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企商會vs地方立法

近年來，由勞資糾紛導致的社會問題愈發突出。2010年5月，廣東南海的日企本田集體罷工事件就是其中標志性的案件。該事件歷時19天，可謂改革開放以來影響最大的一次集體罷工。直到當年的6月，在政府、工會、企業和工人代表共同參與的幾輪集體談判之后，投資方本田承諾大幅增加一線工人工資，該事件才得到最終解決。在本田事件的示范效應下，各地工人的集體抗爭持續涌現，特別是在經濟相對發達的珠三角地區，洶涌而至的抗爭潮影響了當地經濟社會的穩定。為了緩解勞資雙方在法律制度之外的對立，已經擱置了兩年的《深圳市集體協商條例》和《廣東省企業民主管理條例》，又分別被納入兩級地方立法的議程，然而這次的立法工作受到一些外企的聯合反對，不得不再一次擱置下來。

這類立法在當時為什么會被反對？又是誰在反對？《中國季刊》2016年春季卷刊發了題為《外企商會對中國立法的影響》一文，作者許少英（Elaine Sio-ieng Hui）和陳敬慈（Chris King-chi Chan）通過田野調查的方式，走訪了商會、大使館、領事館和各國的政府機構，試圖解釋不同的海外商會對這兩部立法持有的不同態度。他們認為，以往的研究集中于企業個體的行動，很大程度上忽視了外企背后的結社性力量，然而不同的結社性力量在結構上并非是均衡的，這種也就導致了它們在面對這些立法時采取完全不同的行動。

作者以霍爾和索斯克斯（Hall and Soskice） “資本主義多樣性”的理論為基礎進行分析，一方面不同的海外商會在全球生產鏈中處于不同的位置，另一方面其母國的產業關系模式也不相同，這就很好的解釋了為何只有一部分海外企業協會強烈反對這兩部立法。其中歐洲和東亞企業商會的態度形成鮮明的對比，歐洲在華企業大多從事服務業和高附加值活動，集體談判對這些企業的影響較小，同時歐洲國家長期有著工資集體談判的傳統，中國歐盟商會等歐洲企業協會就少有反對這兩部立法。而東亞的跨國企業，主要從事勞動密集型產業，在母國又沒有工資集體談判的先例，故其對兩部立法持有最為強烈的反對態度。同時，兩位作者還談到中國法律的地緣政治對部分外企協會態度的影響?！渡钲谑屑w協商條例》和《廣東省企業民主管理條例》僅僅是兩部地方性立法，其實施范圍分別限于深圳市和廣東省。東亞的跨國企業恰恰高度集中于珠三角地區，受立法影響最大，因此其海外商會就千方百計地尋求各種手段，以阻止立法，而成員企業大多位于中國中北部地區的中國美國商會對此就無動于衷。

通過個案研究，作者批評了將勞工權力從資本權力中隔離出來并單獨分析的做法。利用埃爾文·懷特（Erin Wright）和貝弗里·西爾弗（Beverly Silver）對于勞工權力的分類——市場權力、工作場所權力和結社權力，以往的研究已經證實了中國勞工的前兩類權力在過去十年中大大增強，但第三種權力（結社權力）卻依然弱小。這是因為全國和地方工會沒能恰當地代表勞工權利，為他們爭取應得的利益。最初是深圳工商聯合會起草了《深圳市集體協商條例》，然而當壓力自上往下而來之時，該組織就很難堅持原初的立場。同樣，廣東多數的勞工自發組織也很難如同外企商會一般，擁有在地方立法過程中發揮影響的力量和渠道。因此，在地方政府懷疑關于集體協商的法律可能導致不可控的勞工抗爭之后，資本的結社性力量就能起到決定性的作用，將兩部地方性立法長期擱置起來。（文/金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