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新理學”邏輯分析方法及其困境

趙海燕，鄭　磊

(太原科技大學 哲學研究所，山西　太原　03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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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新理學”邏輯分析方法及其困境

趙海燕，鄭磊

(太原科技大學 哲學研究所，山西太原030024)

[摘要]作為“新理學”創建者的馮友蘭，特別重視邏輯分析方法對中國哲學的重要意義，運用邏輯分析方法目的就在于要將中國傳統哲學中模糊不清的哲學概念講清楚，進而排成一個統一的系統。這一工作對于中國傳統哲學實現現代化具有巨大的推動作用。但由于過度強調邏輯分析方法，使得中國哲學范疇本身所蘊含的價值意義和生命體驗變成了抽象的共相和邏輯形式，這的確有失于中國哲學傳統的基本精神。

[關鍵詞]“新理學”；馮友蘭；邏輯分析方法；中國哲學精神

[DOI] 10.16396/j.cnki.sxgxskxb.2016.02.015

20世紀是中西哲學激烈碰撞和交流時期，這一時期邏輯分析方法不僅在西方哲學界很盛行，而且也對中國哲學界產生了極大影響。邏輯分析方法的積極主張者以金岳霖、馮友蘭、洪謙等為主要代表。作為新理學創建者的馮友蘭，特別重視邏輯分析方法對中國哲學的重要意義。他認為，新理學之所以是一種“最哲學的形上學”，就在于它運用了“最哲學底形上學的方法”，他把這種方法稱之為“新理學方法”。為了闡釋這種方法，他專門著了《新知言》一書，以“見新理學在現代世界哲學中之地位”[1]141。

一

“新理學方法”是中國現代哲學史上一種頗具特色的哲學方法。這一建構形上學的方法包含了兩個方面：一是“正的方法”，即邏輯分析法；一是“負的方法”，即以講“形而上學不能講”的方式講形而上學的方法。馮友蘭認為：“一個完全的形上學系統，應當始于正的方法，而終于負的方法。如果它不終于負的方法，它就不能達到哲學的最后頂點。但如果它不始于正的方法，它就缺少作為哲學的實質的清晰思想?！盵2]一個真正的形上學體系應當始于“正的方法”而終于“負的方法”，并且這兩種方法是相輔相成的。馮友蘭認為，“正的方法”即邏輯分析法，它是建構形上學體系的方法之一。這種方法不是新理學的發明，而是從西方現代哲學引入的，他的《新理學》一書主要是靠這種方法完成的。

馮友蘭認為，“正的方法”就是邏輯分析或“辨名析理”的方法。他說：“以邏輯分析法講形上學，就是對于經驗作邏輯底釋義，其方法就是以理智對于經驗作分析，綜合及解釋。這就是說以理智義釋經驗。這就是形上學與科學的不同?？茖W的目的，是對于經驗，作積極底釋義。形上學的目的，是對于經驗作邏輯底釋義?！盵1]150在馮友蘭看來，對于經驗作邏輯的分析和解釋就是一種哲學的反思活動。哲學乃是一種思或者純思的活動，“又以名言說出之者”[3]6。理智的分析，總括及解釋，就是思的方法。這實際上就是通過哲學知識的程序以得哲學：“哲學始于分析、解釋經驗，換言之，即分析、解釋經驗中之實際底事物。由分析實際底事物而知實際。由之實際而知真際?！盵3]11這就說，肯定經驗中有實際的事物，這是新理學的開端，“從如是如是底實際出發，形上學對于實際所作底第一肯定，也是惟一底肯定，就是：事物存在?！盵1]194由于這是從如是如是的實際出發而說實際，這并沒有增加我們對于實際的知識，這是一種純粹的抽象思辨活動?！八赃@一肯定，雖可以說是對于實際有所肯定，但仍是形式底肯定，不是積極底肯定?！盵1]194這里所謂“實際”，也就是我們所見所聞的感性世界，而“真際”則是只可思不可感的理世界，類似于西方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所謂的理念世界。由于“實際底事物涵蘊實際，實際涵蘊真際”[3]21，馮友蘭首先由此惟一的肯定而推導出了真際——理世界的存在?？傊?，“正的方法”，就是通過對經驗及經驗命題作邏輯的分析、思辨的活動，以見其背后的“理”；強調邏輯分析的作用，注重對概念名詞的意義加以澄清。這樣，通過我們的理智，可以得到開始于經驗而又超越于經驗的形上學的主要觀念，這些形上學主要觀念實際上就是邏輯分析的結果，是不包含任何經驗內容的純粹形式的觀念，而形式的觀念是從“四組主要命題”中推導出來的。在新理學的形上學體統中，馮友蘭認為有“四個主要觀念”，即 “理”“氣”“道體”和“大全”。這“四個主要觀念”，是所謂形式底觀念。在“這四個觀念”中，都是沒有積極的內容的，是四個空形式的邏輯觀念。而在新理學的形上學的系統中又有“四組主要命題”，四個形式的觀念，就是從“四組形式底命題”推出來的。因此，從上文中不難看出，馮友蘭正是運用邏輯分析的方法，從“有物存在”這一僅僅對事物做了“形式的肯定”的命題中推導出了作為“新理學”之思想骨架的理、氣、道體、大全等四個觀念。進而言之，馮友蘭整個“新理學”的理論體系也是由此而通過邏輯分析方法而推導出來的。由此可見，“正的方法”即邏輯分析方法在馮友蘭“新理學”思想體系中的重要性。

在馮友蘭看來，邏輯分析方法在西方哲學傳統中得到較為充分之發展，進而在《中國哲學簡史》中，他認為邏輯分析法是“西方哲學對中國哲學的永久性貢獻”，“它給予中國人一個新的思想方法，使其整個思想為之一變”[2]277。邏輯分析法也被看做是點石成金的手指頭。他認為“用邏輯分析方法解釋和分析古代的觀念，形成了時代精神的特征”[2]278。馮友蘭把邏輯和邏輯分析法的引進提高到時代精神的高度，足見他對邏輯分析法的青睞和重視。追循歷史，看來他對邏輯的興趣始于一個機緣。馮友蘭17歲時，到上海中國公學上學，當時有一門課程是邏輯，是耶芳斯的《邏輯要義》，但當時真正懂邏輯的老師寥若晨星?！拔覍W邏輯，雖然僅僅只是一個開始，但是這個開始引起了我學哲學的興趣。我決心以后要學哲學。對于邏輯的興趣，很自然地使我特別想學西方哲學?！盵4]馮友蘭考取北京大學，依然選擇哲學。他在哲學系同班同學有十三個人，只有馮友蘭一生一直沒有改行，把自己畢生的精力奉獻給了哲學。那么，標志著馮友蘭把邏輯分析法引入哲學實踐的典范是“新理學”體系的創立，其中《新理學》的完成尤為明顯。顯然，馮友蘭在《新理學》一書中，主要運用了邏輯分析方法，但他在寫完此書之后，也逐漸意識到“正的方法”的局限性與不足之處。

二

在一定的意義上，我們可以把新理學看做是馮友蘭借助于現代西方哲學的新實在論與邏輯實證主義哲學來改造中國傳統哲學，以邏輯分析方法實現中國哲學的現代化的理論成果。正如馮友蘭指出的那樣，新理學的工作，是要經過維也納學派的經驗主義而重新建立形上學。他吸收了新實在論關于共相可以離開具體的事物而獨立存在的思想，并使之與宋明理學中的程朱一系接上頭，實現了儒家哲學的形上學重建。正如湯一介所言：“《新理學》不僅僅是照著宋明理學講，而是接著宋明理學講。他的‘接著講’實際上是把柏拉圖的共相與殊相和新實在論的思想(如‘潛存’的觀念)引入中國哲學，把世界分成‘真際’與‘實際’，一方面上接宋明理學‘理一分殊’的學說，另一方面又可以把西方哲學有關共相與殊相的思想(如柏拉圖那樣)貫穿于中國哲學之中。馮友蘭先生的《新理學》之所以新(如馮先生自己所說是‘舊瓶裝新酒’)，就在于他用西方哲學某些思想來分析中國哲學問題?！盵5]但是，新理學問世之后在引起巨大反響的同時也招來不少批評。批評者主要認為新理學喪失了中國哲學的民族特色，缺失了其價值安頓的功用。這與當時的馮友蘭主要把哲學當做一種純粹的邏輯分析和理智活動有關。在他看來，概念化、抽象性、思辨性是進入哲學的基本路徑，哲學是“自純思之觀點，對于經驗作理智底分析，總結及解釋，而又以名言說出之”[3]6?！皩τ诓豢伤甲h者，仍有思議，對于不可言說者，仍有言說。若無思議言說，則雖對于不可思議，不可言說者，有完全底了解，亦無哲學。不可思議，不可言說者，不是哲學，對于不可思議者思議，對于不可言說者言說，方是哲學?！盵3]8在這樣的哲學觀的感召和指引下，馮友蘭運用“正的方法”，即邏輯分析法，推導演繹出了“理”“氣”“道體”“大全”等邏輯觀念。這些觀念是對經驗作形式地、邏輯地哲學釋義的知識，是抽象的共相。

我們可以看出，新理學的工作對于賦予中國哲學以顯明的邏輯理性形式顯然是有積極意義的，但同時也的確存在著某些問題。另一個中國現代著名哲學家熊十力在當時曾批評同樣以邏輯分析方法來建立自己的思想體系的馮友蘭、金岳霖說：“金馮二人把本體當作他思維中所追求的一種境界來想，所以于無極而太極，胡講一頓?！盵6]在馮友蘭看來，本體是共相，是有層次的，是人之所共有的做人之理、做人之道。馮友蘭在《中國現代哲學史》一書中說：“在30、40年代，關于共相的討論是中國哲學界都感到有興趣的問題，特別是共相存在的問題……共相不是殊相，不在時間空間中占居一定位置，它超越特殊的時空。就這一方面說，它是Transcendent。但共相不能完全脫離殊相，如果完全脫離，那就只是一個可能，而不是現實的了。就這方面說，共相又是Immanent，這種情況就是所謂‘一般寓于特殊之中’。經過這樣的分析，不但當時爭論的問題得到解決，理學中關于‘理在事上’、‘理在事中’的爭論也成為多余的了?！盵7]而熊十力則強調“本體非共相”，本體即性即心即理，亦主亦客，即存在即活動，而不是客觀、靜態自立的，只存在不活動的。在熊十力看來，本體不是理智或知識的對象，不是抽象一般，不可用理智相求，而只能契悟、冥會、親證、實踐、體驗。李澤厚認為:“中國傳統和熊十力講的這種非邏輯非思辨的個體‘體認’，又決不是認識論而已。遠為重要的，是通過這種直覺體認所能達到的哲學形而上學的本體存在，此即宋明理學標榜的‘孔顏樂處’，亦即熊講的所謂‘渾然與天地萬物同體’的人生境界。這個人生境界，照熊看來，也就是宇宙本體。這是他的哲學開步發始的立足據點，也是他的哲學追求論證的最后目標?！盵8]274在熊十力看來，中國傳統哲學比較重視體驗、體認的認知，而不重視思辨的、邏輯的分析。應該說這種批評的確準確地指出了邏輯分析法運用于分析中國哲學的局限性。在馮友蘭的新理學中，經過邏輯分析法推導出的“理”“氣”“道體”“大全”等觀念成了形式化、概念化、邏輯化的空架子?！霸谶@個‘理世界’內如何運動遷移，即變化之‘理’與其他的‘理’在‘道體’、‘大全’內是何種關系，如何聯結、溝通等等，馮并未談到。他所反復申言的只是，‘理’和‘理世界’是不變的，實際世界是變化的。馮再三強調和以之自己哲學核心的便是這個不變的共同的、普遍的、抽象的‘理’?！盵8]294這在相當程度上失去了中國哲學范疇本身所蘊含的價值意義和生命體驗，的確有失中國哲學傳統的基本精神。陳來曾經指出：“馮先生用希臘哲學講朱子理氣哲學，在哲學上是有啟發的，也是比較哲學應有之義。但若從儒學的角度看，理或太極在馮先生哲學中太被形式化了，大全也太抽象了，四個命題皆無實質內容，這就無法建立儒學本體，更是與宋代道學不同?！盵9]

三

馮友蘭所使用的邏輯分析法相當于康德的知性認識，在建構形上學的過程中也遇到了知性認識無法把握形上學對象的問題。對于這一問題他已有清醒的認識，用邏輯分析法所得到的只是“理”“氣”“道體”“大全”的觀念或概念的形式而已，而不是“理”“氣”“道體”“大全”本身。這些觀念與“理”“氣”“道體”“大全”本身并不是直接同一的。大全是一切有，也包括一切思議和言說，因此思議言說不能在大全之外，不能以大全為對象。大全不能是思議言說的對象，所以以對象化、概念化的認識是不能把握大全的。這就是說通過邏輯分析得到了幾個哲學概念之后，理性認識也就達到了它的極限，邏輯分析法再繼續下去，理性無法超越主客體之間的鴻溝，也無法直透超驗的形上學對象。

通過以上論述，我們可以看出馮友蘭哲學中的張力和緊張，邏輯分析出的概念卻不是真正達到的形上學對象，那么如何才能直接把握“理”“氣”“道體”和“大全”呢？在此，我們需要注意的是，在馮友蘭看來，邏輯分析方法的對象就是經驗事實，而不是維也納學派所謂的只表達經驗事實的命題或命題形式[10]。 如果這樣的話，馮友蘭對邏輯分析方法的理解就缺乏明晰性和前后一貫性，因為馮友蘭的邏輯分析方法既包括了經驗事實也包括了命題形式。正是在直面邏輯分析出的概念能不能真正達到形上學對象？在破解這一理論難題的過程中，馮友蘭透顯出了在中國哲學傳統中得到較為充分之發展的“負的方法”，將之與主要在西方哲學的理性主義傳統中得到較為充分之發展的邏輯分析法一起視為一個“真正的哲學系統”不可或缺的哲學方法。應當指出的是，馮友蘭為了應對維也納學派洪謙對他的新理學形上學的批評，他寫了一本方法論專著《新知言》一書，要從方法論上說明他的空靈的形上學或人學形上學與中國舊傳統的形上學的不同，并企圖從方法論上調和中西哲學，強調西方哲學長于分析的、邏輯分析的方法，而中國哲學則長于直覺，即形上學的“負的方法”，他試圖把建立新理學形上學體系的兩種方法結合起來。

四

毋庸置疑，由于中國傳統哲學認識論和邏輯學不發達，概念模糊，缺乏論證，所以馮友蘭使用被他稱為“點石成金”的邏輯分析方法創建“新理學”目的就在于要將中國傳統哲學中模糊不清的哲學概念講清楚，講清晰，使之具有比較嚴密的邏輯體系，進而排成一個統一的“系統”，應該說這一工作是富有創新性和積極意義的。但由于過度強調“接著講”和使中國傳統哲學呈現出“現代性”的理性表達形式，這又使得中國哲學概念、范疇本身所蘊含的價值意義和生命體驗變成了抽象的共相和邏輯純形式，這樣，也就使得他的“新理學”在其表達形式與突顯中國哲學精神氣質之間存在著不可調和的內在矛盾和沖突。不過，我們在指出馮友蘭運用邏輯分析方法面臨的困境與局限性的同時，也應該清醒地認識到馮友蘭所開創的“以西釋中”的“新理學”哲學道路并未結束，仍將繼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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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胡軍.邏輯分析法的中國式解讀(上):以馮友蘭為核心[J].學術月刊，2010(2):45.

On the Logical Analysis Method of Neo Confucianism and Its Predicament

ZHAO Haiyan，ZHENG Lei

(InstituteofPhilosophy,Taiyuan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Taiyuan030024,China)

[Abstract]FENG Youlan, the founder of the Neo Confucianism, especially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logic analysis method to Chinese philosophy, since the purpose of this method is to clarify the vague philosophical concepts in Chinese traditional philosophy, and then form a unified system, which will enormously improve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philosophy. However,the excessive emphasis on the logical analysis method has diverted the value and life experience contained in the categ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to become an abstract and logical form, and this is done at the cost of the loss of fundamental spirit of Chinese philosophy.

[Key words]"Neo Confucianism";FENG Youlan;the logical analysis method;the spirit of Chinese philosophy

[中圖分類號]B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6285(2016)02-0059-04

[作者簡介]趙海燕(1976-)，男，山西襄垣人，太原科技大學講師，哲學博士。研究方向：中國近現代哲學、中西哲學比較。

[收稿日期]2015-11-10

鄭磊(1987-)，男，山東青島人，太原科技大學2013級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國近現代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