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梁漱溟與章士釗文化觀的比較看東方文化派

姚元灣（暨南大學，廣東廣州528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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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梁漱溟與章士釗文化觀的比較看東方文化派

姚元灣
（暨南大學，廣東廣州528236）

摘要：五四運動前后，梁漱溟和章士釗兩位學者轉向研究和提倡傳統文化，被時人稱為東方文化派者。梁漱溟和章士釗在根本上都認為中國文化有其獨特的價值，應該發揚民族文化。雖然同被稱為東方文化派，但二者對中西文化地位、未來文化走向、救國主張等看法都有明顯的差異。因此，對梁漱溟和章士釗的文化觀進行比較，不僅能清晰地了解東方文化派的內部情況及其歷史價值，對發揚我們的民族文化也有很好的借鑒意義。

關鍵詞：東方文化派；梁漱溟；章士釗；文化觀

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梁漱溟、章士釗等一批知識分子堅守中國傳統文化，和一味求新、盲目批判傳統文化的學者展開了激烈的思想交鋒，被時人統稱為“東方文化派”。學界對“東方文化派”的研究歷來多以一個整體論之，但實際上這個派別內部情況復雜，在堅持傳統文化的前提下，各自的文化理念等存在明顯的差異。其中，梁漱溟和章士釗就被認為是東方文化派中兩個獨立的派系。筆者欲深入對比這兩位學者的文化理念，從而更清晰地了解東方文化派這一陣營，并對我們民族文化的發揚提供借鑒。

一、梁漱溟與章士釗文化觀相通之處

東方文化派學者有著根本一致的文化取向，都認為中國傳統文化具有重要的價值，并企圖從中尋求救國之路。梁漱溟和章士釗也不例外，二者文化觀的相通之處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在對待傳統文化的態度上，梁漱溟、章士釗以及東方文化派的其他學人都認為傳統文化有其價值，不應簡單否定。早在清末，章士釗就參與國文講習會的創辦，并編寫國文教材。當時已有輿論提出用簡易的世界語代替難以學好的國文，章士釗堅決地站出來抨擊這些人：“初遇艱難，乃不肯舍身研究所以救治之法，而輒曰：‘是可廢也，是可廢也?！朔N浮淺之徒，雖萬劫不能為英人持帚矣?！保?］425到新文化運動高漲之時，章士釗再三呼吁學術界切不可拋棄民族之根，作無根的文化。梁漱溟談到傳統文化，多有溢美之詞，認為“中國古時的天才比西洋古時的天才天分高些”［2］158，因此創造出優于西方物質文明的精神文明，并得出未來世界的文化還是中國文化的結論。這些理論，對于重塑傳統文化的價值和國民的自尊心具有重要作用。

其次，他們二者皆認為孔子的文化當為中國文化的代表，并以較理智的態度對待孔子文化。梁漱溟認為“孔子代表中國，而墨子則西洋適例”［2］138，章士釗雖對墨家文化頗有研究，但也認為孔子的學說更能代表中國人。五四時期，新文化運動大力抨擊儒家文化下的封建禮教對人的束縛。而梁漱溟、章士釗則表示現存的儒家文化并非孔子的真意，是后人為其需要而歪曲的。梁漱溟斥責“他們根本不曾得到孔家意思，滿腹貪羨之私情”［2］139；章士釗也認為“孔孟考道德之本原，明出處之大意，由其道而無弊，可為公民，為豪杰，為義狹，為圣賢”［1］51。因此章士釗希望剔除偽孔，恢復真孔，而梁漱溟的儒學理論正好滿足了這個要求。對于當時有些人希望樹立孔教以對抗西方的基督教，此二人又是持反對意見的：“須知道孔子實在是很反對宗教的”［2］147，“孔子之不得為教主，其義至顯，其例至明”［3］70。

最后，梁漱溟、章士釗等東方文化派的學人都片面地看待東西方文化。梁漱溟和章士釗簡單地把第一次世界大戰理解為資本主義物質文明的惡果，加之當時反省現代性思潮的興起，國外一些著名的學者開始重視中國文化，使得一些學人傾向傳統文化。在自身主觀意識的左右下，這些學人在研究和評價中西方文化時，片面地看待中西文化，或夸大西方文明的弊端，或夸大傳統文化的價值，這就導致了他們對未來社會建設的設想過于理想化。一直鼓吹中西文化調和的章士釗在其“以農立國”思想中便反映了這種傾向。梁漱溟等學人進行了若干年的鄉村建設取得一定的成績，但最終因抗日戰爭的爆發而夭折。這些學者企圖完全從傳統文化中找到救國的方案，沒有周全地考慮到中國各方面的現實狀況，必然會遭到多方困擾而流產。這也是東方文化派理論的重大缺陷，成為其他學者詬病之處。

二、梁漱溟和章士釗文化觀相異之處

梁漱溟和章士釗二人的求學經歷差異頗大，影響著他們對中西文化的看法。梁漱溟只在國內接受了中學教育，早年迷戀佛學，后又沉迷于儒學，其思想經歷了西學、佛學、儒學的熏陶，所以他的文化觀中包含了三方面的元素。而章士釗前后近八年的留學生活使他早期對西方文化較為崇拜，歐戰以后才回到中國傳統文化中來并產生“適用于中國”的革新訴求。兩者不同的求學經歷、見識見聞內化為他們的思想追求，最終使梁漱溟和章士釗的文化理念大異其趣。

首先是二者對東西文化地位的看法存在差異。梁漱溟認為東西文化的差別是“意欲”不同，“路向”不同，沒有先進落后之分。梁漱溟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中》把世界文化分為三個路向，分別是第一路向西方文化、第二路向中國文化、第三路向印度文化；并認為文化“不過是那一民族生活的樣法罷了”［2］32，而決定民族生活樣式的是“意欲”。西方人是意欲向前的，所以產生了民主和科學；中國人由于“意欲自為、調和、持中”，遇到問題則調節自我，隨遇而安，因此產生不了民主與科學。他認為東西方文化的區別是“意欲”的不同，是民族特性的區別，并非是新舊文化的關系，如果沒有西方文明的介入，中國再走多少年也不會走上西方的路子。梁漱溟這一理論，將中國文化提升到與西方文化等同的地位，對時人來說，無疑是觀念上的一次巨大沖擊。

章士釗則承認東西方文化有先進落后之分，但中國文化是中國人之所以成為中國人的根本，不可丟棄。他認為文化應該具備人地時之三要素，生活在特定環境的每個民族都應維持“其歷代相傳之特性”［4］5和“時代之精神”［4］5。因此，對于世界的文化“不得不冠以東洋西洋或今與古之狀物詞”［4］6來區分。章士釗曾留學海外，推崇西方文明。他不得不承認，中國文化相對西方文化確實是落后一些，就連時人所認為的中國道德優于西方的說法也不甚贊同，認為中國“在道德上實已亡國”［5］41。但是，他依然看重本民族的文化，認為這是國家平治富強必不可缺的元素，“國學者，國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聞處競爭之世，徒恃國學固不足以立國，而吾未聞國學不興而國能自立也。吾聞有國亡而國學不亡者，而吾未聞國學先亡而國仍能立者也?！保?］176他認為西方文明有其特定的適用環境，移植到中國來必然會有諸多問題，代議制和法律等改革的失敗就是例證。因此，章士釗認為中國的發展，必不能脫離中國國情與中國文化，“吾國將來革新事業，創造新知，與修明古學，二者關系極切，并當同時并舉?！保?］中國文化必須改造創新，但這種新文化必須要有根，不能全然與舊的東西斷絕，否則“中國人且失其所以為中國人而不自知”［7］299。

其次是對未來文化動向的看法存在分歧。梁漱溟根據他的“三個路向”理論，推斷未來世界的文化應該是中國文化的復活。他認為當前中國的文化現狀不是因為落后，恰恰是因為過于先進、超前了。中國因為沒有經歷第一路向物質文明的高度發展而直接到第二路向，“步驟凌亂，成熟太早，不合時宜”［2］205。梁漱溟設想未來世界的文化是舊中國的樣式：物質生活“一定恬淡許多而且從容不迫”［2］197，社會生活“靠著人類之社會的本能，靠著情感，靠著不分別人我”［2］198、“走尚情誼尚禮讓不計較的路”［2］198，精神生活則是“宗教將益浸微”［2］200。對于中國文化如何復活，他主張當前中國文化界應對西方文化“全盤承受而根本改過”［2］204，同時要“批評的把中國原來態度重新拿出來”［2］204。即把第一路向走好，發展好物質文明，同時改造中國文化，更好地走第二路向。梁漱溟反對調和論，認為這種論調是“毫無準據的想象”［2］201，會逐漸顯露兩種文化間的弊端，終究走不下去，因此未來文化“只可明確的為一個態度”［2］201，而且是“從前中國人的那一個態度?！保?］201

對于未來文化應該是怎樣的，中國文化界應該做怎樣的努力，章士釗則認為應該要新舊調和、中西文化調和。五四時期的章士釗多次表示反對新文化運動中一切舍舊、新舊不相融的態度。1919年9月，他在上海環球中國學生會發表題為《新時代之青年》的演說中提出新舊時代并非絕不相謀，新時代是舊時代“世世相承連綿不斷”［6］109的產物，“不說古人的話，現在即無話可說”［6］110，呼吁青年創新文化的同時，切不可拋棄傳統，作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的文化。章士釗認為決然將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的新舊割裂開來，與舊文化斷絕關系是不可能的，也是很危險的。尤其是在當時的中國，新的文化體系并未建立起來，不分良莠地完全拋棄傳統文化，會使人們失去精神寄托。對于社會道德更是這樣，“今之社會道德，舊者破壞，新者未立，頗呈青黃不接之觀，而在此歐戰后期為尤甚”［6］111。因此，他多次著文演說提醒新文化運動者切莫犯這樣的錯誤。同時，章士釗十分強調東西方文化各自的特性，認為中國文化要革新創造，需注意中國的環境、民族性，否則這種新文化在中國難以通行，會造成“盡變其種，無所歸類”［6］211。

最后是救國主張的不同。近代學者紛紛用自己所學的知識去解決“國家的危難，社會的問題”［8］。雖然梁漱溟和章士釗的救國方案都是從農村入手，但二者所表現的理念又存在差異。1931年6月，梁漱溟等人創辦了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作為從事鄉建運動的機關。在從事鄉村建設實驗的同時，他還完成了《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后覺悟》、《鄉村建設理論》和《答鄉村建設批判》等著作。梁漱溟認識到農村占中國領土的絕大部分，要使國家富強必不能脫離廣大農村。西方列強的侵略和西方文化的入侵打亂中國農村原有的生活面貌，農村大眾無所適從。因此，要發展中國就要進行“鄉村建設”。所謂鄉村建設，“就是要從中國舊文化里轉變出一個新文化來?！保?］611鄉村建設不僅要在物質上救濟鄉村，更要“創造新文化”［9］611，這才是鄉村建設的“真意義所在”［9］611。中國要走“從農業引發工業”［10］302的路，重新組建一種符合農村民眾的社會組織，“靠有知識、有眼光、有新的辦法、新的技術的人”［10］181去啟發農民的智慧，達到普遍的覺醒并創造出一個“農業工業結合為均宜的發展”［10］355的新社會。

章士釗的救國方案是“以農立國”。時歐洲諸強國經歷戰爭的洗劫后民生凋敝，人民陷入恐慌，章士釗在對西方工業文明進行反思后，認為建立在工業文明基礎上的西方制度并不適合我國國情，中國最適應民眾需要的道路是以農立國。西方工業社會“欲多而事繁，明爭以足財”［11］，不講輩分禮儀、標榜平等，好歡虞，好以法律代替人情理，以政黨分政權。這是工業國的特征，是他們之所以能繁榮強盛的原因，也是其弊端。而農國社會與之相反，“欲寡而事節，財足而不爭”［11］，是講節欲節流，尚清靜，講禮儀名分、推愛及于閭里親族，講人情和以和為貴的。實施“以農立國”的方法是組織“農學會”，讓農村實現自給自足，然后由村聯成縣，由縣聯成省，由省聯成國。章士釗一向提倡東西方文化相互調和補充，然而在救國方案的問題上要遠離西方物質文明、抵制工業文明?！耙赞r立國”的觀點，企圖用傳統道德抵制西方文明，但其片面夸大其中一方的特質，顯得過于理想主義。

三、對東方文化派的思考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從梁漱溟、章士釗的東西方文化觀中，看出東方文化派實際上是一個具有根本一致的目的但沒有統一步調的學術流派。他們提出一套嶄新的理論，通過向廣大學子宣教，不僅讓更多人重視起傳統文化的價值，也培養了一批傳承民族文化的接班人，對傳承優秀傳統文化做了不可磨滅的努力。以史為鑒，研究東方文化派的理論得失，對保存和弘揚我們的民族文化具有重要意義。

東方文化派學人界定和剖析東西方文化對推進民族文化的保存意義重大。近代以來，國人常常討論西學、中學、中國文化、西洋文明等等，但對什么是東西方文明并不清楚。雖然也有個別學者在這方面做了努力，但始終是寬泛而且難以理解的。梁漱溟注意到這個問題，并為尋求答案做了孜孜不倦的努力。他指出中國文化有兩個特點，一是“幾乎無宗教”［12］1，二是在二千多年中“文化盤旋不進”［12］1。梁漱溟在《東西方文化及其哲學》中并多次在報刊上對中國文化是什么進行論證、辨析，雖然他提出的理論在學理上存在不足，但卻明確地告訴人們東方文化是什么樣子，引起學界對這一問題的關注，有利于增加人們對民族文化的認知。

不僅如此，東方文化派在去除“偽孔”、重新解讀儒家文化方面也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對增強中國文化的生命力發揮著重要作用。儒家文化成為歷代統治者統治民眾的工具，在中國士大夫的詮釋下成了權威教條、束縛人們思想的枷鎖，因此成為了新文化運動者抨擊的主要對象。東方文化派重新解讀孔子學說，認為當時的儒家文化并非孔子真意，是被扭曲的結果。他們脫去千余年披在儒家文化上的袈裟，對孔子學說的根重新解讀，使其成為符合時代要求的學說。同時，東方文化派對待孔子學說的客觀態度，符合歷史發展潮流。他們既不同意新文化派否定傳統文化、否定孔子學說的做法，又極力反對那些希望把孔家文化立為孔教或國教的做法。他們了解到一旦孔子學說被定為權威，那就容易引發各種牽強附會的解讀，走進死胡同，最終被歷史所淘汰。中國傳統的文化本身博大精深，雖存在瑕疵，但其價值依然是經得起歷史考驗的。近代儒家文化發展的錯誤在于它成了“唯一”，考試的內容必須從四書五經里尋得，這種禁錮使傳統文化缺乏新陳代謝的元素，沒有了活力，物極必反，因此，晚清掀起了批判和反對八股文的浪潮。只有脫去了專制的外衣，作純學術的探討，才能使我們的傳統文化不斷注入新的活力，生生不息。

但是，東方文化派的理論缺陷及其歷史命運也啟示后人，應正確地看待東西方文化。東方文化派學人在趨新浪潮高漲時為傳統文化辯白，使國人對傳統文化重新認定，功不可沒?？墒?，他們過于傾向傳統文化，而且對東西方文化沒有歷史地、客觀地評價，簡單地把東方文明歸結為精神文明、西方文明歸結為物質文明，由此而得出多種錯誤的論斷。如梁漱溟認為東方文明是精神和道德文明，而完全否定兩千余年來中國科學成果的價值，認為“科學方法在中國簡直沒有”［2］73，中醫是謬論、中國的建筑也毫無科學可言，這都是經不起歷史考驗的論斷。同時，他們認為西方是物質文明而完全否認西方的精神文明，甚至連平等、公平、個性獨立等都成了弊端。這些偏頗的評價，使得東方文化派在理論和實踐上都存在缺陷，最終走向失敗。因此，我們必須對各種文化都應該有一個相對正確的認識，弘揚己長，吸收借鑒他人之長以補己之短，只有這樣我們的文化才能枝繁葉茂，才能使我們民族能夠真正地強大起來。

參考文獻：

［1］章士釗.章士釗全集:第一冊［M］.上海:文匯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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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章士釗.章士釗全集:第三冊［M］.上海:文匯出版社,2000．

［4］章士釗.評新文化運動［J］.甲寅周刊,1925-9（1-9）.

［5］章士釗.章士釗全集:第二冊［M］.上海:文匯出版社,2000．

［6］章士釗.章士釗全集:第四冊［M］.上海:文匯出版社,2000．

［7］章士釗.文俚平議［J/M］//甲寅周刊甲寅雜志（第四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9.

［8］艾愷,許章潤.我不是學問家而是實干家［EB/OL］．（2010-06-16）http://blog.sina.com.cn/s/blog_638ef5e0100l 54k.html

［9］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一卷［M］.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2．

［10］梁漱溟.鄉村建設理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11］章士釗.農國辯［N］.新聞報:上海版,1923-11-03．

［12］梁漱溟.中國文化的特征在哪里［J］.鄉村建設旬刊,1935-05-10（4-25）.

（責任編輯：梁念瓊liangnq123@163.com）

Analysis on the Oriental Culture School from Comparing Liang Shuming and Zhang Shizhao’s Cultural View

YAOYuan-wan

（Jinan University,Guangzhou 528236,China）

Abstract:Around the May 4th Movement,Liang Shuming and Zhang Shizhao turned to study and advocate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were known as the Oriental Culture Scholars. Liang Shuming and Zhang Shizhao thought that Chinese culture has its own unique value and should be carried forward. Although they were both known as the Oriental Culture Scholars,but there are obvious differences between their views of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al status,the future trend of culture,and the opinion to save the nation. Therefore,the comparison of Liang Shuming and Zhang Shizhao’s cultural view not only can clearly understand the internal situation and historical value of the Oriental Culture School but also has a very good reference to carry forward our national culture.

Key words:Oriental Culture School; Liang Suming; Zhang Shizhao; cultural view

作者簡介：姚元灣（1991-），女，廣東英德人，暨南大學文學院中國史專業2013級碩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2015-08-10

中圖分類號：G12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8-018X（2016）01-003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