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南新集體經濟的崛起

劉志彪/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蘇南新集體經濟的崛起

劉志彪/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自1997年對傳統的集體經濟的改制浪潮之后，蘇南農村的集體經濟并沒有消失，而是出現了新的形式。這些年蘇南農村一直不斷地探索集體經濟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有效實現形式，重點是推進村鎮、社區的股份合作制改革，努力發展合作經濟和股份經濟，使集體經濟的運行機制發生了深刻的制度變革，使這一所有制形式煥發了新的生機和活力，促進了蘇南農村經濟繁榮、共同富裕和社會和諧，其規模的不斷壯大，為全面高水平小康社會建設增添了新的基礎。

蘇南農村所探索的村級新集體經濟發展，主要有四種途徑

一是通過房地產物業建設和出租，收取資產的租金收入。這是蘇南村集體經濟發展的主要形式，也是其收入增長的主要渠道。

二是原來的鄉鎮企業在改制時，留下了村集體經濟的股份，又在后來的發展中不斷增資擴股、日益壯大。

三是通過村內農戶承包土地的合法流轉，按照現代農業、都市農業的要求組建農地股份合作社，由村委會聘用種地能人負責實現高增值農業的開發。

四是避開集體經濟在競爭性領域和產業中的劣勢，主動投資集體企業的優勢領域，為屬區內民營企業提供半公共產品和服務，彌補和糾正市場失敗。

蘇南的“新集體經濟”形式更能體現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要求

產權清晰。過去蘇南模式中的鄉鎮集體企業，產權屬關系由鄉鎮政府代理，在法律上歸屬雖然清晰，但是權責利分割并不清晰，所以過去人們把鄉鎮集體企業稱之為“二國有企業”?，F在的蘇南“新集體經濟”，經過了股份合作制的改革，通過清產核資、股權界定和量化，將集體經營性凈資產量化到集體經濟組織成員中的每一位，因此較好地解決了激勵約束問題。

政經分開。過去蘇南模式中的鄉鎮集體企業，鄉鎮政府是其主體，屬于典型的“干部主導型經濟”。其政經不分的重要表現，除了領導成員和職能上的混合、合一外，主要是其企業性質的支出與村鎮內的公共社會服務支出不分?，F在的蘇南“新集體經濟”，已經在蘇州和無錫等地開始試點“政經分開”，明晰公共財政和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在農村公共服務、社會管理支出上的責任，這些資金支出絕大部分都由公共財政負擔。村委會和農村合作經濟組織的組成人員可交叉，但職能和賬目分開。

定位準確。過去蘇南模式中的鄉鎮集體經濟，絕大多數都在競爭性領域活動。但由鄉鎮和行政村直接投資辦廠，直接參與市場經營活動，鄉鎮集體組織實際上變成了無限責任公司?，F在蘇南的新集體經濟，已把自己定位于專門從事具有一定壟斷性的半公共產品的提供者角色，走的是市場風險小、收益較穩的經營路子，基本上退出了競爭性領域和產業，而主要提供資本經營、資產租賃和承包經營等服務。

公平分配。過去蘇南模式中的鄉鎮集體經濟，名義上是集體成員所有集體分配，但分配上的權力主要集中于鄉鎮政府，農民個人直接分享的經濟收益并不多?，F在蘇南的新集體經濟，主要實行按股分紅和福利分配相結合，集體經濟組織經營收益狀況與成員的利益聯系更加緊密，農民群眾得到的實惠更多、更直接。

民主管理。過去的村集體經濟，講起來是農民當家作主，實際上由少數干部控制?，F在的新型農村集體經濟，一方面村民有股份，他們有權力關心集體資產的運行和處置；另一方面，由于每個村都建立了包括村民代表大會在內的各種決策機構，因此管理上較過去更加民主。

從蘇南實踐看，發展“新集體經濟”是一個重要的選擇方向

我國農村土地集體所有、農民居住以村莊形態存在、農民要走共同富裕道路，決定了我國需要發展新型集體經濟。蘇南農村的蓬勃生機，與很多地方的村莊的凋零冷落形成強烈對比，這與“新集體經濟”給予前者的充沛活力分不開。

第一，“新集體經濟”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我國農村所有制結構中集體經濟與民營經濟協調發展的重要方向。與蘇南模式中的傳統集體經濟相比，“新集體經濟”更符合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發展規律，與民營經濟相互補充、相互依賴，具有很強的生命力和廣闊的發展空間。蘇南眾多的民營經濟發達村，也往往是集體經濟的強村。在這些村，集體經濟基本上退出了市場競爭領域，轉而定位于為民營企業提供不動產租賃服務;同時，民營企業則為集體經濟提供收入來源，提供改進管理機制的競爭活力和動力。

第二，“新集體經濟”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實現強村富民、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徑和發展方向。集體經濟的特征是民有民享，具有較強的救濟、福利、保障功能，能夠有效縮小農民之間的收入差距。蘇南眾多村莊隨著集體經濟的不斷發展，強村發展和富民興業實現了完美的有機統一。

第三，“新集體經濟”是現階段我國市場經濟條件下，發展農村基礎設施和提供農村公共服務的重要選擇方向。

目前我國農村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還不能完全由公共財政來保障，而且這種情況可能還要維持一個相當長的時期。正因為如此，我國一些集體經濟欠發達的地區，村級組織“窮”得什么事也辦不了。而在蘇南“新集體經濟”發展好的地方，農民收入、公共產品供給能力、農民幸福指數都較高。

第四，“新集體經濟”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實現農村能人治理、民主管理的發展方向。村級集體經濟發展壯大，村集體才能有能力為村民辦實事、辦好事，解決農民切身利益問題，群眾就擁護和支持。華西村、蔣巷村、長江村、永聯村、夢蘭村、山泉村等，都是集體經濟發展的明星村，也幾乎都有一個帶頭的能人，同時實施民主管理。建設新農村，既要靠能人，也必須靠民主，把經營管理企業的才能和村民自治制度運用到發展“新集體經濟”中，依靠村民自治，實現“民主促民生”。

當然，蘇南的“新集體經濟”形式在涌現的同時，也出現了一些值得進一步討論和需要解決的問題。主要有：如何加強對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地方立法，解決其法人地位和由此帶來的稅賦負擔問題?還有，目前蘇南新集體經濟主要從事的是與“房東經濟”相關的產業服務，雖然這種產業選擇在風險控制、收益率穩定等方面具有一定優越性，但應該看到，這是有一定的條件和背景的。隨著蘇南地區產業升級和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的外移，這種產業形態的集體經濟能不能持續地維持下去，是一個需要認真觀察和解決的重大現實問題?！?/p>

（轉載自《新華日報》2016-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