、期刊的總被引率，將這三個指標綜合測量被引期刊的影響力。J.Bollen等將PageRank算法應用到期刊評價領域，其中以期刊之間的引用代替網頁之間的鏈接，并進行標準化處理，即兩個期刊之間的被引頻次除以該期刊和所有期刊之間的被引頻次得到期刊的引用權重，并將其與ISI的影響因子排名進行對比，綜合兩種算法提出了Y指數（IF乘以PangeRank指數），實驗表明Y指數能更好地進行期刊排名。C.Bergstrom提出用特征因子來進行期刊評價，利用每一期刊引用另一期刊的引用矩陣，在引文網絡中迭代計算每個期刊的重要性，若期刊被高影響的期刊引用越多，則其影響力也越大。這類期刊評價研究，都是從計算施引期刊的重要度對引用賦權出發，以此為基礎進行期刊評價。然而，也有學者質疑這一邏輯的合理性。John Hudson等認為，引用行為就像消費者為一件商品付款一樣，一件商品的價格不應該因為購買它的人不同而產生差異；同理，任何一次引用也應該被等同視之。

表6列出聚類3#Invariant Method類的主要文獻節點，該類文獻的主要內容是圍繞引文索引和引文分析是否具有學術評價的合法性展開。盡管Garfield強調設計引文索引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彌補主題索引的不足并完善文獻檢索；他同時也明確指出在評價一份科研工作的重要性及其對其他文獻或科學思想在一定時段內的影響時，引文索引明顯是一種有用的工具；因此，用被引次數評價一位科學家的歷史作用比僅僅考量該科學家發表了多少篇文獻更有價值。在1972年那篇廣為人知的論文中，Garfield明確指出引文分析最重要的應用領域可能會是科技政策和科研評價。實際上，引用行為本身就意涵施引者的評價和判斷，因此評價功能對于引文索引和引文分析來說具有內生性。Garfield之所以在SCI的創始階段對其評價功能采取一種欲蓋彌彰的表達，是出于一種營銷策略。Garfiled擔心引文評價挑戰了公認的同行評議制度，而SCI的生產者不可能具備眾多學科的同行評議資格。因此，在SCI創立之初只能強調其檢索功能，否則會影響學術界對SCI的接受和使用程度。在學術界日益接受SCI之后，1970年代美國政府開始采用引文評價進行科學基金的分配，此時引文索引的評價功能逐漸凸顯，成為科研管理的利器。這時Garfield也開始明確表示被引率或影響因子的變化很可能反映的是期刊質量的變化，引文索引為客觀評價期刊的績效（Performance）開了一個好頭。然而，伴隨著引文索引評價功能的凸顯，不同領域的學者對引文索引的態度逐漸出現分化：一派認為引文索引只能用來檢索文獻，不具有任何評價功能；一派認為引文索引具有科研評價的功能。反對派中旗幟性的人物就是P.O.Seglen。早在1989年，Seglen就旗幟鮮明地反對引文評價。1997年，Seglen除了逐條列出引文評價的種種弊端，還發現如果將某一時段的期刊論文按照被引次數排序，把所有論文平均分為高被引和低被引兩組，高被引組的總被引次數是低被引組的10倍之多。因此，期刊的影響因子無法代表某篇論文的質量或水平，因此以一位學者在高影響因子期刊上的發文數量評價其科研水平和實力是不合理的。與其針鋒相對，S.Saha通過對113名內科醫生和151名臨床醫學研究人員的調查發現，專家對9種普通醫學期刊的感知質量和影響因子評價的結果高度相關。面對這種巨大的分歧，情報學界的計量專家應對措施正如聚類#工所顯示，一面在呼吁謹慎使用計量指標進行學術評價，強調期刊質量的復雜性；一面不斷地對計量指標進行修正，完善計量指標的評價功能。

表7列出聚類5#H-Type Indices類的主要文獻節點。從科研管理者的角度出發，有限的研究資源最好分配給那些既有較高的研究水平同時也能保持高產出量的研究者，也就是說以資源配置為根本目的的科研評價具有兩個基本的維度：產能評價（Productivity）和效能評價（Quality）。如果科研管理者認同引文索引的評價功能，那么長期以來以被引次數或影響因子為代表的計量指標，僅僅能對效能進行評價，而無法有效涵蓋產能。2005年，J.E.Hirsch提出h指數，當且僅當一個科學家有h篇被引次數至少為h的論文，同時剩余論文的被引次數都小于h時，該科學家的成就分值為h。2006年，T.Braun將這一思想應用于對期刊的評價之中。h指數的一個重要缺陷就是區分度問題，即一個科學家可能有若干篇被引次數相同的論文恰恰處于分界點時，h指數就不宜取值。2006年L.Egghe提出將論文按照被引次數高低進行排序，并且將排序的序號進行平方，當序號的平方等于序號之前所有論文的累積被引次數時，這個序號就定義為g指數。g指數在一定程度上增強了h指數的區分度。由于h指數的計算思路同時覆蓋了效能和產能兩個維度，而且計算簡單，使其成為繼影響因子之后接受程度最高、最為成功的計量指標。在學界掀起了一股研究h指數的熱潮，大量對h指數進行改進的研究成果不斷涌現。在h指數大熱之時，Garfield也對期刊影響因子發展歷史進行回顧，同時回應了2項對影響因子評價功能的指責：一是從業人員多的學科，期刊的影響因子高；Garfield認為在從業人員多的學科，容易產生超高被引論文，但是對期刊的影響因子沒有顯著影響，因為可供被引的論文數目也同樣很多。二是影響因子不能直接評價學者個人的研究水平；Garfield認為新近發表的論文暫時還無法累積被引次數，只能用影響因子來預估論文的被引次數，而且期刊影響因子能夠反映刊物質量，因此期刊影響因子可以用來對學者研究論文的水平進行評價。

表8列出聚類6#類的主要文獻節點，這一類文獻的主要內容是從宏觀視角考察引文索引和期刊評價在科學交流系統的功用。1965年，普賴斯利用1961年的SCI數據分析了參考文獻的頻次分布和時間分布特征，發現高被引的論文一般都是新近發表的論文，通過引用關系這些新近發表的論文之間形成緊密聯系，構成了研究前沿（ResearchFront）。該文開啟了科研人員以引文索引為工具從宏觀上探索科學文獻之間引用規律的先河，為文獻老化規律研究、研究前沿發現等問題奠定了基礎。1976年，Garfield對1974年SCI的數據進行統計分析，進一步驗證之前發現的三個引文分布特征：一是歷史悠久的期刊總被引次數一般較高，但是其影響因子不一定就高；二是評論類期刊的影響因子普遍高于普通期刊；三是不同學科的期刊影響因子不具有可比性。1979年，Garfield出版CitationIndexing：Itsrheory and Application in Science，Technology，and Humanities一書，對引文索引的設計思想和發展歷史進行了詳細陳述，并明確指出引文索引在文獻檢索、科學管理、科學史研究、期刊評價、科學家個人的評價方面的應用價值。

5結語

期刊評價是一個延續了近百年的研究議題，相關文獻卷帙浩繁。正是通過對期刊評價研究的關注和知識貢獻，圖書情報學的知識體系從為信息機構服務，延伸到為整個社會和學界的知識傳播和科研管理服務，基于文獻計量學的期刊評價成為圖書情報學從學術界的邊緣走向中心的突破口。雖然學界對當下量化學術評價體制詬病不斷，但是根本原因是科研體制導致的科研管理部門對工具的使用不當。作為工具生產者的圖書情報學，研究的主要焦點是完善工具。作為一個應用性的研究主題，以圖書情報學界為主體的期刊評價研究重視評價方法和評價指標，忽視理論構建。因此，對很多社會性的、認識論上的問題缺乏深入的理論探討，難以形成共識。期刊評價研究屬于學術評價研究的中觀層面。從目前的發展方向來看，期刊評價研究在評價對象、評價方法、評價理論構建上都具有一定的拓展空間。在評價對象上，一是從中觀的期刊評價轉向微觀的論文評價，比如最近幾年興起的對“睡美人”論文的研究；二是從中觀評價拓展到宏觀評價，即通過期刊評價研究的成果為機構評價奠定基礎，最為典型的是大學評價研究的興盛。在評價方法上，替代計量學的出現使得評價數據源更為豐富。在評價理論的構建上，研究學術評價活動的社會機制、評價行為的心理機制將會是未來的重要熱點，比如在宏觀上研究評價制度的構建運作，在微觀上研究引用心理和引用動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