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貧困代際轉移研究述評

金　靜，汪燕敏

（1.安徽財經大學會計學院，安徽蚌埠，233030；2.安徽財經大學經濟發展研究中心，安徽蚌埠，233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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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貧困代際轉移研究述評

金靜1，汪燕敏2

（1.安徽財經大學會計學院，安徽蚌埠，233030；2.安徽財經大學經濟發展研究中心，安徽蚌埠，233041）

摘要：貧困代際轉移是指貧困在代際之間的傳遞。當代美國的貧困代際轉移研究由貧困文化的爭論開始，分歧在于是貧困文化還是結構性因素引起了貧困。20世紀60年代以來，基于橫截面數據的經驗證據更多地支持后者，但20世紀80年代后縱向數據的應用表明貧困的持久性被低估了。目前大致形成經濟資源模型、家庭結構模型、相關劣勢模型、福利文化模型和社會隔離模型以解釋代際貧困，近年來的經驗研究對以上模型提供了不同程度的支持。未來的研究方向是結合不同學科的相關理論解釋“遺傳-養育”的互動過程，其經驗分析的進展依賴于行政管理數據的公開和貧困代際轉移模型的構建。

關鍵詞：貧困代際轉移；代際貧困；貧困文化

貧困代際轉移（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Poverty）指貧困在代際之間的傳遞，即在貧困家庭里成長的子女成年后比普通人更容易陷入貧困。代際貧困（Intergenerational Poverty）是貧困代際轉移的產出，表示由于父輩的社會經濟劣勢引起的貧困。

與貧困代際轉移相關的研究主要是從經濟學和社會學方面展開的。發展經濟學雖然也有涉及，但其對貧困的分析是宏觀性的，基于國家或地區層面，這種貧困更多是由于工業化水平低下造成的。經典的貧困代際轉移研究是基于微觀領域的，即個人和家庭層面。由于美國在微觀數據收集上的成就遙遙領先，在該領域的研究也取得了無可爭議的支配地位，主要的經典文獻均來自美國的社會科學家。

一、代際貧困的文化與結構之爭

美國學術界開始研究貧困代際轉移始于20世紀50—60年代。1959年，人類學家Lewis在其著作《五個家庭：貧困文化研究的墨西哥案例》中提出了“貧困文化”（Culture of Poverty）的概念。［1］他認為“貧困文化”是一種有著自身獨立結構的社會亞文化，是窮人對其所處邊緣位置的一種適應與反抗。貧困文化一旦形成，就會有自我延續的傾向，即這種亞文化所蘊涵的價值、態度與行為模式將通過家庭機制傳送給居于窮人區的兒童，使得他們在心理上很難接受外部的發展條件與機會，從而陷入貧困代際轉移的困境。該學說引起了激烈的爭論，爭論雙方雖然都承認貧困是會代際傳遞的，但對這個過程發生的原因則有爭議。批評者并沒有否認代際貧困的存在，但否認這是由于貧困文化在代際間的傳遞造成的，傾向于支持種族歧視等結構性因素。

在20世紀60年代，定量社會學家開始驗證貧困代際轉移的假說。Blau and Duncan最早使用了多元統計模型測量男性職業地位依賴于家庭背景的程度，結果表明父母地位與兒子的職業地位只有中度的相關性，這種相關性更多是通過受教育水平聯系的，受教育程度對個體職業地位的預測能力比家庭背景更強。Blau and Duncan由此拒絕了一般人群中存在“貧困惡性循環”（Vicious Cycle of Poverty）的假說。［2］之后很多社會學家進行了拓展研究，采用新的數據集，其他的背景指標，更多的中介變量（如階層等級、社會支持、個人抱負等）和新的因變量（如收入指標）。［3-6］后續研究大部分都支持Blau and Duncan的結論。

Blau and Duncan否認貧困會在一般人群中代際傳遞的同時又認為結構性的種族因素引起的經濟問題可能會被繼承。Duncan的研究顯示：即使控制了家庭背景和受教育程度，非白人的職業聲譽也要比白人的低；種族基礎上地位差異的規模隨受教育年限的增長而增長；非白人職業地位的相關性甚至比白人還要低。［7］之后很多學者報告了控制家庭背景和受教育程度后的持久性種族地位差異，［4，6］這些結果都支持歧視是代際地位不平等重要來源的說法。

“文化與結構”之爭雖然延續了較長時間，但后來卻不了了之，主要原因是缺乏代際分析的縱向數據。早期的實證研究絕大多數使用的都是來自局部地區的截面數據，無法糾正測量技術存在的問題，也就無法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

二、貧困代際轉移的理論模型

經過20世紀60—70年代的“文化與結構”之爭，家庭背景能夠影響子女地位的觀念為多數人所接受，很多學者構建理論模型以解釋貧困代際轉移。最有影響力的是以下五個模型：經濟資源模型（Economic Resources Model）、家庭結構模型（Family Structure Model）、相關劣勢模型（Correlated Disadvantages Model）、福利文化模型（Welfare Culture Model）和社會隔離模型（Social Isolation Model）。

1.經濟資源模型

該模型強調物質資源的缺乏。根據Becker的理論，父母收入在當前消費和對子女的人力資本投資（教育）之間進行分配。［8］由于貧困家庭總是收入不足，父母缺乏足夠的時間、收入或精力去發展子女的人力資本，也缺少社會資本幫助子女找到好工作。類似地，窮人因為負擔不起房價只能生活在不良社區，當地教育質量低下，社會支持更少，工作機會也少，同時有著更高的犯罪率。［9］

按照該理論，父母物質資源匱乏是代際貧困的主要成因，公共政策的制定就相當明確：對貧困家庭提供更多的經濟資源，使貧困家庭進入更好的社區。這可以采取家庭津貼、住房補助和就業支持等公共政策。

2.家庭結構模型

窮人家庭往往是由女性充當戶主的。假設其他條件不變，在女性戶主家庭被撫養長大的子女，在輟學、未成年懷孕、失業方面發生率更高。這種家庭結構效應可能來自于失去父親產生的心理困擾、父母干預的減少和人生榜樣的缺乏等。［10］這種情況下，貧困政策應該鞏固婚姻，支持家庭完整或解決單親家庭子女缺少人生榜樣的困擾。

3.相關劣勢模型

該模型認為不是父輩的貧困，而是其他與父輩貧困相關的劣勢使子女陷入貧困。［11］如窮人往往缺少教育，因此在開發子女人力資本方面少有成效，相應的政策干預就應該著眼于提高兒童的教育產出。

Herrnstein and Murray認為智力差別基礎上的跨代遺傳推動了代際貧困：低智力引起父輩貧困，子女繼承了父母的低智力以至于成年后陷入貧困。［12］Herrnstein and Murray由此宣稱補償性的學前教育和教育項目不能增加窮人家庭子女的認知技能，社會政策在反代際貧困上無能為力，所有針對有子女的低收入婦女的福利計劃和服務應該被終止。

4.福利文化模型

該模型與早期的“貧困文化”模型很相似，強調非主流的價值觀、態度和行為，并且認為這些非主流的價值觀、態度和行為受到政府福利的刺激。［13］按照該理論，當父輩和鄰居都依賴于福利救濟時，子女對福利依賴的羞辱感消失了；父輩和鄰居養成了自暴自棄的工作態度和很差的職業道德，這些態度都傳遞給了他們的子女。除此以外，父輩的福利依賴也給子女樹立了結婚和工作方面不好的榜樣。按照這種理論，福利領取的時間限制甚至完全消除福利是消除代際貧困的最好辦法。

5.社會隔離模型

早期的文化和結構模型認為不良社區被主流社會所疏遠，但從未清楚地闡明究竟是什么關鍵的鄰里因素抑制了兒童的經濟流動性。Wilson認為工業的再造和就業崗位從市中心轉向郊區使得未受過良好教育的工人失去就業機會，增加了家庭解體的風險，使得單親家庭增多。此外，中產階級逐步從市中心遷往郊區，削弱了傳統的支持窮人的非正式制度，如教堂和社區組織，也減少了很多就業網絡。［14］

社會隔離模型要求經濟和社會戰略協同作用以扭轉產生城市下層階級的要素。如果提供就業崗位和社會服務的微觀經濟政策能夠削弱社會隔離的效應，窮人消極的人生態度和行為就會受到抑制。該模型也暗示對福利救濟的時間限制可能會適得其反，除非有工作機會提供給貧民區的人。

三、貧困代際轉移的經驗分析

20世紀80年代以來社會科學最大的進步是縱向數據的使用和相關測量技術的發展。研究者一方面使用縱向數據測量代際貧困和不平等的持久性，另一方面探索現有理論模型識別的因素是否以及如何制約個體的代際流動性。

（一）代際貧困的持久性

隨著PSID（The Panel Study of Income Dynamics）、NLS（National Longitudinal Surveys）等縱向數據的使用和新方法的發展，來自于3個主體研究（代際貧困和福利領取、兄弟相關性和父子長期收入相關性）的結果發現，早期依賴于截面數據的地位獲得研究忽略了長期貧困和短期貧困的重要區別，從而低估了背景對子女經濟獲得的總體效應，也低估了父子間的收入代際傳遞。

使用PSID的大量研究表明，窮人和福利領取者是異質性群體?？側丝谥械男〔糠秩丝赡茉谄渖芷诘哪硞€階段陷入貧困或領取福利金，其中絕大部分人只會維持較短一段時間，但對于那些長期貧困者和福利領取者來說，這種狀態會持續很多年。［15，16］特別是在黑人和女性戶主家庭中，長期貧困的比重異乎尋常地高。這表明建立在截面數據上的研究可能混淆了短期和長期福利使用的效應，也就低估了在持續貧困和福利依賴家庭成長的代際影響。

自Blau and Duncan之后，很多研究者開始使用兄弟經濟地位相關性來衡量背景對個體經濟產出的總體效應，發現兄弟間的職業地位和收入關系比早期分層研究所預測的更相似。Hauser and Sewell認為兄弟職業地位40%的方差可以被兄弟共同的背景所解釋，［17］Solon 等人發現有45%的兄弟長期收入方差可以被兄弟共同的背景所解釋。［18］而Featherman and Hauser用截面數據估計的背景變量值只解釋了兄弟職業地位方差的20～25%和兄弟收入方差的8～13%。［5］

使用縱向數據估計的代際收入彈性也比早期研究要高得多。Sewell and Hauser估計的代際收入彈性是0.15，［3］Behrman and Taubman的估計值是0.18。［19］Solon利用PSID獲得了300多個父子配對樣本，采用收入均值法和工具變量法得到的代際收入彈性為0.4。［20］Zimmerman利用相似的方法得到了相近的結果。［21］他們的研究大大改變了人們對美國社會的認識，但他們使用的短期收入平均也受到了批評。Mazumder利用16年父親收入的均值得到美國的代際收入彈性為0.6。［22］

（二）理論模型的實證檢驗

現有的理論模型各自識別了影響貧困代際轉移的許多因素，如父輩貧困、家庭結構、父輩的福利使用、落后的福利動機、下級階層社區特征和缺少勞動力市場機會。20世紀80年代以來相關研究的主要內容是分離這些因素的獨立效應。

1.父輩貧困

已有的文獻表明，父輩貧困會影響到子輩成年的所有經濟獲得，即使控制了各種相關特征，未成年時期的貧困經歷為什么會影響到子女的經濟獲得至今還不是很清楚。Becker認為是由于貧困家庭對子女的教育投資較少。［8］雖然窮人家的子女受教育程度確實比一般家庭的子女要低，受教育程度也與收入水平相關，但是現有研究已經表明父輩貧困對子女經濟產出的效應大部分是與受教育年限無關的。類似地，與父輩貧困有關的父輩和鄰里劣勢是減少子女經濟獲得主要原因的說法也缺乏證據支持，因為即使控制了家庭結構、人口規模、母親受教育水平、父母工作和鄰里劣勢后父輩貧困的效應依然很大。

一個可能性是長期貧困影響個體人力資本的方式不僅僅是教育水平。Herrnstein and Murray認為窮人家子女認知技能更差，原因是繼承了其父輩的低智力。［12］他們使用子輩的IQ成績和父輩的SES（Social Economic Status）指數作為子輩成年貧困的解釋變量，結果表明子輩的IQ和父輩的SES指數都顯著預測了子輩的貧困狀態。不過，智力測試的有效性受到普遍懷疑，如Heckman認為Herrnstein and Murray研究中IQ和產出關系實際上是可控的。［23］

2.家庭結構效應

對家庭結構效應的研究很多，而且取得了比較一致的結論。一般認為在不完整家庭成長會成倍增加輟學、未成年懷孕和成年后失業的風險。McLanahan and Sandefur考察了父輩經濟資源、非經濟資源和社區資源對三種風險的影響。結果表明，即使控制了以上資源后在不完整家庭的成長經歷依然顯著影響子女的產出。［10］Thomson等人將家庭類型擴展為五類：已婚夫婦、重組家庭、同居家庭、離異母親和終身未婚母親家庭，研究結果表明同居家庭在經濟劣勢方面與單親家庭更相似。經濟資源方面的差異更好地解釋了非傳統家庭結構有關的劣勢，父母料理方面的差異只解釋了家庭結構差異的一小部分。［24］這說明精神壓力、社會化效應和人生榜樣等因素對子女產出的影響不可忽視。

3.父輩福利領取

已有的相關文獻表明，在福利家庭成長的子女更有可能未成年懷孕、獲得更少的教育［25］或領取福利金。［26-28］這方面研究受到了大量的批評。首先，絕大多數研究測量父輩福利領取的時間較短。其次，存在父輩福利變量的內生性問題。最后，福利文化模型的潛在假設是福利改變了受助者及其子女的人生態度和價值觀，這些不良的人生態度和價值觀導致其繼續依賴于福利并阻礙其向上流動。對這些假設的檢驗要求了解個體態度是如何改變的以及態度改變是如何減少流動的，而現有的縱向數據難以提供足夠的可用指標。

4.鄰里效應

自Datcher以來，很多學者估計了童年社區環境對子女教育、生育、就業和收入的影響。［29］然而，一系列理論和技術問題長期困擾著該研究，因為自由市場上的家庭有遷移的選擇，完全控制不隨環境而變化的家庭和個體特征是很困難的。研究者近來經常選用公房項目和MTO（Moving to Opportunity）項目作為研究對象，這種項目控制了受助者的自由選擇。多數研究都認為鄰里效應對子女產出有影響，差別只是在于效應大小。［30］

5.勞動力市場狀況

該研究正處于起步階段。一些研究者將地方失業率和一系列家庭層面的指標放在一起估計父輩福利領取對子女產出的影響，雖然得到了正確的方向，但估計值很小。而Duncan and Hoffman、Corcoran等人的研究表明勞動力市場條件對于貧困代際轉移可能是很重要的。［26］

6.種族

使用縱向數據的相關研究表明種族歧視效應比原先使用單年數據估計的要大得多。［31］種族對貧困代際轉移的影響主要有兩方面：一方面，黑人兒童比白人兒童的境況更差；另一方面，即使兩者家庭背景相似，由于歧視的存在，黑人兒童成年也很難取得白人那樣的經濟成功。

四、評論與展望

目前貧困代際轉移的“文化與結構”之爭已經結束，研究者普遍認為文化與結構性因素都能造成代際貧困，如Wilson的社會隔離理論就將兩者進行了融合。然而，現有的理論模型依然是碎片化的，只能解釋部分群體的代際貧困，如社會隔離理論雖然成功解釋了黑人貧困和貧民區問題，但對白人的代際貧困卻缺乏解釋力。Shonkoff and Phillips的一項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研究表明早期個體發展（包括大腦回路和移情能力）受到環境和經歷的影響是以累積的方式進行的，這個過程從產前就開始并延續至整個童年早期。［32］未來的研究方向將會融合心理學、神經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相關理論以解釋“遺傳-養育”（Nature-Nurture）的互動過程。

關于貧困代際轉移的經驗分析主要存在兩個困難：第一，克服變量測量誤差問題，這就要求更長時間的縱向數據。調查數據已經不能適應代際分析的需要，行政管理數據的適度公開十分必要；第二，克服變量的內生性問題。比如，為了測量與父輩貧困獨立的父輩福利領取的代際效應，就要首先對貧困代際轉移建模，忽略了這一步就會導致內生性問題。雖然理論上工具變量可以解決內生性問題，但實踐中合適的工具變量是很難獲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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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J P Shonkoff，D Phillips.From Neurons to Neighborhoods:The Science of 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M］. Washington，DC:National Academies Press，2000.

（責任編輯王瓏）

Abstract: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poverty means the transmission from one generation to the next. The research on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poverty aroused from the debate on culture of poverty.The focus was whether culture of poverty or structural factors leaded to intergenerational poverty.Since 1960s，the empirical evidences based on cross-section data tended to support the latter，but research on new longitudinal datasets suggested that intergenerational poverty were considerable persistent.Five new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were developed to explain intergenerational poverty:the economic resources model，the family structure model，the correlated disadvantages model，the welfare culture model，and social isolation model.Recent empirical studies supported the models to various degrees.Future research is to explai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nature versus nurture"with the correlated theories among different disciplin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mpirical studies depends on the openness of administration data and the modeling of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poverty.

Key words: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poverty；intergenerational poverty；culture of poverty

The Research on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Poverty in USA: an Overview

JIN Jing1，WANG Yan-min2
（1.School of Accountancy，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Bengbu，233030，China；2.Economic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Bengbu，233041，China）

中圖分類號：F171.24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2082（2016）01-0001-07

收稿日期：2015-09-28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11CTJ006）

作者簡介：1.金靜（1980—），女，安徽渦陽人，安徽財經大學會計學院講師，會計學碩士；2.汪燕敏（1980—），男，浙江江山人，安徽財經大學經濟發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政治經濟學博士。