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潤如玉 悲憫和婉
——論漢文帝詔令的個性色彩

王　瑞，王啟才（阜陽師范學院 文學院，安徽 阜陽，236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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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潤如玉 悲憫和婉
——論漢文帝詔令的個性色彩

王瑞，王啟才
（阜陽師范學院 文學院，安徽 阜陽，236037）

摘要：“詔令之美，無過漢唐”，其實唐也是宗漢。西漢詔令歷來為人所稱贊，其中尤以文帝的詔令備受推崇。今傳文帝詔令約 40篇，大多體現其本人的個性，即具有悲天憫人的仁者情懷，寬容謙和的智者風范，謹畏自省的戒懼心態，溫潤如玉，和婉生情，真摯誠懇，具有獨特的魅力。文帝詔令的民生色彩與教化內容，以及罪己詔、策詔等文體形式，對后世詔令的草擬，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值得特別關注。

關鍵詞：漢文帝；詔令；個性；民生；影響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詔令之美，無過漢唐”。[1]唐與漢在歷史上有不少相似之處，所以唐在許多方面取法漢，在詔令的撰擬方面，亦是如此，它受西漢的影響是明顯的。詔令是古代帝王頒布的各種下行公文的統稱，具有很強的政治性和實用性，但西漢中期以前，其文體尚未定型，且多出自皇帝的手筆，所以較后世能更多地流露出皇帝本人的情感色彩、個性特點，文章學、歷史文化價值也更高一些。

一

漢文帝劉恒（公元前202年—前157年），文景之治的開創者，公元前180年24歲時被擁立即位，公元前157年47歲時駕崩，在位23年。據司馬遷《史記》、班固《漢書》、林虙、蘇天爵《西漢詔令》、嚴可均所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董治安主編《兩漢全書》等書可知，文帝所傳詔令約40篇，這些詔令深受后人喜愛，各種古文選本爭相收錄，如宋代最具代表性的詩文總集選本真德秀的《文章正宗》，收有文帝詔令20條；姚鼐《古文辭類纂·詔令類》，輯錄了漢代33條詔令，其中文帝的有10篇之多；曾國藩《經史百家雜鈔》所選31篇漢代詔令，其中有文帝的8篇。東漢以降，學者贊不絕口，如《漢書·儒林傳》載公孫弘曰：“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2]394，劉勰《文心雕龍·詔策》：“觀文、景以前，詔體浮雜……眚災肆赦，則文有春露之滋”[3]93-95，清代學者張謙宜《絸齋論文》卷三曰：“文帝諸詔，直露其愛民忠厚之心，令人感嘆。后世改為四六一派，支飾煩言，皆無足稱”[4]，姚鼐《古文辭類纂序·詔令》曰：“漢至文景，意與辭俱美矣，后世無以逮之”[5]，劉熙載《藝概·文概》曰：“西京之文最不可及者，文帝之詔書也?！吨軙涡獭?，論者以為哀矜惻怛，猶可以想見三代忠厚之遺意，然彼文至而實不至，孰若文帝之情至而文生耶”[6]……這些選本與學者評價，可見文帝詔令獨有的魅力與價值。目前針對漢文帝詔令進行專門研究的論文，有嚴源芳《漢文帝詔令之研究》、張越群《淺論漢文帝詔令的藝術特色》、洪錦淳《漢文帝遺詔透顯的視域》、王琳《論西漢前期詔令》等，但仍覺還不夠系統和深入，如鯁在喉，不吐不快，尤其是將文帝詔令置于整個詔令文體發展史中進行分析，還有進一步探討的空間。本文用比較分析和文本細讀相結合的方法，對文帝的詔令的個性色彩與價值作一評價。

二

今傳漢文帝約40篇詔令，其內容主要為封王、撫遠、祭祀、振貸、養老、勸農、求賢、除刑等，較為廣泛，但多關注民生教化，溫潤如玉，平實和婉，真摯誠懇，以情動人，“文如其人”，烙下了文帝獨有的個性色彩與魅力。

（一）悲天憫人的仁者情懷

所謂悲天憫人，通常的解釋是感嘆生活的艱難，可憐人們的痛苦。在多數詔令中，貫穿著悲天憫人的仁者情懷，是文帝詔書給人留下的最突出印象。他剛即位不久，就連下《振貸詔》《養老詔》，就是例證。兩篇詔書文字都不長，但容量很大，分量很重。如作于元年三月的《振貸詔》，其文曰：

方春和時，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阽于死亡，而莫之省憂,為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7]10

文帝從自然之景入手，由春天萬物的和樂，聯想到百姓生活疾苦，瀕臨死亡，兩廂鮮明的對比，由此反思為民父母應如何賑救。言由衷出，其對百姓的仁愛之意，流溢于字里行間，令人為之動容。

元年三月的《養老詔》，其文曰：

老者非帛不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使入存問長老，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今聞吏稟當受鬻者或以陳粟，豈稱養老之意哉！具為令。[7]10

文帝是位孝子，其母臥病三年，他親自侍奉，代嘗湯藥，是歷史上唯一入載“二十四孝”的皇帝，“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所以他能推己及人，頒詔強調養老、敬老。史載，之后官府依據文帝詔令，制定實施辦法，由縣、郡守官員執行：對于80歲以上的老人，每人每月賜米1石，肉20斤，酒5斗；90歲以上的老人，每人再加賜帛2匹，絮3斤。賜給90歲以上老人的物品，必須由專人負責送達。不僅如此，文帝還派人巡查，對施行不力者督促責罰。其關心百姓、體恤民情、關愛老人之心，可見一斑。代表國家向老人行孝，文帝首開先河，其慈愛仁德的境界，足成后世帝王之楷模。

文帝悲天憫人的仁者情懷，還體現在始終能夠恤民情、惜民力上。針對當時社會“背本逐末”、民不聊生的現狀，他躬修節儉，弛山澤之禁，減輕徭役，“籍田”勵農，又多次下勸農詔，減免農民租稅，如十二年《勸農詔》曰：

道民之路，在于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歲一不登，民有饑色，是從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務也。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樹，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7]12-13

文帝這種悲天憫人的仁者情懷，體現在法治建設上，就是認為法律是禁暴而護民的，所以他廢棄了不少律條，如文帝二年頒布《議除連坐詔》，二年五月頒布《除誹謗訞言法詔》，十三年五月，下《除肉刑詔》。特別是廢除肉刑，影響很大，是中國法制史上的一則佳話。文帝廢除肉刑，源于緹縈救父的故事，他為緹縈的孝心所感動，特頒布《除肉刑詔》，其文曰：

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奸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與？吾甚自愧。故夫訓道不純，而惠民陷焉?！对姟吩唬骸般┑芫?，民之父母?！苯袢擞羞^，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為善，而道亡由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楚而不德也，豈稱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今罪人各以輕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具為令。[7]13

文帝以“為人父母”的慈悲心態，看待天下子民，當子民觸犯法律時，他不是著眼于其過錯，而是深刻檢討己德與教化，自我反省，把過錯與責任攬過來，這足以體現其寬厚仁德之心。

至于為愛惜民力，終生節儉，“履不藉以視朝”，罷修露臺，《遺詔》薄葬短喪、不擾民等，都是這種仁者情懷的切實體現。司馬遷高度評價文帝：“德至盛焉”“豈不仁哉”，可謂允當！

（二）寬容謙和的智者風范

文帝待人很真誠，很寬容，很謙和，有常人難以具備的“能忍”性格，作為皇帝，在外交等事務中，顯示出智者風范，其相關詔書也顯示和婉情真的風格，明人李贄評價說：“歷代詔令多文飾，惟孝文詔書，字字出肺腸，讀之令人深快”[8]。如文帝元年所作的《賜南粵王趙佗書》，其文曰：

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意。朕，高皇帝側室之子，棄外奉北藩于代。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諸呂為變故，亂法不能獨制，乃取它姓子為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今即位。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修治先人冢。前日聞王發兵于邊，為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為也……雖然，王之號為帝。兩帝并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為也。愿與王分棄前患，終今以來，通使如故。故使賈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為寇災矣。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遺王。愿王聽樂娛憂，存問鄰國。[7]16

南粵王趙佗是真定人，秦時為龍川令。秦亡以后，趙佗遂兼并桂林、象郡，自立為南粵武王。漢高祖時，派陸賈通使南粵，立趙佗為南粵王。高后時，有司請阻止供給南粵鐵器，趙佗認為這是長沙王想要擊滅南海以為功，于是自號為南粵武帝，發兵攻長沙邊境，破數縣而去，與漢朝相抗衡。

文帝即位后，實行安撫天下的政策，希望以和平的方式解決南越之患，于是寫了此書撫慰趙佗，勸他息兵、去帝號，仍治南粵之地。在書中，文帝并沒有對趙佗的所作所為痛斥討伐，而是降低身段，以謙和的語氣，與他作推心置腹之論，先把自己卑微的出身,以及諸呂被除后,被諸侯大臣執意擁立為帝等經歷，如實相告，不加掩飾，沒有一絲自傲之意。接著說自己派人守護趙佗在真定的祖墳，按時祭祀，又對他的兄弟授官與賞賜，告誡趙佗興兵對他自己也不利，何況他不忍誅殺無辜將士，致人家破人亡、妻離子散，最后勸其取消帝號，可謂設身處地，與人為善，處處體諒，步步謙讓，句句在理，循循善誘，語意懇切，最終使得趙佗去帝號、稱臣。一封書信既解決了邊患，又加強了與南粵等少數民族的關系，突顯了文帝謙讓機智、平和寬厚的人格魅力。

文帝的這一性格特點，亦體現在與匈奴關系的處理上。自漢朝建立以來，匈奴屢犯邊境，殺害吏民。至文帝時，匈奴每年都侵入邊界，殺掠甚眾。文帝“為之惻怛不安，未嘗一日忘于心”[7]15，為了解決匈奴的寇邊侵擾，特派遣使者給單于致書，提出和親，以消除邊界的戰患。后元二年(前162)，匈奴幾經反復后前來和親，文帝遂頒發《與匈奴和親詔》：

朕既不明，不能遠德，使方外之國或不寧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封圻之內,勤勞不處，二者之咎，皆自于朕之德薄而不能達遠也。間者累年，匈奴并暴邊境，多殺吏民，邊臣兵吏又不能諭其內志，以重吾不德。夫久結難連兵，中外之國將何以自寧？今朕夙興夜寐，勤勞天下，憂苦萬民，為之惻怛不安，未嘗一日忘于心。故遣使者，冠蓋相望，結徹于道，以諭朕志于單于。今單于反古之道，計社稷之安，便萬民之利，新與朕俱棄細過，偕之大道，結兄弟之義，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和親以定，始于今年。[7]15

文中文帝先是自責，因為自己的“不明”“不能遠德”，而使吏民遭受邊患之禍，倍感憂心不安。其實邊境戰禍由來已久，劉恒把它歸為自己的薄德所致，實是自謙?！哆z匈奴和親書》謙和誠懇、推心置腹的態度，一如前文，而又機智得體，不卑不亢，不失帝國威儀。

至于《璽書賜答晁錯》《增神祠制》《增祀無祈詔》等詔書中，文帝對臣下的態度，依然相當謙和寬厚。如針對晁錯強力征討匈奴的奏書之語“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他作書答曰：“書言‘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大患,故在于此。使夫不明擇于不狂,是以萬聽而萬不當也”[7]17，婉拒了用兵諫言，承擔了拒諫的責任，但對晁錯的良好用意與激情論說，給予了極高的評價，如此胸襟態度，對帝王來說，是難能可貴的。

（三）謹畏自省的戒懼心態

趙翼《廿二史劄記》卷二“漢詔多懼詞”條，論及漢代帝王詔令普遍具有謹畏自省的戒懼心態，首開這一風氣的是漢文帝，其詔令中多次出現“朕既不德”“朕甚不敢”“朕既不敏，常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等謹畏自責的詞句，這類詞語貫穿于其多數詔令之中。最早出現懼詞的，是寫于元年正月的《答有司請建太子詔》，此時劉恒為帝不到半年，主管大臣根據以往慣例提議確立太子，劉恒推辭說：

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饗也，天下人民未有愜志。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圣有德之人而嬗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其安之。

……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賢及有德義者，若舉有以陪朕之不能終，是社稷之靈，天下之福也。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為忘賢有德者而專于子，非所以憂天下也。朕甚不敢也。[7]9-10

詔書中連用“朕既不德”“是重吾不德也”“朕甚不敢”，既是自謙，反映了他謹慎小心的處事態度，又是其惶恐心理的真實流露。文帝是以代王身份被諸侯、功臣擁立為帝的，在朝中并無多少根基，所以有如履如臨之感，其《答陳武》中“能任衣冠，念不到此。會呂氏之亂，功臣宗室共不羞恥，誤居焉位，常戰戰栗栗，恐事之不終”[7]18，是對其心態的絕佳詮釋。典型地體現文帝謹畏自省戒懼的心態的，是二年十一月的《日食求言詔》，其文曰：

朕聞之，天生民，為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災，以戒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見于天，災孰大焉！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托于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予一人，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之所不及，以啟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敕以職任，務省繇費以便民。朕既不能遠德，故然念外人之有非，是以設備未息。今縱不能罷邊屯戍，又飭兵厚衛。其罷衛將軍軍。太仆見馬遺財足，余皆以給傳置。[7]10-11

這是文帝就日食之事所頒布的罪己詔。罪己詔是古代帝王向上天和民眾檢討自己的政治過失，以求匡正補過的詔書。把日食視為災異現象，并認為它是對皇帝失德的某種警示，源于古老的天人合一觀念，文帝對“日有食之，適見于天，災孰大焉”，是十分畏懼、惶恐不安的，對此，他不回避、不掩飾，認為正是自己的“不德”“布政不均”、治理無方引起的，責任全在自身，在強烈而誠懇的自責之后，他以極低的姿態自我省思，主動下詔，虔誠地讓天下臣民補救過失。

后元年三月頒布的《求言詔》，其文曰：

間者數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費，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于古猶有余，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于末以害農者蕃，為酒醪以靡谷者多，六畜之食焉者眾與？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7]14-15

因農產連年歉收，加上近年水旱、疫疾等災害頻頻發生，上天雖無異象，卻出現了災禍，不知是何原因所致，文帝為此憂心忡忡，希望群臣提意見。詔書中他首先想到的是“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而后反復設問，思考問題產生的各種原因。其勇于自責，希望解決百姓糧食問題的急切憂慮心情，由此可見。

文帝詔書中反映此類戒懼心態的，還有《答陳武》：“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誤居焉位，常戰戰栗栗，恐事之不終。且兵兇器，雖克所愿，動亦秏病，謂百姓遠方何？又先帝知勞民不可煩，故不以為意。朕豈自謂能？今匈奴內侵……朕常為動心傷痛，無日忘之”[7]18?！哆z詔》（后七年六月）：“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以罹寒暑之數，哀人父子，傷長老之志，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謂天下何？……朕既不敏，常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惟年之久長，懼于不終”[7]15-16。特別是《遺詔》中“常畏過行”“懼于不終”出自其口，是其個性與心態的經典總結。

三

西漢初中期的詔令，是各具情態、各有個性的，高帝的質樸大氣，文帝的溫潤平和，景帝的暴戾刻深，武帝的雄豪霸氣……，無不顯示出皇帝本人的真性情與精氣神，文帝的詔令與其父劉邦、其子劉啟，絕不相同，無一言大話、硬話、霸氣話，而是以情動人，這固然與文帝謙和仁慈的性格有關，也是多方面原因促成的：

（一）與代王的身份被擁立皇帝有關

劉恒是漢高祖第四子，薄姬所生。他排行居中，其母又不受寵幸，本沒有希望當皇帝。高祖十一年（前196），八歲的劉恒立為代王，次年劉邦死，劉恒與其母薄姬出宮到最偏遠的代地（都城是在中都，今山西平遙縣西南）任職，在那里生活了整整17年。本是受冷落，不想因禍得褔，躲過了爭權奪利的斗爭與迫害，若沒有諸呂之亂，他會與世無爭、單純平靜地度過一生。但從沒有非分之想的代王，當被誅滅諸呂的大臣共同擁立為皇帝時，毫無思想準備，他感到太突然，太意外；由邊緣一步到中心，成為天下矛盾、問題的聚焦點，他倍感責任重大，惶恐不安，所以朝乾夕惕，小心謹慎，兢兢業業，唯恐出現過失，有辱宗廟。文帝是一個具有高度責任感的人，對江山社稷，對黎民蒼生，乃至對南粵匈奴，都能用博大的慈愛胸懷去對待，從被擁立到去世，23年來，一直不敢有絲毫的懈怠。這種特殊難得的機遇，也成就了文帝，使他能拋開個人的顏面，放低身段，寬容平和地君臨一切。

（二）與其特殊的成長經歷有關

美國心理學家赫根漢在《人格心理學》中指出：兒童與雙親及其他有關個人的早期交往，對形成未來成年人格特征具有重要意義。[9]劉恒的性格養成，與其母親和代地生活的經歷有關。其母親薄姬身世堪憐，她是私生女，父親早死，母親魏媼飽受世人冷眼，在漂泊流浪中艱難地將兒女養大，后把女兒送給魏國君王魏豹作姬妾，魏豹被劉邦打敗后，薄姬被劉邦充實后宮，不被寵幸，只因一個偶然的機緣與劉邦結合而生劉恒，終因出身不佳，姿色平平，又遭冷落。母親不被寵幸，兒子自然不受重視，也幸好躲過了呂氏的殺戮迫害。劉邦死后，薄姬帶著8歲的兒子出宮到代地，母子相依為命，薄姬在兒子身上一定沒少下培養教育的功夫，劉恒又特別聽話孝順，這也養成了劉恒謹慎小心、忍讓、內斂的性格。十五、六年在艱苦的邊地成長的經歷，使劉恒對民間百姓的疾苦感同身受，對底層社會狀況的理解，也較之于生長深宮更為具體與深入，這種經歷，決定了他從登基到去世之前，很多詔書都把民生問題、百姓的冷暖疾苦，放在心坎上。

（三）與客觀情勢有關

文帝在諸呂被殺，周勃、陳平等文臣武將擁立做皇帝時，沒有靠山，立足未穩，面臨功臣強大、藩國問題、匈奴問題、南粵問題、商人兼并土地、經濟凋敝、民不聊生等一系列問題，他沒有足夠的實力與財力，去強力面對，若硬碰硬，會給江山社稷、黎民百姓甚至自己的統治，帶來災難性的后果，他只有“以智取”，以眾人，靠謙和，靠制衡，靠調和，以柔克剛；時機不成熟，就需要付出極大的耐心與容忍。正是這種忍別人所不能忍的本領與超強的政治智慧，文帝克服了一個又一個矛盾，不但穩穩地站穩腳跟，而且開創了“文景之治”。

（四）與信奉黃老有關

文帝謙和、低調、能忍的為人處事風格，既是性格與智慧，也與他信奉黃老有相當的關系。文帝母親信奉黃老之術，漢文帝在治國理念上也以黃老為主，黃老學“無為”“因循”“謙卑”“卑弱以自恃”“以弱勝強”“尚儉”“不敢為天下先”“兵者不祥之器”等內容，對文帝休養生息政策、內政外交諸方面，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以上這些主客觀原因，造就了文帝獨特的性格與精神氣質，對他治國理政產生了重要影響，也使其詔令具有鮮明的個性，獨具魅力。

四

文帝帶有本人氣質與個性的詔令，無論是從其文體、文章學價值，還是對后世的影響，都是很大的，值得特別關注。

（一）從文體上看，它開創了罪己詔這一獨特的詔令形式

文帝二年十一月頒布的《日食求言詔》，是迄今可考的第一份罪己詔，首開古代帝王因災異而下詔自責之先河。其后，罪己詔作為一種特殊的公文文體，被歷代帝王所沿用，其文體結構、語言修辭，為后世帝王提供了撰擬該類文字的范本，如“蓋災異者，天地之戒也。朕承洪業，奉宗廟，托于士民之上，未能和群生”（漢宣帝本始四年《地震詔》），“元首不明，化流無良，政失于民，謫見于天”（漢和帝永元七年《日食選郎官詔》），“永思厥咎, 在予一人”（漢明帝永平八年《日食求言詔》）等等，多是仿照文帝詔令的內容與修辭語句。

在詔令中首次引用儒學經典。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后，儒學的政治和社會地位大大提高，在詔令中征引儒家經典者屢見不鮮，而這種現象在漢文帝時期就已出現。漢文帝在《除肉刑詔》中，引用《詩經·大雅·泂酌》“愷弟君子，民之父母”[10]句，開啟了詔令征引經典的風氣，為以后詔令文體的儒學化、典雅化奠定了基礎。文帝雖信奉黃老，但對儒學典籍很重視，他曾派晁錯前往伏生處傳習《尚書》二十余篇，其對漢代儒學的傳播起到過重要作用。

劉勰《文心雕龍·議對》曰：“漢文中年，始舉賢良”[3]121，徐師曾《文體明辯》曰：“夫策士之制，始于漢文”[11]。詔令中還有一種特別的類型，即策詔文，它是古代君主策舉賢良方正時所用的試題，此種文體，肇始者即為漢文帝?！稘h書·文帝紀》曰：“九月，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上親策之，傅納以言?！盵2]127《漢書·晁錯傳》：“惟十有五年九月壬子，皇帝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四極之內，舟車所至，人跡所及，靡不聞命，以輔其不逮；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厥聰，比善戮力，以翼天子?！试t有司、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各帥其志，以選賢良明于國家之大體， 通于人事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各有人數，將以匡朕之不逮?！盵2]2286這類詔策文后世不斷出現，對人才選拔，以及后世的科舉策士都有很大的影響。

（二）從文章學方面看，具有美學特征

《文心雕龍·詔策》曰“觀文景以前，詔體浮雜”，“浮雜”既包括“雜”，道儒兼有，不純粹；也包括“浮”，不實，有文采。從文章學方面看，這種評價未必是差。文帝詔令于平鋪直敘中亦不失文采，如“方春和時，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阽于死亡，而莫之省憂”，由自然之景處著手，引發議論，形象而生動。在后元年三月頒布的《求言詔》中，針對災異現象的頻頻發生，文帝一連運用七個疑問句，細思可能導致問題產生的各種原因。通過反復設問，既能顯見文帝希望解決百姓糧食問題的急切心情，又能造成文勢的和順婉轉。文帝詔令雖保有漢初簡易質樸的特征，但開始有意識地追求文辭的典雅，注意藝術形式的精美。其表現之一，是不同于高祖、惠帝詔令句式的長短不一，文中較多地使用對偶和排比句式，句式嚴整美觀。如“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為生之本也。三老，眾民之師也。廉吏，民之表也”[7]13，“賴宗廟之靈，社稷之福，方內艾安，民人靡疾”[7]9，“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封圻之內，勤勞不處”[7]15等等。對偶、排比的運用，形成齊整的句式、鮮明的節奏，使得行文明快暢達，給人以典雅的美感。其二是注重謀篇布局，體式結構較為規范嚴謹。漢文帝詔令大體遵循一定的行文模式，即先闡述某種史事或道理，以此為論據再說明現今遇到的問題，分析原因，最后給出解決辦法。如文帝十五年《策賢良文學詔》云：

惟十有五年九月壬子，皇帝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及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毋有所隱。上以薦先帝之宗廟，下以興愚民之休利，著之于篇，朕親覽焉，觀大夫所以佐朕，至與不至，書之，周之密之，重之閉之。興自朕躬，大夫其正論，毋枉執事，烏乎，戒之！二三大夫其帥志毋怠。（《漢書·晁錯傳》）

全文使用四言句較多，有明顯的對偶句式，整齊美觀。層次分明，體式完整，措辭典雅、準確。無論從是內容上還是語言結構上，都充分地體現了詔令作為王言所應具備的莊重與嚴謹。

（三）從詔令內容看，充滿了民生與教化色彩

文帝甫一即位，即大赦天下，“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酺五日”（《即位赦詔》），封功臣（《封賜周勃等詔》《修代來功詔》《益封高帝從臣詔》），振貸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振貸詔》，養老（《養老詔》），納諫（《日食求言詔》《求言詔》）、舉賢才（《策賢良文學詔》），勸農（《開藉田詔》《勸農詔》《耕桑詔》），祭祀（《增神祠制》《增祀無祈詔》《議郊祀詔》），教化（《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詔》），除刑（《除誹謗訞言法詔》《議除連坐詔》《除肉刑詔》）、赦罪（《徙淮南王長制》《赦濟北吏民詔》），撫遠（《與匈奴和親詔》《與匈奴和親布告天下詔》《遺匈奴和親書》《賜南粵王趙佗書》），褒獎（《璽書賜答晁錯》）、節儉（《卻獻千里馬詔》《令列侯之國詔》），薄葬、短喪（《遺詔》），在歷代帝王中，文帝最體恤百姓，始終注重以德懷遠，以德化人，詔書也最接地氣，有感情，有溫度，有動人心弦之處，故曹丕曰：“文帝慈孝，寬仁弘厚，躬修玄默，以儉率下，奉生送終，事從約省，美聲塞于宇宙，仁風暢于四?！盵12]，誠哉斯言！

漢文帝具有個性色彩的詔令，所具有的價值是多方面的，尤其是對景帝以后的漢唐詔令影響很大。武帝以后，隨著秘書制度的變遷，起草詔令先后由尚書（臺）、中書省、內閣等專門機構來負責，雖然有的詔令也能揣摩當朝皇帝的口吻出納王言，無奈越來越程式化，難見皇帝本人的個性，有鑒于此，文帝詔令的文章學、歷史文化價值，彌足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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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iality and Sympathy Harbor——The Colour of Individual Character of the Imperial Edicts about the Emperor Wen of the Han Dynasty

WANG Rui, WANG Qi-cai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uyang Normal University, Fuyang 236037, Anhui)

Abstract:Imperial edicts in Western Han Dynasty received favorable comments, especially the emperor wen’s imperial decrees. He had nearly 40 imperial edicts that had come down today, and most of them reflected his own personality. That is sympathy harbor, modest and amiable, prudent, genuine and sincere. The emperor Wen’s imperial decrees of the people's livelihood and enlightenment, including literary form, had a profound effect on the creation of the imperial edicts. That deserves special attention.

Key words:the Emperor Wen of the Han Dynasty; imperial edicts; personality; people’s livelihood; influence

中圖分類號:I206.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4-4310（2016）03-0070-05

DOI:10.14096/j.cnki.cn34-1044/c.2016.03.16

*收稿日期：2015-03-20

作者簡介：王瑞（1990- ），女，安徽阜陽人，阜陽師范學院文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國古代文學；王啟才(1966- )，男，安徽阜陽人，教授，博士后，碩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先秦兩漢文學與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